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学者常说，一件长篇青铜器铭文足抵一篇《尚书》，但以青铜器铭文作参照研究《尚书》体例与文例的专著，除了写作于上世纪前半叶的于省吾先生的《尚书新证》与陈梦家先生的《尚书通论》之外，近六七十年来，似乎还没有出现。本书即为填补这一学术空白而作(1)。

本书将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篇章，以及今本《逸周书》篇章、清华简书类篇章参校对读，把总结自青铜器铭文的行文特点、用语习惯、结构模式等，应用到对于《尚书》等篇章体例与文例的分析考察，以揭示其形成方式与形成时代。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史实与思想、礼乐进行研究，以探讨商周时代的社会演化进程与文明发展轨迹。为达此目的，现在主要从体例与文例的角度对于既往《尚书》研究及其得失作一简略述评。

从战国到现在，学者对于《尚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战国到二十世纪初期近代史学的产生。该阶段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尚书》篇章的制作背景、形成原因，以及是否原始文献或圣人作品等问题而进行，代表观点主要凝结在各类书序、书传，以及札记、短评之中。第二个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初期近代史学的产生到2010年前后清华简的陆续刊布。该阶段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史实、语言、观念等角度论证《尚书》篇章的真伪，代表学者是顾颉刚、刘起釪、于省吾等；二是以青铜器铭文研究作基础，论证《尚书》篇章与档案文书的关系，代表学者是陈梦家、李零等。第三个阶段是从2010年前后清华简陆续刊布一直到今天。该阶段学者围绕着清华简书类文献，一方面对《尚书》篇章进行校勘，对其所载史实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对《尚书》篇章的形成方式与形成时代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代表学者是程浩等。

一　近代史学产生前学者对《尚书》的研究

首先，书序与书传对于《尚书》篇章制作背景、形成原因，以及部分史实的看法。书序有两个类型，一是《尚书》篇章的本序，一是西汉以后学者为《尚书》篇章所作的序。前者或作于统治者言行记录在册之时，或作于篇章编辑形成之时。后者有今文书序与古文书序的不同，现在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中的可能作于东晋时代的伪孔传本《书序》，融合了今古文书序，而与两汉今古文经学家所引书序略有差异。书序的内容主要是解说篇章的制作之由，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

书传是学者对于《尚书》篇章的制作之由、字词含义的解说。书传以及类似著作，历代多有，例如东晋的《伪孔传》、南宋的《书集传》等，而以《尚书大传》为其源头。《尚书大传》的作者是伏胜，成于西汉初年，已经于两宋之际亡佚，今有清人辑本，可知其梗概。书传是在书序的基础上，对于《尚书》篇章的进一步解说，所以书传实际上包含了书序的内容。

书序与书传对于《尚书》篇章制作背景、形成原因，以及部分史实的解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所有《尚书》篇章都当作原始文献或圣道王功的载体来对待。例如《多方》，其本序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2)《史记》叙述类似于书序的制作背景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3)伪孔传的书序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4)《书集传》类似于书序的题解云：“成王即政，奄与淮夷又叛，成王灭奄归，作此篇。”(5)这是历代《多方》序言的大概情况。再如《多方》的“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句，《尚书大传》的解释是：“古者十税一，多于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税一，谓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税，而颂声作矣。故《书》曰‘越维有胥赋小大多政’。”(6)其实，“胥赋”的本义是官正；臬，古体作槷，即埶，即设。讲的是官正设置的事情(7)，与赋税无关，与王者也无关。又如《多方》开头的“周公曰：王若曰”，中间的“呜呼！王若曰”，蔡沉的解释是：“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复语相承，《书》无此体也。至于此章，先‘呜呼’而后‘王若曰’，《书》亦无此体也。周公居圣人之变，史官豫忧来世，传疑袭误，盖有窃之为口实矣，故于周公诰命终篇发新例二，著周公未尝称王，所以别嫌明微，而谨万世之防也。”(8)蔡氏的眼光可谓犀利，但狃于君臣大义，着意为周公辩护，从而转变了思路，搁置了问题。

其他《尚书》篇章序传的内容所包含的要素，与《多方》基本相同，为了避免繁琐，此处不再赘举。很显然，序传对于《尚书》篇章的解说，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或者说既定的事实，即《尚书》篇章是原始文献。

其次，某些札记、短评对于《尚书》篇章是否原始文献或圣人作品的看法。大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与书序、书传相同，也是将《尚书》篇章都当作原始文献或圣人作品来看待。另一种是对于《尚书》中部分篇章采取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认为或不是圣人作品，或不是原始文献。例如王柏的《书疑》，怀疑《大诰》中的占卜宝龟等语是周公的讲话(9)；袁枚的《金縢辨》，认为“《金縢》虽今文，亦伪书也”(10)。这些学者的依据，主要是语言的雅俗、史实的真伪、观念的高下。由于采取的标准有所不同，所得结论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各有得失。

书序、书传以及某些札记、短评对于《尚书》篇章的肯定，促使后代学者在认定《尚书》篇章性质时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尤其蔡沉等学者的非常少见的对于体例问题的指陈，足以给后代学者以极大的启发。而另外一些札记、短评对于某些《尚书》篇章的怀疑或否定，则使得后代学者从中获得了有益的启示，以至于在方法论等多个方面成为其探讨《尚书》篇章真伪问题时必须努力追溯的学术传统。

二　近代史学产生后学者对《尚书》的研究

二十世纪初期近代史学的产生，以西学的引进与儒学在意识形态中至尊地位的终结为背景，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尚书》神圣经典的地位与建立在《尚书》之上的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古史系统的被否定，以及学者利用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材料对于《尚书》篇章真伪及其史料价值的重新考证。

顾颉刚是实现这一转换的关键学者，顾先生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雒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共十三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第二组是《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共十二篇，“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第三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11)。在此基础上，顾先生着手进行单篇研究，先后完成《大诰译证》、《〈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等论著(12)，使得《尚书》篇章摆脱了圣道王功光环的笼罩，《逸周书》部分篇章摆脱了长期遭受冷落的境地，都成为历史研究的宝贵材料。

以顾颉刚先生为榜样，刘起釪先生继续研究《尚书》，历时三十多年，终于完成四卷本《尚书校释译论》(13)。对于《尚书》篇章逐一进行了校勘、解释、今译、讨论，探索了涉及的史实、时代、作者、体例、结构等问题。该书规模宏大，视野开阔，考辨深入，对于古今学者研究成果的参考吸收既全面又充分，是近代史学产生以来《尚书》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与顾颉刚、刘起釪二位先生整理研究《尚书》的同时，郭沫若、于省吾、陈梦家、胡厚宣等学者利用甲骨文、金文对《尚书》的语言、文字、史实等进行考订。这些学者远绍吴大澂、孙诒让，近承罗振玉、王国维，开辟了《尚书》研究的新途径，其中于省吾、陈梦家二位先生的成绩最为显著。

于省吾先生是新证派的代表，其考证《尚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双剑誃尚书新证》中。该书“每列一条往往将各篇词例相仿者连类而及”，以之与汉魏石经等相互校正，然后“溯原古籀，并证以同时之语例”，其“征引古籀，以金文为主，而兼及于甲骨、玺印、泉布、石刻诸文字”。于先生的广征博引，深入考证，不仅使历代学者对于《尚书》某些文字的误读得到纠正，而且揭示了《尚书》辞例与青铜器铭文所载商周春秋时代语言相互贯通的关系，证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自《尧典》至《洪范》共十一篇，或系东周以后儒家者流所拟作，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洪范》是也；或为后人所窜易，如《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是也；自《金縢》至《秦誓》共十七篇，除《金縢》下半篇系后人所增纂，余无可疑”，是“高文巨制”(14)。

陈梦家先生对于《尚书》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其专著《尚书通论》的“王若曰考”一节中。该节将青铜器铭文所载册命礼与西周初年的诰命相互比较，认为“这些王命，最先是书写在简书上的，当庭的宣读了，然后刻铸于铜器之上。原来的简书已经不存，赖此保存了周王室的官文书，它们实具有古代档案的性质。西周档案的流传于后世的，主要的只有两种：一是今文《尚书》中的《周书》部分，一是西周铜器铭文。”(15)陈先生对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与周书是西周档案文书的认定，为学者探索周书的形成问题开辟了新路径。

李零先生沿着这个思路，以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做基础，进一步探讨《尚书》篇章与档案文书的关系，成果主要集中在其专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和论文《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16)。李先生认为：“即使早期古书是直接脱胎于文书档案，它也不是文书档案中必然包含的种类。它之成为后世意义上的‘书’，恐怕是后人删选、改编的结果（不管是不是由孔子删削）”(17)。从将青铜器铭文与周书都看作是档案文书(18)，到指出早期古书是由档案文书删选改编而来，已经与档案文书有较大区别，是对书类文献性质认识的一大飞跃。

受陈梦家、李零二位先生的启发，笔者致力于周书篇章形成方式的探讨，先后发表了《“王若曰”新释》、《小盂鼎与〈世俘〉新证》等多篇论文(19)，提出自己的主张：《康诰》等记言类型的篇章是将史官所作周公讲话记录编联合成的结果，《世俘》等记事类型的篇章是按照礼仪程序将原始档案文书选择编辑的结果。这两篇论文都是以西周青铜器铭文为参照，考察周书的结构体例，论证周书篇章赖以形成的方式，从而使得陈梦家、李零二位学者的设想得到落实(20)。

三　清华简刊布后学者对《尚书》的研究

近代史学产生以后，随着考古学的传入与考古成果的不断丰富，很多学者热切希望在出土材料中发现书类文献，这个希望终于在2008年实现。2008年夏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学界习称清华简。“清华简一共有六十多篇，接近三分之一是《尚书》一类的文献”(21)。自2010年第一册清华简刊布以来，至今已经出版了十册，其中有：（1）今存文本的篇章《尹诰》（《咸有一德》）、《傅说之命》（《说命》）、《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命训》；（2）今存题目的篇章《程寤》；（3）文本题目今均无存的篇章《尹至》、《保训》、《耆夜》、《厚父》、《封许之命》、《摄命》、《四告》等。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刊布，激发了学者研究《尚书》、《逸周书》等传世典籍的热情，学者纷纷利用清华简书类文献对《尚书》、《逸周书》相关篇章进行校勘释读，从二者内容与结构的异同出发探讨“尚书”的形成与流传问题。就多数学者来说，探讨主要围绕某一具体篇章进行，是为某一篇章的时代定位，而缺乏总体把握。相比之下，程浩先生充分借鉴吸收了李学勤、谢维扬、廖名春等学者的成果，对于“尚书”的记录、整理、流传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是取得较大成绩的学者。

程浩先生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其博士论文《“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以清华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中。该文分“清华简‘书’类文献与传世文献比勘疏证”与“‘书’类文献先秦流传通论”上下两编，下编专设“‘书’类文献编纂的材料来源”等节目，对“尚书”的记录、整理与流传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程先生认为，史官记录统治者讲话，“更有可能的还是由两名及以上的史官同时进行记录，事后再进行汇总与校雠，并进行必要的整理工作。……‘王曰’或‘曰’，应该就是史官在后期整理过程中添加的表示转折的语词。”(22)这一看法与笔者的主张有两点不同，一是史官对讲话的记录是同时而不是轮流，二是“王曰”是史官对讲话记录进行后期整理时添加进文本的，而不是记录时所作标记。这为史官记言的假说增加了新内容。

与此同时，程先生还认为，“一篇‘书’的作成大致要经历两次有意识的整理”，第一次整理是上面所述史官对讲话记录稿添加表示语义转折的“王曰”等字词，第二次整理是“为‘书’篇添加一些故事背景与情节的描述”，这“既可能是出自该篇作成时史官的整理，也可能是后人的行为，但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23)。这样的划分将“尚书”的形成由一个点变为一条线，为学者考察其文本中往往叠加多个时代语言文字的问题拓宽了思路(24)。

四　既往《尚书》研究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

古今学者对于《尚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字词语句的解释疏通。《尚书》的多数篇章，学者公认难读，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25)，为了准确理解其含义，古今学者不懈努力，孜孜以求。于省吾先生说：“王国维自谓，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是可征其能解与不能解各参半焉。然书之不待解而可知者，约占十之二，则自汉以来解书者无虑数百家，现在认为解之确当者，约十之三而已。”(26)由此可见，古代学者在缺乏商周时代语言文字作参照的情况下，对《尚书》进行文字训诂是多么的艰难。近代以至今天，一百多年来，学者充分利用不断出土的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以及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努力吸收古文字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的成果，将《尚书》文字语句的释读工作推进到新境界。这是我们对《尚书》进行新研究的基础。

第二，将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篇章参校对读，揭示其与档案文书之间的关系。青铜器铭文所载献俘、册命等典礼，都在较高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礼仪的原始面貌，因而具有档案文书的性质。将其与《尚书》篇章对比，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某些篇章是由档案文书改编而来，例如《世俘》、《文侯之命》。《世俘》作为记事篇章，按照西周献俘礼仪程序从记载武王伐纣的原始档案中选材组材、布局谋篇；《文侯之命》作为记言篇章，与西周册命礼在仪式、用语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都说明其根源在西周档案文书之中。这为我们对《尚书》进行新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第三，从某些《尚书》篇章改编自档案文书的判断出发，推测史官记录统治者讲话的方式。“左史记言，右史记事”(27)，自战国秦汉以来，学者都将其作为一个先验的事实来接受，从来没有进行论证。当代学者从毛公鼎与《康诰》文本中存在的“王若曰”、“王曰”等附加词语入手，结合西方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经验，推测周书中的记言篇章是西周史官记录统治者讲话的实录。尽管仍然存在轮流记录与共同记录、记录标记与整理添加标志的看法分歧，但同步记录的确定，则使得今人能够深入到某些周书赖以产生的西周行政场景中去，获得前所未有的对于西周档案文书的记录、周书的改编、周书篇章结构与礼仪关系等问题的新认识。这是我们对《尚书》进行新研究的着力点。

毋庸讳言，古今学者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些不足的产生与学者各自研究《尚书》的角度有较大关系。首先，顾颉刚、刘起釪先生对青铜器铭文重视不够。顾颉刚先生曾经拟作《金文选》，刘起釪先生认为，“《金文选》，不必由《尚书》学者来做，即使说由《尚书》学者来做有其有益的一面，然在研究任务繁重情况下，亦难抽出时间人力来做。”(28)这是刘先生发自肺腑的无奈之言。研究《尚书》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要将二者都全面做好确实很难。但缺少自己对于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只是借鉴他人的成果，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解释上难免有不切实际的遗憾。

其次，陈梦家、李零与笔者三人在将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篇章进行比较时，对一些篇章性质的认识与结构的裁断，不同程度地存在削足适履的弊端。例如陈梦家先生，前文说“周诰乃周初重大的诰命，与成、康后宫廷册命臣工之策命不同其性质”，后文就以青铜器铭文中成、康以后的策命为标准，裁断《康诰》、《立政》、《多士》、《多方》等周初诰命一篇之中有两个“王若曰”或“周公若曰”是衍误或错乱(29)。如此一刀切，有违实际情况，显然不妥当。李零先生虽然认为“书”改编自档案文书，但同时推测“它之区别于自己的母体，即原始的文书档案，主要在于，它更关心的并不是具体的制度或政令，也不是历史细节本身，而是围绕重大历史事件的议论和思想，它们引出的教训和借鉴，情况比较类似后世‘事语’类的古书（如《国语》）”(30)。其实，事语是事之语，是针对事件而生发的议论；《尚书》篇章不是对事件的议论，而是事件本身，是事件进程中与事实相互经纬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目标与方向上看，多数情况下，前者是批评谏阻或汲取教训，后者是推动促进。从发布主体上看，前者是襄理者或参与者，后者是当事者或主持者。因此二者性质有异，不可同等看待。笔者推测，李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与其长期从事语类文献研究有较大关系。笔者的研究虽然揭示了《世俘》结构体例与西周献俘礼仪相互贯通，《康诰》等诰命是史官现场记录统治者讲话的结果等事实，但是研究对象只是个案，要推及其他《尚书》篇章，推及青铜器铭文所载其他册命文书，还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考证工作。

再次，程浩先生对于“尚书”篇章记录与整理问题的研究，缺少典型个案考察的基础。其博士论文下编中的“‘书’类文献编纂的材料来源”等节目，与上编“清华简‘书’类文献与传世文献比勘疏证”的联系不很紧密，也就是说下编讨论的问题不是上编内容的逻辑展开，因而推测的成分较大，实证的成分较少。这个问题的产生，或与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性质有关。清华简毕竟是战国中后期的材料，以之校勘《尚书》、《逸周书》篇章的文字、语句、版本非常合适，从二者字词与文本的差异入手探讨先秦书类文献的流传也较为得当，但要由此进一步探讨其形成问题，则必须与青铜器铭文结合才可能取得较好效果。

总之，鉴于以上学者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从青铜器铭文角度出发，剖析《尚书》篇章的体例与文例，考察其与礼制及档案之间的关系，以探讨其形成方式与形成时代，进而探讨其所载相关史实与思想、礼乐，应该提上学术议程了。

五　本书研究宗旨、准则、专题设置与章节安排

任何探讨，只要有立场，有角度，就必然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存在着一些盲点，因而也就有不足，这是学术研究的普遍规律。笔者梳理学术史，考察先贤时哲研究《尚书》的得失，心中既饱含崇敬，也充满戒惧。为了使即将开启的对于《尚书》的新研究取得进展，笔者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充分了解其得失的前提下，为《尚书》新研究确立如下宗旨与准则。

（1）将商周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篇章参校对读，以研究《尚书》篇章的体例文例，以及形成方式与形成时代等问题。（2）《尚书》是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还研究与之相关并共同组成文化生态的今本《逸周书》、清华简书类篇章。（3）将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篇章参校对读是主要研究方法，同时参考利用古文字学、考古学、口头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以达成学术目标。（4）在此基础上，对《尚书》相关篇章所载史实与思想、礼乐进行论证考察，以为对《尚书》篇章形成问题研究的延伸。

为此，本书设置的研究专题是：（1）《康诰》、《多方》、《召诰》、《雒诰》、《世俘》、《梓材》等篇体例的研究。通过研究这些篇章的体例结构、组织形式，探讨其与西周典礼仪式的关系，并由此揭示其形成机制与形成途径。（2）《洪范》、《大武》、清华简《摄命》、《世俘》等篇文例的研究。通过研究这些篇章中存在的语言程式、套语或套语式短语等，观察其语言特点和性质、形成方式与形成时代。（3）《洪范》所载史实与思想的专题研究。通过考索《洪范》“皇极”、“三德”、“五事”三个范畴的内涵，探讨文明初期华夏民族的家国形态与精神气质，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揭示《洪范》主体内容的形成方式与形成时代。（4）《牧誓》、《克殷》、《梓材》、《商誓》、《康诰》、《立政》等篇所载史实与思想的研究。通过考证《牧誓》、《克殷》所载牧野之战的疑点，廓清其部分真相；通过对比《商誓》、《康诰》所载武王周公思想的异同，探索商周之际思想观念从天命观到天道观的递进之路。（5）《克殷》、《尝麦》、《尧典》等篇所载史实及礼乐的研究。通过辨析《克殷》、《尝麦》中一些关键字句及其蕴藏的深刻含义，探求周公旦、叔振铎与西周礼乐的关系。通过辨析小臣墙刻辞、《尧典》中的献俘礼、养老礼材料，探讨西周礼乐文明的源头。由于《洪范》兼跨体例与文例、史实与思想、《尚书》与《逸周书》，所以在五个专题中，对于《洪范》的研究，实际上居于中枢与纲领的地位。

在以上所设研究专题的前提下，本书的章节安排是：

第一章《康诰》诸篇体例研究，内设：大盂鼎与《康诰》体例研究，大克鼎与《多方》体例研究，盠方彝、《祭公》与《召诰》诸篇体例研究，虢伯捱簋与《世俘》体例研究，共四节。

第二章《洪范》诸篇文例研究，内设：“以数为纪”与《洪范》文例研究，高卣、保卣等与《大武》诸篇文例研究，麦方盉与清华简《摄命》文例研究，乖伯簋与《世俘》文例研究，共四节。

第三章《洪范》史实与思想专题研究，内设：从皇极本义看《洪范》“皇极”章的时代，《洪范》“三德”章与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洪范》“五事”章与商周礼容研究，王孙遗者钟与《洪范》“五事”“三德”性质研究，共四节。

第四章《牧誓》诸篇史实与思想研究，内设：《牧誓》诸篇所载牧野之战疑点考证，《梓材》与周公摄政申论，《商誓》、《康诰》诸篇所载周初天命观考论，《立政》、班簋与西周卿大夫之德释论，共四节。

第五章《尧典》诸篇史实及礼乐研究，内设：《克殷》“叔振奏拜假”与叔振和西周之乐关系管窥，《尝麦》“敬功尔颂”与周公和西周之礼关系管见，小臣墙刻辞与商末献俘礼考论，《尧典》中的惇史辨析，共四节。

在上述章节之外，还有一些问题的研究与《尚书》相关，即《克殷》体裁简论，据上博简《弟子问》校读《小开》一则，《史记》与石峁遗址是西夏都邑假说。这些研究可以成为上述章节的辅助，因此作为补充而附于相关章节之下。

六　对于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

为了使本书的研究有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在此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简约界定。

（一）《尚书》。《尚书》指儒家经典今文《尚书》，由虞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雒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共二十八篇组成。在学者约定俗成的一般认识中，《尚书》既可以指整部《尚书》，也可以指《尚书》的篇章。

（二）“尚书”。“尚书”指上古之书，包括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以及今文《尚书》之外的上古政治文献，例如部分《逸周书》、清华简书类篇章等。《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31)，《汉书·艺文志》云：“《书》之所起远矣，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32)，都说明当时上古政治文献很多。除了儒家的《尚书》，以及没有流传于后世的墨家《尚书》，其他上古政治文献在先秦时期可能没有编辑结集。

（三）书。书指所有具备政治文献性质的上古篇章，包括《尚书》、“尚书”、《逸周书》、清华简书类篇章，甚至形成于先秦不同历史阶段的一些被怀疑是后人构拟、改造、伪作的篇章等。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体是《尚书》，故名《〈尚书〉新研》。《尚书》从多个方面与“尚书”、“书”相互贯通，有的篇章甚至产生于相同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生态之中，对于《尚书》的研究，必须与“尚书”及“书”结合起来，打破彼此的畛域，才能够深入进行，全面开展，因此本书的某些节目以“尚书”、“书”为题，以达到或相互经纬，或高屋建瓴的效果。此其一。其二，遵循学术研究由已知探求未知的原则，所谓《〈尚书〉新研》，对象主要是能与青铜器铭文相互对照的“周书”，以及部分“商书”。至于“虞夏书”则只是点到为止，全面研究留待另文进行。

（四）体例。体例指篇章的组织形式，即“作者”对于篇章结构的精心设置，与《尚书序》归纳的《尚书》六个体例“典、谟、训、诰、誓、命”(33)，及孔颖达总结的《尚书》十个体例，“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34)，很不一样。后二者的着眼点是篇章的性质，目的是为圣道王功分类，而本书的着眼点在于篇章结构及其表现的篇章与礼仪的关系，目的是考察篇章的形成方式与形成时代。彼此的不同，反映了古今学术命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35)。

（五）文例。文例指“作者”在语法与修辞的基础上对于篇章之字词语句的习惯性选择、组织与安排，体现了篇章的文字特点与语言性质，体现了篇章的表达方式与思维模式，是判断篇章形成机制与形成时代的重要凭借。

一共界定了五个概念。下面就以此为前提，对《尚书》进行新研究。

---

(1)本书经常要用到表示时间状态的词语“之前”、“之后”；“以前”、“以后”等，为了表达准确，本书采纳裘锡圭先生给这些词语所作定义：“说某一时期之前，不把这一时期包括在内；说某一时期以前，则把这一时期包括在内。‘之后’、‘以后’依此类推。”见氏著《文字学概要》凡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2)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页。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3页。

(4)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页。

(5)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6页。

(6)伏胜撰、郑玄注、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页。

(7)宁镇疆：《说清华简〈摄命〉的“奔告”——兼申毛公鼎铭文之“楚赋”当为职官》，《清华简〈摄命〉研究高端论坛论文集》，上海大学，2019·上海。

(8)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9页。

(9)王柏：《书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书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87页。

(10)袁枚著、周本淳标校：《金縢辨上》，《小仓山房诗文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22页。

(11)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2)顾颉刚：《大诰译证》，《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13)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14)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叙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5)陈梦家：《尚书通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笔者按：陈先生的类似论述还有：“当时的命书既是书于简册的，宣读以后交于受命者，受命归而铸之彝器，则西周铭文中的王命实即当时册命的移录”；“内史掌书王命而贰之者，录册命的副本而藏之王室。其授予所命者的简册，则往往刻于彝器”；“《尚书》中传录的命书，颇多是当时册命的副本”。见氏著《尚书通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8、182、188页。

(16)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17)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50页。

(18)笔者按：当代学者将《尚书》篇章看作档案文书，可以追溯到钱玄同，钱先生说：“《书》。似乎是‘三代’时候底‘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见氏著《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持类似见解的当代学者还有葛志毅，葛先生说：“每一件命书的制定，在当时都与一个具体的法权关系相联系。当把这些命书文件同原来的法权关系脱离开来，它们已被抽象为一篇篇的历史记载资料。当把它们再编纂为《尚书》的时候，则以汇编的整体共同表现为一种以史为鉴的历史意识。因而可以认为，《尚书》实以萌芽状态的历史编纂学成果，使其篇章与原始状态的诏令文件区别开来。既然《尚书》篇章与约剂命书之间原本存在着如此密切的联系，那么，根据青铜器铭文这种约剂文书大盛于西周中晚期来推测，《尚书》的编纂很可能始于厉、宣之世的前后。”见氏著《试据〈尚书〉体例论其编纂成书问题》，《谭史斋论稿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钱、葛二位先生虽只是提出一个设想，还不是实证，但弥足珍贵。

(19)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张怀通：《小盂鼎与〈世俘〉新证》，《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0)笔者按：除了上面提到的代表性学者，其他学者，如蒋善国、杨筠如等，也对《尚书》进行了研究，大家可以参考刘起釪先生《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九章《现代对〈尚书〉的科学研究》，以及王连龙先生的《近二十年来〈尚书〉研究综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此不赘述。

(21)李学勤：《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学术价值》，《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22)程浩：《“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以清华藏战国竹简为中心》，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45页。

(23)程浩：《“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以清华藏战国竹简为中心》，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50、147、148页。

(24)笔者按：梅军、过常宝、叶修成、潘莉等学者对《尚书》的体例、文例、形成方式与形成时代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分别见氏著《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其中在“尚书”形成问题上的研究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是叶修成先生的《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他对于“不断追问和阐释其生成的意义及其文化功能，乃是当下学术研究发展的新趋向”（《后记》）的论述，尤其有启发意义。但终究是文学史研究者，对于历史背景的考察，对于文本与仪式关系的探索，概念多而实证少，难免有疏阔之弊。另外，这些学者所用体例、文例或文体的概念，仍然是古代经学家所用概念，这表明其思维有较大局限，而本书所用体例、文例概念与之不同，请见绪论及相关章节中笔者为其所下定义及对二者进行的比较，此不赘述。

(25)韩愈：《进学解》，《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26)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叙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7)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2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9)陈梦家：《尚书通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6—188页。

(30)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31)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45页。

(3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6页。

(33)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4页。

(34)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7页。

(35)笔者按：墨子也对《尚书》篇章的体例进行了归纳总结，《墨子·非命上》云：“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当【尚】未盐【尽】数，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而五【三】者是也。’”见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6页。所用词语与儒家有异，但指导思想也是为圣道王功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