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联想比附叙事中的民族主义

中外作家对南京大屠杀的不同理解，以及中国民族国家形象塑造差异，在小说的联想比附策略中亦得到印证。

民族战争与杀戮容易唤起类似的历史记忆，人们也习惯于在类比联想中对当前事件做出评估。这是一种不足为奇的思维定式。不过，无论把特定的战事、灾难与何种历史事件相联系，都会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问题。中外作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写，常作历史事件的联想。其联想是中国、日本和西方作家民族意识的显影方式。

创作于抗战时期的《南京血祭》关于战争的联想，指向国军的抗战心态。小说由抗战联想到内战，是为了表达战士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并强调抗战的神圣感。日军攻破南京城墙，副班长问哨兵章复光怕不怕死，敢不敢与敌军坦克同归于尽：

“干的，副班长！”他拍拍自己的胸，骄傲起来，说：“副班长！我早说过，我姓章的狗命是捡来的，一个钱也不值。过去自己人打自己人，我打得比三本铁公鸡还起劲，想想真没意思。今天拼一拼日本坦克车，才是爹娘养的好儿子，不是婊子养的熊样子”。[80]

内战与抗战的对举，包含对内战的事后反思，但这种反思是为了衬托抗战的神圣。民族主义为抗日战士注入了无限的勇气和荣耀。排长袁唐接到紧急命令，去执行最艰巨、危险的作战任务时，“他，第一次作战就是向日本军队反攻，他很高兴；他没有参加过罪恶的内战，第一次就以革命的姿态站在民族自卫的立场上，向侵略的血手开火，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不但要向人骄傲，也值得向自己骄傲。”[81]在民族国家的危亡时刻，民族内部的裂痕和纷争“在民族统一的名义下被化解，或者暂时获得缓解，至少被置于政党政治斗争之外”，[82]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民族认同感。在民族战争中，民族认同感的坚硬度也会到达顶点，战士珍爱民族、保卫国都的决心得到强化，并从中体认到巨大的荣耀感。小说把内战与抗战对举，所表达的思想与“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抗战到底”的观念相吻合。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创作的小说在内战与抗战的对举中，提升了民族抗战的神圣意义；战后日本作家的创作则把日军的南京暴行与中国的内乱相提并论，以此狡辩、抵消日军的罪恶。堀田善卫《血染金陵》刚讲述完日军侵占苏州杨家的暴虐举动，立即转向十年前上海的“四一二”事件，述及蒋介石对旧革命同盟者和青年学生的大肆杀戮。中尉桐野在承认南京日军给中国百姓带来不幸时，却话锋一转：“不过，在你们的历史上，不也曾在南京发生过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屠杀事件吗？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别的什么……”[83]小说以突转的叙事，把日军的暴虐看作中国历史上的屠杀事件的又一次重演，企图抹除内部斗争与国族斗争的区别，淡化侵略性质。日本作家与中国作家的对举修辞在政治动机上恰好相反：中国作家以此强化民族认同感，而日本作家却宣扬中国的内部厮杀，以此拆解中国民族共同体，分化民族认同感。

美籍华人作家和西方作家的文本，在劫难的比附策略上与中日作家有别。南京大屠杀过去六七十年之后，这些作家从远距离回望这场浩劫，已无意于强化或拆解中国的民族意识，而是从人类暴行的角度表示担忧。他们有时把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与太平军在南京的屠城事件相提并论，如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借南京市民的说法，把日军即将侵占南京理解成“这是又闹一次太平天国啊”；[84]更多时候则以西方人在南京曾遭遇的劫难来比附南京大屠杀，把中国的反殖民事件和日军的法西斯暴行相提并论，把西方人的惨痛经验与南京大屠杀进行比附。哈金《南京安魂曲》在述及安全区的难民营问题时，吴校长忍不住想起十年前外国人在南京的遭遇：几支中国军队对城里的外国人大肆施暴，抢劫、放火，摧毁他们的学校和住宅，有的士兵还殴打外国人，强暴妇女，所有的西方人都先后逃离了南京，而现在，“倒只有一群外国人可以帮助难民。真令人羞耻啊”。[85]在《魏特琳日记》中，每年的3月24日、25日的日记都要把1927年革命军攻击南京洋人的暴力事件回忆评述一番，1938年的日记甚至从11年前的3月21日革命军攻城就开始回顾，把南京大屠杀看作1927年南京事件的历史重演。魏特琳一边保护中国难民，诅咒日军恶魔行径，一边担心野蛮的日军会像当年北伐军那样排挤外国人，担心外国人在南京将不能立足。西方文本援用的比附，包含把日本与中国同样当作“东方”看待的观念，淘空了中国革命和日本侵华的本质差异；去意识形态之后，中日两国的“暴行”同样被解读成针对平民的杀戮，在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把中国和日本含混为“东方”，追溯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历史的内在关系，走得最远的是《南京的恶魔》关于“吃人”的诠释。小说把“南京大屠杀”凝练成令人惊悚的场景和概念——“吃人”。然后，进一步指证“吃人”文化传统的源头是在中国。把中国文明解读成“吃人”文明的观点，在西方并不鲜见，这与鲁迅作品在西方的传播有关，英、美报纸的评论就曾牵强附会把姜戎的《狼图腾》与鲁迅小说的“吃人”主题联系在一起。[86]

《南京的恶魔》采取双线结构，包含两个叙事序列，一为史重明1937年的南京日记，一为1990年英国姑娘格雷到东京向史重明求证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一份胶卷，帮助史重明寻找“南京恶魔”顺三冬树的神秘药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序列（史重明的日记）与发现历史真相的叙事序列（东京故事）交错进行，两者的节奏、情感、氛围同步推进。后一叙事序列对前者具有阐释的功能，拥有话语阐释权的是英国姑娘格雷，由她来对南京大屠杀的深层原因进行解说。格雷对南京大屠杀动因的解释是：日军认为吃人肉可以治病。小说不仅在象征意义上把南京大屠杀解读成一次“吃人”行动，而且讨论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吃人”传统。这个文化传统来自中国，并传到日本。在小说中，南京大屠杀“吃人”主题的建构，是由一个中国“神话传说”[87]开启的：妙善（即后来的观音菩萨）挖出自己的眼睛，砍下自己的双手做药引，用来治愈父王妙庄王的疾病。格雷认为这个残酷与孝道掺杂的神话传说，对于理解和破解南京恶魔的历史隐秘具有关键性作用：“妙善是一条美丽的线——她是我将要拆开的织锦上最美丽的一个针脚。”[88]这里的织锦大而化之是指南京大屠杀事件，具体来说指顺三冬树虐杀史重明的妻子，抢夺婴儿作为治疗疾病的神奇药物。格雷对人类历史上的吃人现象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饥饿、权力和中医。第一种情形，为饥饿所迫而吃人；第二种情形，原始民族相信，吃到被自己打败的人，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壮；第三种情形，中医认为人的肉体或器官，具有治病的神奇效果。第三种情形格雷举了妙善救父的故事、割骨疗亲的故事、鲁迅小说中的吃人故事，以及《本草纲目》的几十条记载。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被援引用来解释日军的南京暴行。这样一来，南京大屠杀的观念根本就指向了“东方”文明，以“文化”的名义把被虐杀的中国与施虐的日本同样看成野蛮民族，大屠杀事件也就转换成了文化事件，最终归结到“无知”的头上。小说把南京大屠杀与东方文明的吃人传统进行比附，转移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方向。

莫·海德在“作者手记”中声称：她期望小说“开辟出一条正确理解这次大屠杀的途径”。[89]然而，仅就小说对南京大屠杀追根溯源所采取的比附方式而言，无疑落入了“东方主义”的窠臼，把中国的“吃人”文化作为日军暴行的注脚，在批判暴行的同时丑化了中国的民族形象，转移了审判罪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