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新制度，旧时代，1912—1936
在茶铺还有不少行当与茶铺有合作关系，包括热脸帕、水烟袋、手工匠、擦鞋、修脚、掏耳朵、理发、算命等各业。像堂倌一样，他们通过独特的服务，与茶铺和茶客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
历史就是这样，并不总是按照我们预先设计的轨道运行。革命之前，人们都憧憬着革命以后的美好时光，坚信一个好时代就要到来。专制王朝崩溃了，共和建立了，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幸福就在前面呢？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革命带给人们的，竟然是如此深重的灾难。
所以孙中山才哀叹，中国从一个专制生出了无数之专制。历史就是这样，又一次可悲地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中国，历朝历代的人们，都盼望着圣人出，黄河清，但是历史却反复地证明，往往有雄心壮志的帝王纵横驰骋的时代，就是老百姓受苦的时代，因为芸芸众生无非成为那些有“雄才大略”的风云人物达到他们野心的代价而已。
作为辛亥革命的中心地带，成都经历了剧烈政治动乱。许多民众加入保路运动，反对铁路国有。1911年11月，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的领袖蒲殿俊和罗纶等与护理总督赵尔丰谈判，达成协议，蒲被推为都督。
然而，1911年12月8日发生清兵骚乱，抢劫了藩库和成都商业区，蒲和其他新政府官员逃之夭夭。在骚乱被平定后，赵尔丰被尹昌衡为首的新军和革命党人处死。1911年12月10日四川军政府成立，尹为都督。
1913年，都督尹昌衡被袁世凯的亲信胡景伊所取代。同年，一些革命党人加入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但运动很快失败。1915年和1916年间，四川成为护国战争的主战场，虽然这场反袁运动以胜利结束，但滇军和黔军的进入却对四川贻害无穷。
从1917年到1936年，成都经历了战争、破坏、重建、战争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几乎所有要职都被军阀占据，他们互相争权夺位，成都自然成为各种军事势力的控制对象。
1917年，成都市民经历了一场从明末战争以来最可怕的噩梦，先是川军与滇军之间巷战、然后又是川军与黔军之间的夺城之役。许多无辜市民死伤，相当大一部分城市被毁，无数民居被夷为平地，上千上万沦为难民。
1921年，四川省在急剧发展的联省自治运动中宣布独立。到1926年，在“川人治川”的口号下，四川军阀方得以驱逐滇黔军出川。
这个时期由于政局不稳，成都的城市管理相当松散，军阀各自为政，但这也给成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机会。1924年军阀杨森任四川省省长，他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成都城市改造计划，开辟新商业区，拓宽道路，还修筑了春熙路，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
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但是一直到1936年，虽然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国民党的管辖之下，但四川实际上仍处于自治状态，为地方军阀势力所控制。这个时期中央政府几乎无法管辖四川，在所谓的“防区制”下，五个最有势力的军阀——即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一时期，成都前后也有五任市长，都是这些军阀的下属将军。
这些军阀相互争权夺利，甚至不惜使用战争手段。1932年，川军刘湘和刘文辉之间开战，次年又是邓锡侯与刘湘间战争，都以成都街头为战场，造成自1917年以来的又一场大灾难。这些军阀疯狂征税，走私鸦片，控制经济。
直至1935—1937年间，中央政府才终于将其控制力扩展到了四川。
从1912年到1936年，成都城市管理也发生了许多变化。1913年，根据中央政府指示，组成新市议会负责城市公共事务。1922年，作为当时全国范围内成立市政府的一部分，省府批准成立成都市政公所，1928年改组为成都市政府，成都第一次出现了市政管理的专门机构。从20年代到40年代，市议会与市政府共存。
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中，成都的茶铺不但幸存下来，并不断得到发展。茶铺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面镜子，甚至称为社会安定的一个象征。
每次当城市里发生战争，枪声和炮声停止以后，打探消息的人如果看见茶铺开门了，家里人就可以放心出来了。只要茶铺在营业，市民们就会感到安全。也就是说在成都，茶铺成为战争与和平的一个风向标。
从1912年到1936年，虽然是在共和的体制之下，但是中国社会包括四川成都，还似乎像一个旧时代，充满了动荡和不安。但是难以置信的是，茶铺在这个动乱的年代，不仅生存下去了，而且依然繁荣，成了居民能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得到安慰的、必不可少的服务设施。
每天超过四分之一的成都居民去茶铺
茶铺的分布
在民国初年，便有了“成都茶馆甲天下”的说法，但到底有多少家，也不是很清楚。我根据各种原始资料，包括档案、报刊杂志及其他记载，可以大致描绘出民国前期茶馆行业的概况。
成都茶铺的数量一直相对稳定，大约在500至600多家之间。尽管茶铺遍布成都，但并非如一些观察者所说的每街必有。1914年成都分为六个区，共有茶馆681家。其时成都有街道516条，其中311条街有茶馆。
1929年，成都划分为五个区，但茶铺的分布由311条街扩大到336条街，不过茶铺总数由681家略减至641家。在336条有茶铺的街道中，180条街有一家茶铺，91条街有两家，65条街的茶铺有两家以上。例如陕西街和浆洗街分别有7家茶铺，小天竺6家，东大街达到13家茶铺。
茶铺在成都的分布颇为均匀。1929年成都有30多万人口，641家茶铺分布在五个区的336条街上，平均每千人有两家茶铺以上。第二和第四分区的居民最多（分别为七万五千多和七万四千多人），其茶铺数量亦最多（分别为133和136家）。然而，东城门外（即外东区）茶铺分布最密，每千人中有3家茶铺。
在城墙内的城区中，西城区茶铺的密度最高，在四万六千居民中有107家茶铺，分布于44条街上，或每千人有2.3家茶铺。该区是成都主要的休闲娱乐区，有著名的花会和少城公园，吸引了许多游客。
在市郊的一些地区，茶铺也高度密集，如青羊场，不过三条街，居民两百来户，却有茶铺19家。因为农民赶场天，都是要来坐茶铺的。
1935年，成都小商铺有6615家，其中餐馆数量最多，为2398家；食品店次之，910家；茶铺排第三，599家，或者说茶铺占总数的9%。这个比例与教育家舒新城在1920年代的估计的十分之一非常接近，或许说明了多年来茶铺的数量在成都整个小商业中的稳定地位。
成都茶铺数量的相对稳定，是由于茶社业职业公会控制的结果。由于担心茶铺过密，会造成恶性竞争，所以严格限制新茶铺的开业。
每天多少人到茶铺喝茶？
估计每天究竟多少人去茶铺喝茶是十分困难的。我用各种办法，寻找蛛丝马迹。我发现，一些数字提供了关于茶铺规模的资料，例如由于政府收税是按茶桌的数量来收的，这样就留下了茶桌数量的比较精确的统计。我便可以据此计算每日茶客的总数。
例如，1914年，成都的茶馆共有茶桌9958张，每家平均14.6张，这表明大多数茶铺规模都较小。然而这仅是征税茶桌的数字，实际的桌数可能要多得多，因为茶铺在“打涌堂”时（即高峰时段），添加桌椅是很平常的事，但为了避税并不上报。
即使不把加座计算在内，1914年按1万茶桌来计算，每张每天平均接待10个客人，可以得出10万客人的总数。当时成都人口四十万左右，因此可以说，每天超过四分之一的成都居民去茶铺饮茶。
如果进行最低的估计，即按每张桌子每天平均有4个顾客，即每个座位每天只有一个顾客用，那么顾客总数是4万，即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然而根据其他资料的记载，显然这个估计太低。
以1924年为例，当时每碗茶卖30文，但每桌的税是每天30文，如果每桌平均每天只服务4人，那么税率是25%，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根据当时的税务记录，税率在1940年代为2%至3%。即使我们按1924年税率10%算（实际上应该大大低于这个税率），每桌至少每天可以卖茶300文，这即是说每桌平均每天至少有10个顾客。其他资料也透露，每个座位平均每天使用者超过10人。
因此我估计，成都每天大约10万到14万人（即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到茶铺喝茶，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估算茶客人数有多种方法，上述数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粗略概念。当然，茶客有很大部分是流动人口，他们比居民更依赖茶铺，但如果我们假设各茶铺的加座数与流动人口相抵消，到茶铺的居民的比例可能不会因此发生大的变化。
其实，过去便有不少人对每天到茶铺喝茶人数感兴趣，早就有人做出了各种估计，是民国时期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大多数高于我的上述数字。
根据《四川月报》1933年的数字，称统计了261个茶铺，共有3000多张茶桌，平均每家11.8张；卖大约3万碗茶，平均每家113碗；每天共有顾客20万。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数字似乎有问题。1931年成都有621家茶铺，如果261家茶铺可以服务20多万个顾客，那么621家所服务的人便超过成都总人口了。而且既然全部茶铺每天卖3万碗茶，那怎么可能有20多万顾客呢。因此从逻辑上讲说不通。
1933年《新新新闻》上一篇文章也有一个估计，说是按成都200家茶铺算，平均每家茶铺每天卖800碗茶，这即是说平均每家茶铺每天接待800个顾客，全成都即可达16万。每天消费4800元，每月14.4万元，一年172万元。这个钱可以给8万多饥饿的人提供一个月食物，或者建筑3200里道路。显然，这是作者以此来批评成都人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茶铺里。
这篇文章关于茶铺数量的计算比实际数低得多，但我认为每个茶铺平均每天800顾客估计又太高。例如1914年，681家茶铺共有9958张桌子，平均每家14.6张。如果每个茶铺接待800人，那么每张桌子平均每天要服务55人，显然是不可能的，哪怕1930年代茶铺平均接待的客人比1910年代要多。
我还计算有多少人依靠茶铺为生。1932年的茶社业公会的统计，更证实成都有六万多家庭成员和几千雇工靠六百多家茶铺维持生计。按照这个估计，也即是说平均每家茶铺可直接和间接养活百人左右。
喝早茶是一种生活习惯
1934年沙汀写了《喝早茶的人》，对喝早茶的人有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
由于起来得太早，他们一坐在茶铺里，便实际上处于半迷糊的状态，当打了一会儿盹，“发觉茶已经泡好了的时候”，他们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点，润润眼角”，这样可能使自己清醒一些，然后才“缘着碗边，很长地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灼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喝下大半碗去。”
喝早茶的人，鲜有不抽烟者，他们“于是吹着火烟筒，咳喘做一团，恰像一个问话符号似的。”等到茶铺里有别的客人来了，“这种第一个上茶铺的人，才现出一个活人的模样，拿出精神来”，便可以拉开了话匣子。
喝完早茶以后，他们才回家洗脸、刷牙、吃早饭。由于家里热水不便，不少顾客甚至喝茶洗脸同时进行，如睡眼惺忪的茶客会向堂倌说：“还没洗脸呢。”于是“堂倌拖过一张凳子，摆在客人座位边顺手的地方，打了脸水来。”洗脸的时候，都不必改变姿势的，“只需略微侧一侧身子，斜伸出两只手去，就行了”。就是说堂倌的服务十分到位，茶客几乎不动身子就完成洗脸的程序。
更有趣的是，这个洗脸的顾客可能不愿哪怕中断一刻与其他茶客正在兴头上的谈话，从水中提起的毛巾，随时停在半空，甚至又把毛巾扔在盆里，所以“要洗一张脸子，那时间是会费得很长久的”，有时堂倌还不得不再换一次热水。从这里可见茶客聊天的瘾之大，而且茶客们真是被殷勤的堂倌给惯坏了。
茶铺外面都有卖小吃的摊子，顾客们甚至也不用回家吃早饭，如一个茶客把茶留在桌上，十分悠闲地走出了茶铺，出去买东西吃：
一边趿上鞋子，扣着纽扣，一边踱往街对过的酒酿摊上去，躬着身子向装着物事的担子打量一回，然后点着指头，一字一字地叮咛道：“听清白了么？——加一个蛋。要新鲜的。好，就是这一个罢。您照照我看……”
这一段是描述一个茶客怎样在茶铺外买醪糟蛋，这是四川很流行的用酒酿煮鸡蛋的吃法。“您照照我看”，意思是将鸡蛋对着天，如果是透明的话，便说明鸡蛋很新鲜。
当然，很多茶客还是要回家吃早饭的，但茶铺总是使他们流连忘返，所以经常是：
直到家里的人催过三五遍了，他们才一面慢腾腾地，把茶碗端到茶桌子中间去，叫堂倌照料着，说吃过饭再来，一面恋恋地同茶客们闲谈着，好像十分不愿意走开去似的。
茶铺是如此地随意，有的茶客甚至把家务事也带到茶铺来做，这样喝茶、社交、家务三不误。如他们坐在茶铺里，“小菜贩沿着清冷的街市叫卖起来了的时候”，他们总是买一点豆芽，“堆在茶桌上，一根一根地撷着根，恰像绣花一样的精致。从他们的神情上看来，这还是一种近乎阔气的举止呢。”
沙汀的这个描述实在是太生动了，给读者提供了有趣的联想。豆芽在当时是最平常不过的蔬菜，但是他们在茶铺里掐豆芽的根，是这样的认真，众目睽睽之下，似乎是今天他家吃豆芽菜，也是很值得炫耀一番的事情。
菜摘好以后，“家里的孩童们，是自会来收回的”。当时没有手机，他不用同家里联系，家人自动会直接到茶铺里找他取准备好的菜。家人与茶客如此地默契，说明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也照例不用动步，“只需千篇一律地关照道：……多加一点醋，炒生一点，嗯！”
精英文人对普通民众的这种悠哉乐哉的生活方式是颇为怜悯的，在小说的结尾，沙汀忍不住地加上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评语：“全个早晨的时间，已经给他们花费干净了。但他们毫不觉得可惜。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等到肚子一饱，又有许多时光，在等待着他们，像阔人使用资财一样地浪费了。”
浪费时间和金钱？
到茶铺喝茶，自来就被精英知识分子和国家批评为浪费时间和金钱。其实关于时间和金钱，不同阶层和人群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每天辛苦劳作的下层劳工，或者是在那些各种小作坊工作的工人，走街串巷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服务修修补补的手工匠，以及在各种公共场所的小商小贩，他们和我们今天的人时间观念是不一样的。
知识精英所不能理解的是，并非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惜时如金的，他们与芸芸众生有不同的时间观。我们可以想象，如此松散闲逸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对那些每天殚精竭虑地为了事业、名声、金钱或权力的专业人士、精英、富人和达官贵人们，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报几分同情吧。
普通人比那些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上层更经常使用茶铺。成都的现代工厂微乎其微，大多数都是手工工场的工匠，或店铺的店员，餐馆的跑堂，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雇工，他们无须像现代大工厂的工人那样遵守严格的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非常灵活。
例如，那些在街道两旁铺子里做工的工匠，休息时便到街角的茶铺。这些茶铺为各种普通人服务，像砖瓦工、木匠、石匠、挑水夫、裁缝、车夫等，他们多在街头谋生。即使那些必须按时上下班的工厂工人，一有机会，也到茶铺消磨时间。
小街小巷最能勾起对老成都的回忆，因为它们一天天在我们眼中消失。这些小街小巷就是小茶铺的载体和赖以生存的环境，没有了它们，小茶铺也就没有了根，也随风飘去，不见了踪影。
1918年的《国民公报》上有一篇讽刺小说，描述了农村人怎样留念成都的生活，原因之一便是那里人们可以在热闹的茶铺里尽情喝茶休闲。
1934年，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出版他的《蜀游心影》，这本书记录了他1920年代到成都时的观察。他发现了成都人日常生活的独特之处：
这许多的男女在茶馆戏园中度日子，你将以为这样地耗费时间与金钱，未免太可惜！你如果这样想，你之愚蠢真不可及。你要知道钱是以流通而见效用的，用钱又以能满足欲望为最有价值：他们的欲望既在此，每日用去几文自然是“得其所哉！”而况在茶馆里坐一日，若仅只喝一壶茶，所费不过一百或二百文——合大洋三分或六分——就是吃一顿面也不过费三四百文，再加一二百文的点心，每日也不过费大洋二角。戏院中头等票只六百文，二三等只要四百三百文，就是天天购头等票去看戏，每月也不过费大洋五元而已，比上海一个工人的纸烟费还少，所谓耗费金钱实在是很少的事。“虚耗时间”几个字，在这里是很少有人道及的，你又何必替他们白着急。
显然，他很欣赏而且试图为这种生活方式辩护，当时西化的精英对成都茶铺的批评甚嚣尘上，认为人们在那里浪费时间和钱财。像舒新城这样的著名教育家和新知识分子对茶馆进行辩护，应该说是一个异数，特别是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打击传统、拥抱西方正在成为时髦之时。
小商小贩是城市经济最活跃的部分
“自由市场”
毫无疑问茶馆是人们休闲的地方，但这远远不是茶馆的全部，实际上茶馆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功能。这即是说，在人们悠闲的背后，在茶馆中却每时每刻进行着某种形式的经济和交易活动。茶馆被称作“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
1923年，美国地理学家乔治·哈巴德（George Hubbard）从成都的街头上，看到“商人忙着赶路，到店铺或茶铺里去见他们潜在的买主或卖主。到处能看到小贩，用特别的声调、哨子、小锣、响板招揽顾客。”
茶铺经常是某个商品的专业市场，政府力图控制茶铺中的交易，特别是防止价格垄断。《国民公报》1914年的一篇报道讲了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在南门的一个茶铺里，有几个人看来像做大宗米生意的，叫喊高价，结果警察把这几个人抓捕。
不过这个行动倒引起意想不到的恐慌，一个进城卖米的乡下人，正在茶铺喝茶，看到有人被捕，“吓得目瞪口呆，面无人色，颤颤栗栗，如筛糠然抖。”等稍缓过气，拔腿就跑，旁人大叫：“跑了！拉倒！”他被警察抓住后，问他“你是做什么的，其人一言不发，只见发颠。再问之，应曰我我我是吃茶的。调查员曰，吃茶就吃茶，跑什么？曰，我我我害怕。众皆莞然。”
茶铺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劳工在那里待雇。一般来说，同一行业的工人聚在同一个茶铺里，雇主知道哪里最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人。许多自由劳力、季节性工人、技术工匠，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在茶铺里等待雇主。
如果某人需要雇一个木匠，他知道去哪个茶铺去找。一般家庭需要有人修理房屋、搬重物或婚丧需要帮手，也到茶铺里去请。
一些工匠干脆用茶铺作为工作之地，修理鞋帽、扇子、雨伞等，茶铺老板和顾客对弄在地上的纸屑、各种碎片和灰尘好像也并不很在意，因为他们给茶客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甚至有的茶客也把他们的活路带到茶铺，品茶时手也不闲着，这样休闲生产两不误。
小商小贩
茶铺也是小商小贩的市场，一些茶铺对小贩没有任何限制，自由使用；另一些茶铺则要求小贩付一定的费用，才能在茶铺卖东西。因此，对这个问题茶铺没有一定之规，根据各茶铺的具体情况，包括位置、老板与小贩关系而定。
一般来讲，茶铺本身处繁华之地，生意很好，那么小贩借茶铺地方卖货，就要交费。如果茶铺生意不好，小贩可以给茶铺带来人气，给顾客提供方便，那么茶铺乐意提供免费场地。
事实上，如果顾客饿了有东西吃，他们可以在茶铺里待更长的时间，用不着离开茶铺去填肚子。许多小商小贩，特别是小吃，与茶铺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甚至可能入股茶馆，把他们的摊子摆在茶铺外面，招徕顾客。因此，茶铺和小贩可以说是合伙人关系，符合互利的原则，既给茶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亦促进了它们各自的生意。
公园茶铺也有许多小贩出没。1932年，政府在公园禁止乞丐和小贩，说是因为他们在公园茶铺里妨碍卫生，影响公共秩序。然而，这个禁令造成顾客的不方便，因为他们需要小贩提供各种小吃、玩具等。在经过茶铺和公园的请愿后，政府妥协，颁发《入园证》，以限制小贩的人数，如将中山公园的小贩限制在90人，入园证每半年换一次。
但是1937年，政府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茶铺组织公开演讲，需维持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换证，使许多小贩生计受到影响。公园和小贩向政府请愿称：小贩“均系赤苦贫民”，禁止他们入园，将断了他们的生计。虽然此事的结局不清楚，在事实上要彻底破除小贩进园卖货这个长期的传统，可以说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卖各种商品和食品的小贩，喜欢在茶铺门口兜售，给茶客提供了许多方便。如果肚子饿了，走到门口，便可以买到小吃填肚子。如果瞧见卖菜的小贩路过，便叫住他，买几样蔬菜，甚至把菜就在茶桌上清理干净了再带回家。
历史经常那么荒唐可笑，国家要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首先就断了小民的生计。在近代历史上，所谓国家推行的“进步”东西，经常首先就是以民众的利益作为代价的。
小商小贩在茶馆里非常活跃，特别是卖零食和烟卷。刘师亮写了一首竹枝词，对他们有生动的描述：
喊茶客尚未停声，
食物围来一大群。
最是讨厌声不断，
纸烟瓜子落花生。
小贩的销售方法非常灵活，如果茶客愿意，他们甚至可以按根数而不是包数购买香烟；如果是卖水烟，吸五口起步，顾客可以今天吸三口，留两口改日再吸，生意非常灵活。各种小贩出卖其他如刷子、扇子、草鞋和草帽等日用品。
小贩经常利用一些具有当地民间文化特色的“绝技”来取悦顾客，推销商品。如卖瓜子的小贩，他们的生意“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在街头、茶馆、鸦片烟馆和其他地方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一位传教士对这些小贩的技能印象颇深：剥瓜子“是一门相当不错的艺术……牙齿轻轻一嗑，瓜子就剥开了”。
卖瓜子的小贩按盘出售，还与茶客玩博彩游戏。有两种方法参加赌博：一种是猜瓜子的数目，买者手里抓一把瓜子(一般有十来颗）让小贩来猜。如果小贩猜错，瓜子就放到一边，接下来继续猜，直到小贩猜到正确答案为止。
第二种是抓得准，要求小贩一把抓出正确的数量(按双方约定）。如果小贩数目抓错了，瓜子就放到一边，小贩又抓另一把，直到他抓出正确的数量。熟练的小贩一次就能抓中。作家何满子便在茶馆看到，一个女孩的瓜子卖得特别快，因为她能按顾客的要求一把抓出准确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
奇葩行业
在茶铺还有不少其他行当与茶铺有合作关系，包括热脸帕、水烟袋、手工匠、擦鞋、修脚、掏耳朵、理发、算命等各业。像堂倌一样，他们通过其独特的服务，与茶铺和茶客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而且成为茶馆文化和地方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掏耳朵便很具地方特色。掏耳朵匠依靠茶铺招顾客，他们一手拿工具，另一手拿一个可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的金属夹子，吸引顾客注意，穿行在桌子间提供服务。有人诙谐地说，掏耳朵的人在表演一种艺术，使人们感到舒服，顾客则不在意他们的工具可能传播细菌。他们的存在，不仅为茶铺生活提供了方便，而且增加了更多的乐趣，但政府也以妨碍卫生等各种原因进行限制。
热脸帕服务在茶铺里很流行，顾客不仅可随时擦脸揩手，可以在那里早晚洗脸洗脚。提供这个服务的人有特殊的技艺，在十分拥挤的茶铺里，能够扔毛巾给任何一个顾客，从空中抓住顾客扔回来的毛巾，甚至能够同时接住几张从不同的方向扔过来的毛巾。他们有时还有意炫耀技术，用嘴去含，顾客看得高兴，也会给小费。
这个行业过去叫“烟袋帕子”，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名字？有人解释说，茶铺里竹竿上晾的毛巾，很像烟杆上吊一个烟袋。他们的服务又叫打香水帕子。“打”在这里应该是“扔”的意思，因为热帕一般都是从空中扔给顾客。
热脸帕的经营者不是茶铺雇员，而且他们还必须付茶铺一定的费用，以使用茶铺的空间和热水，当堂倌和瓮子房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还要帮忙。
许多茶客是附近商铺和手工场的工人，他们大多不是成都人，来自外县甚至外省，过着独居的生活，由于居住环境简陋，茶铺便成为他们的“临时旅店”。清晨去那里喝早茶，洗脸，然后去工作；下了工回到茶铺，待到茶铺关门，在那里洗了脚才离开，一到家便直接上床。他们所谓的“家”，也不过就是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这部分人成为热脸帕最固定的客人，为这个行业带来了繁荣。
商人有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如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走私鸦片、武器的帮会在品香茶社活动。
南门边的一家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
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
西方旅行者也注意到了茶馆的商业功能，在1920年代的成都，上面已经提到的美国地理学家哈伯德发现，茶馆不仅是公众闲聊的地方，而且“大部分的生意也在这里成交”。他经常看见“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在那里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
成都并不是唯一的将茶馆作为市场的城市，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茶馆能像成都那样，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发挥这么多和这么大的功能。
一张茶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共同爱好的聚集
茶铺也成为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共同阶层之人的聚集地，就像一个“社会俱乐部”。茶铺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空间，虽然许多茶馆可以是为各个阶层的人服务，但是相当多的茶馆存在着阶层自然的分野。
海粟在他的《茶铺众生相》里回忆，虽然成都有许多茶铺，但“茶客却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有的大茶铺平民百姓从不跨进去，而更多的小茶铺某些人则不屑一顾。”
中山街的茶馆邻近鸽子市，因而成为“养鸽人俱乐部”；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爱鸟人每天早起，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鸟儿的歌唱。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一些茶馆，例如中山公园的惠风茶社，就成为定期的雀鸟交易市场。
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的生意，交流饲养经验，成为有名的“雀市”。一个记者1936年在《新新新闻》上描写道，一次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人们不仅在那里买鸟作为宠物，而且还买麻雀等在阴历四月初八的放生会释放。
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个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是作斗鸟娱乐和赌博用。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铺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看来人们说茶铺就是一个社会俱乐部，真是不假。同行业的、有共同爱好的甚至完全不相干的人，都可以坐在同一个屋檐下，休闲、聊天或者读书看报、独自冥思，甚至度过一整天。难道还有任何其他公共场所，有茶铺这样的包容性吗？
茶铺就是会客室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作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由于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铺作为他们的会客厅。茶铺成为人们聚会地，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铺里决定的。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传统在现代成都仍保留了下来。世纪之交我做茶馆研究时，经常约一些长辈进行采访，他们几乎都要我去茶馆碰面。他们经常不用约定，也能在茶馆见到朋友，茶客们一般都有他们固定去的茶馆。
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铺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铺，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铺是个好地方。
茶馆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好场所。与西方工业国家和中国沿海大城市工人严格上下班工作制不同，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日程，他们的时间十分灵活。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沿街营业的饭馆和茶馆”（tea-drinking saloons，直译为“茶吧”）比作“英国的酒吧”（public houses），并评论说，这样的地方用于“社会闲聊”时，“危害极小”。
这些茶馆有着明显的社区特点，民国初期住在“推车巷”的外籍教师徐维理（William Sewell）关于成都1920年代的回忆便提到，他所住小巷的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当他的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便到茶铺去讨论解决办法。
成都茶铺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摆脱简陋住所、休闲的公共空间。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茶馆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了一个远离宽敞的私家宅院，接近更热闹鲜活的社会生活的聚会场所。
茶馆太有吸引力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甚至在上班时间也去茶馆喝茶，没想到被上司撞见而受到处罚。对茶客来说，闲聊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据周止颖《新成都》说，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论闺阁。”
茶客的经济状况也反映在他们茶铺里的行为举止上。当经济恶化，顾客尽量少花钱。一次，一个人显得很有“派头”，为他人买了8碗茶，他的出手不凡使大家刮目相看，大多数人虽然也好面子，但也不敢轻易如此潇洒。
民间也流传不少关于茶馆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下面是一则收入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传说：
有个人喜欢摆阔，成都人称“绷面子”，如果恭维他富，他便喜形于色，反之则怒气冲冲。有一天他在茶馆喝茶，茶客们都抱怨生活艰苦，每天只能泡菜下稀饭。他却说，“只怪你们不会过日子。我不但一天三顿白米干饭，而且顿顿都吃肉。”
别人不相信，他就撅起油得发亮的嘴唇，就像他刚刚吃过肉一样。不一会儿，他儿子冲进茶馆，焦急地大喊：“爸爸，你的那块肉遭猫偷吃了”。
他装着若无其事，一边给儿子使眼色，一边问儿子：“是偷吃三斤的那块？还是五斤的那块？”
儿子没明白父亲的暗示，回答说：“哪有三斤、五斤的肉啊！就是你留下来抹嘴皮子的那二两泡泡肉！”
那人气急了，打了他儿子一耳光，儿子大声哭道：“是猫偷的，又不是我偷的”。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为了面子，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最后丢人现眼。在我们的日常和政治生活中，为了面子丢了里子的事例屡见不鲜，这种“面子文化”是非常害人害国的，而且直到今天在中国还经久不衰。
这件发生在茶馆的小事可以被认为是一场生动的“社会戏剧”，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各种故事每时每刻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茶客们作为“公众”在茶馆既作为看客，又在公共舞台上充当了“演员”的角色。
这类地方口头文学也让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街头生活的特征。虽然这些故事可能经过了讲述者的渲染，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增加或改变细节，但这些故事所烘托的那种公共生活的生动气氛，却是真实可感的，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进入到茶馆的那种热闹和自在的喧嚣而又并不烦人的氛围之中。
赌博是司空见惯
人们聚集在茶铺里，也喜欢赌博。斗鸟经常在城外进行，像西门外的洞子口和北门外的天回镇等地。这是一种公开活动，参加者众多，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还有裁判，胜者还要穿红。
地方精英和政府皆认为茶馆赌博是一个严重问题，虽然颁发了不少规章，但这个问题并未能解决。一篇1918年发表在《国民公报》上题为《扑克害》的所谓“警世小说”，便以批评赌博为主线，讲述一个年轻人在茶铺碰见一个爱玩牌赌博的朋友，结果他们正在聊天时，警察来把他朋友带走了，罪名是偷窃。
这篇小说以这样的句子开始：
一少年危坐于公园之某茶社，其年纪约略二十左右，着革履，眼垂金镜，周身衣服均缘以火盆似青缎边，举止浮薄，一望而知为浪荡之少年。时夕阳西下，几行雁字似指引游人之归去。坐客亦渐稀，茶博士则收拾其桌椅，清洁其地面，为状至忙碌。顾少年则仍座不稍动，面色一若重有忧者……
作者将茶馆作为小说的场景，是有其特殊用意的，茶铺总是人们去休闲解闷、看朋友、玩牌下棋、赌博之地。茶铺也是人们最经常去的地方，因此作者很容易把读者带进他所设计的情境之中。
还有更“高雅”的玩法，例如警察报告在中山公园的中和茶社，一些“无聊文人”以吟诗进行赌博。
一些文人喜欢到茶铺“摆诗条子”，玩这个游戏时，他们把两三张桌子拼在一起，在上面放几张大纸，上面画许多格子，每个格子填进一首唐诗或宋词。他们有意写错一两个字，邀请在场的茶客纠错。如果茶客改对了便有奖，错了便付10文钱。其实这也是变相的小赌，当然在民国时期，文人在茶铺里赌博，只要“方式优雅”，社会并不因此诟病。
1928年，彩票进入成都，在繁荣的商业区到处是售彩票的铺子，而彩票业公会便设在北城公园的静安茶社，阴历每个月的初六，人们挤在茶铺里急切地等待公布号码，公会还要为获大奖者披红，骑马在街上遛一圈。看来茶铺真是能够与时俱进，什么新的事物出现，茶铺皆可以提供场地，来者不拒。
《蜀游心影》中的茶铺
舒新城1925年到成都游历后，写了《蜀游心影》，他发现成都茶铺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小茶铺也有三四间屋、而大者可达十几间屋的程度，可同时接待几百人。那里的顾客都穿戴整齐，多是中年以上的长衫族，看来都是中上阶级者，舒还看到几个打扮时髦的太太。所以舒猜想，“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
我相信舒新城所见者，多是在那些主要街道上比较有档次的茶馆，他可能没有机会光顾穷街陋巷的小茶铺。
不过，舒氏对成都茶客们的描写却是十分生动的：“座位定后便有侍者照料茶食”，据他观察，顾客在“茶食”上有上下之分。上等则“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行为也较有“档次”，在吃饱喝足后，他们不是“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就是“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
当时也并不掩饰其纨绔秉性，不是“注目异性”，一饱眼福，就是“研究偷香方法”，以便来日风流。在混了大半天后，如果感到疲倦，“乃颓然卧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实现。”
等他们从梦中苏醒，已近傍晚，舒新城谑称他们是“此日之日课已毕”，才回家吃晚饭。但晚饭后，也并不待在家里，而是去戏园“上夜课”。
而经济拮据的茶客则有不同，他们由于“受经济之限制”，一般“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但坐的功夫如何了得，“一坐亦可数小时而至假寐”。
舒新城发现，南京比成都的茶铺要少得多，而且基本上都是为中下阶级服务的，他们一般是上午去茶铺喝茶。
舒的观察显示，在成都，坐茶馆并非是某一个阶级的生活习惯，而是一种各阶层的普遍行为。
日常，就是生活的内在逻辑
“好像鸦片烟瘾一样”
以写四川乡土故事而著名的作家沙汀对茶铺理解深刻，他在1934年写道：
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
当然，这里沙汀是以批评的口吻来描述茶馆的，这可能是由于他新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反传统的世界观使然，但他对茶馆的重要性和吸引力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成都茶馆营造了一种热闹的气氛，追求休闲生活的人们在那里真是如鱼得水。
在民国成都，大茶馆一般都是高档，小茶铺则多为下等。即使在同一个茶馆里，也可以分出高下来，如有些茶馆提供“雅座”，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或用屏风、帘子等与普通座隔开。由于茶铺能够对不同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所以它们看起来比较“公平”，实际上则最大程度上扩大了生意范围。
文人是茶铺的常客。许多四川乡土作家和到成都的旅行者，都留下了他们关于茶铺的记忆，这些记忆，便成为我们今天重构茶铺历史的重要依据。
学者喜欢在那里吟诗论画，人们称他们为“风雅之士”。有些人把书带到茶铺里阅读，所以有人写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品茶看书，当然颇为高雅。如果一个茶客没有谈话兴头，他可以读书看报。顾客可以从小贩那里租报纸看，看完一份后，还可以与他人交换。
对某些人来说，喝茶本身并不重要，而意义在于与茶铺里人们的交往。三教九流都到茶铺，讲他们自己的经历或听来的故事，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高谈阔论。
吴虞在1915年3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他雇了一乘轿子到城郊一个叫龙桥的乡场，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饭后，到熊定山茶铺喝茶，等着开市。然后又与朋友“至彭大旗铺内吃茶”，在那里与佃户见面，讨论佃金的事。这个日程显示一个学者怎样度过他的一天，我们发现他经常在茶馆里见客和处理日常事务。
文人还喜欢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茶铺去展示，例如吴虞便把他写的诗印出，贴在茶铺里供欣赏，喜欢的人可以购买。在其1915年的一则日记中，吴说他派人把印好的诗送到品香茶社，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又提到，当他去养园茶馆会友时，发现那里也贴了不少他的诗。这说明，当时成都的文人还是很注意茶铺作为传播自己作品的一个平台，甚至可以顺带做买卖。
文人一般都有自己钟情的茶铺，吴虞经常到品香茶社，因为那里有他钟爱的演员陈碧秀，他还在茶馆卖所写的关于陈碧秀的诗。根据他的日记，他与朋友上午到品香去看陈的演出，下午约了更多的人到那里。吴在日记中写道，陈为有吴捧场颇显兴奋，“其视线恒在余等，一座皆笑，碧秀亦笑不能禁也。”显然吴虞为能得到这个名伶的青睐很是得意，看来在民国时期，成都文人似乎对与优伶的来往纠缠并不忌讳。
茶铺的阶级分野也可以从一些回忆录、游记、其他文学作品中看到。当易君左1930年代第一次到成都时，写了《锦城七日记》，其中记录了他去著名的二泉茶楼，泡一碗茉莉花茶，发现那里的客人都是衣冠楚楚。茶铺的阶级或者分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每个阶层都有他自己感觉舒服的去处，所以人总是以群分的。
保守派的茶铺
1921年，一些地方精英自称“旧学老成”，对“近来民气嚣张，人心狡诈”不满，还指出灾害迭出也与之有关，试图通过演讲儒家经典这个“救世良药”来“救正人心，挽回天意”。他们以三道会馆为总部，组织了武圣讲演会，还得到地方士绅和商人的捐款。
武圣讲演会在总部开办了一个茶铺，称武圣演讲会茶社，引起很大社会关注，许多精英相信，“当此异说纷腾，尤不可不使大义微言，昭垂宇宙。”希望讲演会成为“拯救”世风的榜样。
为避免受地痞的骚扰，讲演会试图得到政府的支持，要求警察给予免税的待遇。省会军事警察厅发布告示称：
武圣演讲设会，
按日宣讲格言。
呈准本厅立案，
藉以启迪愚顽。
凡尔听讲人等，
不得滋扰喧闹。
特出此示保护，
其各一体凛旃。
有趣的是，似乎警察也为适应所谓“旧学”，发的是韵言告示。应该注意到，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一些“旧”文人竭力以传统去抵制“新”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攻击，防止西方文化的渗入。参照后面关于戏曲改良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茶馆实际上成为“新”“旧”之争的战场。
平民茶铺
许多小茶铺主要为下层阶级服务，它们一般都在僻街小巷。好地段的茶铺要付比较高的租金，许多小本生意只能找便宜的地方。例如，一个茶铺干脆就开在城隍庙的戏台下面。
我们可以想象，可以忍受如此简陋和嘈杂环境的顾客，显然不会是衣冠楚楚有身份者。在僻静街巷的茶铺都很简陋，不过是一间朝街的屋，有几张矮桌和凳子。它们主要是为那些推车抬轿或其他劳力者服务的。虽然这些小茶铺不像那些在繁盛区的大茶铺利润丰厚，但也基本可以维持。下层人在这些地方与同类人在一起会感到自在得多。
如辛亥革命后，在半边街和烟袋巷一带小作坊的织工都到这些街的小茶铺；1920年代，陕西街、君平街、汪家拐等成为织工的集中地，附近茶铺的客人几乎都是在这些作坊工作的工匠。
大多数日夜讨生活的下层人，如轿夫、黄包车夫、小贩等，都到茶铺解渴歇气。当穷人失业时，茶铺更是他们唯一去打发时间、调整心态、进行短暂休息的地方。
在1930年代，东门外某工厂的一伙工人，每天中午休息时都到东门大桥头的一家茶铺，边钓鱼边品茶。茶铺老板也是钓鱼爱好者，他们成为朋友，老板还帮他们保存渔具，抓到了鱼则为他们烹调。
成为一个茶客显然不是一个晚上形成的。许多茶客是在他们父辈的长期熏陶下形成的。海粟回忆1930年代初他父亲每天晚饭后带他到第一泉茶社的情景：这个茶铺离他家仅一街之隔，他父亲买一碗茶但占两个座位，过去的茶铺似乎对买一碗茶占两个位并不干涉，这与后来我们常常看到的有“一茶一坐”告白的茶铺是不一样的。父亲喝茶，小孩则吃一把花生，“当我把花生吃完便沉沉欲睡了。等他茶瘾过足，我已进入梦乡，父亲只好把我背回家去。久而久之，我也成了一名‘茶客’。”
海粟的经历说明茶铺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茶铺的环境和文化、顾客的言谈和举止等，使人们了解社会，建立社会网络，甚至形成了个性和习惯。即使那些白天必须工作的人，一旦有机会，也光顾茶铺。
另一个例子是澡堂老板刘师亮，他觉得在澡堂见有身份的客人不便，便把客人带到附近的茶铺。关于刘师亮的故事之所以流传下来，因为他也是民国时期成都一个有名的文人，写了不少讽刺时政的对联和诗词，还编过一本著名的书《汉留全史》，记载了许多关于袍哥的内幕。
抢着付账后面的真真假假
“假打”是社会习惯
我们今天还不时在饭店里看到这样的场面，一群手里拿着钞票，在那里大声嚷嚷，还不时推推搡搡，以至于脸红脖子粗，不明事理的老外还以为发生了什么纠纷，是不是要打架了，感到了气氛紧张。但是中国人却早已见惯不惊，知道这是友谊和慷慨的体现，在那里抢着付账呢！
这个争着付账的传统由来已久。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一个人进入茶铺，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会站起来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钱我付了！”这便是“喊茶钱”。叫喊声可能来自茶铺的各个角落。当然也可以相反，刚到者为已经在那里喝茶的朋友熟人付茶钱。这是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最经常的习惯，充分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习惯也并非只存在于茶铺中，或者只存在于成都或四川其他场合如餐馆等，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因此这是中国“面子”文化的普遍表现，不过表现形式及其程度可能有所区别。
这种场景每天在每家茶铺都可能发生不知多少次。在这种情况下，被招待者一般都会笑着回答“换过”，其意思是“另换一碗新茶”。不过这经常是做做姿态，很少真的会另换一碗茶。
有时真的换了茶，但客人必须马上离开，他会揭开盖子，喝一口以表示感谢，这称之为“揭盖子”。
人们急切表示为他人买茶，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个社会习惯，他们觉得必须做出愿意为朋友和熟人付茶钱的姿态，即使他们心里并不那么情愿。如果一个人不如此行事，则可能“丢面子”。为某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么这个人就越有面子。
由于不少人是言不由衷，这使得堂倌很难判断顾客是否是真的愿意付他人的茶钱。是否收钱以及怎样收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堂倌可能得罪顾客，认为这个堂倌不懂规矩，乱收钱。如果很多人抱怨的话，老板也可能把他辞掉。
“喊茶钱”
李劼人的《暴风雨前》中，曾经描述了一个“喊茶钱”的场景：
一个人进入“第一楼”茶馆，在他付了茶钱后，看见两个熟人上楼来，他装着没有看见，一会儿他才像刚看见他们一样，笑着打招呼：“才来吗？”他拿着票子向堂倌挥了挥，叫道：“这里拿钱去！”
而新到者也向堂倌吩咐：“那桌的茶钱这里拿去！”堂倌知道双方都不过是装装样子，便叫道：“两边都道谢了！”不必劳烦去收任何人的钱，非常得体地处理了这个情况。
在著名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也生动描述过在四川乡场上“喊茶钱”的场面。新老爷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
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这个场面说明新老爷是地方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我们还看到，收谁的茶钱也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堂倌是马虎不得的，否则就会得罪人。而这个情节中的那位“喊茶钱”者，似乎是诚心的，如果没有满足他，则可能引起他的不满。
堂倌处理这类情况的方式、能力、经验和技术都反映了强烈的地方文化色彩，也体现了他们与茶客的互动关系，也是他们生存的法宝。
一个有经验的堂倌对收钱的诀窍了如指掌，摸出了一定的规律。当众多人在喊茶钱时，收谁的钱要在瞬间做出判断，他必须考虑到顾客的多种因素：社会地位高低、年龄大小、本地人还是外来人、老客还是新客，等等。
一般来讲，堂倌愿意收生客而不收常客，这样可以避免把老客人得罪了，如果收错了钱的话，客人可能因为堂倌“不懂规矩”而不再光临这个茶铺。基于同样的原因，堂倌一般收年轻的而不收年老的，因为老者一般是常客。
堂倌一般也收富者而不收穷者，因为前者较少为一杯茶钱而烦恼。除了这些因素，堂倌尽量从真心想付、而非假装的人那里收茶钱，但是要做出正确判断却非有经验不可，一个有经验的堂倌可以从茶客的动作中辨别出真假。
“喊茶钱”中的众生相
那些“假打”者，即并不是真想付账，不过是为了面子在那里装模作样者，一些典型的姿态被人们总结出来。如成都老茶客崔显昌先生，曾经非常生动描述过“喊茶钱”中的众生相：
一个人两手忙着去推他人，而非从口袋掏钱，只是嘴里嚷着“不准收！不准收！算我的！算我的！”这种姿态被谑称为“双手擒王”。
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大票子在挥舞，叫着“这儿拿去”，这个姿势被谑称为“打太极拳”。
一个人拿着钱在远处叫嚷，声音大但身子不动，被称为“伙倒闹”，也就是凑热闹的意思……
以上这些都是不愿付钱的主。当然，上述这些动作不过是一般的规律，但堂倌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
例如，一般来说，堂倌喜欢从那些拿小票子的告诉不用找补的人那里收钱，因为这些一般是真心想付钱的人。不过，在晚上快打烊时，他们不想留太多的小票和零钱，否则结账比较麻烦，也可能收“打太极拳”之人的大票子。因此精明的“打太极拳”者知道“早打大，晚打小”的诀窍。也就是说，如果不想为别人付茶钱，白天就尽量用大面额钞票，晚上就尽量用零钱。
“我招待”
有趣的是，在美国城市中也存在类似“喊茶钱”的习惯，称之为“我招待”（treating），美国历史学家若依·罗森维格（Roy Rosenzweig）称这是“最重要的饮酒习惯”，是在“男人中同伙和平等关系的传统之认定”。
这种习惯成为“一种社会法”（a social law），“如果一个人在客栈或酒吧独酌，任何熟人进来，不管有多少人，他都必须站起来，邀请他们同饮，并为他们付账。”
来人如果“拒绝他的招待，则被认为是一个极大的侮辱，除非进行必要的解释并表示抱歉。”
罗森维格发现，这个习惯源自爱尔兰乡村，在那里“地方社会和经济关系经常是基于相互权利和责任系统，而非金钱交易的理性化市场。”
爱尔兰农民有着帮助邻人的习俗，这是“相互责任的地方系统”，反映了人们对“相互关系、友善、集体性的接受”。
同样，在美国的酒吧中，请客也有规则和习惯，“酒吧请客的第一条规则，便是被请的人将来要回请，可以是回请喝酒，或者提供帮助，以及其他双方接受的方式。”
爱尔兰人传统关系的性质，从一定程度上说与成都很相似，虽然它们分别在两个世界，从地理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成都人和爱尔兰人习俗的这种相似性告诉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能够创造一种类似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基础是相互责任和建立一种社会契约。
在法国巴黎的酒吧里，还有另外一种付账的方式。两位朋友在酒吧里下棋，输的人会去结账付酒钱。这个在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有过多次的描述。
给他人付茶钱，犹如送人礼物一样，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钱可以转化为一种人情，以后将会派上用场。在城市里，人们根据许多不成文法进行生活，了解这些不成文法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十分重要。喊茶钱便是这种不成文法的一种形式。
无论种族、文化、国别，人们有时具有很多共同点，虽然表现的形式会有所不同，成都的“喊茶钱”与美国城市的“我招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这个习惯中前者所表现的虚情假意，真假难辨，却是后者所没有的。
我们经常强调中西方是如何的不同，其实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们，有时候也创造了类似甚至相同的文化，如果我们怀着求同的心态的话，我们会发现彼此的距离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遥远，隔阂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巨大。
“流浪的艺术家”的谋生地
“似睡非睡”的城市
民国时期的成都是一个消费城市，没多少工厂，人口也相对较少，人们似乎仍然生活在传统之中，据老成都人刘振尧的回忆，“整个给人一种闲适慵懒的感觉”。特别是当下午二三点钟时，“仿佛整个城市都处于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生态中。那悠扬的琴声、凄婉的唱腔从茶楼上的窗户飘洒出来，极像缠缠绵绵的秋雨，更是把周遭氛围渲染得闲愁莫名了。”
曲艺表演的声音，在城市的小街小巷萦绕。似乎在刘振尧的头脑里是那样的根深蒂固，跟随了他一辈子，那种情调，显然塑造他的未来的生活方式。
当时成都可能并不像刘振尧所描写的那样超脱懒散，其实当时也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着诸多的变化，但成都给人的整体印象仍是一个生活节奏缓慢、悠然闲逸的城市。茶铺便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
茶铺里的演出，给茶客们提供了无限的欢乐，那些廉价的娱乐也是大众教育的最普遍的形式。毫不夸张地说，茶铺几乎是所有成都民间演出的发祥地。
茶铺为各种曲艺或“杂技”提供场地。这里“杂技”当是指各式各样的包括曲艺等表演技艺，并非单指今天表演特技为主的“杂技”。茶铺和民间艺人相互依赖，杂技因为有茶馆而产生，并不是因演杂技而产生茶馆。
由于高雅茶馆租金较高，大多民间艺人喜欢在小茶铺演唱，为下层民众服务。较有名者一般固定在某个茶馆，而名不见经传者只好带着他们的乐器走街串巷，哪个茶铺有听众，便到哪里挣生活，称之为“跑滩”或“穿格子”。
还有许多甚至难以觅到一间茶铺，只好在桥头街角空地卖唱，称之为“唱水棚”，经常难以为生。
人们在中低挡茶铺欣赏各种曲艺表演，诸如相声、金钱板、评书、清音、杂耍、口技等等。例如一个叫高把戏的艺人在新龙巷的一个茶铺挂牌演出，他也应聘到那些举办红白喜事的人家表演，称“堂彩”。
许多有名的艺人都有固定茶铺演出，观众们知道去哪里寻找他们的最爱，如到新世界听李德才的扬琴，到新南门听李月秋的清音。
一些艺人则在同一天转战不同的茶铺。例如一家茶铺开在新南门大桥河旁的竹棚里，在夏天顾客喜欢那里的凉风，一些有名的民间艺人如贾树三（竹琴）、李德才（扬琴）、曾炳昆（口技）、李月秋（清音）、戴质斋和曹保义（相声）在那里轮番演出。
曾炳昆上午在新南门的茶铺演出，下午到北门外的圣清茶园，有时也到归去来茶楼的知音书场。他藏在布帘后，模仿各种鸟兽、人物的声音，讲诙谐的故事。
高把戏在青龙巷的茶馆外悬挂一个木板，上面写明任何人想要他在寿宴或婚礼上表演，可以与茶馆联系。
只要能吸引听众，民间艺人的表演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在拥挤的茶馆，艺人们接踵地表演精彩的节目。有一些来自省外，如“大鼓书”就来自华北，但是大多数表演形式都源于当地，例如清音。
清音一般由年轻妇女演唱，能够吸引更多观众。那些高级茶馆一般招聘名演员，而一般艺人则在那些街面的低等茶铺演出，穷人站在外面观看。
一些茶馆里的民间艺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过教育的，例如川剧名优张士贤，喜欢吟诗作赋，经常待在茶馆酒店与顾客讨论唐宋古典诗歌和散文。另一位艺人曾双彩则擅长绘画。也就是说，民间艺人在背景上，也是各有不同，各具特色的。
道琴与竹琴
“打道琴”也成为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一般是游方道士的把戏，这些是乞求施舍的一种方法。他们带着一根长的、被称为“鱼鼓”的筒管，外加两片像夹子一样的长竹板，用它们来打节拍。他们可以沿街演唱，但是喜欢穿行于各个茶铺之间，挣一点赏钱。
一般他们在进入茶馆后，先在茶客们面前作揖。如果人们心情好，会要道士唱一段闹台：
一根竹儿闪悠悠，
长在深山老林头。
一朝落在良工手，
制成道琴天下游……
然后就拜码头：
一拜街坊和道友，
二拜保甲与团头……
如果该道士演技不错，一位地方有头面的人——一般是袍哥首领——便会请大家对道士多加关照，于是茶馆的伙计就会帮助从顾客那里收钱。如果袍哥大爷喜好这样的表演，他可以邀请道士多待一段时间，以茶馆作为表演的固定场所，有时甚至一年半载。如果道士在书法或绘画方面还有造诣，那他便更受欢迎，能收到更多的钱。
在锦春茶楼，贾瞎子（即贾树三）、周麻子（有高超掺茶技术的堂倌）、司胖子（一个专卖花生米的小贩），号称“锦春楼三绝”。竹琴大师贾树三出身贫困，三岁失明，从14到20岁都是在街头、下等茶铺演唱，逐渐赢得名声。当1930年锦春茶楼开张时，他便以那里为固定演出场所，达十年之久。
每当开演之时，茶楼附近街道总是车水马龙，轿子、黄包车把人们从四方八面带到这里看他表演。抗战时期，贾树三疏散到老西门外的茶店子，但不少观众仍然到那里看他演出。
许多名流也在观众之中。一些文人还写对联为之助兴，例如一联称：
到此疑闻击筑歌，极目燕云，会有英雄出屠市；
凭君多陈流涕事，关怀蜀汉，莫叫丝管入江风。
对联赞扬其表演激发人民对“九·一八”日寇占领东北的愤恨，关心人民的疾苦。他的演出和所扮演的角色为民众喜闻乐见，观众为其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慷慨激昂的鼓动语言、忧国忧民的真情实感所打动。
“三皇会”
成都人也喜爱听扬琴，在清末民初，成为许多文人和士绅的最爱。一般是四至六个演员敲琴和打鼓演唱，以胡琴和三弦伴奏。扬琴不像川戏那么喧闹，音调优美，曲词高雅，演唱平和，故得许多外省人青睐。
据说扬琴创始于一个从沿海被流放到成都的知县，由于唱法来自沿海，所以又叫“洋琴”。扬琴的流行也是由于民初慈惠堂推动的结果，慈惠堂先后招收上百盲孩进行训练，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堂派”。
根据迪凡的《成都之洋琴》文章，有类似说法：
（李阳）聪颖过人，其先祖来自广东。李年少倜傥，能歌善琴，尤喜涉足歌场，时蓉城鲜有不识李生之歌名者。以是得妇女欢，为人忌妒诬控，流戍西康。李乃自制丝桐，以指敲弹，铿锵可听。谱人间传记，及历史可歌可泣事，严冬盛暑，未尝稍辍。其后指为冰断，乃改用竹签击之，边城歌场，耳目为之一新。未几传入成都，流行一时。
这个资料讲的是明朝末年，有一个叫李阳的人，祖先来自广东，弹唱都很厉害，在成都几乎无人不知，尤其是得到很多妇女的喜爱，结果遭到了嫉妒，被人诬告，流放到了西康，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在明末是相当边远的地带了，气候也非常恶劣。
他在那个地方自己制造了乐器，用竹签弹出铿锵有力的音调。他特别擅长讲历史的故事，在当时的川边演唱十分受人欢迎，这种演唱法让人耳目一新。扬琴先是用手弹的，后来因为手受伤，改以竹签拨弦。传入成都以后，很快风靡全城。
扬琴也有自己的组织，称“三皇会”，每年阴历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聚会。三皇会资金来源有三个途径：会费、罚款和捐献。每年选五人作为会首。
在成都，扬琴分为两派，风格不同。南派在皇城的东华门一带、北派在童子街一带演唱。当北派面临生计困难时，川西名家黄吉安提供他的新本子，其作品很受观众欢迎，生意立即改观。后来，南派也采用了黄本。扬琴艺术得到极大发展。
在茶铺唱扬琴称“摆馆”，到富人家里演称“堂唱”，他们经常在新世界茶园、圣清茶园、协记茶楼、芙蓉茶楼等演出。
安澜茶馆是他们的主要演出场所之一，有一两百个座位，但有时还不得不增加上百凳子以满足需要。每天下午三点至五点，二楼便演唱扬琴。开演之时，五六个盲人排成一队，每人的左手拿二胡，右手搭在前行者的肩膀上，鱼贯而出。一人坐舞台前面弹扬琴，其余坐后面。堂倌忙着给顾客掺茶，装满滚烫开水的铜壶由滑轮从底楼运到楼上。
安澜茶馆的扬琴表演，内容多是历史故事改编。入口处立有一个牌子，上书演出的节目，多是讴歌忠臣、孝子、烈女等，如《三祭江》《清风亭》等。《三祭江》的故事是讲三国时蜀主刘备白帝城托孤驾崩，夫人殉情；《清风亭》讲的是一对老夫妇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在他成人后找到其生母的故事。
老茶客刘振尧后来写了《“安澜”茶馆忆往》，他说安澜茶馆的生活在他头脑中，仍然记忆犹新：“至今，我一想起‘安澜’茶馆的扬琴声，就有一种旧梦依稀的感觉，恍然走进了童年的梦境。”
民间艺人的绝技
除了上面所举的那些表演形式以外，在茶铺里各种民间表演是争奇斗艳，给成都市民提供了丰富的娱乐生活。可惜的是现在这些表演几乎都消失了，作为民间文化已经不复存在。
柳连柳又称为“打连响”，被指责为是最下作的表演，表演者一般成双成对，用一支穿有若干铜钱的竹杆，一边敲打身体，一边有节奏地又跳又唱，批评者称他们语言粗俗下流。由于他们的表演需要较大的场地，所以经常选择茶铺前面的空地。
想要观看曾秉昆的口技表演，可以早晨去南门的茶馆，或下午去圣清茶园。曾秉昆藏在一块布罩住的柜子里，模仿各种各样的人、鸟和动物的声音，滑稽故事也是其拿手好戏。
胡琴也很流行，从余子丹在1920年代所画、由传教士徐维理（William Sewell）加说明的一幅图中，可以看到一对胡琴演唱者，男的弹琴，女的打响板和小鼓。一个“寿”字绣在男人闪亮的黑绸缎衣上。那女的则坐在一张为老旦准备的老式椅子上，男女都唱戏曲选段。
“大鼓”或“大鼓书”在华北十分流行，在成都的茶铺里也能经常见到。新世界茶园和纯溪花园逐渐成为这类表演的最受欢迎的地方，尽管一人要付一元茶钱，但仍然吸引了大批观众。由盲人、妇女、外地人和其他下层穷民使用各种乐器表演的“唱书”也很流行。
“金钱板”演唱者带着三片竹板——两片在左手相互打击，右手的竹板敲打左手两片，可做各种节奏，打击方法是五花八门，其语言多诙谐风趣，内容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为基础。
一些没有演出的茶馆仍然会设法提供娱乐，如静安茶社放置一架留声机，反复播放幽默的川戏段子，特别是那些关于日常生活忍俊不禁的笑话。如一出叫“王大娘补缸”，说的是一个单身后生为王大娘补缸，王大娘拿他取笑，其最著名的几句是：
叫你补缸你就补，
不要看到姑娘就心慌；
你补好老娘的缸，
老娘帮你找婆娘。
1922年的《国民公报》曾发表《扯谎坝》的“时评”，虽然针对的是成都三教九流聚集的扯谎坝，但其对曲艺的作用和公共场所、公共生活的评论，却是有代表性的：
市政发达地方，对于公共场所，无不尽力改良，尽力扩充，以为社会教育之补助。否则，市民之习染不良，而社会之状况，亦必日趋恶劣。
公园茶园餐馆，消费较巨，下等社会之人，多无资力往游，图书馆与展览场，则又非具有专门学识者，不愿往游。有此种种原因，下等社会，势不能不另有公共生活之场所。此等场所，成都人呼为扯谎坝。
扯谎坝之组织，虽极复杂，而说评书、打金钱板、看相、拆字、卖假药等等生意，则为扯谎坝之重要份子。说评书与打金钱板，不是稀奇古怪，便荒谬不堪，未受教育之人，与心志不定之少年听之，不但无益，而且有损。这类场所，省城内外，约有十余处，每日每处以一百人计，亦在千人以上。以岁月计，则不知凡几矣。有市政之责者，能将此项动作改良，则无益有损之事渐少，而社会之同化，或可日趋于良善乎？
这里所透露的信息是，除了众多在茶铺里的表演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街头和广场，成都城内外，便有十多处类似“扯谎坝”这样的地方，成百上千人在这些地方得到娱乐。因此，这些大众表演，对普通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国家和精英重视其改良和控制的原因之一。
说书人构建的虚幻世界
说书人
在成都，最受欢迎的还是茶铺里的评书，茶铺更是雇佣说书者以确保晚上顾客盈门。当夜幕降临，店铺打烊关门之时，茶馆则正是生意的顶峰，那里坐满了听书的顾客。
英文《华西教会新闻》（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在1918年上有一篇传教士写的文章，便描述了“在许多茶馆外，人们站在细雨中，沉醉在说书人讲述的已经听得烂熟的故事之中”。
高水平的说书人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吸引听众。说书人面前有一个小台子，那个方寸之地，便是评书先生风花雪月、刀光剑影、英雄恶徒、忠臣奸小、妖魔鬼怪驰骋的大舞台，那些感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历史，那回肠荡气、一波三折的情爱，都在评书人口中娓娓道出。
听众也非常挑剔，说书人必须有极好的记忆力和睿智的描绘力才能获得成功。例如对每个人物的服装、性格特点必须精确地描述，如果说书人忘记或者混淆不同人物他便会失去听众。
茶铺里的评书并不卖票，收钱办法各异。有的茶铺的茶钱包括了评书，付给讲评书者一定的佣金，有的则是讲评书者直接向听众收钱，讲评书者总是在故事的节骨眼儿上戛然停止，急切听下文的观众这时更乐意解囊。有的说书人就“传帽子”来收钱，通常每晚收两次。但有的茶馆老板则按每晚支付说书人，或是在售出的每碗茶中给说书人提取一定酬金。不过茶铺很难从凑热闹小孩和那些站在门口的观众那里得到报偿。
但是这两种方法意味着只是对那些买了茶、坐在茶馆里听书的顾客收费，而许多聚在茶馆外面街边上的人，就可免费听书了。成都人噱称这些人是在听“战（站）国”。
茶铺里的历史教育
民国时期那些有评书的茶铺一般称“书场”。评书的表演形式和节目都是围绕怎样能吸引更多顾客，为此茶铺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口岸、邻里、附近居民成分等。在这个茶铺红火并非意味着在另一茶铺也会成功，如一个讲评书者在东门受欢迎，但可能在西门受冷落。
当地文人喜欢记录说书人讲的故事，甚至说书人本身的故事，一个关于钟晓凡的故事就广为流传。钟晓凡是民初一位著名的说书人，曾经在茶馆里讲孟丽君的故事。
我是一个老茶客，每当我来到这里，我就会感到气定神闲，像回到了家一样，其实，茶铺犹如我的半个家，因为每天我在这里度过我的大部分时间。如果我一天不来，我就会觉得似乎少了一点什么，就会六神无主。在这里，哪怕茶碗里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对我来说，也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关于孟丽君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元承宗时，才女孟丽君与皇甫少华定亲，但后来两家同遭奸臣陷害，从而失散。孟丽君女扮男装，改名郦君玉，科举夺魁，后又被拜为相。皇甫少华因剿贼有功，封为王，尊郦为师。后皇甫探出郦即失散多年的孟丽君，几欲相认，但孟恐真情暴露，有欺君之罪，而且可能牵连皇甫，因而拒绝承认。但承宗识破孟之秘密，欲强纳为妃，但孟至死不从。后孟与皇甫终成眷属。
当他在故事里讲到皇帝将孟丽君灌醉，想趁她睡着时脱掉她的靴子以判断其性别，就在皇帝马上就要发现孟丽君是女扮男装这个节骨眼上，听众们屏气凝神渴望听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时，钟的故事戛然而止。
日复一日，听众心系故事情节的悬念，无法自拔，因为孟的鞋仍然穿在脚上。一些士兵因翻过军营围墙到茶馆来听钟晓凡说书，被他们的长官逮到两次，被杖手板以示惩罚，但是他们仍然冒险去听余下的那段故事。到了第十天，那些士兵实在不能忍受故事的悬念了，就警告钟晓凡必须在今天晚上脱掉孟丽君的靴子，不然他们就要揍他。
无论这个故事的准确度如何，它都生动反映了说书人技巧和驾驭听众的能力。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和关于这些说书人自己的经历和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以及说书人的说书方法、语言选择和环境的营造，都成为当地的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说书人讲述人物传奇和历史传记，无意识地灌输了儒家思想和其他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如忠诚、孝顺、贞节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在娱乐听众的同时也教育了听众。因此，《三国演义》《岳飞传》等忠义故事一直深受老百姓喜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下层民众则每天都受着这种历史、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熏陶。
惊堂木
每天晚上，顾客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铺中，这里与黑暗、冷清的街头形成了鲜明对照。人们花钱不多，便可享受品茶和一晚上的娱乐。海粟回忆当他还是小孩时便去茶铺听评书。每天下午和晚上，平时很清静的小茶铺便变得热闹起来。前面摆着一张木桌，一把高脚椅子。等屋子的人渐满，讲评书者清一下喉咙，把“惊堂木”在桌上连敲三下，然后堂倌便大声宣布：“开书啰，各位雅静！”整个屋子一下子便鸦雀无声下来，大家竖起耳朵只等故事开场。
惊堂木又叫“醒木”，因为有时候故事没有到精彩处，听众似睡非睡，说书人用惊堂木使劲一敲，把大家都惊醒了，其实也是提醒观众，情节进入关键时候了。惊堂木也可以烘托气氛，一块木头就可以起到背景和音响的效果，给听众以充分的想象的空间。
由于较高级的茶馆并不欢迎讲评书，因此那些有钱人和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也只好屈尊到普通茶铺听书。例如张锡九在棉花街的一家茶铺讲评书，每天顾客盈门，但第一排总是给当地名流“五老七贤”保留着。每次待这些老者入座后，张才开讲。1916年，时任四川省省长的贵州军阀戴戡实施宵禁，“五老七贤”在去茶铺的路上被警察堵住，他们因之发动了一场取消宵禁的抗争。
一个叫巴波的文人回忆，他坐茶铺是从喜欢听评书开始的。1920年代，他才十来岁。一天晚饭后，有个长辈领着他第一次进茶铺：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在油灯的昏暗光线下，茶客满座，烟味和汗味刺鼻。交谈的声音，喊堂倌泡茶的声音，堂倌把茶船扔在桌上的声音，茶客叫喊“这是茶钱”的声音，堂倌高叫某某把“茶钱汇了”（付了的意思）的声音，使得茶馆嗡嗡然。茶馆也就成了闹市，显得火红。一直等说书人把惊堂木往桌上一拍，茶馆这才静了下来。我第一次接触的文化生活就此开始了。
这是对1920年代成都茶馆娱乐生活的生动回忆。虽然人们到茶铺进行社交，但也到那里寻求娱乐。茶铺提供丰富多彩的演出，特别是讲评书，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巴波坐茶馆的习惯，便是从他童年到茶铺听评书开始养成的。
茶铺和评书造就了多少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那里也形塑了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思维方式，并传播了历史知识。如主流文化所鼓吹的仁义礼智信、忠君爱国、孝道廉耻等等，都从那里在他们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很多人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是茶铺里的评书和戏曲，都成为大众教育的有力工具。
茶铺里面充满着戏剧人生
茶园与戏园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地方戏一度禁演，但不久即恢复。在民初，不少茶馆戏园开张营业，其中有的称之为“舞台”。虽然这些新设施也售茶，但主要是为了演戏，如东亚舞台于1913年开张。
品香茶园的戏台也很有名。后来，品香又建革心剧院，由于不少名角在那里演出，因而名声大震。同一时期，大观茶园、万春茶园、锦江茶园等都名噪一时。
在那些地方，看戏逐渐变得比喝茶更为重要。地方报纸充斥着这些广告。如我在1912年7月19日的《国民公报》上，便发现有四则广告，其中两则是关于木偶戏，预告每天上午9点在清音剧场演出。
第三则广告是大观茶园演地方戏，称茶馆设有优雅的特别座。广告称，在辛亥革命前，茶馆花费巨资从川外聘戏班，“其座次宏敞，茶品清洁，演法神妙，情趣可观，早为各界赞许。”但革命爆发后停演，现局势稳定，茶馆继续演出。第四则广告是芙蓉影戏茶园，即原芙蓉茶社，宣布在装修后增加了新节目。
后来，茶园逐渐开始在成都舞台演出中占主导地位。1920年代，几个新戏园开张，专门化的戏园才开始有从茶馆分离的迹象，但是茶馆兼戏园仍然是成都舞台的主流。不过，像清音、相声、评书等民间艺人的表演，一般并不在这类专门化的茶园露面，而仍然以老式茶铺为演出场地。
老成都人陈茂昭在晚年写了一篇《成都的茶馆》的文章，说几乎所有演戏的茶馆都称“茶园”，这些茶馆一般资金较雄厚，因为场地设施要求较高，装饰、家具、茶碗等也比一般茶铺要好。
的确，演戏的茶馆一般称“茶园”，不过，也有许多“茶园”便是茶铺而非戏园。例如，根据成都省会警察局的调查，1929年成都共有641家茶铺，其中至少有90个冠名“茶园”，但大多数并不演戏。由于这个调查中的许多茶铺并未给出全名，如“悦来茶园”可能只称“悦来”，因此实际茶园数还可能更多。
戏园的票房
各茶园一般有自己固定节目，称“坐场戏”，由于通常在晚上演，故又有“夜戏”之说。在白天，如果无固定剧目，一些茶园便可由观众点戏。虽然成都的戏园一般上演川戏，但也不排斥其他剧种，只要其能吸引观众。如悦来茶园演出秦腔，可园也从陕西聘名演员连同戏班入川，在各戏园激烈的竞争中，这成为吸引更多观众的一个策略。
对许多成都人来说，看川戏是日常生活之一部分，茶馆戏园不断地努力吸引更多观众，大茶馆也把演戏作为必念的生意经。虽然我们不完全清楚人们是怎样地依赖戏园，但一些现存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1916年，地方政府发布各茶馆戏园能接待观众的定额，作为控制的一种手段。那些著名的茶馆座位定额是：群仙茶园，400座；悦来，200；蜀新舞台，200；蜀舞台，150；可园，120；品香，120；万春茶园，100。
这七个茶馆戏园共允许1290个座位，虽然这个资料未显示每天可以演出几场，但一般来讲，每个戏园至少每天两场，甚至三场。戏园还经常漠视警察关于不能加座的规定，容纳的观众经常超过政府规定的限额。
据成都省会警察局的统计，万春茶园虽然定额仅100座，但1920年6月万春茶园每天售票五百多到八百多。从6月14日到16日，平均售票607张。6月19日，又加上晚上的演出，共售票1076张；6月21日，1584张。戏园座位分特殊、附加、普通三种。
《新新新闻》1933年10月29日发布四个戏园的售票记录，包括春熙大舞台、新又新大舞台、悦来茶园以及俞园。每家戏园每天上下午各演一场，平均每场大约有400名观众，8场演出观众总数达3200人。平均每张票0.6元，每天共售1920元，每月57600元，或每年691200元。这篇报道还计算道，这笔花销估计可买近5万石米，或为38万人的军队付一月工资。
在1930年代初，成都的茶馆戏园远不止四家，可以确信实际看戏人数远在这个估计之上。当然，这些数字的估计者之目的是证明成都人是怎样地“浪费”时间和金钱，但他们的估计则为我们了解每天多少人光顾戏园及其花费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戏园生活
1929年5月21日的《国民公报》上，一个文人写文章描述他在戏园所度过的一天，透露了民国时期成都精英阶层的茶馆生活。他同两个朋友在上午9点到了万春茶园，那时观众还很稀落，每票1000文，卖票人态度可亲。9点半后观众才陆续到达，戏在10点开演。
他们很满意演员的精彩演出。戏结束后，他们乘人力车到春熙路吃午饭，然后喝了一个小时的茶，又来到湖广馆的均乐剧院，名角翠华的名字写在门口的戏牌上，每票1600文，看到票房讥讽那些觉得票价太贵的观众，对其态度很反感。
尽管票贵，还是买票入场，里面观众爆满，因为大家都想看翠华的演出。戏在下午6点开始，但翠华并未出现。不少观众要求退票，但戏园无人出来解释。作者相信恐怕许多观众将不会再来这个戏园看戏。
这篇文章显示了各戏园做生意是怎样的不同，赞赏诚实的戏园，指责戏园广告的欺骗行为。
人们到戏园并不仅是看戏，也是去享受热闹的气氛。虽然戏正在上演，茶园仍然是热闹非凡，唱腔、锣鼓与堂倌的吆喝、小贩的叫卖、观众的喝彩此起彼伏。小孩们脖子上挂一个盒子，在过道来回兜售香烟、糖果、花生米、炒瓜子等。脸帕工人从空中把帕子扔到戏园的各个角落，给顾客揩脸擦手。
有的戏园还有巨大人力风扇，即一张大扳子吊在空中，用绳子拉动，这为夏天拥挤的戏园提供了惬意的凉风，有时一个戏园装置有若干此类风扇，但拉扇人则分外辛苦。每当演戏时，还有不少人站在茶铺外面看演出，当然他们大多是穷人和小孩。当演出间歇收钱时，他们便一哄而散，节目再开始时，瞬间又围拢来。在夏天，他们挡住了空气流通，惹得里面的观众不满；但冬天这堵人墙挡住寒风，里面的人再无怨言。当然，这些情况只发生在那些面向街面的茶铺，有围墙的高级戏园则无此忧，人们无法从街头免费观戏。
戏园里的警察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戏园总是挤满了顾客，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警察要求各茶馆戏园要有一名警察维持秩序，但其制服和薪水则由茶铺支付。
据警察局报告，第一公园茶社雇一个警察，每月工资4.9元，外加制服花费。警察局分署支持这个动议，但提出，由于警察“分所长警年来未关尾饷，困苦已达极点”，因此不派一个固定的警察，而是让警察轮流到茶馆值勤，4.9元平均分给参加值勤的人。
显然，警察分署认为这是一个“好差事”，所以要大伙利益均沾。不过，警察总局没有批准这个设想，令指派一个警察“以专责成”。
有的茶园则派更多警察，例如1920年，长乐班在万春茶园演出，警察要求派四个警员，其制服费按每天1.1元出。当共和堂在同一茶铺演出，则派八个警员，茶馆不得不付每个警员8元的制服费。
戏园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似乎也的确是必要的，因为那里经常出现各种问题。例如演出吸引了许多小孩，不少每天独自去看戏。我从1930年5月15日的《国民公报》上，便读到这样一条新闻：一天晚上，某园丁试图强奸一个去万春茶园看戏的13岁的女孩，该女“大声呼喊，被守园卫队察觉”。
茶铺是最早的电影院
茶馆不仅是成都戏院的前身，也是电影院的发源地。在电影介绍到中国之前，茶铺也常有灯影戏演出。大约在1909年的前后，电影就到达成都，被称为“电光戏”“电戏”或“活动写真”，也是茶馆首先接受了这个新事物。
改良者利用电影作为教育的工具，以推动社会发展。按照1909年《通俗日报》的说法，因为电影“写形写影，惟妙惟肖，如义士豪杰，忠臣孝子，凡炮雨枪林之惨状，持节赴义之忠节，智识竞争之计画，举能一一演出，如身临其间，而动人感情，此于风俗尤不无裨益呢？”
在1920—1930年代，大多数电影院仍然设在茶馆里，如智育电影院便在群仙茶园中，由茶园股东所有。品香茶园的老板请求警察准许放映“电戏”，以作为因演“新戏”所受损失的补偿。股东们决议白天放电影，但男女分开。这或许说明当时演所谓的新戏，并没有那些老戏受欢迎，只好靠演电影来吸引观众。
1914年4月，大观茶园和可园联名向省会军事巡警厅申请允许“白昼女宾电影专场”。茶园竭力表白放映电影虽然是营业活动，但“实足以启发一班人民之智知，诱起美术的观感”，而且还能使“异国远邦风俗人情一目了然”，甚至“交换智识，发达思想”。由于早期电影院是男人的世界，两家茶园认为应该让妇女也有机会开“智识”，因此准备在白天放“活动写真”，而且“专售女宾”。并承诺“严密防范”，确保“无一男子杂错其间。”而且主动提出“每日所演电片先期造单呈”，以使政府在内容方面放心。
1919年，一个叫刘钧的商人以每晚3500文租万春茶园放映电影，其器材、影片、专业技术员都来自上海。他宣称演电影“具有社会教育作用，与他种演剧不同”，可以“开通风气，扩张民智”。显然，电影来自西方，在这个时期便代表着“新”，地方戏则代表着“旧”。这个观念与当时正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西化观念是相吻合的。
刘钧请求省城警察厅降低为修少城街道附加的2000文“警捐”，但是被警察厅所拒绝，指出各茶馆演电影应该同演戏一样付税。所谓“警捐”，就是当时地方政府并不给警察拨款，而允许警察向各个商铺收取一定比例的收入，作为警察的经费。
多数电影来自外国，诸如“美国爱情短片”和《黑衣党》等。《黑衣党》系侦探系列，按报纸上广告的说法，“破天荒之冒险精神伟片”。看电影的价格从1000文到半个银元不等，视座位而定，与看戏相差无几。主人带的随从则只需付600文。
1927年智育电影院票的售价是：特别座，0.50银元；家庭座，2800文；普通座，1400文；儿童，1000文；妇女（楼厢），1000文；仆人，600文。
早期电影院一般都是茶馆与放电影合二为一。放电影时，观众坐在排成行的椅子上，每个椅子后面有一个铁箍，用来放茶碗，堂倌穿巡于各排掺茶。民初几乎没有妇女去电影院。后来开始有个别茶园的电影对妇女开放，规定某些场次专售女宾，以避免在黑暗中被男人所骚扰。
在拥挤黑暗的电影院，观众出去小解不便，而且观众也不愿错过任何精彩的镜头，由此一个新行当便产生了：一些穷人家的小孩或老妇人提供“流动厕所”，提两个粗竹筒来回走动，轻声喊着：“尿筒哦——尿筒哦！”这样观众可以就地小便而不必离开座位，所费用大约相当于一个锅盔的价钱。这说明成都的下层人，能够寻找营生的一切机会。当然，像“活动夜壶”这类服务只在电影进入的早期昙花一现，在妇女入场看电影后，警察便以“有碍观瞻”而予以禁止。
把“情戏”定为“淫戏”，就可以进行整顿了
“社会教育，戏曲为最”
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无处不在，它比传统社会更热衷于控制人们的思想。它为了控制大众的思想，就从控制他们阅读和观看什么入手。
戏曲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自然不会逃脱国家的监督。在民初，新政府发布更多的限制地方戏的政策。1913年，四川都督以演戏为大众教育之重要部分，令各戏班只能演出那些弘扬积极精神、鼓舞民气的历史剧目，指责那些仅改了戏名的“淫戏”，“败坏风俗人心，莫此为甚”，令警察和内务司严格执行规章，严惩演“淫戏”的戏园经理。内务司还颁布措施以“化民善俗”，“杜渐防微”，如1914年大观茶园因为演“淫戏”《忠孝图》被惩罚关闭一天。
措施之一是颁发《取缔戏曲规则》，以达到“整饬风化”的目的。该规划称“社会教育，戏曲为最。普通市井儿童，歌行道上，率皆戏词。佣夫走卒，手执一编，大都戏本。倘能因势利导，以正大之事，纯洁之辞，激励之声，容哀感之音调，输入其脑筋，意向所趋，不期而自正。反是则淫僻荒靡，患不胜言。”
无论是在会馆、庙会、戏园的庆祝活动中的地方戏、皮影戏、木偶戏以及所有曲艺的演出中，都在该规则的管理之下。规则要求各戏班、戏园、茶馆呈交剧目给内务司审查，只有那些“有益社会”、“无害风化”的戏才能允许上演。那些演“淫声秽色”者将受到惩罚。
另外，这个规则还要求“优伶戏毕下台时不得着异色衣服。”政府令茶园上报其姓名、籍贯、住址、资金来源、戏院地址、演员数量等信息。演员则必须向政府报告他们的年龄、籍贯、演戏的年数，在戏班学徒还必须出示“自愿书”，确认其不是被迫以此为生。
除此之外，还规定戏园不得在接近学校、官府、工场、庙宇以及交通要道等地营业。还限定演出时间必须在早9点到晚9点之间。
同时，四川警察总厅禁止一切所谓“淫戏”，指出虽然警察反复查禁，但戏园“斗巧争奇，渐趋淫邪”，“违禁演唱”。一份警察调查发现，甚至在一些高级茶馆戏园，包括像群仙茶园、大观茶园、悦来茶园等也上演禁戏。这些被禁戏目包括《拾玉镯》《打杠子》《大翠屏山》《小上坟》《卖胭脂》《战沙滩》《遗翠花》《偷诗射雕》《打鱼收子》《小放牛》等。这些戏园不遵守规章，“贻害风俗人心”。
警察指责群仙茶园让艺人表演“任意猖狂，毫无忌惮”，演员动作“狎亵”，“丑态”百出。如果这些演出继续进行，社会风气将受极大伤害，警告如果不停演，戏园将受到严惩。所谓“淫荡”戏，其实经常不过是关于爱情、罗曼史而已，但精英认为这些戏会导致年轻人变得“下流”和“淫邪”。
例如：《拾玉镯》为明代故事，一个书生路过看见一个姑娘在她屋前绣花，两人一见钟情。书生故意把他的玉镯掉落，作为定情之物。《卖胭脂》是关于一个卖胭脂为生的姑娘，一个书生爱上了她，便以买胭脂为名同她接近，表达爱慕之情。其实当时被官方划定为所谓“淫荡”的戏曲，在现在看来无非是有一些情爱的剧情而已。
看戏是“落后”的习惯？
也是在1913年，四川省行政公署发文抨击茶园演戏的各种问题，称辛亥革命后，“民间困苦”，但“独戏园异常发展”。公署还指责大观、悦来、万春、群仙等“钩心斗角”，批评成都市民为看戏“人人如中风狂徒”。
公署认为看戏是“落后”的习惯，与“内治攸关”，因为看戏不适合这个“天演优胜”之时代。该文还把中国戏与日本、西方娱乐进行比较，称在日本，艺伎的歌舞是由“文学士或文学博士”编写；在法国，“其名优亦多出身大学，均以保存古乐古语为唯一要素。”
显然，政府歧视中国自己的传统，赞扬外国娱乐方式。精英官员可能对日本艺伎和法国艺人所知有限，但由于它们来自东洋和西洋，便认为优于中国的传统娱乐，反映了当时改良精英的西化倾向。
公署认为成都茶馆戏园有三大问题。首先，不利于大众教育。这些戏园“以世俗歌曲为门面，以冶容工貌为精神”，而且“目染耳闻，不败者鲜，”造成“民德日薄”，而“此等国民”，于国于社会都有害。
其次，妨害地方经济。“吾川四塞之地”，虽然“五矿丰富”，但“货弃于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被浪费了。现在四川试图发展工商业，抵制外货，成都作为省府，如果“提倡戏园，以图发达，所使劭年弱质，习成游惰”。因此，戏园“有碍于实业”。
其三是于财政不利。从辛亥年兵变，省库被抢，成都便一直遭受财政危机，但人们仍然在茶铺浪费了大量金钱，征税也十分困难。“公私财产，均形支绌，而人民区区所得，反以戏园消耗大半。收捐有限，徒令生活，愈高愈险。”如果这个情况进一步恶化，则使“官吏坏其箴，军警丧其守，学人踰其阈，商旅覆其巢。”而且“一般人民，搜刮攫取，以供嬉玩”。
政府采取了限制政策以解决这个问题，为达到此目的，政府力图改良现存戏园，不再允许新开。这个文件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戏园的看法和评价，重复了过去官方和精英对茶馆“弊病”的种种指责。
为了维护戏园秩序，警察还为此多雇警员。1917年，警察禁止任何顾客带演员到花会的茶铺和酒馆。1920年代，每晚少城公园外面的茶铺演相声，警察以“淫声秽语”，将其禁止。
尽管对演出有许多限制，茶馆戏园并没有认真遵守。如1932年市政府指责春煕舞台演出“情节怪诞”、“唱做淫亵”的戏。市政府令该戏园提交戏本供审查，但经理回应说演出并非都是按戏本进行的，政府认为这不过是避免审查的借口罢了，再次下令呈交。
事实上，只有在政府威胁要严惩时，各戏园才会呈交戏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都市市长指责悦来茶园没有按规定提前三天递呈戏目，而且上演“淫盗迷信戏剧”，该茶园却是从晚清以来改良“新戏”的先驱，“文明社会”的窗口。
在这样的限制政策下，艺人们的谋生面临诸多困难，对茶铺本身的生意也相当不利。演戏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当茶铺中表演受到限制，生意便下降了。
规范演戏
1916年是中国政治的转折点，这年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护国战争爆发。12月，反袁胜利结束。局势刚一稳定，警察便颁布《取缔戏园法》，涉及经营茶馆戏园各个方面，从座位、茶碗，到售票、观众等，事无巨细，一概都管。
注意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取缔”一词的使用，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完全的禁止，而是指加强管理的意思。
例如，由政府决定戏园座位数量，售票不得超过这个定额。甚至规定了座位间的间隔，不能增加凳子。观众座位优劣本着先来后到的原则，先来者不得为他人占位。当政府规定的票数售完后，应该挂出一个牌子。如果一个观众临时离开，但其茶碗仍在桌上，应该视为座位有人，他人不得占据。
捡到的遗失物品应交予警察处理。茶铺雇员要礼貌对待顾客。该规章提出了观众行为和管理准则，包括购票排队入场，客满后不得再放人进入。还规定了政府调查员到园办公事必须出示证件，但到场维持秩序的宪兵则不用。
军人只需付50文购票，但必须坐在楼厢的划定区域，票售完后不得强行进入，只有穿军装的军人才能享受减价票。
规则还说明了再入场规定，如果观众入场后需要出场，必须得到一张再入场券。
一旦戏开演，观众应保持安静，不得喝彩。凡违规者视情况予以处罚。观众不得随意变换座位，或挡住他人视线。如果在戏园找人，不得吆喝，由茶铺雇员拿一个板子，上写被找人的名字，在场中走动，以免干扰他人看戏。
该法还对戏班进行规范，要求各戏班表演新戏，需提前两天向警察提交戏本，未通过的戏本不得上演。如果某演员不能出演，必须公而告之。
“禁止演唱淫邪各戏”，舞台上的演员不得使用“淫荡鄙俚之言词”，不得有“猥亵之性状”。只有演员才能上舞台，禁止与观众进行任何交流，演员不得坐在观众席观看演出。
演出夏秋季必须在10点前、春冬季9点前结束。戏班人员不得在戏园争执和斗殴。
这个规则是目前我所能见到的最全面、最详细的关于茶馆戏园的规章，使我们清楚了解到警察是怎样控制戏园和观众的。
“禁愈烈，而嗜愈专”
地方政府视戏曲演员为异类，改良者无疑对优伶十分歧视，看不惯他们的装束、语言、行为和举止，不给他们以常人的对待。
《国民公报》1914年以《唱戏人不准看戏》为题报道，在悦来茶园，一个小旦坐而观剧，“举止颇觉不合”，此事甚至惊动警察厅长，重新颁布了禁止唱戏者入园看戏的禁令。
为了改变社会对艺人的态度，1916和1917年间改良者建立了若干新戏班子以演新戏，包括建平社、革心院、群益新剧社、强华新剧社等。
当茶铺生意不好，它们可能无视禁令，上演被禁的剧目。例如，一份地方报纸批评可园演“淫荡”戏曲，称之为“可园怪象”。然而在晚清，可园却是成都改良剧的先锋。1920年代，一些濒危的茶铺故技重演，要求上演神戏。正如一个地方文人所写一首竹枝词讥讽的：
扫尾茶寮妙想开，
生方设计赚人来。
大家争演苏神戏，
三架班子打斗台。
一篇1914年的文章指出：“声音之道，感人最深”，因此改良戏曲可以作为社会进化之工具。作者相信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节目是“庄雅”的，不到百分之一是“正大”的。作者还指责戏曲节目充满了“信口开河，荒唐满座，蛇神牛鬼，跳跃一堂”。
地方政府也是戏曲改良后面之推动力量。1913年川省内务司指出，大众无论小孩还是未受过教育的劳力者都喜欢看戏，甚至能够记住台词和曲调，因此地方戏曲为“通俗教育之一端”。如果政府能够“因势利导”，使演员用“纯洁之辞，激励之声，容哀感之音调”，人们则可以吸取有用之知识。
政府应该如何作为？内务司表示，禁止“淫戏”只能是“一时治标之法”。虽然政府应该审查脚本，准优禁劣，但鉴于“禁愈烈，而嗜愈专”的逆反心理，内务司采取了“诱进”之法，以从根本解决问题。
并派文人搜集民间故事，改编小说和曲艺为新戏，以此激励优良社会风俗。同时，也鼓励像灯影戏、木偶戏等传统民间娱乐表演新节目。内务司相信，当新戏得以流行，人们对“从前之辞，便渺不记忆”。
政府越是要禁止什么，越是助长了其流传，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但是政府似乎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有用的教训。看来内务司采取的“诱进”之法，比以后的许多当权者都要聪明得多。
警察在戏曲改良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1914年警察颁布命令：“戏曲改良，本以补助社会教育，感化人心为主旨”。警察认为戏园上演新戏有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按照警察的说法，改良戏能吸引更多观众，戏园也有更多的盈利。
但是，也有戏园“妄自编纂恶劣戏，若不严行检查，实与改良之旨，大相违背。”因此，警察命令各分所严密监视各戏园，演出没有违规方可继续，但新戏都必须得到警察审查通过才能上演，违者将被处罚。
在民初，万春茶园和品香茶园总是车水马龙，悦来茶园和可园继续生意兴隆。它们的广告频繁出现在地方报纸上，一家戏园一天的戏目便可达二十余出之多。在《国民公报》上的一则广告中，万春白天有八出戏、晚上有七出上演。品香白天晚上共有十出戏上演。
从这些广告中，我们看到那些名演员总是具有票房号召力，不少人到戏园看戏，便是冲着他们的偶像而来。老票友如果钟情某剧，则百看不厌，甚至能记住戏中的每一细节、唱腔、台词以及演员动作。
成都的街头，从今天的审美来看，也真的不差。当现代雄伟的高楼大厦、华丽的广场大道看多了，这些古朴的老街，我们感觉还别有风味。石板路、跨街的牌坊、重重叠叠的店铺招牌，店员守在门口殷勤接客，一派商业繁荣的景象。
戏班的声望对其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常常观看的戏班有颐乐班、翠华班、长乐班、文明班等，它们固定在悦来、可园、万春、品香等著名戏园演出。一般来讲，戏园并不靠新戏揽客，而依赖明星演员。传统戏目到处都在演，不同之处在于所演的风格和质量。
川剧《汤姆叔叔的小屋》
在辛亥革命后，政治戏逐渐流行，如1912年根据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改编的川剧在悦来茶园上演，改良精英试图用美国黑人的经历来阐明“适者生存”的道理。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
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
悦来上演的另一出戏是关于太平天国的故事：曾国藩夺取南京后，洪秀全全家被杀，只有太子洪少全幸免于难。他无路可走，只好到少林寺出家为僧，以卧薪尝胆，再谋起事。该剧把佛教的神、超自然世界与人间、人事结合一起，由三庆会上演，达40幕之多。与清代和后来的民国政府不同的是，该剧对太平天国多有溢美。因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清运动，反满革命在当时逐渐占据了舞台中心，反清的太平天国便具有了积极意义。
1929年，悦来茶园上演新剧《西太后》，力图表达“专制政体之弊乃国贫民弱之源”。剧本、布景、表演据称“均佳”。
改良者也创作涉及当时社会问题的新剧，1917年创作的《落梅》便是其中之一。一位叫陈伯坚的年轻医生治疗一位患病老妪，在出诊过程中，与其女儿慧芳相爱并订婚。一天，老妪病情恶化，陈前去救治。惠芳将一朵腊梅别在他的上衣口袋，叮嘱他一定尽心尽力。
陈在妇人床头看到一个装满钱的金色盒子，想到结婚需钱，顿生歹意，对未来的岳母下了毒，并拿走了钱。老妇人临死前看到了这丑恶的一幕，用发簪在地上写下了“伯坚图财害命”六字。惠芳随后赶到，看到了盒子旁的腊梅和她母亲写下的字，遂向警察报案，陈旋即被捕。
这出作为“社会教育”工具的“新”剧，试图向观众传达什么信息呢？该剧力图撕开那些“伪君子”的面纱，那位陈姓医生总是满嘴“道德”“文明”，但内心却是贪婪和无耻。不过这个新剧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推行传统价值观，惠芳在法庭上面对陈伯坚的一番陈述便饶有兴味：“汝既做出此事，我不能置汝于法，是为不孝；既置汝于法，而别嫁，是为不义。不孝不义，惠芳不能为也。于是伯坚既置于法，女妾不嫁，以图甫全”。
她试图以“一女不嫁二夫”来证明她恪守从一而终的传统道德，为杀害她母亲的人牺牲自己的婚姻。从这个剧的说教来看，传统价值观仍占主要地位。不过这个剧的人物和故事都很接近生活的真实，而且情节包含爱情、金钱和谋杀等要素，很能吸引观众。
三庆会
三庆会为成都最有影响之戏班，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著名演员都产生于此，如康子林、周慕莲、司徒惠聪等。其成立缘于1911年，因为抗议清政府把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成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在运动爆发之后，政府禁止各类演出，为了谋生，康子林、杨素兰等著名演员联合七个戏班组织了三庆会，该会包括了五类表演，即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集合180多个演员。
黄吉安在川戏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写了不少新剧，加以印行和传播。1924年黄去世时，已创作八十多出新川剧，二十多出清音。他把全部所写赠予三庆会。
黄吉安写的几乎所有川戏都是基于中国古代历史，弘扬正义、忠诚、爱国的情操，以此推动社会教育。在《柴市节》《三尽忠》《朱仙镇》《黄天荡》《林则徐》等剧中，黄赞扬与入侵者斗争的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岳飞、梁红玉、林则徐等爱国英雄，当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时，他们的事迹可以激励人民斗志。
如《柴市节》是关于南宋丞相文天祥拒绝投降蒙古入侵者的故事。而黄吉安对那些投降敌人的变节分子，则进行淋漓尽致的鞭笞。在《江油关》中，他有意制造了马邈被处死、枭首示众的情节。当有人指责其违背历史真实时，他反驳道：如果不杀他，“何以辨忠奸，判曲直？”他的有些戏也涉及现实问题，如他写了《断双枪》揭露鸦片的危害，《邺水投巫》批评迷信，《凌云步》提倡天足。
周慕莲1920年入会，有许多机会与一些喜欢戏曲和创作的著名文人交往，经常听他们关于戏和文学的讨论，“增长古典文学知识，提高文化素养”，促进了他的表演艺术。周为旦角演员，被其家族视为“伤风败俗，玷污门庭”，他的名字甚至从祠堂中除去，其收养的儿子在学校也只得用假名，以免被同学嘲笑。
这种艺人和文人的关系很值得注意。事实上，即使当时社会对艺人很鄙视，虽然艺人基本都来自下层，但一些高官、权贵、文人与艺人来往则是司空见惯。而且许多上层喜欢地方戏，有时甚至自己客串角色。
话剧的出现为戏剧改良注入了新动力。1920年代初，一些地方知识分子支持在悦来茶园演话剧。1920年12月，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以万春茶园为舞台演“新剧”，并联合各新剧团到成都各校演出，推动社会教育。联合会宣称其目的是“启发民智”，而非牟利，要求警察在当前“军事戒严期间”，帮助维持秩序。由于演出收入用于“公益”，联合会要求免除当时必须征收的“伤兵捐款”和维持秩序的“弹压费”。这里所谓的“捐款”，实际是强制性的。
1931年，摩登剧社在大舞台戏园演出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佳剧”《山河泪》，吸引了大批观众，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剧社相信在“九·一八”事件后，这个剧能够激励人民“同仇敌忾”。
因此，戏剧改良成为政府、精英以及其他社会集团政治议程的一部分。显然，在茶馆和戏园观看演出并非纯粹的娱乐，而是与启蒙和国家政治联系一起。地方戏是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影响到人民的思想，也可以用作政治工具。
精英发现戏曲是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竭力对其施加影响，地方戏不可避免地按照精英们构想而被改造了。不过，传统戏深深扎根于日常文化，影响着民众思想，因此是很难轻易被取代的。
女性在公共空间被限制是常态
男客与女客
在传统中国社会，女性一般避免去公共场所，特别是那些休闲的地方。但是从晚清开始这种状态开始改变，妇女可以进入戏园看戏，但是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辛亥革命之后，妇女进入茶铺看戏日多，但男女混杂却是警察明令禁止的。
茶园一般采取男客女客安排在一天不同的时段，或一周内不同的日期。例如可园分“男宾座”与“女宾座”。二、五、八（即阴历每月二、五、八、十二、十五、十八、廿二、廿五、廿八）对女客开放，其余为男客时间。但如果女宾日恰逢星期天，那么也只对男宾开放，第二天则为女宾。显然，这个安排仍然是以男人为中心的。
1912年万春茶园的一个广告称，9月22日和24日，白天演出只卖女宾票，3角一张，随女主人来的仆人1角，小孩半价。夜场只卖男宾，2角一张。夜场从5点半开始，9点结束。
当然，这种安排对那些想到茶园看女人的男子很不利。在民初，妇女的入场政策时松时紧，女宾给允许男女同场的茶铺带来兴奋，哪怕男女分开坐，但戏到达高潮时，男客乘机站起来打望女宾，而女宾“嬉笑撩拨男宾，秩序大乱”。
由于站在园外围观的人太多，经常造成交通堵塞。这种状况也成为社会改良者反对戏园里男女观众混杂的原因之一。
在成都，妇女对包括茶铺等公共空间的平等权利的争取，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在1920年代，男女混杂在茶馆里虽然并不普遍，但是茶铺为男女顾客的交往提供了空间。
竹枝词反映了这个变化，如1928年的《续青羊宫花市竹枝词七十首》有两首与妇女在茶铺有关。其一：
社交男女要公开，
才把平权博得来。
若问社交何处所，
维新茶社大家挨。
其二：
女宾茶社向南开，
设有梳妆玉镜台。
问道先生何处去，
双龙池里吃茶来。
这表明这时已经有专为妇女服务的茶铺了。有文人观察到了妇女在茶铺里频繁出现的这种变化，但视为不正常现象。如杜仲良所写的《社会怪象竹枝词》中便有：
公园啜茗任勾留，
男女双方讲自由。
体育场中添色彩，
网球打罢又皮球。
这说明这个时候公园里男男女女的交往已经见惯不惊，他们一起在茶铺喝茶和聊天，还可以一起进行各种球类活动。
女性在茶铺的尴尬
不过，妇女进入茶铺的限制也时有反复，据1932年的《成都快报》，中山公园向市政府报告，称该公园茶铺里，“暗娼混迹其间，藉名饮茶，暗地勾引一般无识青年走入迷途”。流氓也在茶铺制造事端，甚至发生械斗，骚扰女客，公园不得不雇特别警卫巡查各茶铺。警察因此分布告示，禁止妇女到中山公园茶铺，“以维治安”。
《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有记录显示，甚至到1930年代中期，警察仍然竭力分开男女。如1934年冬鼓楼街的芙蓉亭茶社搬到玉带桥，改名为陆羽茶楼。从1929年便在该茶铺演出的著名的盲人竹琴艺人李德才，也和其他艺人到了新址。1935年4月，警察派人“详为侦察”，称李的演出超过了规定的晚上收场时间，而且场内“男女杂坐”，有害社会风俗，令演出停止。
该茶铺老板袁纪福解释说，由于正是花会期间，白天没有演出，因此只好在晚场让男女同进。由于经济不景气，演出使茶铺得以维持，如果停演，茶铺亏本无疑。茶铺依靠竹琴演唱，同时这些艺人也依靠茶铺，10个眼瞎艺人也将失去生计。
袁请求警察考虑他所雇皆残疾人，保证以后演出将分开男女，并在晚上7点结束。他称全部节目都是“高雅”和有教育意义的，不会违背新生活运动的宗旨，如果发现场内有土匪和其他嫌疑活动，将立即报告警察。
但警察否定了其请求，指出：“现值戒严期间，娱乐场所亟应从严取缔”。据档案资料，袁至少后来又呈交了至少三个请求，反复描述他要“维持盲人生计”，没有演出使他“蚀本不已”，指出“数十盲人亦因之断食”，说明“两方苦况再再堪怜”。
警察先以戒严法为借口反复否决，但后来也松了口，表示“从缓再夺”，袁只好耐心等待。1935年5月，在演出停止一个月之后，警察所派人进行调查，复核茶铺没有违规现象后，表演便才重新开始。
女艺人
如果演出班子中有女艺人，也会受到政府的限制。也是据《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1936年戏班明德堂申请在芙蓉亭茶社演出便颇费周折。明德堂已有20多年历史，是只有4个人的小班子，其中3个人为女性，年龄在21—40岁之间，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据描写是或“眼瞎”、或“眼目近视”、或“眼昏”、或“跛脚”等。
该班多年来在川东南各县巡回演出，“并无淫邪词调，荒谬声律”，所唱皆“词旨高雅，音歌纯正，足可救正人心，补助社会教育之不逮。”
这个班子于1936年春到成都，先由警察批准在花会演出月余，得“各界赞许”。但花会结束后，戏班必须继续谋生活，便选择了芙蓉亭茶社。
负责处理此申请的警察表示，其节目中未发现任何不道德之内容，但警局的回应是：
查妇女清唱，对于风化秩序在在有关。如其散布在各街茶社内营业，妨碍甚大。兹为体恤业人等生计起见，准其另觅偏僻地点，仿照戏园规模设备，唱台不得接近街面，以便取缔，而杜流弊。
警察的策略是虽然允许这些人谋生，但尽量减少其影响。一般来讲，警察对于女艺人的控制甚严，如果她们不是残疾，则很可能会被禁止。警察要求演出场地必须远离要道，处于僻静街巷。
明德堂先找到芙蓉亭，芙蓉亭给警察提交了申请，还由一个铺保联署。所谓的“铺保”就是当时通常任何茶铺开办，都必须要另外一家店铺作为担保，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担保人也会受到牵连。芙蓉亭指出这些艺人不能开演则失去生计，甚至无法果腹。但警察仍然坚持演出地点不能“接近街面”。
虽然没有得到正式许可，班子仍然开始在芙蓉亭开演。在给警察的申述中，他们强调成员“非娼妓式组合之清音工会可比”，这个说法似乎暗示唱清音者可能兼做妓女，但这有可能是由于同行竞争互相诋毁的结果。我在成都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读到过清音工会的章程，就像其他工会一样，是一个保护同业利益的工会。
尽管警察确认这个茶铺是在背街的二楼，“对于风化秩序，均无妨碍，有街团首人可查”，但是警局再次拒绝批准，令取消演出。
明德堂和茶馆立即再次上书，表明他们设法寻找新场地，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如果停止演出，演员们将无以为生。
再者，茶铺与班子相互依存。没有演出，顾客减少，茶铺将亏本。经理请求在班子觅新场地的同时，准予继续演出。这样皆可“公私两全，……十余人生活有赖，不致演成流落之苦。”
这年8月，班子最后找到陕西街的吟香茶楼，远离闹市，警察才批准了演出许可。
明德堂的经历，不仅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大众娱乐的政策使艺人们更生计日绌，而且揭示了对女艺人的加倍控制使她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无女艺人的演出得到许可相对容易些，也是根据《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的记录，1936年5月，桂华科班请求警察允许三十多个清音“戏员”使用得胜下街一个茶铺演出“清戏”，申明这些戏没有“淫词”，每票卖400文，这样这些演员方能有钱购买食物等必需品。
分局警察报告称，“票价甚廉”。警察局在确认班子“既无女性艺员，所唱又非淫词小调，对于风化秩序，尚无妨碍，自可暂准营业，俾维目前生活。”
同意演出请求，但表示要认真监视节目内容。另一份警察的报告称，得胜下街后面是一个米市，那里有一个台子可以演“清戏”，但只能白天上演。
妓女进茶铺
不像大多数一般妇女，妓女则一直是茶馆的常客。地方精英对此非常不满，指责茶馆里卖淫经常引起纠纷，如争风吃醋、散布流言、围观拥挤，甚至打架斗殴等事端发生。因此，政府不断采取措施禁止妓女进入。虽然不准妓女在茶馆活动，但她们甘冒当众受辱、被警察惩罚的危险，不断向禁令挑战。
1914年一个报道显示人们是怎样对待茶馆里的妓女的。陈月秋是当时成都名妓，绰号水红桃。一次有人发现她在悦来茶园看戏，想故意使她出洋相，把她的名字写在一个黑板上，说是有人找陈月秋，让一个工人拿着黑板在场子里面转，这是当时演戏时找人的通常办法。
一个警察对此很吃惊，“陈月秋是监视户，你在此会她何为？”当时的妓女专门的户口登记，称为“监视户”。那人答称“因为在此，才来会她”。警察最后在楼厢上发现了陈，把她带到警察局。而那个恶作剧的男子因没有报告警察，而因“轻薄无行”，被罚款2元。
丢失茶碗引发的暴力执法
“散布谣言”
茶铺也并不是一个毫无顾忌的地方，地方精英和政府在此也并非毫无作为。茶客们的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铺中的“不健康”现象。
其实那些所谓“闲言碎语”和“谣言”经常透露了更深层而且值得探索的因素，因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和“一种表达的方式”。因此，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詹姆斯·斯各特（James Scott）他的名著《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daily resistance）的一种形式”和一种“民主的声音”。
控制茶铺里的流言蜚语几乎不可能，或许穷人们说闲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开玩笑，而且根据斯各特的理论，允许“人们发表意见，表示轻蔑和不赞同，将降低因不同的文化认同和报复心理带来的危险。”
下层民众饶舌的主要对象是当地名人或富人，他们议论富人的奢侈生活和豪华婚丧礼，以此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关于某某通奸的谣传让人们觉得富人“不道德”；灾祸突然降临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人们为“因果报应”而幸灾乐祸。
在公共场合的发泄，是他们摆脱心中苦闷和不满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他们不自觉地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的日常反抗。
在信息不流通的情况下，在国家掌握信息流通渠道的社会中，小道消息的广泛散布是不可避免的。杜绝流言蜚语、小道消息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让信息自由地流动。
吐口水的纠葛
茶铺里也充满着各种纠纷、冲突，甚至发生暴力行为。
1913年，一个吴姓法律学生写信给四川省城警察厅，申述他在品香茶园受到警察的不公正对待，提供了关于顾客、戏园和警察关系的有趣的信息。
在信的开始，吴写道：“戏曲一端，乃补助社会教育之不逮，实开导愚顽一条觉路。其意义本善，但应取缔。警察以受法律之支配，恐影响社会，反与正俗本旨不相侔也。”
然后他讲述了事情经过：一天晚上，他和朋友到品香茶园看戏，落座以后，发现有人在楼厢向他们吐口水。吴于是找上楼去，发现有六个女人在楼厢里。吴责问维持秩序的警察：晚上仅对男宾开放，为什么让妇女进戏园？警察否认有女宾，但吴坚持要该警察进行调查。
他们到了楼厢，那些妇女仍然在那里。吴要警察提供他所在分署和警号，但警察和茶园经理称吴作为学生没有权力要这些信息，并要吴出示戏票。吴认为这太不公平，不仅不调查违规者，反而故意与他为难。
后来，吴到警察分署呈交申述，但分署称那些妇女都是股东的家属，不是一般观众。然后，“署员”要吴找保人，吴十分惊讶，反问自己不是违规者，为什么要保人？吴写道：“似此无知无觉之署员，不识共和之真相，侵犯人民自由……破坏民国法律，良非浅鲜，长此因循，警政何堪？”
他的确不愧为政法学生，把这个问题提到警政的高度，而且敢于指责署员。吴指出警察应该遵守法令，晚上禁止妇女进入，即使是股东家属也不允许，而戏园只关心利润。吴写道：
该园主人利心熏腾，热度膨胀，不顾风化之攸关，只求生财之有道，混淆黑白，泾渭不分。蔑视警令，违抗法权。似此超越法律范围外之营业，何可任其自由，若不严加取缔，停止营业，不可收后效。此区区戏团，如是他区，焉得不步后尘。全城戏园如是，危害社会何可胜言。警员通同，不加取缔，任其干犯法纪，总厅当有制裁。
有趣的是警察并不严格执行规章，这受到一个青年学生的挑战。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有一段时间允许男女在不同时段入场看戏。警察没有执行这个规则，还认为这个学生添乱。有可能该警察与这个茶铺有特殊关系，或接受了茶铺的好处。
这个学生挑战警察的动机不是很清楚，可能有三个：一怀疑被这些女人吐了他口水，想通过警察把她们赶出场，但警察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引起他不满；二是他可能是一个保守的学生，认为女宾不应该与男宾同场；三是作为一个法律学生，认为任何规章都应该认真执行。无论该学生是什么动机，这个事例都暴露了警察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些规章。
偷茶碗的人
茶铺里的茶具经常被偷，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果茶铺抓住小偷，将进行惩罚，包括体罚、公开羞辱、勒令赔偿和报告警察等。他们有的被绑在茶铺的柱子上，被茶铺工人和顾客辱骂，对他们少有同情。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据1932年3月28日《成都快报》，一次大安街新茶园的经理抓到一个小偷，他偷了二十多套茶具。令人意外的是，经理不但没有惩罚他，还请他抽烟吃饭，这感动了这个小偷，不仅向茶铺道歉，愿意受罚，还退回他以前所偷的三十余套茶碗。当地报纸赞赏茶铺这个行为是“以善化恶”。
这个茶铺经理是个聪明人。大多数小偷都是穷人，由于饥寒交迫而被迫铤而走险。他的这个善行也无意中为茶铺赢得一个好名声。
茶铺经常由于管理、利益分配、竞争等问题发生内部纠纷。个人如果想开办茶馆的话，有时通过各种途径集资，因此茶铺老板和投资人之间也会发生矛盾。茶铺把空间租给小贩使用，也会因此发生关于租金、租期、合同等方面争执。1928年发生在东门外茝泉街风云亭茶社的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吴陈氏是茶铺主人，指控马少清偷茶碗。马称这是诬陷，不过是找借口收回他在茶铺做水烟生意的口岸，以便高价转租给另一个水烟贩。吴陈氏把这个纠纷报告给街团，还指控马的介绍人晋华章帮助销赃，茝泉街的团防把晋抓去，“竟用庙内撞钟木棒将晋乱打，并用铁链脚镣，将晋锁押”，勒令晋赔偿茶碗。
当马看到他的介绍人受到牵连，“受伤被押，恐酿出命案，只得承认赔碗五十套，营救晋命。”晋随后指控吴陈氏诬告和团防非法羁押、殴打无辜。警察即令团防惩办打人者，但团首拒不执行，这引起了晋华章所在团练的“公愤”。他们向地方当局要求主持公道。
虽然不能得知是否马少清偷了茶碗，是否吴陈氏有意陷害马，但这个事件显示了在茶铺谋生活人们的竞争和钩心斗角，以及一些茶铺生意的传统习惯。马称他付租金给茶铺以在那里卖水烟，但另一个水烟贩忌妒这个好口岸，便怂恿吴陈氏收回口岸重租。马以按时付租金、不能任意撕毁和约为由予以拒绝，这导致了吴陈氏陷害于他。
目前已不可能知道真相，但很清楚马少清付了吴陈氏租金，以利用茶铺做水烟生意。我们还知道这个生意还有竞争者，当发现这里口岸好，另一个人便会想方设法挤进来。但是，一个习惯法是只要茶铺老板与小贩达成协议，承租者按时交租金，主人便不可收回承诺。
上面我提到过关于铺保的连带责任，这个例子就说明任何做担保的担保人，实际上是有相当的风险的。在茶铺卖水烟，必须有人担保，担保人必须为所担保之人的行为负责。这个习惯在传统中国城市帮助商铺建立一个相互连接的安全系统，这样使公会和当局的控制都容易得多。
在这个纠纷中，我们还知道妇女可以开办茶馆，而且当一个纠纷发生时，在保护她自己利益问题上，她并没有由于是女性而处于不利地位。恰恰相反，在这个案例中，吴陈氏一直是处于主动进攻的姿态。
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过去认为女人总是弱者的认知。有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所谓常识，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根本就是一种误解，或者一种错觉，或者任何所谓的常识经常有例外。任何事情都必须具体地分析，而不是套用过去的经验。
团防卷入社区事务是这个案例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说明了在不同街区的团练可能为本区利益而与其他集团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引起了社会关注，甚至《国民公报》在报道这个纠纷时，用了《风云亭茶社失碗，两分区团练失和》这样的题目，该报显然认为两个团练“失和”，比茶馆失窃或诬陷更为严重。
除了这个事件所显示的关于茶铺生意的一些惯行，我们也看到街区团防组织的信息，以及它们在社区的角色和怎样处理邻里所出现的问题。这些组织可以为邻里提供安全感，但它们也随着政治状况而发生变化。
在传统成都，地方安全经常是由精英主导的街道和邻里组织来实施的。在民初，随着国家权力深入到地方社会，这些组织的影响力下降，但在地方事物中仍然扮演着角色，特别是当社会动乱时期。地方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十分复杂，政府缺乏维持地方安全的资源，所以市民不得不组织起来以集体防卫，也得到政府的认可。
但是，当政治和社会状况趋于稳定时，政府又力图削弱甚至取消这类团体。从这个案例，我们发现1928年3月风云亭茶社事件发生时，这些组织仍然发挥着作用，而仅几个月之后，即这年的9月，市政府便在成都第一次建立，而且很快接管了社区安全职责。虽然成都居民有着很强的城市认同，但如果需要时，他们仍然追求继续保卫他们自己的街道和邻里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晋华章的命运造成两个团练“失和”。
横尸茶铺
在茶铺里也会发生暴力，甚至造成死亡事件。《国民公报》1929年7月27日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件：
丝商杨芬如是个暴发户，号称家资数万金。他与人合资建筑东方茶楼铺房。前年游方成租佃东方茶楼营业，每日纳房租银五元，至今两年余。由于生意萧条，先后共欠房租54元。本月初十日，杨来茶楼催租，由于游没有钱支付，杨出手打了游的管事夏某。在茶楼喝茶的许某劝解，杨却反将许所戴表打碎，还咒骂不休。声称我打死他，有我抵命，与你何干？
游康成恐怕出意外，求缓期一周付清。至初十七日满限，游仍然没有凑齐欠款，只付了15元。次日晨，即十八日，杨到东方茶楼索欠租，当时堂倌唐洪兴正在下铺板，准备开门。但是杨称若不把款付清，不准开铺营业。唐据理力争，触发了杨的盛怒，对唐拳足交加，竟然将唐当场打死。
游康成见堂倌已毙命在地，赶快派人通知家属。唐洪兴是四川中县江人，住成都鼓楼三倒拐街，家中有一老母一妻一子，并无弟兄，全赖他养家糊口。游赶快向社区组织——即东南西北四段的团首人及区团正报告这个殴人致死事件。但是社区首领却想息事宁人，劝杨出烧埋费了事。哪知道杨十分吝啬，拒绝支付。游康成和死者家属将杨芬如拉至法院，要求验尸。
一个欠债的纠纷，涉及房主、茶铺掌柜、堂倌，导致堂倌的死亡。这个在公共场所殴人致死的事件，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地方媒体如《国民公报》系列报道这个案件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件先由团首和团正插手，而非交警察处理。显然，社区领袖试图不通过警察解决这个案子，要求殴人致命者杨芬如支付葬礼和掩埋的费用，但杨拒绝。这个处理方法显示，这个时期社会调解在邻里和社区生活中仍然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但令人吃惊的是，过去我们知道这类调解大多是涉及民事纠纷，一件命案竟然也试图通过这个方式解决，可见这种社会实践所流行的程度。这个杀人案，显然应该报告警察，但社区领袖仍然竭力避免官方的介入。如果杨接受了上面的条件，这个案件可能永远不会引起公众注意。人们为杨的态度所激怒，致使这起案件的大曝光。
据地方报纸的系列报道，法院听证那天，上千愤怒的民众聚集在法院外面，验尸完后由于没有公开报伤，众人大哗不服。在检察官宣布唐系被伤害致命后，“群中更肆喧嚷……打打之声不绝于耳，秩序因而紊乱。”
茶社业工人的组织成都茗工会在法院正式审理之前，“特函请各报社届时观审”，也即是试图用舆论监督来保证审判公正。而受害者的朋友也帮助打抱不平，开展活动，争取社区邻里支持。如他们请走马街、东大街首人及邻居数十人在卧龙桥川北会馆宴会，请他们证明殴打唐致死之事。经过十几天的侦察，地方检查处官认定被诉人杨芬如伤害致死属实，决定“提起诉讼”。
如果这个命案发生在其他地方，不是在公众的眼皮下，可能不会受到如此的关注。人们的激愤可能是出于如下的原因：他们同情无权无势但为顾客尽心竭力服务的堂倌，他们惊于殴人致死的残酷和杀人者的肆无忌惮，他们担心法庭可能会为富人和有权势者说话，而正义得不到伸张……
由于茶铺是一个公共场所，在那里发生的事媒体一般会有稍加详细地报道，这为研究公共空间的冲突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这个案件本身便暴露了堂倌、茶馆、房东、地方社区间的复杂关系。
“流氓烂兵争风斗吵”
在整个民国时期，地痞流氓、袍哥、烂兵在茶馆横行霸道，经常干扰茶铺正常的生活。他们可能吃茶不付钱，或者损坏茶铺财产，为女人争风吃醋，拿枪耀武扬威，艺人、堂倌、掌柜等也不断受到欺辱，在地方报纸中和档案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此类事件。
正如上面所讲的东方茶楼命案，茶铺有时成为杀人的现场，反映了社会的混乱局面，提醒人们所处的社会的危险和政治的险恶。政治的动乱削弱了政府稳定公共秩序的能力，有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茶铺汇集了三教九流，所以“坏人”也可能混迹其中，地痞总是茶铺疲于应付的麻烦。地痞以茶铺为据点，操作赌博、贩卖鸦片等活动。地痞流氓的胡作非为亦是地方报纸乐此不疲的报道主题。
如当警察密探发现四个罪犯在同春阁喝茶，派了六七十个警察前去抓捕，三个被捕，但一个乘乱从人群中脱逃。
新南门外的一家茶馆雇一个歌女演唱，那里经常有“流氓烂兵争风斗吵”，影响治安，因此警察令茶馆停止演出。
品香茶园以其“新剧”而著名，一天晚上，一个绰号叫魏瞎子的地痞，不知什么原因，带领四个喽啰到茶铺，告知门房要带小旦李翠香出去喝酒，门房没有让他们进入，引起争吵，闻声而来的演员们赶出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随后发生斗殴，有人受伤。有趣的是第二天，剧团编了一个“新剧”，以“形容其痞状”，地方报纸还以《新剧社之新剧》为题做了报道。
有的事件则有更严重的后果，在茶铺里所谓“仇杀”事件时有发生。一天晚上，府城隍庙内的茶铺人头攒动，有人突然将另一人胸部刺一刀致死，然后逃之夭夭。
在另一事件中，有人跑进拐枣街角的茶铺枪击一个茶客，然后又追上连发两枪，将对方杀死，鲜血四溅，惨不忍睹。
上述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拥挤的茶铺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从事件发生的过程看，这两个案子都不是意外突发事件，而是有目标有预谋的行动。显然，杀人者并不担心他们在公共场所行凶，不但是在公众的眼皮底下，而且还可能伤及其他人。报纸没有提供他们动机的信息，经常以“仇杀”概而论之。
“风流惨案”
在军阀混战时期，军人造成的灾难接踵而来。成都人称失控的军人为“烂兵”或“丘八”，他们使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在民初，警察规定穿军服的军人茶园看戏只付50文，茶铺也力图讨好军人，以便得其保护。悦来茶园还曾经给军人一天演专场。
民国初期，茶馆和茶馆生活从来没有摆脱军人的暴力，甚至地方政府和警察对他们也是敬鬼神而远之。尽管地方政府、警察和茶铺给他们以特别关照，也并未能防止他们在茶铺制造事端。
在茶铺里军人经常与市民混杂一起，有时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冲突。一次，鞠某与朋友在悦来茶园下棋，两个士兵在一旁观战，还不断出主意。鞠某输了棋，怪两个士兵出了馊主意，从口角演变成斗殴。
第二天，士兵到茶铺报复，把一个也姓鞠的人暴打一顿才发现弄错了人，而那个被冤枉的人是团防头目的儿子。虽然报纸没有提到最后的结局，但估计那个团防首领不会善罢甘休，《国民公报》1929年5月21日对此事件的报道，用了颇具幽默的标题：《鞠某下棋惹倒兵，害得同姓犯灾星》。
这个案例也揭示了一个习俗，人们喜欢在茶铺围观下棋，还爱出主意，而不论是否认识，什么社会身份，但是会为下棋多嘴惹发纠纷。
仅1930年8月和9月《国民公报》便报道了四起暴力事件。一是几个“流氓”和妓女在少城公园同春茶社吃茶，据说这引起一伙“烂丘八”的“眼热”，企图坐在妓女旁边，引起争执。这些士兵用茶碗砸“流氓”，结果造成一个小孩的头受伤。
另一事件发生在第二天少城公园的射德会茶社，几个士兵强迫一个饭馆掌柜向一个少妇下跪，起因不过是这个军官太太在他的饭馆买了一份菜，堂倌用的是一个粗瓷碗，她认为这是在侮辱她，其丈夫以此作为报复。
同月，宪兵派了两个班到涌泉居茶社，被捕了鼓动集体暴力的四个流痞，两个士兵。也是9月，十几个士兵冲进拥挤的高茶楼，向一个汉子枪击，那人胸部中弹，然后又在他身上补几枪，以确信他被击毙，无人知道事件的起因。
“烂兵”还骚扰妇女，在茶铺里争风吃醋或仇杀。《成都快报》1932年3月14日报道，前日下午便在中山公园内发生“风流惨案”。下级军官何某与“丘八数人”在中山公园追逐一个少妇，她跑进一家茶铺躲避，但何等追进茶铺，坐在她旁边，进行骚扰。
一个男人跑出茶铺求救，须臾一个便衣带着几个军人到达，抓住何和他的同党，但何挣扎脱逃，那便衣从茶铺后门追出，三枪将何打死，便衣随即跑出公园，跳上一辆黄包车，消失得无影无踪。公园的人们吓得四处逃窜，警察到后进行搜索，也无功而返。
这个事件遂成为一个秘，枪击者身份不清，是警察或宪兵或特工，还是与何有仇，或是伸张正义的好汉，或是那妇女的亲戚朋友，我们都不得而知。无论这个事件背后的真相如何，但这个事件清楚显示了茶铺暴力的存在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扰。
军人之间以及与其他社会团体之间在茶铺里的冲突，经常造成严重后果。如1930年某天下午，流氓与士兵在茶铺发生一起斗殴，桌椅皆被用作武器，当宪兵到达后，这些肇事者一哄而散。
当然，茶铺中人们的关系和交往，和平共处和矛盾冲突两者都是普遍存在的，不过这里我主要展示了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上的纠纷、争端甚至集体暴力，呈现了茶铺和茶铺生活的不稳定的那一面，要表明那个时候的茶铺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
茶铺里头的龙门阵——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茶铺里发现新闻
信息应该是自由流通的，任何国家机构和势力都没有任意剥夺人民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权力。政府制定了有关限制信息流通的“法律”，也不能使这种国家行为合法化，因为那些所谓的“法律”，它们被制定出来，本身就是违法的。
今天我们靠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得到新闻和各种信息，但是在传统社会，人们是怎样交流信息的呢？
在过去成都，各种新闻总是首先在茶铺传播，一个人去茶铺犹如今天从报纸、收音机、电视获取新闻。人们在茶铺议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或在那里与熟人和朋友漫无目的地闲聊，小孩也聚在那里凑热闹。
上面提到的沙汀的《喝早茶的人》便描述道：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有什么事发生，他便先去茶铺。特别是那些喝早茶的人，起来这么早到茶铺，虽然是一种习惯，亦是一种心理需求。
茶铺就是人们聚集聊天的地方，无论是熟人还是生人，无拘无束的聊天给他们以快感。大人小孩都可以坐在一起，小孩哪怕不买茶，也可以占一个座，茶铺里并没有“一茶一座”的提示，似乎那个时候做茶馆生意的小老板还比较大气。
某人“在夜里发现了一点值得告诉人的新闻，一张开眼睛，便觉得不从肚子里掏出来，实在熬不住了。有时却仅仅为了在铺盖窝里，夜深的时候，从街上，或者从邻居家里听到一点不寻常的响动，想早些打听明白，来满足自己好奇的癖性”。
即使他们没有什么东西急着要告诉他人，或并非迫不及待要打听什么事，照样一清早到茶铺，按沙汀的说法是“因为习惯出了毛病”，不到茶铺便难受，“他们尽可以在黎明的薄暗中，蹲在日常坐惯了的位置上，打一会儿盹。或者从堂馆口里，用一两句简单含糊的问话，探听一点自己没关照到的意外的故事。”
的确，在当时成都人的日常对话中，人们经常听见这样的说法：“我进城那天，就在茶铺里听见说了。”或者：“怎么茶铺里还没有听见人说？”
在相当程度上，茶铺即意味着“公共论坛”，大多数茶铺谈话都是随意的，没有什么目的性，正如一个民间俗语所曰：“茶铺里头的龙门阵——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在西门附近的一个茶铺干脆就叫“各说阁”，把这种漫谈的气氛发挥到了极致。
加入这种茶铺闲聊，不需要任何准备或资格。人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只要他没有冒犯在场的任何人，实际上也很少有人真正严肃对待茶铺里的闲言碎语。
这即是说，对有些人来说，喝茶本身并不重要，而意义在于与茶铺里人们的交往。三教九流都到茶铺，讲他们自己的经历或听来的故事，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高谈阔论。
不同群体的人，有他们不同的茶铺聚集。例如少城公园的几个茶铺的客人，很多是退伍军官、下野政客、政府职员、教师学生、文人骚客、棋爱好者，等等，所以成都有个流行语：“少城一日坐，胜读十年书”。虽然这是夸张之辞，但茶铺的确是一个了解社会的最好场所。
茶铺是了解民情的好地方，人们在茶铺里漫无目的地聊天，谈论各种问题，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街坊邻居的各种小道消息、日常生活的各种细枝末节以及各种观点和情感的表达。
闲聊中的城乡对立
茶铺是发泄对世道不满的一个渠道。人们在茶铺中不仅就生活琐事闲聊，打听小道消息，或蜚短流长，从报纸上偶尔透露的信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茶客们在茶铺里抱怨生活的艰辛，表达对政客争权夺利、政治腐败、国家动乱的愤怒，还有对局势的担忧。
1917年，反袁运动爆发，成都周边非常混乱，便发生了一个城市人和乡下人在青羊宫花会的某茶园的对话：
甲：“乡间的人不敢穿好衣服，夜晚则穿起睡。”
乙：“省城的人衣服极力求好，夜晚脱完盖起铺盖睡。”
甲：“乡间人怕匪人抱童子，背起娃娃不敢睡。”
乙：“省中一点不害怕，放着娃娃，抱倒太太睡。”
甲：“乡人听着枪声，一晚到亮不敢睡。”
乙：“省中人晓得墙垣筑得高，是啥都不怕，睡到十二点钟才起来开早饭。”
这是《国民公报》的记者坐茶馆的时候，听见茶客聊天记录下来的。从他们的谈话的态度便可知两人的背景，甲住城内，乙住乡村。成都人一贯有藐视乡下人的风气，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肮脏、愚昧、吝啬等荒唐的故事。虽然这段谈话表面上是关于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习惯，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不同的经历和面临的不同问题。
生活在城市里相对安全，在乡村却时刻面临危险。城市居民似乎总是觉得高人一等，讽刺乡下人舍不得穿好衣服，晚上怕小孩被绑架。乡下人羡慕城里人的好生活和安全感，但也反讽城里人晚上不管孩子而抱老婆（可能暗示着性），睡懒觉（暗示着懒），这都是传统价值观所鄙视的。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城市相对乡村，城市人相对乡下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处于强势的地位，而且这种强势地位直到今天，仍然在发展之中。
我们来看1917年动乱期间《国民公报》记者记录的一则茶馆对话：
昨有一个农民来省，到某茶园吃茶。闻有人说：“西南政策把我们害了”。农民上前怒谓之曰：“稀烂政策害了你们？闻省中善人很多，生的死的都被怜恤。我们乡下人受稀烂政策的影响，银钱衣物要抢去；莫得现银物，人也要拉去。挨打受气，又出钱，有哪个怜悯你？”其人见农民误解，复谓之：“现在讲的是云南政策了”。农民更惊，旋又答之曰：“说起营盘，我辈更怕！”农民方开口，其人知不可谕，遂起而去。
这段对话真切反映了一般人民在动乱年代的遭遇。特别是那些住在乡间的农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段对话，巧妙地利用乡下人的误解，揭示了社会的乱象，抨击了军阀的横暴。
不过，这个在茶馆的插曲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在军阀时期人们仍然可以在茶馆中自由谈论政治，还表明陌生人之间可能进行无拘束的闲聊，哪怕是乡下人，也可以随便插入他人的谈话。然而，在国民党时代，这种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恐怕惹麻烦的店主总是贴出“休谈国事”的告白，以警告人们在各茶馆中不要议论敏感话题。
这个发生在茶铺里的谈话，还透露了都市人和“乡巴佬”间的鸿沟。汉语中有许多同音和近音词，人们对话中因此可能出现曲解。不同口音的人交谈时，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城市居民认为他们比乡下人高一等，嘲笑他们“愚蠢”“幼稚”“粗俗”，称他们为“乡巴佬”“乡愚”，说他们的闲话，传播一些关于乡下人的“离奇”故事，把他们作为茶余饭后讥讽的对象。
尽管这个对话的两者都生活在成都平原，但他们看起来却有极大的不同。住在城墙外的乡民——哪怕即使是离城一两里远——行为、口音、穿着等与城里人都有明显的区别。
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是关于那乡民对城里人谈话一些近音词的误解，但弦外之音，却是与“愚蠢”的乡民无法进行“政治话题”的谈论，进一步反映出城市居民的优越感。从“其人知不可谕，遂起而去”来看，这个城里人不屑与这个“乡巴佬”费口水，干脆一走了之。
对革命的失望
1922年的《国民公报》刊登了两个老人在茶铺闲聊，一个说：“近来世界新、潮流新、学说新、名词新，我们不会跟倒新。又有笑无旧可守，只好听他罢！”另一个的回答令人深思：
我看近来说得天花乱坠，足以迷人睛，眩人目，惑一些血气未定的青年。稍明事体的，都知道是壳子话、骗人术，你这么大的岁数，还不了然吗？辛亥年耳内的幸福，到而今你享足没有？还有不上粮的主张，你记得不？如今却不去上粮，预征几年就是了。又有种种的自由，你乡下大屋不住，搬到省来，就不敢回去，究竟自由不？热闹话我听伤了，如今再说得莲花现，我都不听。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对话的背景。此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思想、新文化流行，西化和保守的精英也针锋相对。对话中的两个老人，可能属于厌新的守旧派。从这段对话，我们发现他们反对“新”是由于他们的经历，因为“新”仅仅是许诺，并没有兑现。
辛亥革命后的动乱和艰辛，使他们备感失望，革命的许诺没有成为现实，而且日益缺乏安全感。人们生活的世界更危险，更缺乏自由，赋税负担更重。因此，人们难免不把账算到“新”的头上。
他们一方面抵制“新”，但另一方面又失去了所依恃的“旧”，也就是传统。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正摧枯拉朽般地改变旧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面对剧烈变化的社会，他们又是无可奈何。尽管处于弱势的一方，他们则表达了对崇新者的不屑，强调自己的社会经验。
茶铺里批评新学的那位老人所表达的观点，就很像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阿Q精神胜利法，以种种自己的臆想来自欺欺人，获取所谓精神上的满足。
新与旧是中国近代不断碰撞的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其实它们本身就是很不明朗的。有时候，看起来新，则骨子里旧；而有的看起来旧，则骨子里新。新与旧，表与里，经常不是截然分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是非不是根据新还是旧来划分的，而是要看所谓新或是旧，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谁。
的确，在中国近代，新是为了解放人的思想，争取民众的权利，给他们做人的尊严，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光明的未来；旧是为了维持腐朽道统，维护皇权、王权、宗族或者任何把握权力的小集团利益的一己之私。
但是，有的所谓的“新”，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充满着帝王驾驭之术，成为以压制民众为主要目的的工具，成就有些人的新的皇帝梦；有的所谓的“旧”，却是为了保存做人的基本的尊严，而与权力的抗争。犹如莫言《生死疲劳》中的那位旧社会西门闹家的雇工蓝脸，似乎是“旧”和“顽固”的代表，但是却以一己之力和整个村庄的所谓“新”进行对抗。谁是谁非，我想在今天已经用不着多费口舌了。
百年前茶铺里就有了《报纸法》的讨论
没法远离的政治
一般的老百姓希望远离政治，但是政治却不离开他们，经常成为政治斗争无奈的牺牲品。
在战乱时期，茶馆经常是战争与和平的风向标。1917年巷战期间，受惊的居民藏匿在家，店铺关门，百业停顿，但茶铺总是最后关门最先开门之地。吴虞在日记中写道，“闻街上茶铺已开，渐有人行，乃出门访傅朋九”，而是日“各街铺户仍未开也。”因此，从一定程度来说，成都居民视茶铺的开闭为这个城市是否安全的某种标志。
这时警察以茶铺有奸细搜集情报或散布谣言、容易引发动乱为由，令各茶铺一旦发现有外省口音者议论军情或者其言行看起来像“敌人侦探”者，必须立即报告。如果嫌疑犯被确认是奸细，告密人将得10个银元的奖赏。实际上，警察经常以所谓“奸细”的罪名，来压制任何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人。
这个时期变化莫测的政治在茶馆生活中清楚表现出来，特别是从人们在茶铺的日常交谈中。虽然人们总是在茶铺里谈论各种话题，我们对此却知之甚少，因为对人们的这个日常行为，几乎没有多少东西记录下来。
不过，仍然间或有一些人描绘了他们在茶铺中的所见所闻。有些话题虽然看起来与政治没有直接联系，然却暗含着对当时政治的批评。下面是《国民公报》所载1917年某日两人在茶铺的对话：
甲乙二人于茶社闲谈。
甲曰：“中国数千年以来，皆尚贞洁。朝廷特为贞洁表扬，故贞洁坊无处不有。自民国以后，置贞洁于不顾，此于风俗人心实多妨害。”
乙曰：“非也。吾国以前尚节，今则重籍。如民国元二年间，各印刷公司所印之名片无非四川籍。三年时，所印之名片无非外省籍。五年共和再造后，所印者不多四川籍？今更改印外省籍矣！然则士大夫所尚者，岂非籍耶？不过字不同耳。”
甲曰：“一人之籍，叠次变更，则非真籍可知。诚如君言，则今日之士大夫，其有真籍者乎？不真之人，吾国数千年所不取者也。”
这里表面上讨论的是籍贯问题，但言下之意是批评政客的势利和虚伪。民国初年，川人在政治舞台的角色经常变化。当川人在国家和地方政治中得势时，人们争相宣称自己是四川人；当失势时，则又非川人了。
批评者认为这是道德沦丧之表现，人们不再看重“贞洁”。在传统中国社会，妇女不守贞被认为是“堕落”；但在这个对谈中，政客被认为“失贞”，因为他们成为无耻的谎言者。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为重要的信息，即看到人们在政治斗争和权势转移中，失去文化认同的焦虑感。过去籍贯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实际上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文化之根紧密联系。这个共同的根基可以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求生存，并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抗。在清廷覆没之后，政客和精英们发现籍贯可以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不过，籍贯问题虽然依然重要，但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不再珍视和忠诚于籍贯，而无非把其用作争权夺利之工具。这个在茶铺的关于籍贯的谈话，揭示了人们对民国初年动乱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困惑和失望。
茶铺里《报纸法》的讨论
有些关于茶铺闲聊的只言片语，透露了人们的政治关怀。哪怕是胡拉八扯，却潜藏着深切的政治批评，如《国民公报》1917年5月10日上记者记录了茶铺中人们的闲聊：
某茶园有三四个人吃茶。
甲曰：“我昨日看报，见《报纸法》宣布矣！”
乙曰：“这一下就好了。”
丙曰：“《报纸法》宣布是钳制舆论，有哪些好处？”
乙曰：“《炮子法》宣布，他们二天就不乱打，免得糊糊涂涂死些人，岂不好吗？”
甲曰：“我在说报纸，你就扯在炮子去了。”
乙曰：“省城这回，只有炮子厉害，整得人莫法。我听你说《炮子法》宣布，所以不禁叫好。”大家为之一笑。
这段对话，令人忍俊不禁，但也反映了人们的无可奈何。茶铺中这类的误会经常发生，特别是在谈论政治问题时。“报纸”与“炮子”的发音相似，特别是四川口音，容易搞混。这个混淆揭示了人们对当前政治的看法。
对甲来说，《报纸法》剥夺了人们的言论自由，把媒体变成思想控制的工具，但对乙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生命保障问题，军阀的武装造成了社会动乱和日常生活缺乏安全感。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颁布《报纸法》还真应该算是历史的进步，哪怕其有各种的缺陷，但是至少使新闻从业者有法可依。我们今天对于百年前就有《报纸法》的存在，一定会感到有点吃惊吧！
“革除社会有害民众之事”
民国初期，茶铺成为地方政府攻击大众文化的重要目标。据《国民公报》1914年4月27日报道，有商人计划在新街繁荣的商业区修建一家新剧院，配以茶铺、公共浴室、餐厅和理发店。虽然地方当局批准了这一计划，但是后来警察以“安全”、“风俗”、“卫生”为由，又加以否决。
其真正的原因是要限制茶铺和戏园的发展，警察认为，成都此类场所已经过剩，这反映城市的“教奢之弊”。另外，他们认为格调不高的戏曲“影响风俗人心，为患滋巨”。
《国民公报》1916年12月26日的新闻，警察局发布了控制茶馆戏园的规章，禁止上演所谓的“淫戏”，并规定演员在舞台上不得有任何不适当的言论和行为。
茶铺的规模也受到限制，由政府确定各戏园的座位数，小者可有一百，而大者可及四百。未经许可，茶铺不能随意添加座位。
到1921年，因为所谓的“淫秽”和“肮脏”语言，相声再次在茶铺被禁演。市民娱乐生活被控制这一事实，在民国初年其实成为一个全国的普遍现象，国家权力和控制愈来愈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茶铺的拥挤和卫生状况是社会改良者关心的又一问题。清末推行城市卫生改革时，警察要求茶铺保持室内、地面和桌子的整洁。民国初期，又补充了若干条款，进一步禁止剃头匠和修足匠在茶铺为顾客服务。
针对茶铺的一些新卫生规章不断出台，对茶水、茶碗、地面、桌子、椅子的卫生标准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他们规定茶碗必须煮沸消毒，必须为顾客提供痰盂和干净的卫生洗手设施。同时，警察还要求茶铺的工人穿制服并配以有编号的徽章，禁止有肺病、性病、皮肤病以及其他传染病的人在茶铺工作。
公共休闲日益纳入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成都茶铺也因此面临空前的打击。1930年代中期的一个新规章规定，每个公园只允许开设一个茶铺。很多已经开张的茶铺被迫关闭，营业时间缩短到每天六个小时。
随后，当局又制定了一个更激进的针对茶铺的措施，限制茶铺的数量、营业时间和客流量。另外每个行会、每个码头、车站也只能有一个茶铺，其余的必须关闭。营业时间进一步限制，茶铺只允许从早上9点开到中午12点，然后从下午6点到晚上9点。不允许学生、妇女、儿童，政府官员、军人和流浪者进入，商人则不准进入非自己行会的茶铺。
军阀政府力图对茶铺进行控制。其发布了若干关于茶馆戏园及其表演的规章，1932年制定了关于茶铺的综合条例，成都市府发布五条茶铺管理办法，特别强调了卫生和赌博问题。
1935年，地方政府以“革除社会有害民众之事，”制定规章，只允许每个公园开一个茶铺；茶铺密集地方，酌情取缔；茶铺只能在早晚营业共6个小时。
这些新规章反映了政府激进的、日益增长的对茶铺及其茶馆文化的关注和采取的限制政策。不过没有资料证实这些新规定得到了认真的实施，否则大量从业者将失去生计。茶铺的营业时间也并未大幅度缩短，一般仍然有十五六个小时。
另外，成都茶铺的数量在1936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599增加到640家。这些规章未能得到很好实施说明了地方习惯和茶馆文化的坚韧，其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能够抵制国家的打击。
喝茶还是喝酒喝咖啡？
当然，包括社会改良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反对如此激进的政策，因为它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批评者指出传统的茶铺能满足人们许多社会需要，与其他公共场所（如酒馆、咖啡馆等）一样，茶铺也同时具有其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政府不应该忽视其积极功能而强行对它们加以限制。
他们还强调，与喝酒和喝咖啡相比，去茶铺喝茶要节约得多。另外，非法的活动也不只是茶铺特有的，如果茶铺关闭，它们也将在其他公共场所进行。人们去茶铺被指责为浪费时间和传播谣言，但是这些弊病在别处照样存在。
与清末不同，那时社会改良者会对政府发起的大多数改革措施表示赞同，而对民国政府的改革项目则缺乏热情支持。当地改良主义精英和国民政府之间关于茶铺问题的争论，实际是他们之间更大分歧的一种体现。在茶铺问题上的分歧，只是这个时期国家政权与地方精英之间关系恶化的反映。
在传统的城市社会，精英对社区生活起着主导作用。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伸入到基层社区和社会生活，严重危及了长期以来精英对民众的领导权。精英们逐渐发现，他们对日益强化的国家权力的支持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