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角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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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口

我常常要经过那个三岔口。那是去姑妈家的必由之路。

我们龙州城古时便有“百尺石城”之称。只因城中有孤山点缀,城外有群山围绕。明朝大学士解缙有诗曰:“龙州百尺石为城,万户层楼树色青。举纲得鱼沽美酒,满船明月棹歌声。”

同时,龙州因与越南交界,与境外有密切的政治、边贸来往,清朝时这里便是一个重要商埠,并作为专署,驻有海关、法国领事馆等外事机构,故商贾云集,商业繁华,纵横有十八条街之多。但地形多是起伏不平,街道七弯八拐。一条江水日丽江,瘦而清秀,静而活泼,由西向东从城内流过,城区便分为城南城北两半。

我家住的龙江街,就是城北唯一一条最热闹的临江街,也是整个龙州县城最热闹的两条街之一,电影院、理发铺、渡口、药材铺、马车社、皮革社、收购部、武装部都在那儿。龙江街往西去,接着就是营街,是我三姑妈——我父亲三姐住的地方。营街,原是清朝时期驻守边关的兵营,故得名。与之为邻的一条街叫千总街。千总,领兵官,为正六品武官,千总街就因多居千总家眷而得名。

有一天中午,我和妈妈躺下要睡午觉了,我突然翻身起来闹着要去姑妈家。妈妈说:你想去是吗,那你自己去吧。来,我教你怎么走。

妈妈躺在床上,拿出一枚硬币,把我叫到床前。她将硬币放在席子上立起来,用食指按着,作车轮子状往前推,然后告诉我:如果这是汽车,你看到了,千万不要跑到汽车前面,等汽车过去了你再横过马路,知道了吗?

可以断定,我之前肯定去过姑妈家。我当时也应该有四五岁了,否则妈妈不会给我单独去的。但什么时候去过,已经忘记了。

事实上,无论营街也好,千总街也好,早已失去了当年的肃整和威严,而沦为残破不堪的一片平民区。瓦房、茅草房参差,砖墙斑驳,街道残旧;居民多为引车卖浆、打铁补锅、屠夫贩卒者。我姑妈就是以纳鞋卖鞋为生的。他们一家是我们最亲近、来往最密切的亲戚。

姑妈家居营街的中段,门口右侧正好是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一间茅草泥巴房。家庭成员有五人:姑妈、婆婆,还有姐侬(大表姐)、哥细(二表哥)、哥弟(三表哥)几个老表。我们壮族习惯把辈分称谓倒过来念的。如把华哥念成哥华,花姐念姐花。姑爹我从未见过。后来才知道,当时姑爹正在劳改场里劳改。

从那时起,父母就经常送我到姑妈家里住,有托管的意思。说实在,在这个家庭里生活,我感到十分愉快。每天,姑妈去做工了,表姐表哥去读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婆婆。婆婆,就是姑妈的家婆,表姐表哥的奶奶。在我们这里,凡是祖辈的,男的一律叫阿爷,女的一律叫阿婆。这个婆婆可是大有来历的。她的男人,也就是我表姐表哥的爷爷,是龙州有名的大土匪。邓小平领导的龙州起义爆发后,他从老家下冻乡率领一支有一百来号人的队伍,参加了红八军,任第三纵队队长;后见龙州起义即将失败,加之受人离间,他又率队脱离红军返回老巢,后受国民党招安,任龙州县县长、广西政府参议,是个黑道白道通吃的人物。但是,我见到的那个长着大脸庞、手大脚大、被人叫作“土匪婆”的女人,却是一个勤劳、善良的老人。我与她有些生分,平常不大爱和她说话。我都是一个人在用甘蔗渣做的坐垫上静坐着,看着她扫地、喂鸡、煮饭、补衣服,忙个不停。她一年到头都是穿一套黑色的唐装,背已经驼,整个人呈弓字形,像一只虾公一样卷成一团。所以,我眼前总是出现一团移来移去的黑影。每每到了中午,吃了饭,那团黑影突然停下手里的活,转过头来跟我说,阿霜(我的小名),你睡午觉吧,睡起来了,阿婆给你好嘢吃哦。那团黑影传过来的声音并不温和,是一种命令式的口气,只是节奏放缓了一点。

按习惯我当然遵嘱去睡午觉,并不期望有什么好嘢吃。但每次起来,那团黑影果真给我留了一份零食,不是一节蒸热了的已经削了皮的甘蔗,就是一把煮熟了的花生,或者糍粑、牛耳饼。

到了中午或晚上,姑妈和表姐表哥回来了,我就高兴了。大表姐姐侬脸圆,身胖,我见了就冲她喊:肥侬肥大苟(块),捉来炸猪油……喊罢,我就躲在墙后或门背,看她的反应,姐侬装着生气要追我,我就跑。在一旁纳鞋的姑妈见了,总是笑笑,从不骂我。如果我真的无处可逃了,她还会说,来来来,躲到姑妈这里来,看她敢抓你?

二表哥哥细,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从不跟他逗笑。哥弟,和我最亲近,最让我喜欢。夜晚,我们在床上,他常常给我耍魔术,从被窝里一会儿抓出一把玻珠,一会儿掏出一支弹弓,一会儿搜出一顶帽子……我真是佩服得不得了。闹了一晚,入睡了,每次都是姑妈陪我。小孩皮肤嫩,加上到处乱窜,身上难免惹上了跳蚤之类的虫子,一躺下,被窝一热,就浑身发痒。可姑妈从不用指甲给我抓痒,而是用手指尖轻轻地在痒处来回抚,但她不知,这样的抚,反而更痒。

这是一段美好的日子。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在我三岁到五岁之间。我二弟也出生了。我在姑妈家里,无忧无虑,自由愉快。爸爸妈妈从不打骂我,姑妈、婆婆、表哥表姐从不责怪我;我可以随意地在龙江街、营街、千总街上走,不担心被拐卖,被车撞。摄入我眼睛的事物,一切都觉得新鲜和好奇。

但是,自从我能够单独往返于龙江街和营街的时候,一切的人和事,都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首先,我爸爸又重新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消失到了哪里,我一概不知。后来忍不住问妈妈,妈妈说,你爸呀,去乡下教书了。那个地方,叫金龙公社,你爸就在金龙中学教书。事实上,我爸爸在我出生之前,就一直在乡下教书。这是我从记事起很少见到他的原因。除了金龙中学,他还到过响水中学、罗回中学,一共做了八年的乡村中学老师。

其次,我姑妈突然成了坏人。

像以往一样,我还是经常独自去姑妈家玩或者住宿。姑妈家后园里有个鱼塘,水很浅,有些鱼虾在里面生活着。不知是哪家邻居,吃完了黄鳝鱼,就把装黄鳝的小竹笼丢到了水塘边。这小笼子是用竹篾编织的,有饭碗这么大,周边密实,上面留有一个圆口子。有一次我卷了裤脚,走进水塘,把小笼子提起来看个究竟,没想到里面竟藏有几条小鱼虾和几只田螺!所以,每次我到姑妈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跑到水塘里,把小笼子提起来,看有没有鱼虾。要是有,我就闹着要姑妈给我煎了吃。可姑妈笑笑说,煎什么煎啊,还不够塞牙缝呢,留着给猫吃吧。

坐在火灶旁的像一团黑影的婆婆却把我招了过去:来来来,阿婆给你好嘢吃。她还是像往常一样,不是给我一节甘蔗,就是一把花生。

姑妈家的后院里还有一棵柚子树。那棵柚子树很高大,足足有房顶高;叶子很宽,像大人的手掌,且很浓密,站在树根下,太阳晒不到身子,雨水滴不湿衣服。有一次哥弟贪玩不上学,被姑妈骂,哥弟就躲在树上,让姑妈和婆婆足足找了一天没找着。这棵树很争气,每年都能长出很多的果子。但这树种属土种,果子是酸的,所以我们粤语称为“波辘”,以此与正种的柚子区别。每逢中秋节,两个表哥就爬上树,把波辘摘了。波辘肉酸,没吃几口就不想吃了,但我们会把完整的皮留下。中秋的晚上,我们把波辘皮分四瓣破开,用一条木棍挂着,底部中间插上一根轮胎胶,点燃,做灯笼,然后提着灯笼满街游。波辘皮还可以吃。把波辘皮放到火炭里烧,皮焦了,泡水,焦皮自然脱落,苦味也去掉了;然后切块,焖蒜米豆豉,那色水品相像五花腩一样,好看,好吃,可以哄哄嘴巴,满足食欲。

那天,我又独自去姑妈家。从龙江街到营街,沿街的墙壁、电线杆、树干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标语里的字,有很多我是认得的,比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有些就不认得。喇叭经常广播,有歌曲,有口号,跟标语的差不多。所以,走在街上,感觉好像天天都在过节似的,热闹得很。

龙江街、营街、千总街交会处是个三岔口,有一片三角地带,比较开阔。平日里,走动的人是很少的。可是那天却突然聚集了很多人,还有一阵赛过一阵的敲锣声。

反正我不急着见姑妈,我就往人堆里挤,看看热闹。刚挤到前面,人堆就突然分开了两边,很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道。最先走进这条空道的是两个戴红袖章的人,一个敲铜锣,一个喊口号。后面跟着一连串的人,有十几个,个个都低着头,手被绳子一个接着一个地牵着,胸前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子,上面还写着名字。

这样的情景,近日里在街上常常能看到。那些属于“地、富、反、坏、右”以及“走资派”的人常时不时被拉出来游街。

那是一道奇特的风景。当那些人被拉出来游街的时候,先是引起路人的诧异。路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怔怔地站着,那些诧异的眼光全都集中投向了那些被游街的人。有好事者就一路跟着,指指点点,细声议论。后来,跟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连街都给堵了。被游街的人,开始还抬头看看前面,看看两边,后来就不好意思抬头了。只顾低着头走,常常踩着前面的人的后脚跟。

那天,我不知不觉就被人挤到了前面。那些游街的人,眼睛、鼻子、眉毛被我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些热,汗水已经从他们的衣衫里渗了出来,湿了一大片。脸上的汗珠,一滴一滴的,晶莹透亮。

突然,我看见了我姑妈!

我姑妈穿着一套唐装,那衣服已经洗得发白;她的头型,是当时妇女都流行的齐耳根的短发;个子不高,身体微微发福,所以走路有些迟缓。她在侧头悄悄往路边偷窥的那一瞬间,无意看见了我,我们彼此都怔了一下,然后她很快就扭过头去,装着看不见。

以纳鞋为生的姑妈怎么被拉去游街了呢?

我怕认错,就仔细地看了她胸前的牌子,上面写着名字“严秀莲”,没错,严秀莲就是我姑妈。我记得我姑妈的名字。

我突然觉得冷,先是脑袋“轰”地一下昏乱发涨,接着是浑身冒起疙瘩皮,一股凉飕飕的冷气,像无数的蛇一样在我的皮肤上游来滑去。我不想再让姑妈看见我,就转身想退出去。可是,围观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缝隙。我甚至被人群拥着跟着游街的队伍往前行。但我努力地往外挤,终于挤出了人群。

那时候我知道,被挂着牌子游街的人,就是坏人。

怪不得姑妈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在交会的那瞬间,她快快地避开。她怕我这个外甥认出她这个姑妈而使我难堪,或者不想让我这个外甥看到她现在那个衰样!

我往左右前后看了看,幸好没人认识我,更没人知道我与那个被挂牌游街的妇人是什么关系。

三岔口又恢复了刚才的清冷。

望着渐渐远去的人群,这才发现就我一个人还定定地站在街中。中午的太阳有些猛,晒得我头皮有些麻辣。可我感觉身上还是冷,有无数条蛇仍在皮肤上游来滑去。我不知道是该到姑妈家还是该回家。我只好依照最初的最强烈的感觉,直接回龙江街,回龙江小学,把我看见的情景告诉妈妈。

妈妈并不因为我这一条消息感到意外和吃惊,她只是苦笑一下,说,呜呼,你姑妈挨游街了。

她似乎已经知道了。

我顿时感到脸上没有了光彩。我好像觉得我们家出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被人家窥见了,就整日地让人揪着,审视着,蔑视着。有一段时间,我不敢抬头看人,不敢正眼与人对视。我以往的单纯、清净、快乐、幸福的日子,似乎从此消失。我不再是一个被妈妈严密地保护着、宠爱着的孩子,而是像一只刚刚学会走路就被放逐田野的小鸡仔,整天冒着烈日,在草丛里艰难地觅食,不小心被荆棘挂破了柔软的绒毛,虫子将红嫩的身体叮咬得浑身痛痒,到处红斑。遇雨时毛发全湿,躲在树根下直打哆嗦。回望四处,妈妈不见了,同伴不见了,我得自个儿回家。

早年师承弗洛伊德的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阿德勒(1876—1937),对人格之研究成果卓越。他特别强调童年最早记忆特别重要。那是一种人格记忆,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记忆绝不会出自偶然:个人从他接受到的,多得无可计数的印象中,选出来记忆的,只有那些他觉得对他处境有重要性的事物”(《阿德勒人格哲学》)。那些重要的事物,能一辈子滞留在脑海里,无法消散。但记忆中如果渗进了不快甚至是痛苦的成分,你的心灵将会慢慢地关上窗户,看不到阳光。然后,你的内心是一片漆黑。

人生有许多三岔口。那个三岔口什么时候出现,那是不可预知的。早来晚来,那都是天意。

那天,在三岔口,我的确感到漆黑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