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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的春天,大学生运动会的选拔赛正在筹备中。室友们都鼓励老王参加拳击。
老王摇头,说没有兴趣。但我们说得多了,他改了口,答应考虑考虑。
过了几天,他从箱底翻出一双旧的红色拳击手套,挂在蚊帐钩上,很让人惊骇,仿佛挂了一双血肿的大手。
他比从前提前了半小时起床,摘下拳击手套,拉门而去。
老鲁忍不住,跟踪了一个早晨,回来告诉我们,老王在文史楼后边的杏子林中,时而蹦跳,时而飞快地滑动步子,猛一拳打在树干上!比打副队长还狠十倍,真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啊。老鲁又没忍住,热烈鼓掌。老王就把食指在嘴上一竖,嘱他:“不足为外人道也。”老鲁点头如捣蒜,一回寝室就啥都跟我们说了。
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在家跟父母吃了晚饭,坐公交车返校。
我家在明蜀藩王府故址北边的后子门,是一座机关的家属院。百来户人家,每家做父亲的,早上穿了中山装,提个人造革黑包包,捏个果酱瓶做的茶杯,去隔壁机关里上班。傍晚,再提着包包和茶杯走回来,包里多了份《参考消息》,白天没看够,晚饭后再看。顾家的男人,顺路还买把打折的菠菜、莴笋,提在手上,一甩一甩,脸上有舒展的笑。我父亲是他们中的一个,不过,他不买菜。他左手有时会提一把黑伞,手表则一直戴在右腕,走路时略微走神,可能在思考午休时没下完的残棋。我们一家都吃食堂,父亲吃机关食堂,我吃学校食堂,母亲在物资公司做会计,吃公司食堂,比我小9岁的两个双胞胎弟弟在公司隔壁念小学,跟着她一起吃。
我高二时,父亲调到金沙江畔、紧靠云南的渡口市工作,说是干部轮换,为期两年,结果现在也没有回来。
全家人难得聚拢了吃顿饭。吃饭,也是安静的,多是咀嚼声、碗筷的碰撞声。我童年被寄养在别处,与家人少有合适的话说。两个弟弟长得并不像,近似南瓜和丝瓜的区别,但都爱唱、爱跳、爱打架,属于手不停、脚不住的捣蛋鬼。不过,有我在,他俩都难得吭一声,只偷偷翻眼皮瞟下我。对他俩,我没打过、没骂过,感觉很无趣。父亲调走后,母亲星期天就带弟弟们回外婆家吃饭。外婆儿孙成堆,开饭要摆两桌,闹热得很。而我怕闹热,能不去就不去。家也难得回一趟,寒暑假除了做田野调查,多半时间也住校,吃食堂,读闲书。
这一次,是父亲回成都出差,我回家吃了顿团圆饭。父亲别无多话,送了我两个渡口的大石榴,送了俩弟弟一人一本《鲁滨孙漂流记》、少儿版《西游记》。他俩似乎都想跟我换,但没敢说。
我在九眼桥下了公交车,天已飘雨,幸喜不大,就顶了雨疾走回寝室。
学校今晚停电,寝室空空的,又黑又冷,室友不晓得跑哪儿耍去了。我放了石榴,摸到半根蜡烛点燃,泡了杯茉莉花茶,就着一点烛光,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读到“‘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潘逍遥诗也”,门嘎吱一响。我没理会,继续把那段文字念了两遍,心静了下来。继而听到了呼吸声和窗外的雨声,一抬头,老王站在桌前,定定地看我。
他身上有酒气,眼睛在蜡烛的弱光里,一片茫然。这是从未有过的。
“老王?”
“老七。”他指了指自己的脸。
我看不清,举起蜡烛凑近去,他左边颧骨上一大块瘀青。“打架了?”
“被打了。”
“好狠……拳头?铁棍子?”
“是脚。”
“脚?”
“光脚板。”
“输赢如何?”
“哪有输赢,我挨了一脚,躺了十分钟才爬起来。”
“他是谁?就是你说的可以教我的人?”
“是他。”
“做什么的?”
“人民公园鹤鸣茶社的幺师。”
“一个掺茶的,咋这么厉害啊?”
“年轻时候,做过四川军阀杨森的保镖。”
“我要去拜他为师。他姓程是不是?”
“他要收徒,我早就拜了。死了心,打你的国球吧。”
老王看见石榴,也不问来历,掰开了,大把抠了丢进嘴里去,用力地咀嚼。石榴是渡口特产,暴热、干旱的河谷天气,使之壮若牛头,且甘甜多汁。老王吃了几口,又抓一把放在烛光下看看,石榴米像半透明的红宝石,晶晶闪耀,也冷冽,又赤热。他叹了口气,默然爬上上铺,平躺了下来。
“他为啥要打你呢?”
“是我恳求他打的,如果我能挡得住三下,就去参加拳击赛。结果,他一脚就把我踢醒了。”说罢,老王放下了蚊帐。
我忽然想起啥,赶紧追问一句:“他操的武术还是西洋拳啊?”
老王没吭声,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