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发现

回到文物组，刘心健、张鸣雪将银雀山发现古墓的情况，很快向县文化局局长尹松若做了汇报，并提出三天后发掘的计划。由于这个墓从外观上看规模不是很大，因而在刘、张二人心中，这只不过是一般性事务，汇报时颇有些轻视的味道。此时的尹松若已年近六十，在文化工作的管理方面还算是个明白人。对于此事，这位老局长除当场表示同意外，还带着一种不满情绪做起了指示。这指示开始时尚有板有眼，紧扣主题，到了后来，就有些偏离主题，让人有些不知所云了。只见尹局长将手中捏着的眼看就要烧到指头的半截烟卷长时间停在胸前，并不理会，任凭一道黑烟从指缝里钻出，转着圈，左右摇摆着缓缓升起。他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对着刘心健等人有些激愤地说道：“现在，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许多混入党内的反动领导干部被打倒了，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下放劳动改造去了，你们却在这里姜太公钓鱼——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没有人奈何你们。不过要搞清楚，并不是你们的思想和行动有多么高尚，你们的灵魂深处就那么干净纯洁。实际上你们是有问题的，是存在着错误思想和严重问题的，或者说是愧对党和人民的，是有罪的，甚至说是人民的敌人。但是，尽管你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罪行，从目前的情况看，祖国需要你们，党和人民需要你们，临沂的文化工作需要你们，才将你们留下来。当然，留下你们从事业务工作，这是让你们在岗位上结合实际更好地改造，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器重和信任，也是对你们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大的考验。你们这些喝过墨水的臭知识分子，既不要撅尾巴，也不要翘辫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元老柯庆施同志就曾经意味深长地教导我们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做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这次你们在银雀山发掘，一定要吸取教训，要一步步地来，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嘛！这挖墓也要按规矩来，不要胡来，更不要乱搞。我们是国家组织的挖墓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不是旧社会的盗墓贼队伍，更不是什么青帮黑帮红帮黄帮等反动行会。这个墓不要给我粗心大意，要挖好，清理好，哪怕是一片草叶，也必须给我拿出来，如果谁他娘的再给我弄出个意外差错，我看就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到时候就别怪我尹某人不客气了……”

尹局长这番朦胧诗一样看起来没头没脑，又有些劈头盖脸的话，外人听起来不免有些糊涂，但其暗含的内情刘心健心中还是清楚的。一个月前，某单位在金雀山挖土盖房时，发现了两座汉代墓葬，其规模和在银雀山刚刚发现的这座古墓基本相当。此墓的典型特点是棺椁俱全，没有被盗，如果按照考古程序逐步发掘，无疑会有一个乐观的收获，说不定在学术上会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几年后金雀山汉墓群被发掘，曾有轰动中外、价值连城的汉代帛画出土）。但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发掘时天气较冷，墓坑里积水甚重，以刘心健为首的发掘人员，为图快捷省事，置考古程序中的测量、绘图、照相等严格的科学规则于不顾，每人弄来一双水靴穿在脚上，手持钢钎、铁棍、镐头等盗墓贼惯用的作案工具进入墓坑，随着一阵稀里哗啦的劈砸掀撬，椁板棺盖被揭开。此后，刘心健等进入棺椁之内，挽起袖子，弯腰伸臂，像在河流、大坝中摸鱼一样，在椁箱的污泥浊水中摸起“鱼”（器物）来。每摸到一“鱼”，既不编号，也不照相，连泥加水一股脑地堆放到墓坑外地排车上的几个柳条筐中。这一新发明的“摸鱼法”的实施，使两座汉墓中相当一部分器物在尚未浮出水面之前，就已被踩碎、压扁、碰坏，甚至化为一堆烂泥。而最后摸出来的“鱼”，因对其所在位置未做记录，根本不知道原来放在什么地方，更无法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摆放，遂使考古发掘的科学性荡然无存，学术价值不复存在，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几个残破的盆盆罐罐，以及学术研究上无尽的遗憾。

正是缘于这种非正常的考古发掘，临沂县文化局内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这一问题，曾写信向省文化组、省博物馆等业务部门做过反映。在这些部门的责问下，刘心健等人受到了文化局领导和文物组内部人员的严厉批评与愤怒声讨，刘被迫在一次内部总结会上对自己的不轨行为做出检讨，并表示等天气转暖，再重返金雀山对两座墓葬好好清理一番，将功补过。想不到这个计划尚未实施，相隔不远的银雀山又发现了古墓，面对老局长话中带锋的训示，刘心健感到如芒在背，很不自在，遂连忙点头称是，并当场表态要好好发掘，再也不敢翘起屁股等着挨板子了。

4月14日一大早，刘心健率领张鸣雪、杨佃旭、王文起、苏寿年、唐士文等一干人马，驾着一辆两轮地排车，携带发掘工具，迎着春风丽日，精神抖擞地赶往银雀山发掘现场。

在这一干人马中，真正能搞点考古发掘的业务人员只有刘和张二人。刘心健时年40多岁，算是当地考古方面的中坚力量。张鸣雪已是73岁高龄，此人属临沂土著，民国时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专业，后回临沂一中当生物教师。1957年，在“反右”的紧急关头，由于被一同事密报“经常搞歪理邪说，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被组织上划为右派分子，自此作为党和人民的敌人经常被批判、揪斗。几年之后，政治形势有些转向，临沂地区文教局成立文物组，一位教育界的领导人本着对张的同情，积极出面活动，把处境艰难的张鸣雪调到地区文物组工作，此人算是从苦海中湿漉漉地爬上了岸。

爬上了岸边的张鸣雪，尽管此前对文物工作所知甚少，但本着干一行爱一行和对党感恩戴德的心情，开始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后来由于编制原因，文物组划归临沂县文化局领导，但仍分管整个地区的文物工作。许多年之后，据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杨佃旭回忆，张本人除了参加考古发掘，大多数时间都是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每天往返四五十里路程，到各处搞文物普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鸣雪从一个门外汉，渐渐成为当地文物圈的元老。几十年打拼，也使他从小张变成了老张，由老张又熬成了张老，满头青丝渐成白雪，直到70多岁仍退而不休，蹲在文物组那把虽破旧动荡但对他来说仍充满无穷魅力的椅子上，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与张鸣雪有些不同的是，38岁的杨佃旭在这个新组成的团体中属于打工性质。杨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当过教师，后调武装部政工科当干事，再后来转业到县图书馆工作。由于图书馆和文物组同属文化局领导，又在一个院子办公，双方自然多有来往。杨本人曾好几次受领导派遣，参加过文物组主持的考古发掘，具有一定的考古知识和经验，这次即将进行的银雀山古墓的发掘，因文物组缺少人手，杨佃旭同前几次一样受领导委派，成为填补这一空白的主力。

由于尹松若局长对本次发掘曾有过明确要求，在实施过程中的照相问题就成为整个考古程序中不可疏忽的重要一环。但在经济上极端落后、正处于万户萧疏的沂蒙山区，整个地区唯一的一个文物组，此时却没有一架可供使用的照相机。无奈之中，刘心健等人只好硬着头皮到县电影管理站求援，并聘请掌握一台进口照相机的宣传干事钟球作为这次行动的摄影师予以帮忙。想不到这个钟球当时满口答应，拍着胸脯一再说“哥们儿绝对没问题”，但当所有的发掘者都来到了银雀山，并在墓坑旁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却迟迟见不到钟球的人影。一股焦虑、愤懑的情绪开始在大家心中蔓延升腾，由上海市文化系统划为右派分子而发配到临沂县文物组的工作人员王文起，原来就和刘心健有些不对路，今见钟球千呼万唤不出来，心中暗想，这刘、钟二人还不知搞的什么鬼名堂，说不定故意拿大家开涮，性急之下，心中火起，冷不丁大喊一声：“管他娘的鸟球，老子不理这个球了，开挖！”说罢拿起一把铁锨，唰的一下纵身跳入坑中就要动手。刘心健望着这阵势，刚要随身附和，猛地想到先前的教训和老局长的指责，不禁打个激灵，嘴里喊着：“老王，不照相千万动不得，一定要等钟球来。”随后跳入坑中强行阻拦起来。

想不到这王文起并不把刘心健当一盘菜，涨红了脸高声喊道：“你不用吓唬小孩子，死了驴难道还不能推磨了，我就不信动不得。”边说边挥动铁锨铲起来。刘心健一看对方不吃自己那一套，顿时火起，一把夺过王的铁锨扔出坑外。王文起望着刘心健惊愣片刻，接着大怒道：“你他娘的找死！”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鞭子在空中抽动的脆响，刘心健“哎哟”一声喊，双手捂腮倒地不起。

坑外的人一看要出人命，纷纷跳入坑内，一伙人强行按住正暴跳如雷的王文起，另一伙赶紧将刘心健抬出坑外施救……正在大家连拖带拉陷入一片混乱之时，钟球携带照相器材，哼着小调晃晃悠悠地赶来了。众人一见，扔下王、刘二人，纷纷上前痛斥指责。钟球开始尚有些糊涂，一看这阵势，又听了大家七嘴八舌、叽里咕噜的叙述，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不敢嘴硬，忙向大家赔了不是，然后摆出照相器材动作麻利地工作起来。大家看到这场景，怒气渐消，不再追究对方的罪过。王文起的情绪也随着钟球的开机基本稳住，不再主动找碴儿。刘心健亦从短暂的休克状态中缓过劲来，精神一如从前，只是左边腮上生出了四根红色的“胡萝卜”，看上去不是很美，也不温柔。

钟球在坑内坑外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方才宣布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真刀真枪地发掘了。经过近半个小时的争吵与讨价还价，这个没有明确领导人，更没有绝对权威的临时发掘团，终于达成暂时的共识，并形成了一个纲领性决议。根据决议规定的人员分工为：刘心健、杨佃旭具体负责坑内的发掘；王文起等几人在地面与墓坑之间负责传递出土文物；张鸣雪在坑口负责看守放于地排车中的器物。由于围观的民工和闲杂人等越来越多，特请苏寿年联合建筑队的孟季华负责维持秩序，其他人员作为机动力量随时调换使用。随着这个决议的出笼与实施，震惊中外的银雀山汉墓考古发掘正式拉开了帷幕。

由于“驴”和建筑队的弟兄们在孟季华向文物组报告之后，又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挖掘，古墓的形制已基本清楚，刘心健等只做了简单的清理，最底层的棺椁就全部显露了出来。从整体看上去，这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式墓葬，墓坑属直接在山冈的岩石上开凿而成，墓壁直上直下，没有发现其他墓葬惯有的斜坡墓道。据后来的测量数据显示，墓室南北长3.14米，东西宽2.26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为3米。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还是其他原因，墓室上部有较大面积的残损，正是因为这残损，室内积攒了约有半米厚的污泥浊水。从残损的部位可见，在墓坑与椁室之间，曾填入了大量质地细腻的灰白色泥土，这种泥土俗称白膏泥，它的作用主要是隔绝墓室与外部的空气流通，防潮防腐，保护墓室特别是棺椁内的尸体和器物长久不朽。这项奇特高超的防腐技术，是中国最古老伟大的发明之一，自汉唐之后被广泛应用，在中国陵墓筑造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人所看到的此项技术最典型、最成功的个案当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这座与银雀山汉墓几乎同时发现、发掘的规模庞大的汉代早期墓葬，所出土的光亮如新的大宗器物以及完好如初的女尸，曾使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并惊呼这是中国古代墓葬防腐技术中不可思议的奇迹。马王堆汉墓防腐技术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白膏泥的利用。当然，对此时正在银雀山上的发掘者来说，马王堆汉墓墓坑内发生的这一奇迹他们尚不知道，一切都将是后话了。

尽管墓室残破，渗入了积水，内部的器物明显受损，但墓主人的棺椁似乎受影响不大，若用镐头敲敲椁板，仍能听到咚咚的声音，只是这声音并不清脆，绵软中透着沉闷，表明这上等木材已今不如昔了。刘心健等发掘人员将零星的碎石、散土清理后，做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起取木椁顶层的盖板。这盖板系用7块长1.76米、厚20厘米、宽38厘米的大方木东西横放、南北相连而成，几个人手持钢钎、铁镢，连刨加撬，鼓捣了近一个上午仍没有撬开。面对此情，刘心健抬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望着脚下这个如同敌人碉堡一样难以攻克的庞然大物，有些沉不住气地说道：“想不到弄这个玩意儿还真是费劲，不如干脆从两边打几个洞，看看里头都有些啥，要是有好东西，再拆椁开棺，要是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就从打开的洞中掏一掏算了。”

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场大多数人的拥护。于是，刘心健等人重新鼓足干劲，挥镐扬镢，嘁里喀喳很快就将棺椁凿穿了几个大窟窿。从窟窿中可以大体看到椁室的内部情况，墓主的棺木位于东侧，西侧为边箱，棺木与边箱之间安置了一块隔板，这样的铺排显属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形式。由于这个墓未遭盗掘，一堆堆形态各异的随葬品正横七竖八地伏卧或仰躺在污水淤泥之中。刘心健伸手从洞中掏出了几件陶壶、陶罐等器物，感觉保存尚好，很有价值，便停止掏摸，联合众人拿起镐头，又一阵连砸加撬地折腾，总算将棺椁板盖的大部分揭开。望着污水中一堆乱七八糟分布着的文物，刘心健喊来了“驴”和他的几个同伴，先用几个铁桶将墓坑内的积水舀出一部分，然后由刘心健、杨佃旭沿着椁箱自上而下，自南而北一层层起取。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有鼎、盆、壶、罐、盘、俑等陶器，以及耳杯、盘、奁、木盒、六博盘、木勺等漆木器出土。到了下午4点半左右，杨佃旭发现一个陶盆立于边箱东北角的泥水中，由于相距较远，难于提取，便找来一根绳子拴在腰上，让“驴”和他的一个同伴在后边拽住，身子大幅度倾斜于边箱中，待稳定后，双手伸出，手指捏住陶盆的边缘用力往上一提，想不到盆子底部受到其他器物的挤压，竟“啪”的一声断为两截。懊丧中的杨佃旭心痛地“哎——”了一声，便调换了个角度准备提取其他器物。身旁的刘心健见此情形，急忙劝说道：“老杨，你还是把那半块盆子拿出来吧，要不不好编号。”

杨佃旭闻听此言觉得有理，回到原来的位置，伸手提取残留的半块陶盆，但提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由于器物底部连泥带水看不分明，杨佃旭在不敢硬取的情况下，只好找来一把木勺，将残存的积水一点点向外舀刮。随着水的流动与减少，厚厚的淤泥如同粉条作坊中的淀粉，渐渐突显出来，随葬器物也比先前看得分明。原来这半截陶盆被一件歪斜的椭圆形木盒和一件彩绘筒形漆耳杯覆压着，木盒与漆耳杯又同时和一堆乱草状的物体相连。由于泥水混杂其间，只看到黑乎乎一片，其他难以详细分辨。按杨佃旭当时的推断，这一堆乱草状的物体，似乎和先前提取的南半部一个盛栗子、核桃之类瓜果的竹筐相似，或者说这就是一个竹筐，只是不知什么时候竹筐已被压扁，目前和泥水挤成了一堆并有些腐烂罢了。

既是竹筐，按照一般常识，其世俗的价值就不是很大，但既然是考古发掘，就要按科学规则办事，价值再小也要取出来。想到这里，杨佃旭弓腰伸臂，将面前那堆已粘在一起的器物稳稳地揽于手中。只见他运足了力气，“嗨”的一声喊，几件连体器物被一起从泥水中托将出来。正在旁边舀水的刘心健放下勺子转身接过，本想一次运出坑外，又觉过于笨重，犹豫片刻，决定将那件连在一起的小木盒和漆耳杯单独分离出来，这样向外搬运就方便一些。

只见刘心健将器物放到眼前的一个小土台上，左手按住一堆烂草状的东西，右手抓住盒、杯二器，张口呼吸，气贯丹田，双臂一使劲，嘴里喊声“给我开呵！”随着“噗”的一声响，手中的物体瞬间断为两截，那个木盒和漆耳杯如期掰掉。有些意外的是，那看似一堆乱草状的物体在力的作用下随之断为两截，一截仍附身于盒、杯二器，一截则四散于地下的泥水之中——此时此刻，无论是刘心健还是杨佃旭，抑或上面的王文起、张鸣雪等人，他们都万没想到，这一堆乱草状的器物，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包括千年佚书《孙子兵法》在内的绝世珍品——竹简书。而这堆珍品由于刘心健的错误判断和操作中的失误，原本一个好好的整体，开始走向分裂与散乱，为后来整理工作埋下了灾难性的伏笔。当然，就这批价值连城的珍宝而言，这个令人扼腕的结果仅仅是一个不妙的开端，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尚有一连串的劫难还要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反复上演。

刘心健将一堆零散器物分几次托举出墓坑，由王文起等人传递给张鸣雪，再由张氏装入坑边的平板地排车中。就在这次传递中，又雪上加霜，竹简被弄得身首异处，乱上加乱，整个坑内坑外遍地都是残断的竹简，灾难性恶果进一步加剧。此时，处于墓坑边箱最前沿的杨佃旭，又从污泥中摸出了几件漆器与几枚铜钱。漆器和刚才摸出的基本相同，铜钱经刘心健察看，是西汉文景时期的半两钱。这种半两钱在以往发掘的古墓中多有发现，因为其多，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就很“不值钱”，但若用学术的眼光看，却有其独到的价值，尤其在断定古墓年代方面，有着其他器物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因如此，刘心健才意犹未尽地对杨佃旭喊道：“老杨，再摸一摸，看还有没有，这钱重要着哩！”听对方如此一说，杨佃旭嘴里“噢，噢”地答应着，双手又在边箱中的泥水里摸索起来。就在这时，动荡的泥水从靠近箱壁的地方缓缓冲出一块薄薄的有3寸多长的草叶样的竹片，这竹片如同一叶小舟在宽阔的河面上轻轻荡漾。这个细小的插曲意外地引起了杨佃旭的注意，冥冥之中似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力量使他的眼睛为之一亮，他下意识地将竹片顺势捏在手中，并借助箱中的积水将污泥冲刷一遍，而后随手递给了身后的刘心健。

刘心健突然接到半截小竹片，第一个感觉就是它属于哪个陪葬的核桃筐掉下的残渣，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杨佃旭打捞上来纯属多此一举。这样想着，刚要扔掉，又突然想起三天前老局长威严的面容和那句“哪怕是一片草叶，也必须给我拿出来”的训示，蓦地打个冷战，暗想眼前的这个东西不正是一片草叶吗？既是草叶就要拿回去，前车之鉴犹在前，这次千万不要辜负局长的期望，一定要遵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处理好工作中的细节问题，否则自己的屁股又要挨板子了。想到此处，刚要松开的手又缩了回来，眼望半截竹片端详起来。想不到这一看又使他猛地打了个激灵，神经如同触电般“嗖”地抖了一下，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眼前的这半截竹片并不像核桃筐的残渣，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时无法弄清。在这个意识的驱使下，刘心健急转身对仍趴在边箱提取器物的杨佃旭喊道：“老杨，你再摸一摸，看还有没有刚才那个像草叶一样的东西？”杨佃旭再次“噢，噢”地答应着，伸手在原来的地方摸索了一遍，扭头说道：“没有，啥也没有，我看你没喝酒像喝了酒一样。”说罢便不再理刘心健，继续提取其他器物去了。

刘心健拿着半截竹片爬出墓坑，正当他欲借着阳光仔细端详，要弄个究竟之时，突然看到不远处一前一后走来两个人。待这二人来到近前，刘心健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人，随即喊了声：“老毕，你们怎么来了？”

对方打着哈哈走上前来，刘心健忙向前与来者握手，并向坑外的其他几人介绍道：“这是省博物馆的老毕……”于是，大家暂停了发掘，在墓坑内外寒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