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天国之路》看中西“场域”的交互想象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曾创造了辉煌。无论是技术革新、美学突破，还是类型实践等方面，好莱坞都走在了世界电影发展的前列，在文化殖民的过程中树立起了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与美国自身的文化输出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在电影创作上就是一种“跨文化制作思维”——在好莱坞电影中融入“跨国意识”。

这种“跨国意识”首先体现在好莱坞吸纳了许多其他国家优秀的电影人才，如维克多·斯约史特罗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欧内斯特·刘别谦、弗里茨·朗、比利·怀尔德、劳伦斯·奥利弗等，这些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电影艺术家对早期好莱坞电影的辉煌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是制作了一大批跨文化题材的电影作品，如《瑞典女王》《柏林艳史》《月宫宝盒》《酋长之子》《摩洛哥》《青山翠谷》《大地》《黑龙会阴谋》《轰炸东京》等，这些跨国题材的电影作品为好莱坞打入国际市场、完成对东西方电影市场的占有起着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著名文论批评家萨义德（Said）曾说过：“借助对‘古老、优雅的欧洲’或‘神秘、丰饶的东方’的呈现，好莱坞生产出关于世界体系与世界秩序的一套知识，从而为美国控制这一体系和秩序铺设文化及政治基础。”［17］对于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好莱坞在电影制作上也较早地投入了一种关注的目光，从默片《红灯照》（The Red Lantern，1919）、《残花泪》（Broken Blossoms，1919）、《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1918）、《初生》（The First Born，1921）、《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1923），到后来的《龙女》（Daughter of the Dragon，1931）等，通过各种不同的故事讲述，对中国“场域”构筑起了一系列特殊的跨国想象。

对此类好莱坞跨文化题材电影进行分析时，常常因“身份认同”问题，在文化批评上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境地。而张英进提出的那种“对话式的跨文化分析模式”，在解读此类电影作品时似乎更为可取。“因为他对欧洲中心主义和他者中心主义都不甚赞同，而是应该‘通过对话、协商、自我定位和自我适应的过程，我们可以达到跨文化分析的一个新阶段，西方和非西方的文本可以在这里平等地对话，学者们也可以在这里更好理解不仅仅是其他文化，最终也是他们自己的文化’。”［18］正是基于这种“对话式的跨文化分析模式”，本章试图通过一种“交互分析”的方式，把早期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场域”的想象与西方“场域”的描摹结合起来，进而构筑一座可以进行类比和交互的“桥梁”。早期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场域”的跨国想象，不仅体现在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重心城市，如上海、重庆，如《上海风光》（The Shanghai Gesture，1941）、《陈查理在上海》（Charlie Chan in Shanghai，1935）、《重庆来的夫人》（Lady from Chungking，1942）、《重庆夜航机》（Night Plane from Chungking，1943）等，也有将故事背景放置在中国乡村小镇的影片，如《大地》（The Good Earth，1937）、《龙种》（Dragon Seed，1944）、《天国之路》（The Keys of the Kingdom，1944）等。现在看来，当时这些由好莱坞制作的“中国故事”，带有明显的“间离感”，影像中的“中国情调”掩盖不了影片所要推崇和传达的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甚至宗教信仰等。这些早期好莱坞电影对中西“场域”交互想象的特征，在影片《天国之路》［19］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尤其是本片在中西“场域”的“时空建构”“跨文化身份”的“认同焦虑”以及中西方文化博弈几方面，明显地呈现了一种“交互想象”的典型态势。

［17］常江.帝国的想象与建构——美国早期电影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2-83.

［18］陈晓明.“影像中国”的方法——评张英进的跨文化影像研究［J］.当代作家评论，2012（6）：59-66.

［19］《天国之路》，或译为《纪颂福神父在中国》《天路历程》《王国之键》《义薄云天》等，是二十世纪福斯公司在1944年出品的影片。由约翰·斯塔尔（John M. Stahl）导演，改编自英国小说家克罗宁（A. J. Cronin）的同名小说，由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主演。影片讲述了20世纪初，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士弗朗西斯·纪颂福（Francis Chisholm）被派往中国建立天主教教区并进行传教的故事。纪颂福到达中国后，却发现西方的基督教义很难被这里的人们接受。在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孤独、疾病和贫穷以及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他凭借自己的从容和勇敢、坚韧和怜悯，最终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认同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