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都南京：现代国家的镜像

（一）有别于感时伤怀模式的新南京形象

1929年春，刚刚从法国巴黎留学归来的女作家袁昌英来到国都南京，她在饱览南京的山水风光、历史遗迹和几所大学之后，写下了《游新都后的感想》。在这篇散文中，袁昌英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介绍了新都南京的面貌。她先描述了饱经劫难的秦淮河的凄凉景象，简单勾勒之后，就立刻转向国都新气象的书写：“只有人——万物之灵的人——却另呈一番新气象。肩章灿烂的兵将，西服或长衫的先生，旗袍或短装的妇女，都在那里生气勃勃地喜气洋洋地追扑着小巧伶俐、时而逃避、时而在握的快乐神”；[4]茶楼上的人剥瓜子、饮清茶、吞汤面，高谈阔论，嬉笑诙谐，“俨然天地间的主宰他们做定了似的”；寂静的台城在她眼里并非古诗中感时伤怀、悲凉肃杀的典型意象，而彰显出一种“民族精神的伟大”；明孝陵也呈现出“一种神秘、一种浩然的气魄”。在离去的时刻，她热情地赞扬道：“新都啊，你的油然嫩翠、到处花香的美貌此刻仍在我心眼中闪灼着，嫣笑着！你有的是动人的古迹、新鲜的空气、明镜的远山、荡漾的绿湖、欢喜的鸟声、绿得沁心的园地！这是何等令人怀慕啊！”[5]

以文学来建构南京“新都”身份，袁昌英是先行者，且提供了南京书写的情感表达新模式。南京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多次作为全国或区域性政治中心，历经波折而文化繁荣不灭，文学对于南京的想象更是长盛不衰。纵观历史上的南京形象表达，从《乌衣巷》《石头城》到《桃花扇》《儒林外史》，似乎总逃脱不了“金陵怀古”式的伤感与叹惋。现代作家写南京的经典作品，如朱自清与俞平伯的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的《南京》等，依然是类似“六朝金粉”的历史追忆与情感抒发，如梦似幻的景观摹绘背后，是寂寞萧索的心理体验。而袁昌英《游新都后的感想》一文，一改向历史深处触摸南京城市审美精神与文化风情的传统写法，提供了南京的当下刻画和未来想象，把一个悄然崛起的、充满自信和希望的、健康向上的新南京，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迥异传统的南京形象构建并非主流，但在国民政府的南京建设十年中，一直若隐若现。1928年2月26日发表于《中央日报》的《台城凝思》试图建立关于古今南京城的二元表述。这首手法简单的诗，由景物描写转向深广的历史时空，通过二者的时空并置抒发时事感怀与人生浩叹。这虽然是固定的南京书写模式的延续，但传统的伤怀和低落却消失不见：“我把悲怨不平的情波/融入寂静了！/奥玛兹德啊，你不要休息罢！/永远照着：我洁白的心地”；“古今的一切兴亡成败/化作烟波融入寂静了！/阿利曼啊，你不要再起来罢！/免摧残：世界的洁白”。[6]诗中对“光明之神”的期待与对“黑暗之神”的放逐，直接暗示南京城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变革时期之中，作者对于南京光明永驻的期待不言而喻。方玮德在《观音门》里热情地倾诉：“这六月里的观音门像是我的家，我向苍空祝告，我愿永远地住下”，表明他对这个城市的依恋；而“一千年的沉默藏住这山川的奥妙，让它吹吧，我爱这门前满满的风”[7]这句才是诗的题旨所在：城门在千年的关闭之后得以洞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开眼看世界的胸襟，吐故纳新、继往开来，标志着一个正在发生于南京的某种历史新变。刘芳棣在《到新都来》中则直接将南京表述为一个“新宇宙”，“一个自由、光明、豪情的世界”。从北京到达新都南京，他庆幸自己“脱离了鬼域，走进了圣宫”，一踏上新都的土地，“呼吸新都的空气以后”，脸上就“布起了笑云”。他对国都的感觉依然建立在直观体验之上，“那些富丽的官舍，堂皇的衙署，整齐严肃的秩序，英俊勇壮的员司，一切正象征了少年中国的活泼生命。这等等新气景呵，在流亡人的眼里：真是一帖安慰剂了”[8]。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进步性尽收眼底。

（二）新都形象：现代国家想象的投影

关于新南京的书写，除了情感表达模式的创新，更值得关注的是“新都”身份的建构。实际上，南京的文学想象几乎脱离不了“国都”身份的表达以及交织于政治文化中的复杂心理展示，“新都”想象与“六朝古都”想象的区分就在其“新”。约翰·费斯克指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新事物的欲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进步的意识形态……时间的向前运动及其带来的变化就通过进步、提高和发展而被作出了社会性的理解。”[9]事实上，当一件事物被冠以“新”字时，往往就已经被涂抹上进步的意识形态色彩。自晚清以降，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的中国，民族国家生存的压力使得知识分子对“新”的渴望尤其迫切，“新”是民族、国家、经济、文化等一切宏大事物变革的方向和旨归。而城市汇聚了现代性的各种可能，是“光明之源”，“发散着‘光明’：启蒙、知识、自由、民主、科学、技术、民族国家，以及从西方新引进的所有观念”[10]。由此，现代国家与现代城市在表意上就具有了同构关系。

表征着进步与光明的南京“新都”形象，是受到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影响、怀着“民族国家”期待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想象物”，是进步、光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想象在城市想象中的投射。对于为中华民族屈辱、悲愤与伤痛的近代史所困扰的知识分子来说，辛亥革命与民国的建立曾经给他们带来民族重生的梦想。然而胜利是如此的短暂，甚至来不及欢庆胜利，这梦想就破灭了。中国又陷入了纷争不断的乱世，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内阁纷争、张勋复辟、军阀割据……种种混乱层出不穷。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想象与要求，在时间的砥砺中愈发强烈，在南方活跃的国民党人被寄予厚望，“自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万民欢腾，不一年而达今日的古都，扫尽了军阀的政治，而来实现全国所渴望的民主政治”[11]。胡适也指出，“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12]。这都表明国民党在初期具有较为良好的群众基础。1927年，国民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宁汉合流，1928年，新疆归顺，东北易帜，至此一个至少在名义上统一的政权在中国诞生。短时间内国家形势明显转好，似乎表明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多年的政治梦想又一次开始复苏。人们有理由希望：“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13]此时的南京，开始脱离之前作为临时政府的国都的无名状态，真正发挥其政治中心作用，隐藏在其形象表达背后的是政治理想与民族愿望的伸张。正如刘芳棣所说：“为了找光，找热，找活力，迢遥的，我如今已到新都来，看到政治空气的新鲜，我心里满藏了喜悦。”[14]人们对新的民族国家政权的希望与想象，自然而然地被凝聚为对一个自由、民主、幸福、充满生机的“新都”的想象。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南京“新都”形象的形成，也是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着意加以宣传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新都”作为一个词汇进入群体记忆，最大的功臣是《中央日报》。检索1928—1949年的《中央日报》，发现“新都”二字出现于标题中共计115条，其中文学类作品仅占10余条。尽管这个词最早出于何处难以考证，但从这个检索结果可以看出“新都”首先是一种政治舆论的宣传，其次，才是文学的反应。国民党定都南京之后，就着手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伴随着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整改措施出现的，是一套完整的思想文化话语。国民政府利用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作为执政纲领，希望以之来培养和改造整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维持一个统一的“民族想象”和“国家统制”[15]。国都南京作为“文明的工厂”，“本身就是权威体系的必然构成部分”，国民政府势必要“通过具体的文化符号来体现其政治文化价值”，[16]从而建立起国都应有的、完整的、崇高的、神圣的政治文化形象。在官方叙述中，南京被一套宣传话语系统包裹着，试图推出并强化其代表“未来中国”的政治面孔。

历久以来，在南京的书写中，其地理优势不断强化着其政治优势与文化优势，政治、文化优势又极力表述着其城市优势。关于南京作为国都的优越性的书写，诸葛亮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赞誉；张纮有“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的论断；古诗词也不断加深着南京城的魅力印象，如“江南佳丽地，六朝帝王州”，“下临全楚地，包举中原势”等。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17]民国初的南京书写同样一直努力实践着这种集体想象，其核心观点重复着历史沿革的基本论调，一再强调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历史底蕴，淳朴的人文遗风，重要的战略地位，良好的经济环境，先进的文化导向。宣传南京为天下中心的观念，为其作为国都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做现实的或历史的铺垫，为政治的合法性和历史选择性张本。

南京“新都”形象的塑造建立在时间革新的观念上。一方面，作家在描绘现时的南京时，都在心里勾勒出历史上的黑暗面目。军阀统治下南京的战乱与屠杀，毁灭与破碎，都成为面对现时南京的心理背景。由乱转治的南京自然引来作家由衷的赞叹。这从《台城凝思》中“黑暗之城”与“光明之城”的时间转变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作家乐于提供一套美丽的国都蓝图，指出其发展与进步的必然性，供人民去想象、去期望，进而万众一心，在国民政府的带领下，为着“未来南京”集体奋斗。杨杏佛在《都市的革命与进化中》强调：“现在南京为我国首都，则全国人民应放开眼光，各个责任，将南京努力改造成一个极大都市，以遗留后世之子孙。”[18]在写作策略上，现代作家往往将这种历史追溯与未来展望有机融合，以强化南京“新都”形象的建构。《飘来的春讯》以新年贺词的形式，毫不吝惜地对新形势下的南京乃至中国发出了激情的赞美。在作者的眼里，这是一个充满了可供展望、可供抒发的民族“新生”时代：“宇宙恢复了青春的年少！/生活的意识，啊；也从此新了！/在缄默中体会着的声息，/不是在祝贺吗？/你好呀；朋友！你好！//过去的陈迹已成了残余的冬景，/未来的光明，啊；正张着黄金的丽影，/听；这酣歌醉舞的笑声/正是那绮荡的呦——飘来的春讯。”[19]这是时代转变的隐喻。“残冬”与“春讯”一直都是典型的“变换”象征，“过去的陈迹”、现在的“残余”与“未来的光明”在诗中得以并置，强化着未来的必然性。作者将这个过程赋予浓烈的感情色彩，读者从中可以体会到一种“创世”般的期待与喜悦。单就情感抒发来说，它再现了郭沫若在《女神》里开创的现代新诗诗风，传播出一种新的时代激情与浪漫畅想。邓启东在《豁蒙楼上话南京》中对南京的历史、地理、人文都做了历史性回顾，在文章的最后，他追忆了近代南京屡遭兵患，荒凉寥落，再指出“自民国十六年国府奠都以来，南京又开始走入第三个黄金时代了。”南京人口在几年之间迅速增长三倍，“新的建筑有如雨后春笋般”，都市急剧发展，“按照现在进展速度说来，不到十年的工夫，定可与伦敦、巴黎、柏林等各大都市相抗衡”。[20]作者这种充满了乐观精神的书写，更像是一种辞旧迎新的宣言。拿伦敦、巴黎等现代化都市作为南京的未来参照，指明南京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民族国家想象，觉醒的中国未来必定会屹立于强盛民族之林，南京也必将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都实现历史的跨越。这种共同建设的倡导似乎也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不少短文，如《略论首都的臭》《略论首都的路》《首都的自来水》《南京的路灯》，对南京存在的市政问题进行了描写，表面上看来似乎与“新都”的形象有损，但实际上，作者的用意并非指责和批评，而只是表现出一种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态度，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对南京政府工作的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对文明、进步的新南京充满期待，才将国都建设问题摆放在微观的操作层面进行审视。

南京“新都”形象的建构同样表现在与其他城市的对比之中。袁昌英在对南京做了一番生机勃勃的赞扬之后，不忘拿“尘埃满目，钱臭通衢”的上海与之对比，以突出南京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风气。[21]梁实秋游览东南大学时写道：“这里的学生没有上海学生的浮华气，没有北京学生的官僚气，很似清华学生之活泼朴质。”[22]在他们眼里，南京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道德色彩。与上海相比，南京保留了传统中国的心理符号范式，摆脱了西方文化移植带来的殖民话语压力；与北京相比，南京弱化了封建帝制的思想禁锢，有利于确立国家政治的全新话语模式。在《新都的印象》一文中，作者从公共汽车售票员身上发现了南京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他们诚实奉公，不以权谋私，而“他方的售票员的揩油，简直成为公开的秘密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不同划归于个人品质的高下，而是详细分析了这种不同背后的城市管理机制。南京建立并逐步健全了相关管理规章，既保证售票员有不错的合法收入，刺激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又强化国家权力对“揩油”等不良行为的打击力度。“恩威并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3]这种差别，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南京在社会管理运行上明显高出其他城市。

此时的南京想象呈现出略显盲目的激情状态，本质上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相关书写共同建构了南京城的光荣新生，同时也预设了其光明的未来。但这些书写本身也只能反映政府与知识分子对南京的美丽想象而已。新都历史薄弱，理性精神缺乏，使得新都形象的构建仅仅停留在建都的欢欣情绪抒发之上，并未明确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新的本质。人们对新都建设的具体战略和实施方向也缺乏统一的思想，使得包含大型历史时空和时代精神的作品缺席，这也充分说明此时南京书写的粗粝品质。在写作形式上局限于诗歌和散文，内容上多为宣传式的介绍、游记以及针对国都具体问题的肤浅性政论，这表明面对新生城市时文学创作的滞后，真正触及南京城市变革的书写还要时间的积淀。

（三）中山陵、中山路：国家政治的象征空间

一个城市需要它的神祗，而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过早地成熟、过早地摆脱了原始宗教带来的宿命感和畏惧感。缺乏宗教感的人们崇拜的对象，往往是有着辉煌事功的真实人物，而非虚无缥缈的神和供奉在心底的理念。

南京想成为一个图腾，就必须寻找到这样一个人物，于是，孙中山极其恰当地被提及，充当了类似神的角色。列斐伏尔在考察空间政治学时指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s）。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24]。南京正是通过一套“永久性记写形式与符号”的记录系统，来完成意识形态的表述与传播。凯文·林奇认为，任何城市都有一种或一系列的公共印象，而这种公共印象与物质形式有着密切关系。他进一步把这种物质形式分为五类：道路、边沿、区域、结点和标志。这五种空间物质形式，通常成为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斗争场域。其中，标志“可以在城市内部或一定的距离内作为一种永恒的方向标志”[25]。如果要给现代南京寻找一个地标，恐怕中山陵是最当之无愧的一个。朱自清就说：“南京的新名胜，不用说，首推中山陵。”[26]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留下遗嘱要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遵循总理遗愿，陵墓工程自1926年开始，1929年初完成。陵墓主体类似一个自由钟，象征着孙中山为民主、自由奋斗终身的革命精神。为迎接总理灵柩，1928年8月，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破土动工，即为中山大道。道路是“一种渠道”，“观察者习惯地、偶然地或潜在地沿着它移动”，是“大多数人印象中占控制地位的因素”[27]。中山大道北起江边岸、东出中山门与陵园大道相连接，另有中山码头、中山桥、中山门、逸仙桥等场所以孙中山命名。[28]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有意识地在空间命名和改造上，赋予其政治象征意义。正是依靠这些永久性的纪念地，南京成为孙中山及其代表的一切伟大意义的“象征性载体”。中山陵这个南京地标，连同城市的主要道路，被编织成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创造和传播网络，为掌权的国民政府正统“三民主义”接班人的身份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为孙中山缔造的中华民国的国都南京涂上革命、光明、进步的鲜亮色彩。

作为“民国子午线”的中山路控制并改变着人们进入、漫游南京的路线，并决定了人们对南京景观的捕捉与摄取。这条贯穿南京的大马路沿途有铁道部、交通部、最高检察署、国际联欢社、司法院、外交部、中国国货银行、中央通讯社、励志社、党史陈列馆、总统府、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博物院等众多党政机关办公场所，是“民国建筑的博物馆”。沿路走去，自然能够深刻体会到国家权力的威严。同时，这些民国建筑在结构形式、艺术风格上是“近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建筑典范”[29]。中山路以及由之串联起来的民国建筑景观，构成了南京独特的城市魅力。它们兼具现代性与传统的色彩，构成了“现代——古典”精神的并置，并在这种糅合之中，完成“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自我表述。“中山陵全用青白两色，以象征青天白日，与帝王陵寝用红墙黄瓦的不同”[30]。这种融贯中西风格的民国建筑，也暗示了南京城市性格的继承性与开放性。于是，新都南京与古都北京、摩登上海的城市形象有了明显的区分，在这种身份表征之中，南京没有北京古都的专制色彩，也摒弃了上海都市的现代罪恶属性，努力地实践着现代化与传统道德的双重构建。南京，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中国的缩影。

现代作家在面对这些纪念性空间时，都会努力挖掘它们的精神象征，并将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和生平事迹上升至民族精神层次。对他们来说，陵园被包裹在崇高的信仰之中，具有了宗教式的圣洁。王平陵说：“在陵园的范围内，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一花一木，都是洁净无尘的，不论那一种类型的建筑，都代表东方文化最崇高的意义，象征国父宽大博爱，庄严慈祥的精神。”[31]“一条又宽又长的大路，从这条大路走向孙中山的坟墓”，曹聚仁的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南京城市精神的最终旨归：孙中山就是“南京的基督”[32]。袁昌英游览中山陵，“到了墓前的石阶上，往下眺望时，我们才领略了它这一望千里无涯的壮观！这个位置才真不愧代表孙先生的伟大人格、宏远意志、硕壮魄力”，但袁昌英仍嫌国父墓不够宽宏巍峨，“假如这全国人民所尊敬的国父的墓能建筑在更高的地点或索性在山巅上，一目无涯的望下来，那岂不更能代表他那将全人类一视同仁的气魄吗？间接的岂不更能代表我们大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吗？”[33]作家在缅怀孙中山时，也获得了精神的激励和指引。《陵墓巡礼》讲述作者怀着对日寇加强侵略现状的忧虑前来参观中山陵，在参观的过程中心情获得了由黯淡到光明的转换。而这种转变的因素，就是伟人的精神力量。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回顾陵墓时‘民族’‘民权’‘民生’三块匾额，隐约在正午的太阳下，闪铄着一丝丝一簇簇的光芒。”[34]正是凭借着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感召，我们拥有了自立、自强的力量，心理的失衡也获得了暂时的化解。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空间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歇，国民政府固然可以将中山陵等物理空间固定为民族图腾，为自己的合法地位增加资本，却无力阻止其意义传播的现实指向。民国时期经常出现的“哭陵”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续范亭在“九一八”后，赴南京请缨不成，深感失望痛苦，于是上中山陵切腹自杀，并在《谒中山陵》中写道：“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断。/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35]在这里，作者对南京政府违背总理遗志，无力抵御外侮的现实状况提出批评和指责，南京时刻成了歌舞升平、瓦全苟且的亡国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