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千年沧桑：西安碑林的前世今生

古都的晨曦掠过护城河畔，沿着明代城墙，驻足在灰瓦苍檐的千年碑林之内。清晓的车水马龙，消逝在三学街路口，西安碑林博物馆重扉轻启朱门渐开，映入眼帘的碧瓦朱甍雕梁画栋，是巍巍荡荡的太和元气坊。毗邻牌坊的半月形泮池，仿佛是穿越古代的端口，望进泮池的一汪澄澈，凝固成历史的万顷碧波，照映着唐末五代迄今西安碑林形成和发展的历程。那么，就让我们循着这淙淙流水，追溯陕西第一座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西安碑林，乃聚碑殷众蔚然成林之意。作为一座收藏历代碑刻的文化宝库，碑林并非是一项筹谋已久、水到渠成的浩大工程，而是在唐末至北宋三次迁置唐代石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第一次迁置时间发生在烽烟四起、长安剧变的唐代末年。天祐元年（904），朱温胁迫唐昭宗东迁洛阳，长安的宫殿、官署和高第遭到拆除，木料沿渭河而下，百姓恸哭不息。历此浩劫之后，长安一片废墟。同年，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韩建以唐代皇城城垣为基础，缩建了长安城，如此一来，原在务本坊的唐国子监及刊立于其间的《开成石经》《石台孝经》就暴露在了城外。幸运的是，韩建派人将国子监及唐石经的一部分，迁入新城内“原尚书省之西隅”。唐尚书省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西安市北大街以西，北广济街以东，鼓楼以北，西华门街以南这一带，则尚书省之西隅应该在靠近北广济街一侧。韩建迁入新长安城内的国子监在五代至北宋初年，逐渐演变成后来的孔庙，时称文宣王庙，唐石经就置于文宣王庙中。后梁开平三年（909），永平军节度使刘鄩出守长安练兵抚众，幕吏尹玉羽劝他将委弃郊野的其余石经也迁入城中。起初刘鄩认为当务之急是防备岐王李茂贞的军队入侵，因而无暇顾及此事，尹玉羽劝诱说敌军兵临城下的话，会就地取材将石经碎为攻城的矢石，最终以此说服了刘鄩，将其余石经搬迁到了城内。韩建领前、刘鄩随后的唐代石经迁移，可谓是碑林历史的重要源头，奠定了日后碑林最终形成的基础。

新旧《五代史》有韩建、刘鄩的相关记载。韩建，唐末崛起的军阀之一，行伍出身，初不知书，于是让人在他日常使用的器皿和床榻上题名，耳濡目染，渐通文字，平时抚缉兵民，暇时课学书史。刘鄩，出身官宦人家，唐末五代久经沙场屡立战功，谋略过人，后唐庄宗李存勖尝称赞其用兵机变。惜韩建兵变遇害，刘鄩为人鸩杀，皆没有善终，但是他们保护石经的行为，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北宋重修文宣王庙记

唐石经的第二次迁置，发生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目睹唐石经立于低洼之地，很多已埋没腐壤，长此以往将折缺损毁，与其尊经重道的宗旨不合。因此，从元祐二年（1087）初秋到十月底，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将唐石经迁置到了“府学之北墉”。府学，即北宋景祐元年（1034）知永兴军府事范雍创办的京兆府学，原址约设在文宣王庙中或近旁的“原尚书省之西隅”。元丰三年（1080），知永兴军府事吕大防将文宣王庙和京兆府学迁移至“府城之坤维”，即府城西南部。元祐二年（1087），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将唐石经及“颜、褚、欧阳、徐、柳之书，下迨偏旁字源之类”的唐宋碑刻，也一并迁移至府城西南部，置于七年前吕大防迁移过来的京兆府学的北墉。值得一提的是，吕大忠这次迁移石经，不仅改变了石经扑倒摧折的艰难处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还洗剔尘土、补锢残缺，加以陈列展示，碑刻数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个由碑亭和碑廊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西安碑林初步形成。

北宋时期，蓝田吕氏有兄弟四人，号称吕氏四贤。吕大忠，排行第一，皇祐年间进士，元祐年间（1086—1094）历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知陕州，以龙图阁知秦州。绍圣二年（1095）加宝文阁直学士，知渭州，后徙知同州。吕大防，排行第二，北宋仁宗皇祐初进士及第，历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元祐三年（1088）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相八年。元丰三年（1080），吕大防曾主持绘制并刊刻了《长安图碑》，以计里画方、二寸折一里（500米）的比例，刻画出唐代长安城的城郭、街道、坊里、宫殿、衙署及寺庙、道观、楼阁等，此举对于后人考订隋唐长安城布局大有助益。排行第三的吕大钧和排行第四的吕大临则以学问见知。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是古代最早见于文字的村规民约，推行乡礼，关中化之。排行第四的吕大临学术成就最高，初师从张载，后追随程颐，一生著述颇丰，最知名者有《考古图》十卷，是现存第一本记录研究青铜器、玉器的著作。2006 年，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五里头村发掘了吕氏家族墓地，墓园营造始于北宋哲宗熙宁七年（1074），终于徽宗政和六年（1116），共埋葬吕氏嫡系家族 5 代成员。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了令人瞩目的仿古器物和商周古器，正符合蓝田吕氏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收藏家族的身份和地位。

唐石经的第三次迁置，发生在北宋崇宁二年（1103）。知永兴军府事虞策将文宣王庙、府学和唐石经及诸多唐宋碑刻迁移到了西安碑林的现址所在地。虞策不仅建起“宏模廓度，伟冠一时”的庙学，还将“玄宗注孝经石台并文宗群经”，以及“蝌蚪篆隶，龟趺龙首之属”的诸多碑刻，安置在孔庙“宣圣殿后”，建成了一个被称之为“碑院”的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至此，一个以收藏和保护历代碑刻为目的的特定场所——碑林，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虞策，杭州钱塘人，北宋嘉祐五年（1057）进士，崇宁二年（1103）出知永兴军，此时恰逢北宋地方官学大盛，朝廷遍命郡县建学，虞策就是在这样的兴学背景下重建西安府学和孔庙的。

◎金代《重修府学教养碑》

千年之前长安城遭遇的历史性灾难，让曾经被认为承载着王化之本、使鸿学巨儒倾心的唐石经差点毁于兵燹，幸好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多方努力下，唐石经结束了短暂的颠沛流离的命运，至北宋崇宁二年（1103）终于在碑林现址找到了理想的归宿。当然，碑林之所以能够在北宋渐成规模，与当时金石学的发展休戚相关。宋代是金石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在金石学兴起的背景下，古代的青铜器和石刻碑碣跻身于传统精英文化之列，成为文人雅士主要关心的对象。宋人热衷于古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时常进行与金石器物相关的聚会活动，加之统治者以此布政教化的需要加以推动，宋人对金石的关注遂成为社会的流行热潮。这样的时代氛围下，众多好古之士陆续将许多名碑法刻移入孔庙，这些名碑法刻与唐石经一起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从而促成了西安碑林的落定以及日后的发展。

北宋崇宁二年（1103）之后，孔庙、府学和碑林不再迁动，延绵至今。关中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女真族和蒙古族长达二百四十余年的统治，金元时期是碑林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在金太祖、金太宗时政治制度上的部族观念相对浓厚。金熙宗即位之后，开始进行制度改革，转向全面汉化。海陵王在位期间，努力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消除民族间的对立，并于天德三年（1151）建立了国子监。又经过金世宗、金章宗等世，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并立的汉族官学教育体系，成为一个典型的汉化王朝。金代设京兆府以管辖长安，在此期间，曾对京兆府学、孔庙和碑林进行过 4 次整修。贞元三年（1155），京兆亚尹韩希甫视事三日，谒奠宣圣庙，见庙宇坍塌倾圮，认为与朝廷三年一贡举经史取士的重儒精神不相符合，于是向府尹完颜胡女建议加以整修。这次整修主要是对孔庙和府学中颓毁的殿庑房舍进行修复，重绘了孔子和列贤画像，并添补了部分祭器。这是宋金战乱过后的第一次整修，是金朝统治者学习中原汉地典制实行科举新政在地方上的反映。不过，这次整修并没有涉及碑林，直到 5 年后的正隆五年（1160），由耶律隆和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周维甫一同主持的重修工作，才是对碑林第一次有正式记载的整修，其重点在于重修石经的保护性建筑，并较前代有所增建。据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载，贞祐二年（1214），或此前不久，京兆府还有过一次重修，然语焉不详，具体情况无从得知。距此 11 年后的正大二年（1225），任参知政事行省京兆的完颜合达上任后第三年，开始对府学、孔庙及碑林进行全面整修，达到了焕然一新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正大八年（1231），也就是蒙古铁骑占领关中的这一年，金军主动放弃京兆地区，大概打算将碑林石经全部运走，幸亏中途作罢，石经才得以完整地留存下来。

元代汉化的程度虽然逊于金朝，但是对于汉族儒士也实行延揽任用的政策，如窝阔台时期在耶律楚材的影响下，大规模地任用汉族儒士。元世祖忽必烈龙潜之时就接受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制度，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汉族幕僚集团，这些幕僚对他后来的官制改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德十一年（1307），元武宗即位，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恢复了中断 70 多年的科举考试，这一方面说明蒙古族的汉文化水平显著提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颇有成效；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实施，也会促进蒙古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元朝建立后，汉族儒士负责给帝王讲述《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经史，泰定帝时还设立了专门的经筵官，元文宗时设置了经筵机构。西安碑林在元朝统治时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延续，其中对京兆府学、孔庙、碑林的整修，目前可知的就有 8 次之多。蒙古国时期即忽必烈建元中统前后，京兆府的宣圣庙正殿得到修葺，京兆府学得以重建，金代末年蒙受摧扑的石经悉已起立，碑林再次恢复了生机。参与这一阶段整修工作的廉希宪和商挺都曾在忽必烈幕府中效力，两人分任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和宣抚副使时，修孔庙、尊儒士，延请著名理学家许衡为京兆提学使，开办学校、复兴儒学。至元八年（1271），正是这位教育家许衡，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的身份负责筹建了元朝的国子监。入元后，孔庙、府学和碑林又得到了多次重修，可知至迟到至元十三年（1276），整修后的孔庙、碑林，与保存至今的孔庙、碑林的格局基本上相仿。

◎元代加圣号诏碑

自韩建以唐长安皇城城垣为基础缩建长安城后，历经五代、北宋、金、元，新长安城城垣一直未变，“京兆府”的建置也一直沿用至元初，其后改为安西路、奉元路。明洪武二年（1369）三月，奉元路改为西安府，“西安”之名始于此。同年四月，置陕西行省，西安为其治所。洪武三年（1370）四月，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建藩西安。随后，在元代奉元城的基础之上向东向北扩建了西安城，形成了今天西安城内街道的基本布局。明成化七年（1471），陕西巡抚马文升将长安、咸宁二县学，迁建于府学、孔庙的东西两侧，自此形成了一庙三学的建筑格局。有明一代，对西安孔庙、府县三学和碑林的整修共计 11 次。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十二日，关中发生大地震，碑林藏石遭到了巨大破坏，之后的整修工作很多都是补救碑石的，如万历十六年（1588）整理和修复了损坏的经石，还将残断和阙失的内容补刻在96块小石上，竖立在石经之侧。另外，“碑林”这个称谓到了明代才真正出现在金石著作和碑刻题记上。在碑林藏史惟则书《大智禅师碑》的碑阴，就有明代李赞称之为“碑林”的题记。而金石著作中最早使用“碑林”一词，则出现在赵崡《石墨镌华》卷首的“自叙”中：“余居近周秦汉唐故都，诸名书多在焉，西安泮宫碑林为最。”

◎碑林题字

◎碑林示意图

清代是西安碑林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峰期，这与清代金石学的复兴和鼎盛密不可分。金石学在乾嘉以后一度成为文人士大夫竞相追逐的显学，它的发展与乾嘉学派的盛行息息相关。乾嘉学派是清代学术全盛时期的代表，尤其在考据学方面成就斐然，在“实事求是”的主张下开展研究，以求真务实为基本特征。乾嘉考据之学的兴盛，给一度黯淡的金石学带来了空前发展的机遇，也促成了西安碑林的快速壮大，这首先就体现在藏石数量和种类的大幅度增加。1935 年，张知道《西京碑林》所列碑目有 494 种 1424石，这些碑刻绝大多数清末已收藏在碑林。另外，还增加了墓志、石刻造像、经幢、石刻线画等不同类别。其次，清代对碑林、孔庙和府县三学的整修有文字可考者有 14 次，其中单独对碑林进行整修的就有 4 次，且专门立碑记事，摆脱了过去碑林作为孔庙、府学附属的认识。乾隆三十七年（1772），毕沅主持的整修工作最为重要，整个建筑的改筑规模非常大，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长安史迹考》中记载道：“现在碑林设计与屋宇，悉毕沅当时之遗楷也。”毕沅当时严格制订了一系列的具体保护方案，如碑林由巡抚衙门直接负责管理，将石碑按时代加以排列，设栏杆加以防护，令有司加以掌管，限制拓印等，这种措施较前代单一的维护整修有显著的进步。不仅如此，毕沅痛心秦汉旧都众多碑刻均散落于野，发动幕僚和各级官吏大范围搜罗关中遗存的历代碑刻，将之移放到碑林保存，一下子扩大了碑林的规模。毕沅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莅陕，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在陕任职长达 15 年之久。除了西安碑林外，他整修过的文物古迹还有很多，作为一位著名的官员型学者，他还留下了《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等许多金石学论著，对关中文化的传播和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毕沅之后，西安碑林开始朝着向社会开放的独立文化机构转变。清嘉庆之后，“西安碑林”遂名闻天下，成为石刻渊薮之所。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恍惚听到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潺潺流水犹在耳畔，转瞬之间又回到泮池附近，原来是一群参加研学活动的小学生，缓步走过泮桥时发出的琅琅读书声。千年沧桑，在今天依旧焕然夺目，西安碑林正以她的博大精深成为古都长安的一颗耀眼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