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的辉煌与失落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现状

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为历史小说家提供了驰骋才情的广阔天地，因而当代历史小说，特别是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风姿卓异，成就斐然。据新闻出版署统计，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近10万部，而历史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某些阶段，历史小说创作的收获甚至更为沉实、丰硕。从四届茅盾文学奖和“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的得奖情况来看，充分说明，历史小说占有重要的位置；从图书市场传递出的读者阅读热情表明，历史小说以其自身的魅力，已经赢得读者的充分肯定。

历史小说的空前繁荣，主要是由于作家突破了过去单一的阶级斗争的视角，而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再现历史风云，将笔触伸向新的天地。上至传说中的炎黄二帝，近到末代皇帝溥仪；从皇宫禁苑的感情波澜到市井青楼的人生遭际，都化为艺术形象活跃在作家的笔下。如杨书案的“圣贤系列”，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唐浩明的清代“将相系列”，吴因易的“明皇系列”，凌力的“清宫系列”等。这些作品中塑造的形象不再是某些历史结论的演绎，也不是简单地附会一些阶级斗争、民族冲突的老故事，而是在接近历史的同时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人物的丰富性，东方文化的感召力。如描写东林党人和青楼神女的《白门柳》（刘斯奋著），描写曾是保皇派尔后又成为共产党人的《旷代逸才·杨度》（唐浩明著），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新时期的文学画廊，体现了作家审美判断的新取向。所以，有人认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其成就、影响某些方面还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之上。

作家眼中的历史

新时期历史小说五彩斑斓，令人眼花缭乱，但认真探究，其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历史的深度上，在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上，所表现出的不同艺术风格的审美差异。这种差异，从创作实践中来看，主要是作家认识历史表现历史的区别。这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类是服从于历史的规定性，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构思历史小说的情节，设置人物关系时，强调“文皆有据，史必可考”。如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的《金瓯缺》（徐敬业著），主要通过对12世纪北宋覆亡，南宋偏安一隅那一段战乱频仍的历史生活的艺术描写，表现一批人的爱国赤诚和民族正气。这部小说气魄宏大，结构繁复，被评论界称之为大手笔的“鸿篇巨制”。作者构思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书于80年代，前后将近半个世纪，他倾毕生精力营构此书。据介绍，他“多年浴身史海，博学多识，对宋、辽、金史尤有精研。他这部小说内容的主干、枝叶均取自浩瀚史籍，力求文皆有据，事必可考，严格地遵循着历史真实的要求”。这种“文皆有据，事必可考”的创作追求，凌力的《少年天子》、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白门柳》等，基本可以归于这一类。

第二类作品主要表现在作家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比较重视形象思维，他们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虚构一些人物和事件。如在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普遍被人看好的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以及姚雪垠的《李自成》，杨书案的《孔子》、《老子》、《庄子》等，就属于此一类。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一书中，作家为追求更完美的艺术真实，虚构了邬思道、李卫、田文镜等人的一些经历与事件。这三个人，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但他们在小说中的作为和发挥的作用，和史实有很大的区别。如邬思道有记载说，此人本是田文镜的幕客，但小说中写他是雍正帝的第一谋臣，为雍正帝夺嫡起了关键的作用。再如田文镜这个人物，本是监生出身，但小说中写他是“捐纳”而得的功名，一直为人不耻。再如李卫，也是雍正帝的宠臣，他本来是捐资为兵部员外郎的，但小说写他是雍正帝做阿哥时办差收留的孤儿。姚雪垠的《李自成》中，有不少批评家认为主人公李自成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艺术加工的成分多了一些。这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作家努力追求的不是历史著作，而是艺术成果，即历史小说。”另一个作家杨书案多年来致力于历史小说的写作，成就斐然，计有十余部作品问世，他的作品，如《炎黄》、《孔子》、《老子》、《庄子》等，距今时代久远，史料很少，作家在这里的着力点就放在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揭示和文化氛围的营造上，没有拘泥于历史具象的楬橥。

还有一类历史小说，想象丰富，故事曲折，或根据史料的记载铺陈演义，或根据传说补缀加工，作家在想象中重构历史，传达主观意象。这一类作品，有些自称为“演义”，有些自称为“新历史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他们已经离开了历史的规定性，史实已经成了作家笔下的背景和寄托主观愿望的载体。如《宋朝的故事》、《武则天》，大多都是作家根据当代生活的情感体验，来表现一千多年前的性格悲剧和爱情悲剧的，因此，作品中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历史小说创作的误区

历史小说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历史小说创作中的一些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人称历史小说的创作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已经走进了误区。

历史小说，顾名思义，必须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其主要形象必须是曾经活跃在历史中的人物，但是现在有些所谓标榜“重构历史”的“新历史小说”，史料的意义仅仅体现在年代和背景之上，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历史”。他们视历史为奴婢，颐指气使，从容地加以支配。如《风流才子纪晓岚》写纪晓岚在乾隆帝面前的弄臣形象。他陪同乾隆帝下江南，一路游玩，一路行侠，一路风流，完全是一个才子加浪子的形象。而实际上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纂，虽爱说俏皮话，长于撰对联，但毕竟是一位学识丰厚的士子，不会是《风流才子纪晓岚》等书和影视剧中的那种形象。也有人指出，这种历史小说充其量只能称之为“戏说”，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界定，它们只能算是“故事新编”。目前，这种“戏说”之风在影视剧中成为一时尚，其消解历史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说，这些“历史小说”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无可厚非的话，但有些小说随意编造，对所表现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哲学、宗教、体育、建筑、习俗、礼仪、教育等缺少研究，率而成章，结果作品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历史常识的谬误。如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由女作家唐敏所著的有关描写李清照的长篇小说《红瘦》，有人指出，小说中写李清照为父亲李格非绣一个脚踏火球的麒麟的烟荷包，并有所谓的“旱烟”，是违背历史常识的。实际上，中国的烟草是从明朝才从国外传入。在《红瘦》中，还有王维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情节，也是缺少文学常识的失误。“诗中有画”的评价最早见于苏轼的《书摩诘兰田烟雨图》，而在《红瘦》中却成了李清照的观点了。

在《戏说乾隆》中，太监、宫女和皇帝随意进出宫门，“答应”本是皇帝的一位有品级的妻子，也在这里成了随意使唤的丫头。历史小说，可以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但绝不能违背历史真实，违背历史常识。事实上，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创作卓有成就者，都是在对所表现的那段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才开始动笔写作的。如《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对于明史有十分独到的研究。女作家凌力，专业从事清史研究，写小说则是属于“业余”。再如湖南的唐浩明，在搜集整理编辑了15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对曾国藩及其所处的时代进行了大量考据之后，才动笔写作《曾国藩》。刘斯奋在从事小说写作之前也已开始历史科学的研究。《雍正皇帝》的作者二月河，对清史及其相关史料进入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才开始清代帝王小说的创作。而现在有些作家，似乎成了全才，从三皇五帝到爱新觉罗家族，一部又一部“历史小说”出版。可想而知，其中的“历史”有多少可信度，这些缺少历史氛围的小说又有多少文学价值？

学者们认为，历史不能“戏说”，戏说历史的作家将会受到历史的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