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们”成为“人”

通信人 阎连科 作家

我唯一去想的，就是要把“她们”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去理解。

阎连科老师：

你好哇！很感谢赠书，我很快就读完了《她们》，带着一股兴高采烈的劲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高兴什么。老实说，你会触碰这个题材，我很意外也很惊喜，甚至对不少朋友说，这本书代表着中国男作家对女性形象描写的新里程碑，因为跟过去许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比，这本书里的女性不再是男性叙述者的“他者”，不再只是被摆弄或者附属于男性的牺牲品。书中虽然描述的是一个偏远村庄里的女性群像，仿佛是人类学者对农村女性生存状况的田野调查，又饱含着对这些女性的爱与尊重，我们在这些故事中感受到她们身上原始的女性主义色彩，是一种女性反抗的自觉意识。

叙述者虽然是男性，却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来叙述的。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让我激动不已。也许有人会问，男作家带有女性主义视角很难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了，一个男作家主动愿意平等地书写女性，当然是顶顶了不起的事情。回忆一下我们读过的文本，对“好女人”的定义往往是乖巧顺从的弱者形象，她们会被安排一个完美的结局作为奖励，而那些不依附男性的女性，总被刻画成面孔各异的“荡妇”，最终往往落到流离失所或孤苦伶仃的下场，暗含一点道德的警醒。

西方也是这样，从莎士比亚开始，故事里的人物就流露出厌女症，比如哈姆雷特憎恶自己的母亲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啊，罪恶的仓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显然哈姆雷特认为一位好母亲应该是至死都对丈夫忠贞不渝的，他作为儿子替男权社会对母亲进行审判。他对待恋人奥菲莉亚也是粗暴的，由于奥菲莉亚没有听命于自己，而是顺从了父兄，他两次把她推倒在地，劝她去修道院，让人感受到他对女性的厌恶。说白了，跟很多男性不允许女性不听话是一回事，不顺从让一些男性感受到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恐惧导致攻击。

最近又有人提议为了社会和家庭的和谐稳定，让女性重新学习女德，我下意识看了一眼台历，嚯，今年是2020年啊，我还以为穿越时空了呢。女德也称妇德，旧指妇女应具备的三从四德，强调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三从”指的是妇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的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从”就是剥夺女性的主体性，“德”就是要求女性。为什么这个社会总对女性有诸多要求呢？社会和家庭的不和谐都是女性造成的吗？从性侵、家庭暴力到社会上的犯罪事件，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女性，为什么不对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施暴者提出要求及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呢？

我曾经在蒋勋老师书中看到过他对“三从”的解读，他说“过去女人的爱那么简单，在家里反正就听爸爸的，结婚以后就听丈夫的，丈夫死了就听儿子的，这么简单的三从规则，就够用了。她从来不用去烦恼或担忧自己的爱情如何释放，因为社会的礼教已经全部为她设定好了，甚至她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更多的异性。”抱歉，这段话里我只认同最后一句，其他的我认为都是男性用男权视角对女性的解读——女性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反倒被看成获得一种简单明了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心知肚明，过去的女人并非没有欲望，若把“情爱自由”看成是一种麻烦那就太反智了。

上面也许是我言重了。让吃着性别红利的男性作家主动写两性议题，还能拥有平视视角，难上加难。很多男作家写女性成了最提心吊胆的事，一怕自己犯错，二怕被女权主义者们攻击。上野千鹤子指出，一些对母性的讴歌有时也是男权奴役女性的一种意识形态。不少狡猾的男人，借着对女性的赞美，把女性描绘成“圣女”“贤妻”“伟大的母亲”，把女人捧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高度，实际还是在鼓吹自己的男权思想，贬低女性，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反向歧视。就像陈丹青老师说的，“不让须眉”“女子丈夫”，中国人常拿这类屁话奉承女性，其实呢，主语还是“须眉”，还是“丈夫”，分明借此抬举爷们，哪里是尊重女性！

在国内，尽管有一小撮人一直在积极探讨两性议题，可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的女性身上，仿佛女性们已经获得了不少平等的待遇。我们都忘记了那个最庞大的女性群体，她们在农村，有可能是默默无声的，不会在网上讨论自己和身边女性的遭遇，也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阎连科老师把镁光灯投向了这些生命，她们是土地最忠实的守候者，是家族里的连接人，她们有的是阎连科老师家庭里的女性，有的是采访的非家族成员的女性，她们正是被书写得最少的一群人。男性故事的代际相传往往被看作是家族、部落的历史，充满了脸谱化的英雄人物，而她们的故事，她们的欲望，她们的声音，总被排斥在“正典”之外，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权力。

某些时刻，我感受到阎连科老师书写女性时流露出了愧疚和尴尬，有股“原罪”感，尴尬的是男性群体带给这些美好个体的压制，愧疚的是自己也是深受其益的男性。能够自我怀疑的人都是善良的。不同于其他男性作家对女性奉献和牺牲的歌颂，老师笔下的这种尴尬恰恰才是对这些女性的感同身受，我也看到了老师的赤诚和不躲、不回避是需要勇气的。

有些奋力抗争而不惜代价的女人，颇有美剧Why women kill中的决绝，卷进命案来对抗命运的压迫，一个人要被推向多么不能忍受的境地才会逼自己如此冷酷凶悍。最令人动容的是，有些女性在一种很懵懂的状态中实践着妇女解放运动、婚育自由，她们身上萌发着女性意识，在环境的矛盾中挣扎和平衡，她们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外婆和所有让我尊重的女性，相似的命运，相似的付出，应了老师的那句话——“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宛如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

祝老师工作和生活顺利！

祝羽捷

羽捷：

读到来信，忽然有些哑然。

非常高兴你能喜欢《她们》。但说到书中的“女性主义”，其实有些超出了我写《她们》时的预感。所以，这些天面对围绕着《她们》的讨论，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常常觉得不知该怎样回答，总是如你说的那样，落入“愧疚和尴尬”。我必须承认，我也是一个直男。每每读你们的文章，都觉得自己是被淘汰的人，从学识到观念的狭隘、落后让我如蜗牛见了触动它的手，除了躲进壳里去，就别无行路了。你在信中说到从《她们》中读到了“自觉”“勇气”“里程碑”“原罪感”等，反而让我越发羞愧了。因为写作《她们》时，丝毫没有去想这些。唯一去想的，就是要把“她们”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去理解。而且这种理解非常原始和粗浅，觉得自己是人，“她们”为什么就低人一等了。自己能理解自己渴望被尊重，她们难道不是同此心理吗？虽然在书中也谈到一些“平权”“女性学”“第二性”“两性”和“多元性别”等，但初衷都是为了拓展散文写作的彊界去写的，真的没有想到我是在为女性主义说话和写作。

我是太迟钝的一个人，愚到常常在生活中成为别人的笑柄、人家茶余饭后的甜点或者开胃酸梅汤。就是说到书中的“尊重”，也是以我家的亲人为圆点、轴心的。首先把母亲、姐姐、嫂子当作“作为人的女人”——女人也是人，是人也还是女人——是从这儿去理解自己的亲人、亲属、朋友和不相熟的那些女性们。从这儿你可以看出来，我的狭隘是在写作中没有消除的。但你说到男作家在写作中对女性的认识和塑造，我是深有同感的，而且觉得你说的就是我。稍一回顾就能看出来，自己这么多的作品，在作品中写了那么多的女性，其实说到底，也就是写了三个吧：一是女英雄；二是忍辱负重的所谓的贤妻良母；三是“贱女子”。除此似乎再无别的女性了。这一点，我想不仅自己是如此，我这一代的男作家，大约都是如此吧，不过我是他们中间的尤甚者。这样写的理由就是“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这是我这样的人为自己的狭隘、无知找的理由和借口。我这一代的写作被生活经验拖累了。我们的现实里污脏、沉重如一池黑泥潭，所以大家的作品都尽有污泥气，尤其在性别、爱和性的认识上，简直陈腐到如明清时代的人，连宫廷里数百年前的一棵老树上的灰叶都觉得是一种传统和美，真是腐到了如酸菜坛子中的霉菌样。

说起来你可能有些意外，我并不觉得波拉尼奥的《2666》有那么伟大，但在其第一卷中，当读到三个男学者因为都和女批评家有暧昧关系，而最后女批评家决然地弃他们而去，这三个人相聚在一起，几乎都表示尊重女批评家的选择。其中写到这些男性对女性的理解和尊重，不仅使我“意外”，而且使我震惊——我是从这个地方意识到波拉尼奥和《2666》之好的。意识到我们——中国男作家真的写不出这样的书，因为我们对女性的认识不仅腐朽，而且带着小脚与辫子的恶心。

羽捷，关于《她们》，关于女性主义，关于文学中的两性，我是真的粗浅、粗野到无法说。再次感谢你对《她们》的阅读和推荐，也还有许多问题想听你说，等疫情之后，希望请你吃饭听你细细地聊这些。

非常时期，保重！

阎连科

2020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