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史话(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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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院之名始于唐

现有史料证实,最早使用书院之名的是唐代官府。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随笔》一书中明确指出:“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朝。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袁枚的说法成为书院研究者所公认的最权威的结论。这一说法肯定了两点:“第一,最早使用书院之名者是唐玄宗时创置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第二,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官府的修书之地,而非士子肄业之所,是官府皇宫的图书馆,而不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

丽正书院,也称丽正修书院,又称丽正殿书院。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在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专设校定官四名。《新唐书·百官志》则称:开元六年(718)乾元殿改称丽正修书院,专设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开元十一年(723)又在光顺门外置书院。开元十二年(724)东都明福门外也置丽正书院。这就是说,自开元五年至开元十二年唐玄宗先后在乾元殿、光顺门外、明福门外三处置丽正书院,抄书、修书和校书。

集贤书院,也称集贤殿书院。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三年(725)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随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的丽正书院也改为集贤书院。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的基本职能是修书、校书。其动机和目的重在显示唐代统治者崇儒问道的精神和功德,同时也表明唐代统治者继承和弘扬历史传统、以古鉴今的决心和善举。

起初唐玄宗的大臣名儒褚(chǔ)无量,认为内库旧书自唐高宗以来,一直藏在宫中,历时久远,逐渐丢失、损坏,奏请派专人缮写、刊校,以便弘扬经籍之道。这项建议深得玄宗赞同,遂令在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并广采天下异本,进行刊校。经数年努力,四部经籍,得以充备。玄宗十分高兴,命褚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

有一天,玄宗召集张说和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玄宗对张说讲:“今天,朕与卿等众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为集贤殿。”

遂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并命张说主持院事。很显然,集仙殿明显有道家、道教的意味,改为集贤殿表明了崇儒的精神。

有一次,中书舍人陆坚提出:集贤殿书院学士用人不当,而供俸太高,耗费过重,无益于国家,主张罢免众学士。张说听到后,公开予以驳斥,指出:自古以来,帝王功成之后,往往有骄奢自满之失。

有的大兴池观,信佛奉道;有的迷恋声色,腐化堕落,耗财扰民。如今,皇帝崇儒问道,亲自讲论经籍,聘请众多豪俊之士,创置丽正书院,作为天子礼乐之所,所用费用极少,而所获益处却极大。陆坚之言,实无道理。玄宗得知,深信张说之言有理。陆坚由此而不再受重用了。

自西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成为历代统治者普遍遵循的治国方略。收藏、整理经籍成为统治者尊孔崇儒的重要举措,也是统治者炫耀功德的重要标志。搜集、收藏、刊校、整理经籍成为朝廷的一件大事,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唐玄宗创置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正是为了表明继承和弘扬历史传统、增强统治威力的决心。《旧唐书·职官志》曾详细列举历代藏书、校书之事,以证明唐玄宗置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正是继承汉魏以来的历史传统,也表明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是由汉魏以来的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一类的官府藏书机构发展而来的,并具有类似的职能。

不过,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较前代的藏书、校书机构职能有所扩展,新增了咨询、顾问、侍读、侍讲的职能。通过“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发现“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上奏请求征集,“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据《新唐书·百官志》“集贤殿书院注”称:唐玄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大学士侯行果等曾侍讲《周易》《老子》《庄子》。

侍讲后,玄宗经常赐酒宴,学士与玄宗燕饮为乐,前后赋诗唱和,多得玄宗嘉赏。

《全唐诗》中保留了几首君臣酬和诗,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书院设置的确切时间和部分活动内容。唐玄宗的诗有一首是《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诗前有序,注明时间为“乙丑,开元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还有一首为《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其前几句为:

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

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

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

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

表明唐玄宗崇儒论道、继承古今礼乐、革新制度文章的心愿。

张说的和诗,也极力颂扬唐玄宗的功德。一首为《恩制赐食于丽

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

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还有一首是《赴集贤院学士上赐宴应制得辉字》:

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

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

……

欲知朝野庆,文章日光辉。

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作为为朝廷刊缉经籍、校理图书、征储贤才、侍读侍讲、承旨筹策、撰述待制、辨别邦国大典、以质史籍疑义而备顾问应对的馆阁,固然同聚徒讲学的书院有别,所以,它不是作为“士子肄业之所”的通常意义的教育组织。然而,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较汉魏以来的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一类的朝廷馆阁专为“修书之所”有所发展,增添了侍读侍讲,以质史籍疑义的新职能,不能不说它已步入宫廷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具备了特有的教育功能。特别是搜集、收藏图书,理校经书史籍,极大地启发了社会上一批读书士子利用藏书,在个人研读的基础上,发展成授徒讲学的教育新思路。因此,唐代官府创置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虽非士子肄业之所,但它对于书院教育发展无疑也产生了明显的诱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