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速运北京处理

由于银雀山汉墓（此时根据出土器物等初步断定为汉墓）重大考古发现被证实，前来增援的蒋英炬和其他发掘人员把棺内的器物清理完毕后，准备连夜回济南复命。临行前，征得临沂方面同意，将已经抽出的那枚记载孙子与庞涓之事的竹简一同带回，以做实物证据让领导过目。出于安全考虑，蒋英炬专门派人到医院买来一支玻璃管，将竹简装入管内密封。随后和一同来的白云哲、魏队长乘坐临沂方面派出的汽车抵达兖州火车站，而后转火车赶赴济南。

第二天上午，已返回济南的蒋英炬把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发掘情况，分别向省博物馆和省革委会文化组领导人做了汇报。当领导们看过那枚竹简后，惊叹之余，做出几乎相同的评价：“这一汉墓出土的竹简，是山东乃至全国极其罕见、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物，尤其在学术方面的价值不可估量。”根据蒋英炬汇报的情况，领导们比较冷静、清醒地认识到，在污泥浊水的侵蚀下，要想使几乎成为腐草的竹简得到妥善整理与保护，单凭山东方面的条件和力量恐怕很难，必须立即向北京方面请示汇报，只有依靠中央的力量才能解决问题。待这个意见形成共识后，鉴于情况紧急，省委文化组和省博物馆领导人决定，由蒋英炬携带大家观看的这枚竹简迅速赴京，当面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汇报。

蒋英炬受命携简赶赴北京后，直奔沙滩红楼国家文物管理局办公楼。“文革”爆发后，国家文物局由于受到强大冲击而处于瘫痪状态，此时正处于恢复之中。原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文革”开始不久就遭到“四人帮”的政治迫害，并于1970年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随着中国政坛翻云覆雨的变化，以及周恩来等人重新控制局势，1970年5月，国务院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王冶秋被从“干校”召回并出任副组长，主持全国的文物工作。自此，劫后余生的中国文物界随着王冶秋的复出，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就在这一年的4月10日，原在日本名古屋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来到中国。两天后，中美乒乓球队在北京进行了一场友谊赛。4月1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接见了美国代表团成员，并说道：“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这次比赛和周总理的暗示，标志着轰动一时的“乒乓外交”的开始。同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飞临北京，和周恩来等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行了秘密会晤。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当他在首都机场走下飞机舷梯，并主动伸出那只有力的大手时，快步迎上来的周恩来总理说道：“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中美两国）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两个小时后，在中南海一间普通的书房里，毛泽东、尼克松两位巨人的手又握到一起——中美关系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多少年后，尼克松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说道：“我从未想到，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

此时的尼克松当然更不会想到，自周恩来重新开始主持中国政局之后，他在谋划“乒乓外交”的同时，也在策划一场新的“文物外交”。在他亲自支持、批准下，国务院图博口调集全国各地的文物精粹，于1971年7月，在重新开放的故宫正式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这个展览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尼克松访华期间的1972年2月25日，王冶秋陪同这位特殊的美国客人参观了故宫，并观看了依然在展览中的出土文物。这次为期数月的展览，不仅揭开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新的一页，同时也打开了中国这块“神秘土地”的一扇窗口，为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给予了默契配合，并做出了独特而积极的贡献。正因如此，在周恩来的具体策划下，王冶秋着手筹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并开始从全国各地大量调集上等文物，拟走出国门，将展览办到海外去，更广泛地扩大中国及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就在这个对文物界来说起死回生的节骨眼上，蒋英炬恰逢其时地到来了。

当蒋英炬到达文物局后，不巧的是王冶秋外出开会未归，蒋只好到其他处室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负责人来出面接待。但一圈转下来，只见到了几个普通工作人员，而这几个人还是为筹办出土文物展览先期从干校调回的。大批文物工作者依然在咸宁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整个办公大楼空空荡荡，透着凄凉与落寞。在其他人无法做主的情况下，蒋英炬决定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转，看能不能遇到自己熟悉的专家或领导人。因两地相隔不远，蒋很快来到了考古所。此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国家文物局的命运一样，自“文革”爆发后，大多数专家学者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所里只留有业务人员王仲殊和一位军代表主事。到了1971年底，虽有包括考古学大师夏鼐在内的几位考古学家陆续回所，但却不能涉足业务，依然要在“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政治夹缝中生存。

蒋英炬来到考古所，举目四望，只见墙上挂着，门上贴着，地上飘着一条条、一块块的大字报残迹，整个大院看上去凌乱且凋敝，散发着一股劫后余生的凄凉。经过询问，蒋英炬在得知主持考古所工作的王仲殊同样外出开会未归后，便在院内转了一圈，遇到的几个人全是年轻的新面孔，以前熟悉的前辈或同辈的考古学家一个也未碰上。这个情形不免令他有些沮丧。正黯然神伤之时，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拐过眼前的墙角走了过来。他很快认出，这是考古所著名考古学家、考古学大师夏鼐麾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安志敏。蒋英炬与其由于工作上的关系相互熟悉。二人见面热情地打过招呼，稍做寒暄，蒋英炬从包里拿出携带的那枚竹简说：“安先生，我们在临沂银雀山发现了竹简，从内容上看，好像跟孙膑有关系。”安志敏闻听，立即睁大眼睛，又惊又喜地脱口而出：“是吗？”顺手接过竹简，但只看了一眼，就匆忙还给对方，神色慌张地四下看了一眼，匆匆说着：“也可能，也可能……”而后急转身，悄然溜走了。眼看对方态度如此急转直下，前后判若两人，蒋英炬感到莫名其妙，愣怔了好长时间，才似有所悟。由于安志敏所处的“不能乱说乱动”的政治处境，他才有了这前后大相径庭的突变。很显然，前者是性情使然，后者是政治胁迫下的无奈。“唉，这狗日的世道，已经变得人将不人，鬼将不鬼了！”蒋英炬面对墙壁上那一条条、一块块迎风抖动的大字报残片，心中骂着，轻轻摇摇头，叹口气，小心地将竹简放入包中，返回文物局继续坐等王冶秋的到来。

大约下午两点多钟，一直在传达室坐等的蒋英炬听传达员小声说：“王局长回来了。”循声向外望去，只见王冶秋已下了伏尔加专车向办公楼走去。蒋英炬走出传达室，加快步伐从后面赶来。眼见王冶秋的身影已进入办公室并将门掩上，蒋几步赶过来用手敲门，可能敲得过于急促，王冶秋开门时，一脸的惊恐之色。蒋英炬见状，才知道自己刚才的举动实在有些鲁莽冒失，忙说了句“对不起”，接着自报家门和姓名。王冶秋听罢脸上的阴影渐消，轻轻点了下头，示意蒋到自己办公室详谈。蒋英炬在办公室坐定，开始汇报银雀山发现古墓和竹简的经过，同时将随身携带的一枚竹简拿给王冶秋察看。王冶秋将装有竹简的玻璃管举到眼前，借着窗外透过的阳光反复观察，嘴里不住地说着：“这个发现好，好啊，文物的学术价值大，难得，难得啊！”

王冶秋边看边叹，蒋英炬仍断断续续地汇报着，当蒋谈到出土竹简和污泥混为一体，已形同腐草，而且稍有不慎竹简就会断裂，并极有可能化为泥灰，山东方面深感无力保护，只得向中央求援时，王冶秋猛地离开座位站起来，脸上泛起紧张焦虑的神色，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踱步转圈，一边着急地自言自语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从楼上叫来两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简单地介绍了竹简的情况后，问对方有没有好的处理办法。这两个年轻人皱着眉头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各自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真是酒囊饭袋！”王冶秋面露愠色地说着，一摆手示意二人退下，一边在屋里继续转圈，一边紧皱眉头做思考状。又过了一袋烟的工夫，王冶秋那魁梧的身躯猛地在蒋英炬面前停下来，用浑厚清晰的声音指示道：

“这批竹简是我所知道的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学术上有着其他文物不可替代的价值，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不管怎么说，这里的条件和力量总比济南要好些，尽管目前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具体的好办法，但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总会有的。请你回去告诉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这次出土的竹简要迅速运到北京来处理，一定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

蒋英炬领命后，走出文物局，快速跑到一个邮电所挂通了济南的电话，先行向博物馆领导人汇报了王冶秋的指示，然后乘火车返回济南。

至此，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命运，随着蒋英炬的返回而暂告一个段落。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蒋英炬返回济南的途中，另一座汉墓以及汉墓中价值连城的竹简又在银雀山被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