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小说史视阈下的《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太平广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汉唐小说。
《太平广记》编纂成书的宋初，距离今天已有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距离，这个漫长的历史距离，一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细节甚至大事件，无法完全了解与真切体会编纂当时的情境和过程，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冷静而宏观的态度和方法，在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对其进行观照。
《太平广记》是宋初李昉等十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而成，《太平广记》的编纂成书，是宋初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正如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中所说，《太平广记》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1)，汪绍楹《太平广记》“点校说明”所言，《太平广记》“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2)，因而，《太平广记》实质上是一部主要收录汉唐小说的小说总集。
经过先秦漫长的孕育，在汉唐时期（两汉至隋唐五代），中国古代小说完成了从萌生—雏形—成熟的成长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并不被视为小说。《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的主要是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志怪小说，在《隋书·经籍志》中则主要被著录于史部杂史类、杂传类或地理类等处。《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主要著录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唐五代出现的传奇小说，在《旧唐书·经籍志》等中则多被著录于史部杂传类等处。
《太平广记》客观、准确地把握了小说的本质属性，第一次将汉唐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包括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唐五代时期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传奇小说等汇集一处，也包括了先秦时期的一些尚处于幼稚状态的前小说作品和尚处于雏形状态的准小说(3)。突破了以史志书目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观念的局限，从而在事实上确认了汉唐小说的范围。《太平广记》的见识是卓越的，其所确认的汉唐小说，与今天我们认定的汉唐小说基本一致。鉴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复杂性，小说生产与传播无法与诗文相比，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太平广记》的成书便具有了十分特殊的意义。
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太平广记》的这一贡献，至今无人论及，同时，《太平广记》对汉唐小说的确认和总结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偶然还是必然？《太平广记》的编纂者是如何认识汉唐小说的？又是如何确立《太平广记》的编纂体例、选录原则、标准与范围，从而突破传统小说观念，几乎将所有汉唐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囊括其中？《太平广记》的成书对汉唐小说的保存有何作用？对汉唐小说的传播与经典化又有何影响？如此种种，国内外学术界更是鲜有讨论。
在小说史的视阈下梳理、考察与探究、解决上述问题，是本书的主要学术目标。
一、《太平广记》的速成、镂版和中止
《太平广记》全书共五百卷，目录十卷，是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戊寅，宋太宗下诏开始编纂，李昉总其事，参与编纂的成员包括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张洎、李克勤、徐用宾、舒雅、阮思道、陈鄂、吴淑和吕文仲等人，稍后李克勤、徐用宾、舒雅、阮思道四人退出编纂，王克贞、董淳、赵邻幾三人加入，故最后李昉在《太平广记表》中列出的参纂人员为李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张洎、王克贞、董淳、赵邻幾、陈鄂、吴淑和吕文仲十三人。
如此巨大的卷帙，从开始编纂到成书却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根据李昉《太平广记表》及王应麟《玉海》等的记录，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戊寅，宋太宗同时诏修《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李昉等受命开始编纂《太平广记》，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成书，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十三日李昉上表向宋太宗进书，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至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宋太宗诏令镂版，旋即有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太平广记》的墨板被收藏太清楼。
《太平广记》的编纂与迅速成书，抛开宋初的社会人文背景，在小说史的视阈下，以中国古代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观之，汉唐时期小说的历史发展和小说作品大量涌现所形成的丰厚积累，应该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小说渊源于先秦时期大量存在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轶事故事与丰富发达的史传，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各类故事为中国古代小说准备了题材以及艺术思维和叙事结构方式的话，那么上古以来繁富的史书以及多样化的体制，就为中国古代小说准备了充足的文体样式。在上古以来浩博而充满原始朴素气质的神话传说等故事与系统而多样的史传母体中，经过漫长的孕育，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于先秦至于两汉时期在史学类别的分化中破壳而出。如明人陈言所说：“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4)
刚刚从杂史杂传中分离出来的最初一批小说，其转化还是不完全的，即仍然采用史书的体例，但内容则掺杂了传奇异闻、虚构之事，是史书和小说的杂合体，还是一种准小说形态。准小说形态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现存所见战国时期出现的准小说主要有《穆天子传》《汲冢琐语》《山海经》等，至两汉时期，小说品格更加显著的杂传小说从逐渐兴盛起来的杂传创作中孕育出来，《燕丹子》《赵飞燕外传》《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蜀王本纪》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古代小说在先秦、两汉时期从故事与史书的母体脱胎而出，蹒跚起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小说就其类型而言，主要有搜奇摭异的志怪小说和纂辑言动的志人小说两种。
志怪小说创作在浓郁的宗教氛围和清谈、戏谈之风中兴盛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昌盛，谶纬迷信流行，阴阳五行之说、方术符命之称不绝，凡此皆张黄鬼神，称道灵异，将流传于口耳间的虚诞荒谬的鬼怪幽昧、佛法灵异视为实有之事，乃有以文字著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以“明神道之不诬”(5)，从而涌现出一大批志怪之书，而这些志怪之书的成书与流传，又进一步促进了佛、道及谶纬迷信的布散，“志怪小说相伴道教、佛教而行，与它们互相发明，互相激荡”(6)。四百年间，现存可考者大约八九十种之多，《搜神记》《博物志》《冤魂志》《搜神后记》《异苑》《幽明录》《冥祥记》等为此一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兴盛是由汉代兴起、魏晋继承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和与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品评时人的风气推动的，而魏晋的玄谈之风又对此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主要记叙的就是人物的神情笑貌和玄言高论，它们并不是如史书一样列述个人的生平经历，“只是撷取人物在特定情况下的神情举止和只言片语，一个瞬间，一个镜头，表现的是人物的品貌精神和内在人格”(7)。志人小说今存者，魏晋有《语林》《郭子》等，南北朝有《世说新语》《妒记》《俗说》《殷芸小说》等。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体”之外，志人小说还有如《笑林》《启颜录》这类笑话故事，鲁迅认为：“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也。”(8)
唐五代是传奇小说诞生并走向繁荣的时代，传奇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脱离了先唐古小说的幼稚状态，基本具备了现代文艺学意义的小说特征，传奇小说的崛起和繁荣也意味着文言小说的成熟。
武德初王度《古镜记》揭开了唐传奇发展的序幕，《补江总白猿传》和张
的《游仙窟》继其后。开元至大历时期传奇小说渐多，今所知者有十数种，单篇著名者有何延之《兰亭记》、唐晅《唐晅手记》、张说《梁四公记》《传书燕》《镜龙图记》《绿衣使者传》四篇传奇、郭湜《高力士外传》等。小说集中也有传奇，如牛肃的《纪闻》中就约有二十多篇传奇体作品。大约建中初至乾符末是唐五代传奇小说的兴盛时期，传奇小说的题材更加广泛，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主题的深刻性、技巧的精湛性、风格的多样性都大大超过以往。不但出现了许多以传奇小说名世的大家，如沈既济、白行简、李公佐、沈亚之、蒋防，还吸引了一批诗文家如元稹、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加入传奇家队伍，从而创作出一批高水平的作品。唐五代许多传奇名篇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单篇以外，还有一些传奇志怪混杂而偏重传奇的小说集，如张荐《灵怪集》、戴孚《广异记》、陈劭《通幽记》、薛用弱《集异记》、牛僧孺《玄怪录》、薛渔思《河东记》、李复言《续玄怪录》、皇甫氏《原化记》、郑还古《博异志》、李玫《纂异记》、袁郊《甘泽谣》、裴铏《传奇》等。自广明中至唐末五代，是唐五代传奇小说发展的低落期。唐末近三十年中只产生了六七种单篇传奇小说和十来种志怪传奇混杂的小说集，在五代十国的六十年左右时间里，单篇传奇小说和小说集总共近三十种，与唐末三十年比起来相差不多。
唐五代时期，由于传奇小说的兴起，志怪小说在总体上趋于边缘化，大多依附传奇小说而成集。在唐代小说发展初期的武德初至大历末年，总共出现约二十种志怪小说。在唐五代小说发展的兴盛期，约建中初至乾符末年，志怪小说被传奇小说的兴盛所淹没，志怪小说多出现在一些传奇、志怪混杂互见的小说集中，其中以志怪为主的如《灵怪集》《广异记》《龙城录》《金刚经灵验记》《通幽记》《逸史》《续玄怪录》《酉阳杂俎》《乾
子》《宣室志》《陆氏集异记》《杜阳杂编》等。这些小说水平有高有低，但也各具特色。从广明中至晚唐五代，小说创作进入衰落期，志怪小说与传奇小说、杂事小说多混杂一集之中，唐末如高彦休《阙史》、康
《剧谈录》、刘山甫《金溪闲谈》、严子休《桂苑丛谈》、佚名《闻奇录》、皇甫枚《三水小牍》，五代如王仁裕的《王氏见闻录》《玉堂闲话》《续玉堂闲话》、金利用《玉溪编事》、刘崇远《耳目记》等，都是集志怪、传奇、杂史杂事于一集的作品，多以摭拾掌故遗事为主，体现出小说由文章向谈资和史料的退化倾向。另外，五代时期出现了几部以志怪为主的小说集，包括佚名《感定录》、王毂《报应录》、周珽《儆戒录》、冯鉴《广前定录》、皮光业《妖怪录》、杜光庭《录异记》、徐铉《稽神录》等。内容或者宣扬报应定命，或者录异稽神。
志人小说产生于魏晋士大夫清谈的文化背景中，以记言为主，所以或又称作“清言小说”，是魏晋特殊时代孕育的特殊小说类型，后代既无魏晋清谈，故也就没有志人小说。代之而起的是摭拾遗闻轶事、补史之阙的杂事小说（或称轶事小说），并多以笔记的形式出现。传奇、志怪之外，唐五代时期的杂事小说创作也十分兴盛。据罗宁统计，唐五代的杂事小说（轶事小说）共有一百一十九种（部）(9)。
汉唐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传奇小说、轶事小说以及准小说，这些小说以及准小说，在宋初编纂《太平广记》时，大部分仍然存世，胡应麟就断定宋初时汉唐小说当仍然易见(10)。也就是说，唐末五代，虽然图书散佚、毁失严重，但经太祖尽力收聚劫后所余及征集民间所藏，宋初三馆之书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宋史》云：“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11)据《文献通考》，宋初三馆尚存“有书万二千余卷”，其后，平荆南、蜀及江南、两浙，收得大量图书：乾德元年（963），“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乾德三年（965），“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开宝八年（975）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后来“两浙钱俶归朝，又收其书籍”。同时，在乾德四年（966），又“下诏购募亡书”(12)。经过努力，在宋太宗初年修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时，国家三馆的藏书规模实际上已十分可观，《宋史·艺文志》称“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13)。且在这些藏书中，正如胡应麟所言，“小说本易传”，因而“野史、传记、小说”的数量应当十分巨大。
由此可见，《太平广记》的编纂与迅速成书，与汉唐时期小说的历史发展和小说作品大量涌现所形成的丰厚积累有关。也就是说，《太平广记》编纂与迅速成书，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汉唐时期小说创作巨大成就与小说作品丰厚积累的必然结果。
《太平广记》为宋太宗下诏编纂，李昉等一大批文臣参与编纂工作，并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迅速完成，却在进入雕印程序后突然中止雕印刊行，这又不能不让人颇生疑窦。
《太平广记》的编纂既然来自最高统治者宋太宗的决策，能让宋太宗下诏编纂的书籍停止刊印，必定也要得到宋太宗的同意才可能实现。那么，《太平广记》编成并进入雕印程序后，却突然停止雕印程序，到底出于何种原因呢？
可惜关于此事的相关历史记录却几乎没有。李昉《太平广记表》后仅附言“（太平兴国）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版”(14)，王应麟《玉海》中也仅在“六年诏令镂版”后注云：“《广记》镂本颁天下，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15)后来明人谈恺刻《太平广记》，在其刻序中重复了王应麟语意：“诏镂板颁行，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16)冯梦龙所编《太平广记钞》书前小引也言及《太平广记》停止雕印，大意也基本沿袭王应麟所说：“二书既进，俱命镂板颁行。旋有言《广记》烦琐，不切世用，复取板置阁。”(17)
窃以为，王应麟所言“非学者所急”这一理由，支撑其成立的核心理念，应该说实际上是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这说明，在宋初，以李昉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虽然超越了传统的小说观，倾力编纂而成具有总结性意义的《太平广记》，但仅此理由，就让已经成书、且得到皇帝同意并下诏雕印的进程停止，足见传统小说观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太平广记》在书成并进入雕印程序后被突然中止，成而不刊，暴露出中国古代小说深刻的发展困境。
中国古代小说的困境，从本质上说，源自于根深蒂固的小道观念所形成的偏见和歧视，这种偏见和歧视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与传播的巨大阻碍。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源自于“小说”一词的原始本义。我们知道，“小说”一词首次见于《庄子·外物》篇中，是指与主流见解或主张不一致的“另类”观点或思想，并有贬抑、轻视之意。小说的这种原始本义，对中国古代小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小说的原始本义中的另类观念或思想含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边缘定位的根源所在。”“其次，小说的原始本义即另类观念或思想中所隐含的贬抑与轻视态度，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被轻视的根源所在。”“再次，小说的原始本义中的另类观念或思想含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被赋予子书身份的根源所在。”(18)也就是说，对小说的偏见和歧视，是伴随“小说”一词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中国古代小说与生俱来宿命式的遭际。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设“小说家”一类，并以严肃的历史叙述，将诸子十家分成了两大类：一是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一是小说家。并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19)也即第一类九家是“可观者”，而小说家不在其中，单独一类，推之则当不可观，或可观者不足。因而这两大类是不平等的，单独一类的小说家显然不能与其他九家等量齐观。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论述，一方面将小说归入诸子，给予了小说子书身份；一方面却又将其排除在“可观者”之外，偏见和歧视明显且毫不隐讳。由于班固历史叙述的权威性和巨大影响，对小说的偏见和歧视也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成为人们对待小说不假思索的态度和认知。
因此，从“小说”一词诞生开始，偏见与歧视也随之而生，这种偏见和歧视态度一直伴随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即使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中将“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的野史杂著称为“偏记小说”(20)，赋予了小说史书的身份，但也将其视为与“正史参行”的外乘，实质上仍然沿袭了班固对小说的定位，包括偏见和歧视。这种对小说的偏见与歧视，必然对小说创作与传播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此举二事，以窥斑知豹。
一事是韩愈作《毛颖传》引发的质疑。
韩愈所作《毛颖传》，具有明显的小说品格，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它是一部“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21)。李剑国先生认为它“明显借鉴了小说的构思和技巧”，他说：“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写过许多接近传奇小说的作品，如《毛颖传》《圬者王承福传》《谪龙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宋清传》《童区寄传》等，明显借鉴了小说的构思和技巧，而《石鼎联句诗序》《河间传》《李赤传》等则是比较典型的传奇文了。”(22)韩进廉认为它是一篇“记传体寓言小说”：“《毛颖传》借为‘毛颖’（毛笔）立传，斥责统治者寡德少恩，抒写自己郁结心头的不平。从体例、结构、语势、格调看，是传记；编造故事阐扬道理，又是寓言；设幻为文，围绕中心人物铺叙情节，又是小说。确切地说，是一篇记传体寓言小说。”(23)韩愈作《毛颖传》成，立即引来一片质疑之声，裴度在《寄李翱书》中云：“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意之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24)裴度的疑问可能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疑问，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可以作小说的讨论。其中，张籍先后两次致书韩愈，认为韩愈写作《毛颖传》这样的文章，是“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25)。韩愈也两次回复，对其质疑加以辩驳。如韩愈第一通答书云：“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若商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当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讥，敢不承教。”(26)指出《毛颖传》之作，是“为戏”之作，这种为戏之作，不妨碍为诗文传圣人之道，就如人生之酒色，是必不可少的。当时未在京城的柳宗元，也参与了讨论，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站在韩愈立场，支持韩愈。
这次围绕《毛颖传》的讨论，可以视为小说与正统诗文之间的一次对话，是一次关于小说地位问题的专题讨论。其意义在于：“深化了人们对小说的认识，特别是对小说艺术审美特征独特性的认识。在对话中小说存在的合理性得到了充分论证，为小说在文学体系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应该说，这次对话对小说地位的提高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次对话之后，小说的‘异馔’之味特征得到了普遍认同，小说的不可取代性也得到了承认，小说也在实际上获得了相应的独特地位，虽然还无法与诗文比肩。”(27)细究张籍质疑的出发点，显然是如韩愈这样的大家，不应该作小说，甚至类于小说的文章也要避免。这无疑是坚持了小说“君子弗为”的观念，张籍的态度在唐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代表性。因而张籍对《毛颖传》的质疑，实质上反映了存在于人们心中对小说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以及这种偏见和歧视的广泛和强大。显然，对小说的偏见和歧视，就创作方面而言，无疑会阻碍才学皆具的优秀之士参与小说创作，迟滞小说艺术的提高与完善。许多观念正统的文人士大夫甚至以染指小说为耻，即便万一操觚，也总是万般躲闪，或借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或托名他人，或干脆隐姓埋名。
另一事是韦绶因“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被罢侍读的遭遇。
韦绶因“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而被罢侍读，《唐会要》卷四言及：“元和十年，皇太子侍读、谏议大夫韦绶奏……其年五月，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太子因侍上，或以绶所能言之。上谓宰臣曰：‘侍读者当以经术传导太子，使知君父之教，今或闻韦绶谈论，有异于是，岂所以传导太子者？’因此罢其职，寻出为虔州刺史。”(28)
韦绶，字子章，京兆万年人。韦绶罢侍读之事，《旧唐书·韦绶传》亦有载：“绶无威仪，时以人间鄙说戏言以取悦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绶语，宪宗不悦，谓侍臣曰：‘凡侍读者，当以经义辅导太子，纳之轨物，而绶语及此，予何望耶？’乃罢侍读，出为虔州刺史。”(29)《新唐书·韦绶传》亦载，其云：“方太子幼，绶数为俚言以悦太子，它日侍，太子为帝道之，帝怒曰：‘绶当以经义辅导太子，而反语此，朕何赖焉？’外迁虔州刺史。”(30)《新唐书·韦绶传》又言及韦绶“有至性，然好不经”(31)。《唐会要》言韦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新唐书·韦绶传》言韦绶“有至性，然好不经”“数为俚言以悦太子”，《旧唐书·韦绶传》言韦绶“时以人间鄙说戏言以取悦太子”。所谓“俚言”“鄙说”“不经”，皆指韦绶所通之“人间小说”即小说。于此可见，小说被认为是非“经术”“经义”者，一般人不应该阅读，太子更不该阅读或听闻，实质仍然是对小说的偏见和歧视。因而，单从小说传播角度而言，对小说的偏见和歧视，无疑也限制了小说的传播和接受，阻碍了小说读者群的扩大与影响力的扩散。
偏见和歧视始终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历史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宋初《太平广记》的编纂和中止雕印、成而不刊，正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汉唐时期的客观发展和发展中无法摆脱的困境。同时，明了这一点，有助于客观理解和评价《太平广记》编纂成书的小说史意义。
二、《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的确认、总结和保存
李昉等奉宋太宗之命编纂而成的《太平广记》，主要收录汉唐时期的小说。作为一部类编性的总集，《太平广记》共计列有七千零四十三条标目，其中一些标目下有二则至数则不等的不同篇章，故其实际所录小说、准小说当多于此数。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太平广记》的小说史意义，最主要的当然还在于对汉唐小说的确认、总结和保存。
《太平广记》书前有一个《太平广记引用书目》，我们认为，这个《太平广记引用书目》虽然存在诸多疑问，但可以肯定当为成书时所既有，为李昉等编纂者所编定。《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录书三百四十三种，为《太平广记》实际引书的一部分。《太平广记》实际引书，根据我们的统计，包括经部书约八种，史部书约一五五种，子部书约一九九种，集部书约一〇种，不见于历代史志书目著录而不做分类者约有八八种。另有汪校本注出某书，而他本注出与之相异；或汪校本脱缺出处，而他本注出某书，且此书尚未计入者，约二九种。因此，《太平广记》的实际引书，如果只计汪校本而忽略他本差异，《太平广记》的实际引书约四六〇种。《太平广记引用书目》既为李昉等《太平广记》编纂者所制作，且今传《太平广记》正文多有缺出处者，故今见于《太平广记引用书目》而今传《太平广记》不见注引者，也应当计入，则《太平广记》实际引书约四七四种。如果再计入汪校本无而见于《太平广记》其他传本者，则《太平广记》实际引书约五〇三种。
以李昉为首的《太平广记》编纂者，基于对小说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以故事性与人物中心为原则，严格选篇，从这大约五〇三种书中选录篇章，部帙轻者、重要者几乎全部选入，部帙重者、大者选其代表性及重要篇章，从而实现了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的巨大成就(32)，完成了一次对汉唐小说的收集、清理、确认、总结，并在客观上实现了对汉唐小说的保存。
首先，《太平广记》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小说观念下的广义中国古代小说即文类小说，通过搜集、选录业已被纳入文类小说中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确认了传统小说观念下的文类小说中这些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包括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的小说身份与地位。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中，其最初的含义，是指与当时所公认的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不一致的言论或见解，或可说是与主流思想不相一致的另类思想(33)。至汉代，班固根据刘向、刘歆《七略》中对小说的子书定位，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设小说家类，确立了小说的子书身份，并由此形成了最初的文类小说，也即子部小说。至唐代，刘知幾撰《史通》，借用小说概念并仿效子部做法，引入“偏记小说”概念，将“多以叙事为宗”、“能与正史参行”的野史杂著称为“偏记小说”(34)，以“偏记小说”之名，统称他认为属于史部而不能归入史部现有类别的野史杂著。其所谓“偏记小说”，实际上与诸子类或子部的“小说”概念同义，“偏记小说”即小说。如此，刘知幾的“偏记小说”实际上就是在小说原来含义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小说新的含义，同时还赋予了小说史流身份，并由此形成史部小说。很显然，“偏记小说”也属于文类小说。自中唐以降至宋初，在传统小说观念下，同属于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即文类小说的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逐渐融合，即文类小说在班固《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子流之小道观念的基础上，纳入了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的正史之外乘的“偏记小说”观念。这种新的小说观念在史志书目子部小说类中著录之书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崇文总目》稍后于《太平广记》成书，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太平广记》编纂时的小说观念和小说认知。《太平广记》接受了宋初传统小说观念的新变，客观、理性对待文类小说范围的扩大，从文类小说中大量搜集、选录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和杂事小说。
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早成熟并发达起来的小说类型，主要记载神仙鬼怪及其他异事，内容上的虚诞不经与体制上的丛残小语是其显著特征，也因其所记短小、内容繁杂，其文本存在形式多为丛集。李剑国、陈洪先生如此定义志怪小说：“志怪小说是一种以杂记怪异之事为主的小说丛集。”并将其分为四种类型：“杂史体、杂传体、杂记体、地理博物体。”(35)《太平广记》搜集大量汉唐时期的志怪小说书，并从中选录篇章，稍后被著录于《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的有《神异经》《述异记》《续齐谐记》《还冤志》《博物志》《洽闻集》《酉阳杂俎》《妖怪录》《感定命录》《儆戒录》等等。《太平广记》选录志怪小说书的数量是巨大的，从其实际引书可以看出，可以说基本囊括了汉唐时期绝大部分重要的志怪小说书。
志人小说指的是主要记载人物言行片断的小说，其书写形式就是“丛残小语”。其渊源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魏晋南北朝特殊的人文环境中兴起并走向繁荣。《太平广记》选录的志人小说书，稍后被著录于《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的有《世说》《谈薮》《笑林》等，除此之外，《太平广记》选篇还涉及如《语林》《启颜录》等志人小说书。
志人小说产生于魏晋士大夫清谈的文化背景中，以记言为主，所以或又称作“清言小说”，是魏晋特殊时代蕴育的特殊小说类型，后代既无魏晋清谈，故也就没有志人小说。代之而起的是摭拾遗闻轶事、补史之阙的杂事小说。当然，在魏晋南北朝已有杂事小说，如《西京杂记》、殷芸《小说》等即是。《太平广记》选录杂事小说书，稍后被著录于《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的有《小说》《摭言》《演义》等。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广记》选录杂事小说书，不仅仅限于子部小说类，而且扩展到那些被著录于史部的杂事小说书。杂事小说，以其内容的性质而分，大致可划为四类：杂史类笔记，如刘
《隋唐嘉话》、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李德裕《次柳氏旧闻》、郑棨《开天传信记》等等；诗话类笔记，如范摅《云溪友议》、孟棨《本事诗》、卢瓌《抒情集》等；专题性笔记，如南卓《羯鼓录》等；考据性笔记，如封演《封氏闻见记》、李匡文《资暇录》、苏鹗《演义》等(36)。《太平广记》选录了大量的杂事小说，在《太平广记》选篇涉及而见于史志书目著录的实际引书约一五五种史部书中，绝大多数是这类杂事小说书。另外，在《太平广记》卷四九三至卷五〇〇中，则以“杂录”为一类，专门选录杂事小说。
《太平广记》客观、理性地接受了自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小说观念和刘知幾的“偏记小说”观念，通过搜集并选录业已被纳入子部小说类和被置于史部各类中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包括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和杂事小说，确认了这些通常意义上的小说类型的小说身份和地位。
其次，《太平广记》承认了唐人传奇小说的小说属性，通过搜集、选录唐人传奇小说，在事实上将新兴的传奇小说纳入小说范畴，确认了唐代新兴的传奇小说的小说身份与地位。
传奇小说诞生并繁荣于唐代，它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脱离了先唐古小说的幼稚状态，基本具备了现代文艺学意义的小说特征。不过，传奇小说在产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并不把它叫作传奇，而是将其称为传记或杂传记，可以肯定的是，唐人还没有将他们自己称为传记或杂传记而后来被称为传奇小说的新兴小说类型视为小说。
李昉等编纂《太平广记》首先承认唐人传奇小说的小说属性，在《太平广记》中搜集并选录了大量唐人传奇小说。一方面，在卷一至卷四八三中，按照所属类别，在选录志怪、志人、杂事小说的同时，选录大量唐人传奇小说，如单篇传奇小说《续江氏传》（《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周秦行纪》，传奇小说集如《传奇》、《元怪录》（《玄怪录》）、《续元怪录》（《续玄怪录》）、《异闻集》《纂异记》等等；另一方面，又在卷四八四至卷四九二中以“杂传记”单独为一类，专门收录唐人传奇小说《李娃传》《东城老父传》《柳氏传》等十四篇唐人传奇小说。检视这些传奇小说可知，与志怪志人杂事小说一起选录于卷一至卷四八三中的唐人传奇小说，在题材上与志怪一脉相承，多属非现实题材；而选录于卷四八四至卷四九二中的唐人传奇小说，则属于现实题材。
但是，如此单独立类，与《太平广记》多以题材内容分类的做法不一致，又表明这种接纳与承认还显得犹豫不决，暗含区别之意。这从稍后成书的《崇文总目》可得到证明。也就是说，宋初的主流小说观念还没有实现对传奇小说的完全接纳，主流小说观念对唐人传奇的完全接纳则要到元、明时期才最终完成，并在如元代的虞集、陶宗仪以及明代的杨慎、胡应麟、臧懋循的著作中有了相应的理论论述。《太平广记》在其时主流小说观念还没有完全接纳唐人传奇小说的情况下，通过不同方式搜集并选录各类唐人传奇小说，在事实上将新兴的传奇小说较为完整地纳入了小说范畴，不仅承认了唐人传奇小说的小说属性，而且确认了唐代新兴传奇小说的小说身份与地位。这一做法，无疑会有助于人们对唐人传奇小说的小说本质属性的认识和接纳。《太平广记》的这一做法是有胆识和远见的。
第三，《太平广记》通过搜集、选录文类小说以外的各种著述包括经部书和集部书以及子部书中的小说、准小说，揭示并确认了宋前中国古代小说从寄生走向文体独立的客观历史事实和过程，发现并确认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文类、文体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
毫无疑问，《太平广记》主要选录汉唐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传奇小说，且其所选录，基本涵纳了汉唐时期主要的、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传奇小说；同时，《太平广记》也从文类小说中那些通常意义上的小说之外的各类著述中选录小说、准小说。其中经部书如《说题辞》《说文》、王僧虔《名书录》、王僧虔《图书会粹》、张怀瓘《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南卓《羯鼓录》、羊欣《笔法》等，集部书如《本事诗》、卢瓌《抒情集》、白居易《白居易集》、李德裕《穷愁志》、皮日休《皮日休文集》、顾云《顾云文集》、郑谷《郑谷诗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王贞范《洞天集》、杜牧《樊川集》等，子部书如《贾子》《管子》《墨子》《淮南子》《论衡》、谢赫《画品》、袁昂《书评》、张彦远《名画记》、朱景玄《画断》等。《太平广记》从这些著述中选篇，少则一条，多则至十数条或数十条，但无论选录多或者少，无不坚持了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本质属性，遵循故事性与人物中心的选篇原则，所选的篇章多具有比较鲜明的小说品格。
也就是说，《太平广记》不仅从属于子部小说类书中选录篇章，也从几乎四部书其他所有类别的书中选篇。由此看来，李昉等《太平广记》的编纂者认为，小说除了存在于史志书目中的小说类之外，还存在于四部书其他所有类别中。《太平广记》的这一认知和做法，符合中国古代小说渊源于先秦以来经史、诸子中的各种故事和从史传分流而来的客观事实，符合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生态。先秦、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从萌芽兴起到成熟的过程。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萌芽，源自于地理博物学的志怪化与史乘的分流(37)，在先秦各类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逸事”和发达的史传中产生并逐渐成熟、兴盛(38)。在这一阶段，大量的尚处于幼稚状态的前小说作品和尚处于雏形状态的准小说必然依附或寄生于各类著作之中，存在形式也确实多种多样。
因此，《太平广记》不仅选录了汉唐时期大量典型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杂事小说与传奇小说，也选录了少量汉唐时期（也包括先秦）的准小说甚至前小说形态作品，从而全景式地呈现了汉唐小说（也包括先秦小说）的历史生态，完成了一次对汉唐小说的整体确认和总结。
也正因为《太平广记》完成了一次对汉唐小说的整体确认和总结，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39)，《太平广记》对于保存汉唐小说，也具有重要意义。明代的胡应麟对此有深刻认识，他曾论及宋初三大书的编纂对于保存相关文献的重要意义：“宋初辑三大类书，《御览》之庞赜，《英华》之芜冗，《广记》之怪诞，皆艺林所厌薄，而不知其功于载籍者，不眇也。非《御览》，西京以迄，六代诸史乘煨烬矣；非《英华》，典午以迄，三唐诸文赋烟埃矣；非《广记》，汲冢以迄，五朝诸小说乌有矣。”(40)“非《广记》，汲冢以迄，五朝诸小说乌有矣”，《太平广记》的编纂最初并不是为了保存小说，然而，《太平广记》的成书，却客观上有利于汉唐小说的保存，而历史早已证明，事实也确实如此。
第四，《太平广记》通过周密的体例设计，将汉唐小说按照题材内容分为若干类型，并按类编录，客观上第一次为汉唐小说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实现了对整个汉唐小说故事类型的总结，完成了一次对汉唐小说初步的故事学考察。
《太平广记》在总体格局上借鉴了类书体制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类编格局。因其主要收录小说，几乎囊括了汉唐时期的所有重要小说，且大多全文照录，因而又具有了小说总集的性质。《太平广记》无类书通常的“部”，而直接分“类”，《太平广记》五百卷，从卷一“神仙”到卷五〇〇“杂录”，分为九十二类，其中一些类后有附类，在九十二类之外，总共另外又附有二十二类，这些附类应该与九十二类是并列的，计入这些附类，《太平广记》实际分为一百一十四类。在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中，一些类下不再分立子类，一些类下又分立若干子类，分立子类者又有不同情况：一是类下所有篇章全部分别归属若干子类，一是类下一部分篇目不再分立子类，一部分篇目又归属某一子类，后一种情况，不设子类的不分，可视为类与子类重合，还有一种情况，某一类下分若干子类，而子类中又有附类。综合以上各种情况，总计《太平广记》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下所有子类，共计有二百三十九个子类。
不难看出，《太平广记》的体例设计，在总体的类编格局之下，采取按类录篇的体例。这种体例简洁方便，展卷即类，类下即篇，极便于翻检阅读。同时，由于类目大致按照题材内容设立，因而又具有概括与提示此类下所有故事主旨和内容的作用。
《太平广记》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的编排顺序，遵循了类书编排的基本逻辑，各类的顺序安排，大致按照如下顺序排列：
神仙异人——人事——神鬼妖异——风雨山水珍宝——草木兽鸟鱼虫——杂传记杂录。
其实，如果回到《太平广记》的编纂初衷及其小说总集属性，不难发现，《太平广记》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的次第编排，主要遵循的还是小说自身的本质属性与小说发展演变的基本逻辑。
因其主要按照题材内容进行区分，《太平广记》所分的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其实就是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故事；二百三十九个子类其实就是二百三十九个子类故事。《太平广记》这种按照题材内容分类编录的做法，实际上把不同类型的故事区别开来，把具有同源或同类故事的小说归为一类并汇集一处。那么，《太平广记》就基本实现了对整个汉唐小说故事类型的总结和区分，是一次对汉唐小说初步的故事学考察。并通过类名的设定，总结出汉唐小说中各故事类型的主题；通过选录相应篇章，大致呈现出每一类故事的概况。
总之，《太平广记》的编纂成书，以李昉为首的《太平广记》编纂者，不囿于传统小说观念的局限，客观、理性地对待传统小说观念，准确把握了小说的本质属性，对宋前或者说主要是汉唐时期的小说做出了符合小说历史生态客观实际的准确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对汉唐小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收集、清理、确认、总结和辑存，并在客观上有利于汉唐小说的保存和利用。
三、《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的传播、接受和影响
《太平广记》编纂完成后，两宋以降至于明清，《太平广记》的抄本、刻本以及各种节本相继出现和流传，从朝廷、士林到民间，使人们有机会方便地接触汉唐小说、阅读汉唐小说，不仅深化了人们对汉唐小说及其特征的认识和把握，推动了汉唐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也促进了人们对《太平广记》中所体现、承载的小说观念的接受和认同，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史，对于《太平广记》成书之后的宋元明清而言，《太平广记》主要是作为汉唐小说读本、小说艺术的榜样与小说、戏曲题材的资料库而存在。
第一，两宋以降，作为几乎涵纳了所有重要汉唐小说的总集，《太平广记》是人们阅读、欣赏汉唐小说最为重要的读本，在汉唐小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广记》采用了类书体制而又不完全依循类书体例进行编排，特别是对入选篇章采取全文收录的做法，使《太平广记》具有了小说总集的性质。加之其精当的选篇原则、对小说属性的深刻认知和把握以及编纂者卓越的识见和眼光，《太平广记》将几乎所有汉唐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都纳入其中，不仅具有广泛性、全面性，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胡应麟云：“汉、唐、六代诸小说，几于无不传者，今单行别梓虽寡，《太平广记》之中，一目可尽。《御览》诸书，往往概见。郑渔仲所谓名亡实存也。”(41)《四库全书总目》亦云：“凡分五十五部，所采书三百四十五种。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之家渊海也。”(42)鲁迅先生认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第一就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43)。也就是说，由于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太平广记》成为人们了解汉唐小说的最佳读本，成为人们阅读、欣赏汉唐小说的首选。
编纂者之外，《太平广记》的第一个读者当然是宋太宗，宋太宗嗜读，《太宗皇帝实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都记载其每天阅读《太平御览》三卷的事实。在《太平广记》编纂期间或者完成之后，可以肯定，宋太宗或当也如阅读《太平御览》一般每天阅读《太平广记》。大约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太平广记》的抄刻，《太平广记》从皇帝的御览之书逐渐成为士大夫的掌中读物、民间普通人的阅读之书，成为人们了解汉唐小说的读本。从现存文献资料看，两宋以降的人们阅读《太平广记》，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消遣与娱乐。宋太宗的阅读应该属于此类。宋太宗虽自言“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44)，但主要还是消遣娱乐，李光地说：“宋太宗终日下棋，罢，即看《太平广记》，人谏其太勤，曰：‘吾以此避六宫之祸耳。’”(45)指出宋太宗读此书主要是用于消磨时间，以此避免自己沉迷或陷入后宫温柔乡。南宋张邦基阅读《太平广记》也主要在于消遣娱乐。他说：“建炎改元冬，予闲居扬州里庐，因阅《太平广记》，每过予兄子章家夜集，谈《记》中异事，以供笑语。”(46)阅读小说以消遣娱乐，也符合一直以来人们对待小说的态度。
二获取知识、参悟道理。除了娱乐与消遣，人们阅读《太平广记》，也开始注意从中获取知识，甚至参悟道理。如苏轼阅读《太平广记》，得求雨之法：“旧见《太平广记》云：以虎头骨缒之有龙湫潭中，能致雨。仍须以长绠系之，雨足乃取出，不尔，雨不止。在徐与黄试之，皆验，敢以告。”(47)又因阅读《太平广记》知李白子伯禽因慢神而死：“偶读《太平广记》，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为嘉兴乍浦下场杂盐官，侮慢庙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48)并从中得出“不肖子代不乏人”的历史道理。
三是获取参证资料。《太平广记》成书之后不久的两宋时期，人们已开始在诗文以及诗文笺注或其他著述中利用《太平广记》相关事典或相关资料作为旁证。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服药不如独卧”云：“世所传道书杂载神仙秘诀，有云服药千朝，不如独寝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读顾况《琴客诗》云：‘服药不如独自眠，从他别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语。然《太平广记·彭祖传》云：‘服药百裹，不如独卧。’又知道书本此。”(49)就是把《太平广记》中相关故事当作参证资料运用。
四是获取故事资源。把《太平广记》当作获取故事的宝库，则主要是宋元说话艺人。罗烨《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称说话艺人“幼习《太平广记》”(50)，而说话艺人之所以要“幼习《太平广记》”，就在于通过阅读《太平广记》积累大量各种类型的故事，以便将来表演之用。
第二，两宋以降，作为集汉唐小说之大成的《太平广记》，几乎包罗了汉唐小说的所有经典作品，在汉唐小说影响宋元明清小说、戏曲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宋元明清小说、戏曲创作接受汉唐小说、学习汉唐小说艺术的过程中，《太平广记》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
汉唐小说对继之而起的宋元小说、戏曲有直接的影响，汉唐小说不仅影响了宋元文言小说，也对宋元时期兴起并走向兴盛的说话艺术及其文本——话本小说有重要影响，对宋元戏曲创作也有重要影响。对宋元文言小说而言，面对汉唐文言小说特别是唐人小说的成就，学习和模仿汉唐小说成为其必然选择。对宋元说话艺术及其底本的话本小说以及戏曲而言，汉唐小说的影响主要在题材方面，许多宋元话本小说以及戏曲的故事题材源自汉唐小说。而汉唐小说对宋元小说、戏曲影响的发生，主要是通过《太平广记》实现的，《太平广记》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
汉唐小说不仅直接影响了紧随其后的宋元小说、戏曲，也对与之隔代的明清小说、戏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简单的故事情节的沿袭和摹仿，也体现在更深层面的艺术手法的继承和运用。
面对汉唐文言小说特别是唐人小说的巨大成就，学习和模仿、借鉴汉唐小说艺术成为宋元小说、戏曲的必然选择。两宋以降至于明清的小说家、戏曲家接触、了解汉唐小说，学习、借鉴汉唐小说艺术，主要途径就是阅读《太平广记》来实现。《太平广记》作为一部类编性质的汉唐小说总集，正如胡应麟所说：“汉唐六代诸小说，几于无不传者，今单行别梓虽寡，《太平广记》之中，一目可尽。《御览》诸书，往往概见。郑渔仲所谓名亡实存也。”(51)《太平广记》汇集几乎所有重要的汉唐小说作品，“《太平广记》之中一目可尽”，一书在手，而可尽览，十分方便，因而通过阅读《太平广记》接触、了解汉唐小说乃至学习、借鉴汉唐小说艺术，应该是两宋以降人们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罗烨《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提到勾栏瓦舍中的说话艺人“幼习《太平广记》”(52)，虽专就说话艺人而言，其实这也当是宋元时期大多数小说家、戏曲家以《太平广记》为中介接受汉唐小说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故两宋以降的小说、戏曲在袭取、利用汉唐小说艺术遗产的过程中，《太平广记》实有着桥梁作用，成为二者之间至关重要的中介。
第三，两宋以降，作为一部按照题材内容分类编录、具有类编性质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是小说、戏曲创作重要的题材资料库。
由于几乎将汉唐小说全部收录，《太平广记》也成为一座后世小说、戏曲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料宝库。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之家渊海也。”(53)
《太平广记》被视为小说、戏曲创作的资料库，这在宋元时期其成书之后不久就迅速显露出来。比如，对于两宋兴起并走向兴盛的说话艺术及其底本的话本小说，《太平广记》就充当了资料库的角色，罗烨《醉翁谈录》中言及说话人修养时所谓“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54)，将学习并熟悉《太平广记》作为说话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就是最好的体现。宋元戏曲包括杂剧、南戏、院本等大量袭取汉唐小说的题材与故事，也主要以《太平广记》为中介，同样体现了《太平广记》的资料库性质。
降及明清，《太平广记》作为小说、戏曲题材与故事资料库的性质和功能更加显著。大约从明嘉靖年间开始的小说选编之风，一直延续到清末，大凡通代的小说选本，其选录汉唐小说，多据《太平广记》，不管是在谈刻本《太平广记》印行之前还是之后，这一事实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古今说海》《虞初志》《艳异编》《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等，大多如此。鲁迅先生也曾针对众多明清小说选本依据《太平广记》选录汉唐小说时说：“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55)可谓判断准确。《太平广记》按类编排，有的明清小说选本甚至直接抄撮《太平广记》中的某一类而另题书名、撰者，伪造新集。《唐人说荟》中所录就多有如此者，如题《梦游录》、署唐任蕃撰者，实则是选取《太平广记》卷二八一、二八二梦类中的六个故事而成。又如明蔡善继《前定录》，两卷共计一百七十一篇有关前定的小说，除了上卷之末延陵包隰故事及下卷之首窦易直至刘逸二十人故事之外，其余全部从《太平广记》卷一四六至卷一六〇定数类中抄撮而来。这些小说选本的做法，就是将《太平广记》视为可以随意摭取的资料库。
明清时期的汉唐小说选本和以选录汉唐小说为主的小说选本，是汉唐小说经典化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由于《太平广记》几乎全部收录汉唐时期的小说，也不免泥沙俱下，且汉唐小说在艺术上本来也存在高下之分。明清时期的汉唐小说选本以及其他选本对汉唐小说的选录，实际上就是在《太平广记》的基础上，对汉唐小说的进一步遴选，虽然各选本由于审美旨趣的差异而各有所偏，但还是基本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美学标准，比如人物形象的独特和鲜明、情节构思的惊奇和别致、叙事建构的文采和纯熟等等。因而，我们看到，许多小说选本选录了相同的汉唐小说，比如《李娃传》《柳氏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洞庭灵姻传》等等，而这些小说正是汉唐小说中的精品。这些精品，通过这些小说选本，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得到了认同。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汉唐小说选本以及其他选录汉唐小说的小说选本，在这些汉唐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小说选本在选录汉唐小说时，将《太平广记》作为资料库进行摭取，明清小说、戏曲创作亦是如此。明清的文言小说创作，《太平广记》是其题材与故事来源的重要资料库。以《聊斋志异》为例，《聊斋志异》中，就有四十二篇小说题材源自唐代小说，而这四十二篇绝大部分见录于《太平广记》。明清白话小说多袭取汉唐小说的题材和故事，但往往对人物、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许多具体的故事情节单元进行大量的改易，无论是人物形象、主题意蕴、情感表达等都与原小说大异其趣。也就是说，这些明清白话小说，实际上是提取了某些汉唐小说的题材或故事类型，并借鉴这些汉唐小说的题材或故事类型而进行的同类题材或故事的全新创作。在这一过程中，《太平广记》实际上充当了这些明清白话小说创作的题材或故事类型的资料库。明清时期的戏曲创作，《太平广记》的资料库性质更加明显。许多明清戏曲所本汉唐小说见于《太平广记》，说明许多明清戏曲取材于《太平广记》所录汉唐小说。小说与戏曲属于不同的文学形式，二者之间在表现手法、技巧等方面虽有共通之处，但区别是本质的，这就决定了戏曲对汉唐小说的袭取主要在题材类型或故事类型方面。与小说相比，明清戏曲中源自同一汉唐小说故事而有多种作品的现象更加普遍。
毫无疑问，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创作，当作者们把目光投向汉唐小说，在汉唐小说中寻找灵感、从汉唐小说中摭取题材和故事的时候，《太平广记》理所当然地充当了他们的资料库。
总之，《太平广记》成书以后，作为汉唐小说总集，《太平广记》在汉唐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扩大汉唐小说的影响和促进汉唐小说的经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太平广记》是宋元明清人们阅读、接受汉唐小说的重要读本，在宋元明清人们学习、借鉴汉唐小说艺术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更成为小说、戏曲创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题材资料库，深刻地影响了宋元明清的小说、戏曲。
四、《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的取向、立场和观点
本书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宏观视阈下，以对《太平广记》及其相关文献的细致爬梳与深入解读为基础，细致辨析《太平广记》的汉唐小说认知，探究《太平广记》对汉唐小说的确认与搜集，揭示《太平广记》总结汉唐小说发展的客观事实；以对《太平广记》在宋元明清以来抄刻情况的细致考察为基础，梳理《太平广记》保存与传播汉唐小说的途径、方式和效果，探寻《太平广记》在保存、传播、整理与研究汉唐小说中的作用、地位与影响，客观评价《太平广记》的小说史贡献。基于此研究取向，本书主要提出并解决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一、《太平广记》的成书与小说态度。关于《太平广记》成书，自王明清提出“老英雄法”以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本课题组通过梳理、分析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认为“老英雄法”之说并非编纂《太平广记》的根本原因，《太平广记》的编纂，不仅与宋太宗的小说好尚以及文献资料的充足特别是小说资料的充足等诸种因数密切相关，也与李昉等编纂者的小说态度有关，更是宋初小说观念与小说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太平广记》的引书与汉唐小说的确认。通行本《太平广记》（以谈恺刻本为基础）前有一个《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对这个《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到底是原书所有还是后来的整理刊刻者所加，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本书通过对其本身细致的分析考察以及对相关文献的考察研究，认为《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当为成书时既有，为李昉等编纂者所编定，并在流传过程中，后人对其又有所增补。但《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并没有全部列出所有的《太平广记》的实际引书，而只是部分引用书目。本书通过细致的考察分析，大致厘清与统计出《太平广记》的实际引书约为四七四种，如果计入汪校本无而见于《太平广记》其他传本者，则《太平广记》实际引书约有五〇三种。考察《太平广记》的这些引用之书，主要属于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小说”“野史”“传记”“故事”等类别的著述。通过对《太平广记》从这些引书中选篇情况的分析，本书认为，故事性原则与人物中心原则是《太平广记》选篇的两个重要原则。《太平广记》按照故事性与人物中心原则广选博取，在事实上确认了这些被选篇章的小说性质。由于《太平广记》选录范围几乎涉及先秦汉唐时期的所有各类著述或者说文献，因而，也就在事实上清理、确认、辑存了先秦汉唐小说。在这一意义上说，《太平广记》实际上对先秦汉唐时期的小说文献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大致确认了先秦汉唐时期小说存在的范围、数量，基本将先秦汉唐时期的小说收录其中。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太平广记》的编纂成书，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三、《太平广记》的体制与汉唐小说的分类。《太平广记》的体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书认为，《太平广记》在总体格局上是类书体制，但与通常的类书即“包宇宙而罗万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不同，亦即借鉴了类书体制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类编格局。因其主要收录小说，几乎囊括了先秦汉唐时期的所有重要小说，且全文照录，因而又具有了小说总集的性质。本书通过对《太平广记》体制的细致考察分析，认为《太平广记》通过类编体制，按照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编排先秦汉唐小说，实际上就是将先秦汉唐小说分成了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实现了对先秦汉唐小说第一次系统、全面、细致的分类。尽管《太平广记》的分类存在明显的缺陷，然而，这种按照题材内容分类编录的做法，却抓住了小说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最高要素”——故事——来对小说进行区分，就此而言，《太平广记》是一次对汉唐小说初步的故事学考察，为后世对汉唐小说进行题材研究、主题研究等各种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太平广记》的编定与汉唐小说的总结。中国古代小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可称为文类小说，狭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即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观念与小说实践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作为广义的小说即文类小说，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逐渐与狭义的小说即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重合，走向同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许多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太平广记》的编纂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关键性节点。本书认为，《太平广记》以其兼收并录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的做法，在实践中将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并合，从而实现了文类小说即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范围的扩大。同时，《太平广记》又以其卓越识见，按照人物中心和故事中心的原则选录篇章，收录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即狭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完成了一次对汉唐时期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全面清理和整辑，将几乎所有汉唐时期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至少是将汉唐小说、准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汇集一处，在事实上完成了一次对汉唐小说的客观总结。特别是在人们对唐人传奇小说的身份、特征等尚未完全了解的时代人文背景下，《太平广记》对唐人传奇小说的选录，实际上是第一次对唐人传奇小说创作的全面考察和清理，并基本完成了从整体上对唐人传奇小说身份与小说属性的确认，直接启导并推动了两宋金元时期最终将唐人传奇小说纳入文类小说之中的进程。
五、宋元明清时期《太平广记》的抄刻流传与汉唐小说的传播以及《太平广记》在汉唐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奉圣旨雕印板。但据王应麟《玉海》，在雕印过程中，因有人提出《太平广记》“非学者所急”，故而“收墨板藏太清楼”。也即《太平广记》编纂成书后，本已开始刊刻，却在中途停止。本书爬梳相关文献，对《太平广记》于宋初成而不刊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认为，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太平广记》的编纂完成后，虽未及时刊行，但从北宋到南宋到金元时期，《太平广记》仍有各种抄本、刻本以及节本流传，从士林到民间，使人们有机会方便地接触汉唐小说、阅读汉唐小说，这不仅促进了人们对《太平广记》中所体现、承载的小说观念的接受和认同，对宋元时期小说观念与小说理论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汉唐小说及其特征的认识和把握，推动了汉唐小说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特别是由于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太平广记》成为了解汉唐小说的最佳读本，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太平广记》成书后，《太平广记》很快就成为人们了解阅读汉唐小说的首选。降及明清，随着刻书业的进步，以雕版为主而兼有活字等其他方式的刊书技术，都步入成熟和兴盛时期，且由于社会对书籍的广泛需求，官刻、私刻与坊刻都极为发达。不像两宋金元时期《太平广记》的刊刻情况难于寻讨，明清时期《太平广记》的刊刻情况则线索清晰，且多有相应的传本存世。《太平广记》在明清时期有多次刊刻，这不仅使《太平广记》本身得以广泛流传，也使其所承载的汉唐小说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明清小说、戏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清时期小说选本之风盛行，在众多的明清小说选本中，选汉唐小说或以选汉唐小说为主的小说选本，比较突出的有陆采《虞初志》、汤显祖《续虞初志》、邓乔林《广虞初志》、汪云程《逸史搜奇》、佚名《文苑楂橘》、陈世熙《唐人说荟》以及桃源居士《五朝小说》中的《魏晋小说》《唐人百家小说》等。本书研究认为，明清汉唐小说或以选汉唐小说为主的小说选本，其中所选录的汉唐小说，大多出自《太平广记》，即直接从《太平广记》选取，而非出自原本。明清时期的汉唐小说选本以及其他选本对汉唐小说的选录，实际上就是在《太平广记》的基础上，对汉唐小说的进一步遴选，虽然各选本由于审美旨趣的差异而各有所偏，但还是基本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美学标准，许多小说选本选录了相同的汉唐小说，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汉唐小说选本以及其他选录汉唐小说的小说选本，在汉唐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汉唐小说经典化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太平广记》正是这些选本的主要依据，在汉唐小说经典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总之，本书通过对《太平广记》以及汉唐小说及其相关大量文献的细致深入、客观谨慎的考察研究，提出了《太平广记》成书、引书、体制、编定以及《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的确认、总结、保存、传播等一系列密切联系的相关问题，以客观求实的态度、严谨科学的方法、细致周密的调查分析与推理论证，全面详细地陈述并阐释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结果，突破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固有认识，对推进《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鲁迅：《破<唐人说荟>》，《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2)汪绍楹：《点校说明》，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页。
(3)《太平广记》在主要收录汉唐小说、准小说之外，也收录了先秦时期的一些尚处于幼稚状态的前小说作品比如故事和尚处于雏形状态的准小说比如杂传小说、杂史小说等，这是需要说明的。而本书讨论《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实际上也将《太平广记》收录的先秦时期的前小说作品和准小说包括在内，但其数量相对于《太平广记》中所录汉唐小说而言，几可忽略不计，故为便于行文，非特殊需要，本书下文不再提示或注明。当然，本书的这一做法，也是有根据的，依循了前贤的做法，如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中言及《太平广记》收录范围，也只是说“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汪绍楹《太平广记》“点校说明”言及《太平广记》收录范围，也只是说“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
(4)陈言：《颍水遗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页。
(5)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页。
(6)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7页。
(7)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3页。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9)罗宁：《唐五代轶事小说研究》，四川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7页。
(1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五己部《二酉缀遗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6-467页。
(11)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三《志·艺文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32页。
(12)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总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13)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三《志·艺文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33页。
(14)李昉：《太平广记表》，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页。
(15)王应麟辑：《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类书》“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030页下-1031页上。
(16)谈恺：《刻<太平广记>序》，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17)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小引》，魏同贤、王汝梅、孟凌君主编《冯梦龙全集》第9册，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8)熊明：《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1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46页。
(20)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〇《杂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3页。
(21)陈寅恪：《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8页。
(22)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代前言“唐稗思考录”，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8页。
(23)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24)裴度：《寄李翱书》，《文苑英华》卷六八〇《文章中》，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508页上。
(25)张籍：《与韩愈书》，《张司业集》卷八《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8册，第59页下。
(26)韩愈：《答张籍书》，《东雅堂昌黎集注》卷一四《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5册，第240页上-下。
(27)熊明：《中国古代小说追求文体平等地位的努力与路径》，《求索》2017年第3期；熊明：《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300页。
(28)王溥：《唐会要》卷四，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7页。
(2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二《韦绶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44页。
(3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〇《韦绶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76-4977页。
(3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〇《韦绶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76页。
(32)鲁迅：《破<唐人说荟>》，《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33)熊明：《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34)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〇《杂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3页。
(35)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36)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唐宋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3页。
(37)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第85页。
(38)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39)鲁迅：《破<唐人说荟>》，《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40)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〇四“读《太平御览》三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0册，第752页下。
(4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6页。
(4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12页上。
(43)鲁迅：《破<唐人说荟>》，《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44)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0页。
(45)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续语录》卷一八，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65页。
(46)张邦基撰，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卷二“解刚中言异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页。
(47)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八《尺牍·与李知县一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46页。
(48)苏轼：《东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39）版，第21页。
(49)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服药不如独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0册，第660页上。
(50)罗烨：《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5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丙部《九流绪论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6页。
(52)罗烨：《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5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小说家类“《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12页上。
(54)罗烨：《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5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