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井上靖和杨书案审美追求的异同比较

一

1987年，大洋彼岸、东瀛扶桑的井上靖，捧出了历史小说《孔子》[1]；时间不到三年，长江之滨、九省通衢的杨书案，也向读者送来了历史小说《孔子》[2]。同一个题材，同一个主人公，作家共同的审美追求无疑引起了中外文学界的极大关注。

两位作家事先并不相识，更不像某些刊物事先约定同时推出的“同题小说”，然而，去世二千四百多年的孔子同时引起20世纪末两位作家的眷顾，不能说不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

孔子是世界文化名人，他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比拟的。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石，决定了二千多年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主要流向，并长期影响到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炎黄子孙化为血肉的心理素质。这样一个和耶稣、释伽牟尼同样被悬浮于空中的“儒教”教主，一个被历代封建王朝供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一个被亿万人用想像塑造为不同面貌的“孔子”，一个被不同政治势力褒贬得面目全非的孔子，要把他的一言一行化为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艺术典型，难度可想而知。无怪乎孔子去世二千多年，还只有一个司马迁敢于问鼎，写出了几千字的《孔子世家》。

井上靖和杨书案知难而进了。

是作家的历史使命感，还是艺术追求的必然？我们有必要先回溯一下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也许这是走向作家心灵的桥梁。

从国际上看，20世纪，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核战争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人口危机等重重危机笼罩在人们心头，道德风尚日趋败坏，文化艺术日益堕落，青年犯罪率不断提高，人们寻找一种能够调解人际矛盾，填补道德真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尤其是中华文化圈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他们对孔子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援西学入儒”的新儒学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从国内看，“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时期”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被批驳得一无是处。十年浩劫后，痛定思痛，反思历史，人们觉悟到要重建中国人被摧毁了的道德体系，要想抛弃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跨越或绕过孔子这个思想巨人已是不可能的。正如台湾学者水秉和所言：“儒家的道德规范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般人的第二本能，将之彻底否定必然带来道德真空，而这个真空恐怕不是任何新伦理道德可以在短时间内填补的。”一些国内有识之士也大声疾呼重新肯定儒家思想中积极有益的成分，肯定了儒学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重修孔府、孔庙，举行声势宏大的纪念孔子诞辰集会，重印记叙孔子言论的著作……也许，正是时代的呼唤，井上靖和杨书案才塑造了孔子这个似曾相识的“艺术典型”，寄托了作家的审美理想。

当然，这部难度较大的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也是两位作家多年来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耕耘的一个总结。从1957年始，井上靖即先后捧出了《天平之薨》、《楼兰》、《敦煌》、《苍狼》等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被人誉为“历史小说家”而享誉日中两国；杨书案也陆续撰写了《九月菊》、《长安恨》、《秦娥忆》、《半江瑟瑟半江红》、《几曾识干戈》、《风流武媚娘》等历史小说，成为人们关注的历史小说作家。他们正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浸润中，在手中的史笔更加从容之时，开始向文化名人孔子这座高峰攀登。

二

尽管两位作家都是在世界性的研究孔子和儒学的热潮中撰写了这本小说，但由于两位作家的文化背景、个人气质、思维方式、审美追求的不同，两部《孔子》展示了迥然相异的艺术光彩。

从结构上看，井上靖采取横式结构，以一个虚构的孔子的弟子蔫姜为中心，以孔子一生的不同侧面来铺设全书情节。全书分为五大板块，主要写孔子死后的第三十三年，守候孔子陵墓的蔫姜，和“孔子研究会”的学者们讨论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伦理道德的记载。第一部分谈“孔子教团和我的关系”，主要写他追随孔子一行，困于陈、厄于蔡时的情景。第二部分写他回答研究会提出的四个问题，着重谈到孔子的魅力，谈到“天”和“天命”。第三部分写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颜回和子贡。第四部分主要谈孔子言论中的哲学思想，如鬼神观、仁学思想、学与思的关系。第五部分，主要写孔子的负函之行，蔫姜负函之行对孔子思想的感悟。

杨书案的《孔子》采取的却是纵式结构。他从孔子“野合而生”到“西狩获麟”而死止，以孔子一生的经历为线索。作品写他年幼读书习礼，登入仕途，由于不见重于鲁国君主，愤而出走，以图见于贤君明主。但卫君敬而远之，投奔晋国时，恰遇晋内乱，在宋国又被人斫银杏树相威胁，困于陈、厄于蔡，负函准备投奔楚昭王，昭王偏又死于军中。周游列国十四年，孔子又回到鲁国阙里，设馆教学，编纂古籍。

结构上不同，在选材上，两本《孔子》也各有侧重。井上靖的《孔子》，主要以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为着笔点，写他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对理想政治、人生哲学的感悟与总结。又特别选择了孔子世界观中“命”与“仁”这一对哲学范畴，追溯了孔子这一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小说中，作家借蔫姜之口，阐述“天命”观达近十次之多。如第一章，“所谓的天命是个很难的问题。……天到底是什么，天说了些什么。四时变化，日月交错，产生万物。先生讲，至于天说什么，确实天什么也没说。四季不停地运行，万物不断地生长，可天什么也没说。”第二章中，作家借蔫姜之口又反复论述“天命”，讲到孔子晚年在鲁都讲学馆讲学，说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黄河边临河咏叹“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在楚国负函，孔子准备返回鲁国，面对漆黑的夜空，孔子说道：“道之将行，命也；道之不行，命也。”……

对于孔子思想的另一核心“仁”，井上靖的小说中提到也有七次之多。第一章中，作家借蔫姜之口说：“先生认为要想使这个乱世变得多少有点秩序，就必须矫正创造这个世界的最根本的东西。于是，就提出了诸如‘信’和‘仁’之类的问题。”第四章中，蔫姜和孔子研究会的学者又集中讨论了孔子的“仁”，蔫姜回顾了孔子有关“仁”的论述，认为“仁”是天赋道德，所以小人中不会有仁人；那么“君子”都应该是仁者，而事实上又不然，于是只能用人的主观意识修养来补救。同时，作品中还谈到了“知”与“仁”的认识论，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至于像“子见南子”、堕三都、诛少正卯，担任司寇等政治活动，井上靖一概没有纳入他的审美视野。

杨书案和井上靖恰恰相反，他在作品中没有把孔子学说核心的“天命”与“仁”作为表现的重点，作品按照孔子生平时序，写他的具体行为、对他一生的各个侧面——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献学家……都面面俱到。但其中主要表现作为政治家和伦理学家的孔子的一生行为。如写到他管理仓库的委吏，做管理畜牧的乘田吏，做县宰管工程的司空、掌刑讼的司寇，摄相事的上卿，写他感觉在鲁国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便周游列国，希望能受到明君赏识，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时，作家对孔子振臂疾呼并身体力行“克己复礼”的思想行为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如孔子年岁稍长，便意识到男女大防的重要，主动提出要同自己的母亲分开住。他刚习武学射，就把射的鸟给母亲吃，母亲要他娶亲，他也唯母命而从之。尤其是那位风雨之夜无处居住投奔邻居鲁南子的孀妇，竟被孔子认为“肩门不开，坚拒孀妇”的行为是严守礼义的君子之行。孔子一到中都上任，就大行礼治、规定男女有别，走路不准到一块，连儿子路边碰见做了县宰的孔子，孔子也以“礼仪为重”，没有理儿子。他摄相事时，认为三桓封邑的城围超过了三百丈，不符合古制，便派人去拆毁了。连妻子病重，儿子派人送信，请求父亲无论如何赶回见最后一面，但他想到“非礼勿动”四字，终未回去。儿子哭母丧，他认为“十一月过小祥，过了小祥，就不宜再哭了。再哭，就过分，非礼了”。总之，作品用大量篇幅描写塑造作为伦理家的孔子，如何宣传并身体力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想行为。

当然，正如孔子所宣扬的“克己复礼为仁”。孔子是一个积极要求入世的政治家，他的目的是要拯救恢复理想中的周朝礼乐制度，所以他有一种任重道远的自觉精神。作品中，作家注意挖掘了作为政治家的孔子在“礼”与“为仁”的冲突下两难的心理轨迹。如年轻时孔子去求见季孙氏，此时，正是母亲守丧期间，孔子有几分犹豫，“丧服未除，出门应征与宴，合乎礼仪吗？”但他最后终于战胜了自己，“礼么，固然重要，不仁不义，如礼何？礼要和义结合，才有实际意义。学习好了，登仕途，求俸禄，辅君治国，这都是合于义的事”。后面又写到孔子去见名声不好的南子后，子路责问他，他指天发誓：“我并不是真心想去见她，实在出于不得已而去的。如果不是这样，天惩罚我，天惩罚我！”是的，孔子是希望通过南子见到卫灵公，希冀实现自己德治仁政的抱负。

三

如果说，井上靖的《孔子》，是一首激昂的歌，是一首多声部的乐曲，其中的叙事，但更多的是抒情，抒发作家对“圣人”孔子的景仰之情；那么杨书案的《孔子》则是一首低缓的乐曲，浅吟低唱，虽不乏浓郁的情感，但在感情的河流表面，却是不动声色的平静。

井上靖的《孔子》是用第一人称来讲述那个关于“圣人”的故事，那个虚构的蔫姜——“我”在往事的回忆中，展开了关于孔子的一幅幅画卷。作品中的蔫姜，是跟随孔子多年的“弟子”，是故事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因而不仅有如数家珍般的亲切、而且便于自由地抒发对孔子的怀念、景仰之情。

孔子葬仪那天，我完全像个梦游病人似的，恍恍惚惚，漫步而行，走着走着，远远望见一条河……“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精神恍惚地看着流水，一切都是模模糊糊，我不禁想起孔老先生的这句话。……人生与流水相比，也没有什么两样，一代又一代，子子孙孙往下传，恰似流水。在人类历史上，有战乱时期，也有天灾人祸时期，人生如流水，涓涓流水归大海……

“我”借景抒情，抒发对孔子的理解与赞颂，寄托了对人类未来的希望。有时，“我”按捺不住内心澎湃的激情，直抒胸臆，呼唤并礼赞人类永恒的“导师”：

如今想起来，孔子一生都在不断地为人们着想，想人们的幸福和不幸，尤其是想如何能使和他自己一样生活在这个乱世中的人们得到幸福……他认为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无论任何时代的人，都有得到幸福的权利……

作品中不乏这种直接抒发感情的精彩片断，但更多的是在“回忆”的闪回中，将孔子的言行，孔子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娓娓道来，将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不过，他的叙事，虽然也注意纵向的开掘，但没有完整的故事。他以孔子作为哲学家、政治家的理论核心为辐射点，展开联想，回忆孔子的生平事迹——主要是周游列国，孔子思想形成的主要时期。“我”认为，孔子是为拯救那个礼崩乐坏的乱世而奔走献身而成为人们希望的，那么今天，人类又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人类需要孔子这种自觉献身的哲人去唤醒尚不清醒的世界。他通过“我”之口告诉人们：“孔子对于人类光明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大家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认为，人类不可能愚蠢到使自己的种族灭绝的地步。如果人类不能把现在的时代变成无限光明的时代，和平的时代，那么，即使死了也是遗憾终生。孔子说，我相信在我死后，那样的时代一定会来临。这才是孔子根深蒂固的思想，也是作为孔子末席弟子的我的思想。”

实际上，这不仅是“我”——蔫姜的希望，而且也是年届80高龄的井上靖对人类的希望，对21世纪的希望。他希望通过孔子这个形象，能架设一条人类通向21世纪的桥梁。

杨书案的《孔子》不是没有抒情成分，而是他把自己的情感溶进了恬淡隽永的叙事铺陈中，把自己的褒贬情绪化进了场面和情节之中，全力以赴，塑造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伦理学家，文献学家的艺术形象。但是，没有介入不等于没有倾向、没有情感浸润。他从孔子为了实现政治抱负离鲁而去、历尽坎坷的悲剧性命运里，倾吐了知识分子壮志未酬、报效无门的慨叹。他从孔子处处以周礼为准则的复古幻想中，表达了自已的惋惜和遗憾。同时，他在作品中大量引用《诗经》中的诗去烘托具体的生活环境，表现那个唱诗诵诗成为习俗的历史文化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借助那具有音乐性的旋律抒发了情感。“野有蔓草/零露清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首诗写孔子见到元官后的心态，恰切地表现了主人公春心躁动的情景。这是间接抒情、还有一些是直接抒发感情的：“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采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这里表达了孔子临终之际从麒麟被捕杀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的感叹。“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烘托了孔子流浪回到故国后叶落归根的喜悦心情。

不过尽管两本《孔子》的表现手法各有侧重，却都呈现了相同的悲剧色彩。孔子：“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破灭，感时伤世的忧虑，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在列国奔走游说的遭际，每每受佞臣谗言所害，不为明君赏识的落寞与怅惘，不绝如缕地在字里行间流动。“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将已矣。”这是孔子在上下求索后理想仍不能实现时发自肺腑的哀叹，也是人物悲剧性遭际的一个归纳。井上靖和杨书案都通过笔下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展示，寄托了自己希望唤醒人类永远走向和平、幸福、安宁的理想，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

四

尽管是同一个主人公，同一种文学样式，但在一衣带水的两岸作家笔下，却呈现了不同的艺术光彩，毫无疑问，这是两位作家所在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现实影响通过创作主体投射而形成的。

从传统和文化背景来看，井上靖在这本《孔子》中，深受日本文学传统影响。日本文学史家吉田曾指出，日本文学中“几乎所有的散文作品，除了少数例外，都或多或少地耽乐于局部的细致描写，少于考虑整体的结构……”[3]这种不讲究结构章法的文学传统，主要因为“日本人从未创造具有任何独创性的哲学和宗教”[4]有关。所以日本人不尚逻辑思维，不善概括，从而也不善于安排长篇小说的结构。也有论者认为，日本文学的这种特色与该国的地理环境也有关。日本是个岛国，四面环海，季节风吹拂之下，经年风光绮丽、富于变化。这使人们养成温和、纤细的性格，使人和文学融为一体。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强烈的密切结合日常朴素生活体验的倾向。……抽象的概念同日本人和日本文学是疏远的”。尽管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井上靖的作品不同于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倡导和实践者，但他的作品在结构上还是比较松散，没有完整的故事和情节，时间和空间的转换随意性较强。他的长篇小说《孔子》正体现了这种特点。

杨书案恰恰相反，他的长篇小说《孔子》结构严谨统一，脉络清楚。这不能不说和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哲学背景有关联。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把内心和外物，现象与本体，自然与人世，视为互相联系的整体，强调双方的和谐与统一，渗透与协调。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民族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的雏形话本中，便表现出这种整体性思维的统一。所以，小说、戏曲中的大团圆思想，中国小说结构的封闭性特征，都和这种思维模式有一定的关系。杨书案虽然极力淡化笔墨，没有编织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在谋篇布局上，还可看出那种“循环往复，首尾衔接”的思维痕迹。

总之，我们认为，尽管两部《孔子》在立意、选材、结构上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但他们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其审美选择的差异性，不仅呈现了一个作家的追求，也为我们理解孔子，理解文学作品的艺术规律，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1992年4月

【注释】

[1]中文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2]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3]转引自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更生记》一书中李芒《美的创造》一文。

[4]转引自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更生记》一书中李芒《美的创造》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