战略转移 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1934 年 4 月，广昌失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已很难实现。在此危急情势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事宜。7 月下旬，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西进湘赣根据地探路。9 月 25 日，国民党军主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10 月 6 日，占领石城。7 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各军团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战略转移。持续一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 月 10 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人员，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第一、二野战军纵队将士等，约 8.6万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1935 年 10 月 19 日，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了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纵横十余省，行程数万里的中央红军主力，胜利抵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11 月初，与同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师。11 月 20 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 年 2月至 7 月，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将西北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1936 年 10 月 9 日，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 月 22 日，红二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长征胜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一、落脚陕北战略的确定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改变十分不利的战局，中共中央在长征初期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做了重要准备。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渡过乌江，进驻遵义，于 15 至 17 日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公馆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央红军用过的油印机

◎红军翻越夹金山

此后，红军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重整旗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通过彝族区，翻越夹金山，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迅速扭转战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县，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

俄界会议保证北上方针的实施。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川西北后，发现这里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前进阵地。1935 年9 月 11 日晚，中共中央北上先行抵达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12 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随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北进越过岷山，于 9 月 18 日抵达哈达铺。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榜罗镇会议旧址

榜罗镇会议决定落脚陕北。红军在哈达铺休整期间，陕甘支队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奉命找寻“精神食粮”时，缴获了一批近期的报纸和西北苏区的略图，从中获悉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喜讯。1935 年 9 月 23 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 60 千米急行北上，从武山、漳县间突破渭河封锁线，于 27 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当即召开政治局常务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二、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创

1935 年 9 月 29 日，陕甘支队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新战略方针，离开榜罗镇北进，当天占领通渭县城。10 月 2 日，继续向陕甘苏区挺进。尔后，胜利翻越六盘山，并向环县和庆阳之间前进。10 月 16 日，第一纵队抵达定边县木瓜城一带宿营。10 月 19 日下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陕甘支队从铁边城进入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起县）。22 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在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由此开始了中共中央领导西北苏区军民开创中国革命和战争新局面的伟大斗争。

◎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图为吴起镇旧貌

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后，迅速击溃尾追而来的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和宁夏马鸿宾部骑兵团，在甘泉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蒋介石深感恐慌，当即命令国民党“西北剿总”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西北革命根据地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自部署指挥直罗镇战役，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兼之”的方针，将敌人放进直罗镇，趁其立足未稳，我军集中力量，将其围歼，再歼敌人的后续部队。据统计，直罗镇战役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一个团，毙伤 1000 多人，俘敌 5300 多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1935 年 12 月13 日，毛泽东一行到达瓦窑堡，与先期到达的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博古等会合。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组织机构表

建立中央党政领导机构。1935 年 11 月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张闻天任书记，下设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白区工作部和党务委员会，下辖中共陕北省委、中共陕甘省委、中共关中特委、中共神府特委和中共三边特委。1936 年 1 月，增设外交部，下辖陕甘、陕北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苏维埃政府，以及之后成立的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1936 年 5 月，为了配合西征，又设立中共陕甘宁省委；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下设财政部、粮食部、司法内务部、劳动部、工农检查局。11月 10 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先后成立、恢复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机构，以及群众团体。

制止和纠正西北根据地“肃反”问题。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领导者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在西北苏区执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干部，使西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吴起后，毛泽东、张闻天听取了赤安县游击队支队队长张明科等人关于西北苏区和正在进行的“肃反”情况汇报，便以中央名义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随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11 月 7 日，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成立了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五人组成的“党务委员会”，负责审理“肃反”事件，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及时制止和纠正了西北根据地“肃反”问题。

◎中共中央为庆祝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问题的纠正，使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中共中央在陕北终于站稳了脚跟，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红军给养、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等问题。1936 年 1 月、5 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先后发动了东征和西征，巩固和发展了西北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争取了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使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做了积极准备。

1936 年 10 月 9 日、22 日，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分别与红四、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长达两年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中国革命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