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书斋觅知音

为了心中的这个念头，一连十几天，宋健除了处理繁忙的日常事务和参加一些摆脱不掉的应酬外，闲暇时间特别是晚上，他总是尽可能地找一些与古代文明研究有关的书籍和资料进行研读，他深知，中国和外国的国情毕竟有些差异。要将心中的念头变成一个切实的计划或方案，到底可行性有多大？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最终的结果如何？这些并不是他目前就能全面把握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以研究社会科学而是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贡献名世的。

1931年底，宋健出生于山东半岛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家，5岁入本村小学就读，12岁远离家门求学，13岁参加八路军，在东海军分区当护士，1948年秋入华东工矿部工业干部学校学习，1951年春，刚刚20岁的宋健被推荐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3年，他通过留苏学生的选拔考试，幸运地跨入了苏联莫斯科鲍曼高等工学院的大门。

然而，就读于莫斯科鲍曼高等工学院炮兵工程系的宋健并未就此满足，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大学三年级时他又报考了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夜大。从此，他每天来回奔波，昼夜就读于两个学校的不同专业。三年夜大苦读下来，他不仅学完了数学力学系的全部课程，而且掌握了严谨的逻辑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宋健拜见了苏联控制论科学家、最优控制理论的开拓者费德包姆教授，并在这位学术大师的指导下做毕业论文。半年后，他完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三维空间最优控制系统设计和试验。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和震动，他的学术导师费德包姆教授为此赞叹道：“了不起啊！宋健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精神。中国能有这样的科学家，前途无量！”

1958年，正在筹划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钱学森出访苏联，由于钱学森与费德包姆教授私交甚好，钱学森与费德包姆教授商议后，决定让成绩全优并荣获了金质奖章的宋健继续留在苏联攻读研究生，意在重点学习研究苏联的地空导弹技术，回国后为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做贡献。

在苏联攻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宋健除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导弹技术外，又在最优控制论领域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他在该领域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了苏联科学家的高度重视，而且还被世界科学界认定是对现代控制论的一大贡献。为此，他的导师和其他科学界前辈一致要求苏联科学院破格授予宋健博士学位，但由于不久后中苏关系恶化并破裂，只得了副博士学位的宋健，立即整装回国，投入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之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时，宋健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身份应邀访苏，莫斯科鲍曼高等工学院鉴于宋健在控制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授予了这位当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生由全苏联最高学术委员会颁发的博士学位。

回国后的宋健很快在导弹研究领域大显身手。他于60年代担任了地空导弹的主任设计师，70年代担任了核潜艇水下发射火箭的第一副总设计师，80年代后出任航天部副部长，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和飞行控制试验。在此期间，受钱学森的委托，他于1964年起开始修订早在1954年就由美国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为了尽快完成该书的修订工作，他带头组织并亲自撰稿，终于使这部长达120万字的鸿篇巨制得以顺利完成，为中国的控制论工程蓄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20世纪70年代末，十年动乱刚过，中国科技界如噩梦初醒，忧国忧民的宋健深切感到，中国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大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必须有自然科学界的参与才能得到解决，而最亟待解决的是人口的增长速度问题。于是，他和于景元等科学家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口控制问题，不久便成功地把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应用到人口学这门本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学科之中，从而创建了“人口控制论”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引起了世界人口学界的强烈反响。为此，他荣获了国际数学建模学会1987年爱因斯坦最高奖。几乎与此同时，他向党中央提出的控制全国人口增长的具体建议，为党和政府制订人口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

1986年，作为科学家的宋健受命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领衔主管国家科技事业，统领中华科学界几代天骄。从此，他率领科委一班人，播“星火”，举“火炬”，搞“攀登”，实施“863”计划，为中国科技事业的腾飞立下了赫赫功勋。

但是，宋健并不以此居功自傲，反而觉得如若他人受命于此岗位，可能比自己做得更好。半生的坎坷经历使他深信，国家的兴旺，事业的成功，人生的成就，莫不需要机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我要竭尽绵薄，为人民能得科技之惠，为学者能为国尽其才，鞠躬尽瘁，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心血和生命。”

天时地利不常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20世纪的晚钟即将敲响，人类的脚步在跨入21世纪门槛的同时，也将迈进一个新的千年。如果能在这新的世纪和千年之交，将华夏远古文明的大厦构筑起来，无疑可为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增强信心。此时的宋健已不满足于独坐灯下翻看史书和资料了，他要走出书斋，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融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门学科的学者之中，在做深入调查了解的同时，看能否将萦绕于心中的念头转变成切实可行的计划。

几天后，宋健通过历史学家朱学文，先后找到了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严文明、俞伟超，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席泽宗，¹⁴C测年专家仇士华等五位一流学者。1995年9月29日上午，5位科学家来到中南海国务院小会议室，由宋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大厦是否可以探寻、构建的问题展开讨论。由于这次讨论只是征求专家的意见，没有条条框框的禁锢，学者们畅所欲言，满怀热情地倾吐自己的见地。

按照五位学者的看法，就中国古文明的研究而言，年代学在先秦史上可谓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但无疑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古代史离不开年代坐标，若无此坐标或坐标不确切，许多问题会永远处于混沌、迷惘和争论不休之中。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对中国古史的年代做了认真研究，他编的《十二诸侯年表》把纪年问题上推到西周共和元年，对这之前的夏商周年代，他认为由于所见资料记载不一，取舍不易，只好放弃。因而，《史记》虽有《三代世表》，却没有明确的编年。在司马迁之后，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编年者，世不乏人，如西汉晚期的刘歆、三国时的谯周、晋代的皇甫谧等。但他们都只能以传世文献为依据，而在汉以后能见到传世古文献的可能性又越来越小，因而他们在推算中就不免带有种种主观推想的成分。如刘歆在他的名著《世经》中就称夏代的积年为432年，商朝629年，周朝867年，商汤伐桀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751年，武王伐纣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等等。由于刘歆与其父刘向曾在西汉朝廷任过校中秘书一职，在学术、文化上均做出过较大贡献，故有许多学者认为他的推论可信度较大，但同时也有陈忠等学者认为此说并不可信。因此，关于刘歆之说是对是错的问题，学界历两千年的争论尚无一个确切的结论。

19世纪后叶以来，由于商周金文和甲骨文的发现，复原夏商周三代纪年才有了新的依据和希望。从此以后，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利用这方面的资料对夏商周的年代学进行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学者们找到了一条书面文献以外的研究古代文明的道路，这就是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遗址和遗物。正是由于这些遗址、遗物所提供的文化信息，才对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2500年）、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以及二里头夏代文化等有了较为准确的破译和了解，并为中国古代文明在年代学上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佐证。因此，现实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条件。这样说的根据是：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得到空前的迅速发展，发现了大量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时期各种考古学文化得到了更加明晰的认识。此外，在历史学方面，对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释，对若干典籍真伪的辨识，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研究等，也有一系列综合论著和成果问世。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近期对中国古史年代学的研究是适时的、科学的，其条件是基本成熟的。

当然，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哪一门学科孤立地进行的，各学科之间总是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现代物理学的迅猛发展，为考古学提供了比过去更多、更有力的帮助。自20世纪50年代末，国内开始了放射性¹⁴C测年研究，科技考古工作逐渐发展，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测年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80年代起，北京大学建成了先进的加速器质谱仪（AMS），如果经过进一步改进，可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使得对古代遗址出土的标本进行高精确度的年代测定成为可能。而由于现代科技运算手段的应用，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任何有规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现象记录都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极快地算出其发生的时间。如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年代学家张培瑜已通过计算机的运算结果，编出《3500年历日天象》一书。此书记载了自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2052年的合朔、满月、分至、八节、日食等历日和天象，倘若用他的计算程序，再向前推1500年，得到其间的历日和天象，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都为古代文明的年代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而专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古文字学，近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对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释都有新的成果问世。如果将这些成果配合天文历法研究，可建构商代后期与西周年代的历谱。如果选择一些典型甲骨标本，通过高精度的¹⁴C测年实验，将会使其数据与商、周的王年对应、联系起来，这对古代年代学的建立将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除此之外，由于古代遗址的发现和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学者在文献学的研究中对若干传世文献的真伪有了新的评估，而这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的评估，又为考古学及天文历法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坚实的基础。

正是有了以上的诸种条件，才使探寻、构筑中华远古文明大厦的计划成为可能。但是，五千年的文明史渊邃浩瀚，源远流长，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尚缺年代学标尺的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两个大的部分，若构筑这座古代文明大厦，必先构筑夏商周三代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得以坚实地建立起来，才有可能将整个大厦构筑成功。众所周知的是，夏商周三代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转折时期，由此往上，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明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和走向。首先搭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年代学框架，无论是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还是对中国文明的走向与发展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因此，在这个座谈会将要结束之时，五位学者根据学术研究的规律和存在的现实条件，建议首先进行以探索中华古文明起源为最终目标的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并冷静而客观地表示，处在民族复兴这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科学家，既有得天独厚的时运，也有难得再遇的历史幸运，伟大的时代可遇而不可求，当代史家生活着的中国，是正在向2l世纪迈进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岁月积淀和世界交往的汇集，当然有数不清的亟待解决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科学技术，也需要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参与。在现实问题的解析中，历史也是一把钥匙，作为这个时代的科学家没有理由忽视时代对历史的热望，而应以更大的热情关注时代，关注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发展。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历史源头，这是既体现于物质又体现于精神的民族之根，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正是寻找民族之根的具体表现，而寻根的意义在于跨越包括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隔阂，达到精神上的共识，从而找到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心理上的归宿感。有了它，民族感情才有所寄托。换言之，一个民族在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并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之后，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更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将精神的超越转化成现实的超越，继而转化成一种巨大的创造力量贡献于社会，造福于当今和未来的人类。

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后，总会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矢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孔子的汇编古籍、有教无类；刘向父子的校理众书、编目提要；郑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经；还有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心斋的深入民众、乐学教育……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动，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如果说春秋时代的震荡产生了《左传》，战国秦汉的演变造就了千秋《史记》，那么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时期，夏商周年代学标尺的建立的任务，将历史性地落在跨世纪的中国科学家这一群体的肩上，只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界的科学家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中国古文明的大厦一定会在不断的探寻中显现于世。

经过一个上午的座谈讨论，大家对相关问题初步取得了共识：自19世纪末叶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关于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在文献、考古和天文历法等方面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对夏商周年代学做出多学科的综合攻关，一般都是个人就某一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其工作比较分散，不够系统，所获数据也不够充分。而从事这方面研究，单凭个人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通过政府组织，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考古学和测年技术等方面已取得的许多重大进展，说明现在已到了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时候。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最后，由宋健提议，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实施，就取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这次座谈会，使宋健既看到了希望又增强了信心。之后，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共同多次主持会议，更广泛地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并联络相关的部委，一起酝酿夏商周断代工程，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这项工程既是以解决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纪年问题为宗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大型年代学项目，也是自信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为寻找两千八百多年前历史年代坐标而进行的一次多学科合作的科学实践。

1995年12月21日，李铁映、宋健主持会议，进一步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问题做了研究和部署。会议决定：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研究工作应坚持以我为主，并采用政府支持、专家研究、权威学术机构公布成果的方式。课题1996年开始启动，要求于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前完成并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二、由李铁映、宋健担任“工程”的特别顾问。为了加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统一领导和便于有关学科的协调配合，成立“工程”课题领导小组，负责管理课题经费、审批工作计划、定期听取汇报并部署工作等事宜。重大问题报国务院。国务院一年听取一次课题领导小组的汇报。其领导小组成员为：

组长：邓楠 国家科委副主任

副组长：陈佳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后晋升为主任）

成员：韦钰 国家教委副主任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晋升为院长）

滕藤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改为继任副院长江蓝生）

张德勤 国家文物局局长（后改为继任局长张文彬）

刘恕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

甘师俊 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后改为继任司长刘燕华）

三、聘任李学勤等四人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并由领导小组聘任相关学科专家成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负责组织科研工作。专家组组长由李学勤担任，仇士华等三人任副组长。其成员和学科构成为：

李学勤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仇士华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伯谦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席泽宗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院士

四、为保证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工作如期完成，由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共同安排经费900万元人民币，另由财政部自1996年至1999年，每年拨款100万元支持。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出，意味着中华民族对悠久文明史的认识将进一步深化。对学术界而言，这将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重任，而这项任务一旦实施，将立刻成为普遍牵动海内外中华民族子孙情感的大事。因此，这次会议之后，为了聆听社会各界的心声，宋健不断地致函国内外所熟悉的科学界前辈和朋友，对这一项目进行探讨、论证。当他得知正在上海养病的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代史学巨擘周谷城身体渐渐康复后，便致函问候并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有关事宜。信函的原文是：

周谷老：

知您大为康复，科学界不胜欣慰，故以崇敬之诚，冒昧报诉近事如下：

为推动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研究，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拟于“九五”发起“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中国古代纪元推至夏初，比2000年前司马迁所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前推1400年，以缩短中国古代史与埃及学、亚述学等差距。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放射性物理学等可能大规模介入并提供帮助。古书古迹关于天文现象记录，可成为新一轮研究起点，精密确定夏初（“五星联珠”）、周初（“一日再旦”）的纪元。碳14断代有可能精确测定殷墟、郑州商城的年代。物理学家告，精度可达±20年。此项工程的完成，可能补足中国古代史研究之遗阙，从而减少“疑古”的范围。已聘请四位首席科学家，另邀当代少长群贤，参与工作。期望“九五”完成，公诸于世。

现奉上《会议纪要》一份，呈您阅示。仰慕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先驱和巨擘，伫望得到您的指点。

时值严冬，衷望为国珍摄。敬祝跨越三纪，益寿齐彭，创科学时代之新峰。

敬颂大安

宋健
1996年元月廿日

周谷城在接到信函后，以极度的欣喜之情抱病复函：

尊敬的宋主委：

承赐教言，无上荣幸。兹特不揣冒昧，略抒喜悦之意：（1）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伟大。过去无人敢提，今天主委宋公，高瞻远瞩，言近旨远，登高一呼，史学界皆大欢喜。谷城坚决拥护。（2）将古史年代向上延伸至夏初，令人敬服。过去如讲向上延伸，定遭打击，今则可以畅所欲言矣。（3）所有工作难度都大，但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合力攻关，政府支持，不出数年之后，当有大成。先此预祝，谨致敬礼。

周谷城上
1996年2月于沪

从两人往复的函件中可以看到，宋健在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自己的真挚与诚恳，已是99岁高龄的史学大师周谷城，则对这项工程能够实施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周谷城对这项工程的前景是满怀信心与希望的。遗憾的是，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社会活动家，未能亲眼看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于1996年11月10日在上海逝世。

1996年3月，宋健将自己所作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意义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第五次修订稿，交由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孔德涌，转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征求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对文稿和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张光直于4月4日复函孔德涌，称宋健的文稿“是我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里所看到的文章中最有气魄的一篇”。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看法，张光直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见地：“这个题目……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的，只有靠国家的力量，组织彻底研究三代年代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才能解决古史研究中最令人迷茫的一些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最巨大的、最关键性的一把钥匙，就是宋博士提出来的年代学。……我对这个主张举双手赞成。”

1996年4月24日，刚刚获得国际亚洲研究的最高奖——1996年度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AAS奖）的张光直，来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4月26日，受宋健的邀请，张光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李学勤、席泽宗、张长寿等学者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宋健会见，并着重就夏商周断代工程如何具体实施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光直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即将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纳为“九五”计划重中之重的科研项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预言，只要中国的学术界通力合作，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做，一定会在古史年代学的研究中有突破性的贡献。

在探讨中，张光直通过自己对中国古代考古学和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涉及的三代年代的始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关于商周分界，也就是古史研究中争论最多的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张光直认为这个年代既是周朝的起始年代，也是判断夏、商年代的基础，是“工程”中的大关键。这个年代自汉代刘歆之后产生了几十种不同的说法，中间相差一百多年。之所以导致不同的说法，是因为研究者所依据的材料本身未能相互支持，因此，这些材料中必然存在一些错误的记录。而这种错误的产生，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作伪，一是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讹误。按常规，出土的甲骨材料一般不会错，但后人对甲骨记录的理解和推算方法却有分歧。理解不同，方法不同，其推算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差异。即将全面展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应该对这些分歧分别给予推算，并以推算的结果与其他相关的材料相验证，找出彼此不合的材料，努力探明其不合的原因，逐步排除错误的数据。这样的研究，有产生各种数据彼此相符的可能，即便不能产生，中国古代文明年代学也可以达到比两河流域、埃及、印度还要清楚和详细的程度。

从张光直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前景，同史学界前辈周谷城一样，同样充满了信心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