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如何建构富有想象力的理想生活
通信人 陈嘉映 哲学教授
每一个思想者都是谦抑的思想者，
思的目标不是伟大，而是真诚。
陈嘉映老师：
你好！很高兴以书信的形式和您交流，这也是我一整年都在努力尝试和恢复的——能不能回到一种更加古典的方式和诸位老师们沟通。回到鱼雁往返是不现实了，但至少不只是在手机上给大家点赞，转发和评论微博，或者在直播上看到大家，给大家送上虚拟的花束。我喜欢的艺术家马列维奇说过“人类生发出来的知觉比人类本身更加强烈”，他认为人类造飞机的初衷不是为了把商业信函从柏林运到莫斯科，而是为了满足对于速度、飞翔的知觉。我想这也能解释我为什么开始这个通信计划，并非真得铺开信纸、贴上邮票，大费周折地投送，而是需要共同找回典雅交流的知觉。
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每个人不能出门，我像只痴情的蜘蛛趴在互联网上，疾速地缉捕新闻，立竿见影做出反应。为不相干的事情，网友们时不时地厮打成一团，片言难尽，鱼死网破，很少人愿意饱含耐心地听你把话说完，交流变得即时且粗暴，还有一部分人进入“假死”的状态——他们不再表明自己的态度，曾经不少网上的大V“金盆洗手”，不问网络，沉默是另一种态度，更是失望的表现。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我没有见过家人以外的任何一个朋友，有人在网上建了一个直播房间，邀请我进去和大家“云喝酒”，仿佛网络为我们提供了穿越时空的可能性，可那并不是真正的“在场”，终归不能感受到彼此身体的温度，也不能听见酒杯真正碰撞在一起的声音。如果空间的改变还只是浮光掠影，我感受到人们相处时的心态、共鸣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我坚信，与人分享感情和记忆是每个人的本能，比任何时候，我都渴望与人交流。
有个朋友开旧书店，偶然间在收回来的旧物里发现了几封1982年的手写信，东西是以接近废品的价格买回来的，朋友打电话过去问需不需要送还。卖旧物的人回答说，信是父亲和朋友写的，父亲在医院，情况并不乐观，东西都不要了。朋友把信用坚固的透明文件夹保存起来，恰好被我看到，我如获至宝地读，仿佛走进了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写信人是重庆机械厂的一位工人，写给上海钢铁厂的另一位工人，先是关心了彼此身体的状况，然后讲起喜欢的古典乐，谈到柴可夫斯基、约翰·施特劳斯，并拜托对方用录音机转录这些音乐家的磁带。一纸写竟，有些字写错了，写信人就划掉改正。这样一封信在世上存留了四十年，纸张发黄，薄如蝉翼，再次读的时候仍觉得鲜活，这样感染人，唤起了我对于书信的记忆。
我从小过着平静规律的生活，觉得有人来递信、大人拆信、读信、裁下五花八门的邮票都是顶有意思的事情。对书信的兴趣被激起，我才惊觉自己书柜里就有不少书信集。奈保尔、傅雷、梁启超、曾国藩的家书，都颇具智慧；在民国文人的情书里，徐志摩肉麻直白，读得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最喜欢的是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活泼生动，怪不得大家都说他一生就干过两件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给宋清如写情书；谷林与扬之水持续了二十年的百余封通信，内容围绕约稿、校对展开，谈到读书考证和生活，最让人心折的是信中流露出的亲切古意。
怀着好奇心，我开始阅读一些针对书信的书籍，得益于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学者肖恩·亚瑟等对书信的痴迷，他们收集了女王、皇帝、明星、总统、首相、诗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集中营里的受难者、探险家、人权斗士等各色人物的书信，有道歉信、求职信、情书、公开信、公告、家书、决斗书、外事交涉、战争宣言等题材，让我重温了书信的发展。这些珍贵的书信像琥珀一样，封存着历史关键时刻背后人的情感和内幕，为世界史提供了另一个维度，更加私密，更加感性。
很可惜，书信的黄金时代已经随着手机、互联网普及而结束。我们对科技抱有期待，以为会迎来更加紧密的连接，可惜事与愿违，即便对话框可以随时跳出，我时常觉得比十年前更加孤独——交流的工具越简单，我们越不会交流。西蒙·蒙蒂菲奥里说：“书信是对症生命无常的文学解药，当然也是人们面对互联网的脆弱和不稳定时所需的良药。”有时候，我想刻意避免一些这个时代给的便捷，能与朋友见面的事就尽量不打电话，能写一封信就尽量不用微信沟通，用不便利来改变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从中延缓急切以及减少浮躁。
我也是在看嘉映老师书的时候得到一些启迪，看似交流在高度流通，一切变得急切和脆弱，哲学大师们认为人活着就是对话，荷尔德林说：“人已体验许多。自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彼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聆听”在当下尤为困难。现代化让生活变得简单容易，简化后的生活每个人好似在干巴巴地活着，心是孤独的猎手。我开始写信，也是因为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以及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常常觉得无力还手，也来不及思考。如果人们越来越干巴巴地活着，缺乏精神活动和深度交流。我常常一段时间不看微博就发现自己落伍了，一些新兴的词汇和热门事件不知道来龙去脉，更不可能和朋友以此打趣，大家使用着同质的话语，你很容易掉队，也很容易变成不重要的边缘人。更可怕的是，被煽动起来的集体意识像癌细胞一样快速繁殖，只有情绪没有理性。网上硝烟如云，布满看不见的狙击手，稍有不慎你就会被打成筛子，我已经以身试法过了，滋味很不好受——抨击者并不真正想要说服你，只想迅速压倒你。
这是我一点粗鄙的思考，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不适感并不只是因为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更多时候是这个时代的价值标准、评判标准彻底改变了。我常常怀疑手上在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所谓的“文青”变得有些可笑，对人生的思考和疑惑常常让自己苦不堪言。跟大家在纸上娓娓谈心，用写信互诉衷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逐渐克服了羞耻心，越来越勇敢地暴露自己的缺点，实际上，这也是我无法回避的必然结果——你写得/说得越多，就越暴露底牌。如今跟大家交流，我不想抖机灵，也不想为了冒充聪明说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我不再担心被看到幼稚和不够高明。因为我知道，想要得到真诚的回应，就不能遮遮掩掩，笨嘴拙舌也是因为真实和强烈，就像一个真正坠入爱河的人那样丧失技巧。比起谋求共识，更重要的是相互的理解和宽容。华丽的表象总会褪去，希望我们都能接受真实的自己，用最朴素的方式袒露心声。我承认自己还是有很多困惑：爱、孤独、隔离、身份焦虑、性别偏见、事业、分别、死亡、信仰、旅行、艺术、倦怠与丧、隔离与宅……这些困惑化作书信流转，我忍不住感叹：原来有趣的灵魂跟自己挨得这样近。
我喜欢陈嘉映老师说过的一段话：“未来之思不是哪个伟大思想家之思，而只能在思想者的交谈之际生成。每一个思想者都是谦抑的思想者，思的目标不是伟大，而是真诚。”我们都期望自己可以获得理想中的生活，心揣着对这个时代的怕与爱，我们能不能再次找回一种对话方式，建立深度沟通的可能性，一起抵达更广阔的世界。比起独自在黑暗中踉跄，我更向往建立你我之间的对话，犹如在黑夜中点燃火把，映照彼此的脸。
附近消失，友邻形同陌路，近在咫尺的人充满误解和敌对，与远方的人共享恰如一封信的距离，也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必经之路。日子一天天在手机上划过，内存里是漂亮的照片和碎片化的感受，我想能不能用对话重现个体，用对话接近真实，用对话获得见识，最终建构富有想象力的理想生活？
伫候明教。
祝羽捷上
祝羽捷好！
谢谢你的来信，信中所言差不多我都有同感，我自己也常常想到这些，这里那里谈过一点儿。
记得在哪里读到，考古学家找到古埃及一位富豪的几封家书，他出差在外，向家人讲述他的差旅，指示怎样处理各种家务，印象不大准确，记得这些家书距今应有三千年了吧。我还模糊记得，发掘出来的汉简里也有不少是戍卒的家书，如今都是珍贵的历史学资料。唐诗宋词里，怎能没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科学革命开始之后的很长时间，哲学——科学的演变和发展有一半要从思想家的广泛通信中寻觅踪迹，莱布尼茨的通讯录几乎包括欧洲当时所有重要的思想者。
在我们年轻时候，远程交流全靠写信，箱底至今还积压着大批信件，也积压着好多古老的故事。1968年冬天，我从插队所在的内蒙突泉回北京，有朋友从内蒙乌旗来信，附有给秦生的信，要我转交——这既可省去8分钱的邮票，也有意邀我旁听两位亲密友人之间的交谈。我们那时唱苏联歌曲，一句“Kakim dei beil,takim ostaltsia”（“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流传在青春的忧伤里，这封致秦生的信就沿着这句歌词作结：“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将来不会是这样了。”青春无论多少混乱和迷惘，似乎青春总有未来。我揣上信，暮色中走向邻楼，楼门口围着一圈年轻人——秦生在我们这一带是出名顽主，楼前常有年轻人扎堆。我远远地喊秦生，他们转过头来，我却没有听到期待中的欢快回音；片刻沉默之后，有几个朝我跑来，直迎到我跟前，压着声音：秦生走了。到哪儿去了？两个小时之前，一场时不时会爆发的街头斗殴，一把三棱刀捅进他的后腰。
不多说这些私人回忆，说点儿宏大的。我常说，这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文字主导的历史。读写是高标特立的精神活动，没有任何其他精神活动可以替代。书信又不同于一般著述，它写给特定的人，即使写信人想着将来会公开于世，特定读信人的影子仍在他的笔端。随手抄一段旧时来信——
嘉映：
自7月中旬以来，一直忙着给你写东西，不料又出了一大堆废纸。“说者容易做者难”，真要让我办个专栏，恐怕要误事。不过，人是逼出来的，也许有了责任也就有了动力亦未可知。眼下我是江郎才尽，差不多已活生生地感觉到头脑的枯竭。写了论非暴力原则，论及革命运动中的道义、策略与领袖三者间的关系问题，论及病态的理论兴趣问题等等（不止这些，实在不好意思再多说了）。多篇未完成稿，都觉得太臭，提不起兴趣来修改。我觉得我也许已误入歧途：本不是革命者，却煞有介事地反思革命。与胡君相比较，我现在最大的弱点是下笔不自信，总觉得写出来的东西都十分可疑。常想起《圣经》上的话（我近来又在反反复复地读它）：“你不可论断人，以免别人也同样地论断你。”胡君的反思论道精辟，虽然也有有失武断之处。我的反思就未免像个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批评家”。我眼下害怕一本正经的腔调，虽然我又已经写了好几万字一本正经的文字。且不谈它，我想我总会给你寄点儿东西的（我现在觉得除了写点东西，真不知还可以干什么）。
这些话在你读来也许平平常常，在我，却写着时代的转折，写着这一转折给一代人带来的困境。这封信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是我最后收到的长信之一。没多久，普通人开始用上了fax，私信也沾上了公文的身份。转眼又被email取代。再后，你们年轻人就更熟悉了，微信，facebook。是的，将来不再像从前那样了。那是怎样的将来呢？神经科学最近证实，“数字原生代”的大脑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在智商测验中的表现、反应时间以及工作记忆提高了，同时，共情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进取心降低了很多。
我知道无论哪个时期都有人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巨大转折的时代，但我还是固执自己的看法：两千多年的文字时代正在我们眼前落幕，书信的消失应是一个明显的标记。常听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读书了，而“书”这个字从前更经常用来指书信。太史公《报任安书》，曾国藩家书，确实像典籍那样值得反复咏诵。微信的文字则是一个不同的族类，它们只为传达信息；情感也已转换为信息，编码在表情符号里——这些符号不似纸上的笔迹，体现着独有的经历和心情。无数的比特在基站之间以光速生灭，与之相比，鱼游雁翔的确太慢，受到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书，倒还有几个人在读，却没谁还在写信了。
非非叟原本借读写讨生活，看着文字时代逝去，难能无动于衷；你尝试重拾这种交流方式，闻知而喜。读来信，好像是你偶然读到旧书店淘来的书信而起的因缘，让我想起陋室的角落里还存着一两箱恐龙时代的旧书信，上引的那段就是从中翻检出来的。一直有意整理这些信札，却一直拖着。现在，我应该会及早去做这件愉快且有益的事情吧。倒不是妄想扭转历史大势，但将来的世界，不管怎么发展，总要时时能听到往昔的回声，才算得上人类继续生存。祝愿你继续你的尝试，并得到更多朋友的响应。也希望及早会面，如果不更早，3月份应能在上海相见。
陈嘉映
2021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