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读《孟子》记

一

我读《孟子》的方法如同读《老子》《论语》一样，采取的是笨办法，仍然是分四步走，即“读、抄、看、记”。读，就是读原文，读注释，把文意搞懂。抄，就是抄写一遍，加深记忆。看，就是阅读一些专家学者的评点著作，以辨析其精华与糟粕。我先后读了台湾国学大师南怀谨的《孟子旁通》，四川学者张根德、黄葵的《孟子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关桐先生的《孟子十日谈》等著作。记，则是写读书笔记，录自己所悟。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思想家。这是我读《孟子》的看法。孟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多，兼并战争最为残酷的时期。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描述的那样，东周的开始也就是春秋时代的开始。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及以后的战国（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腐朽的奴隶社会开始全面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崛起。在这个社会大转变时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各个阶级和阶层都要起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企图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社会，以符合自己的要求和愿望。思想界因此异常活跃。原有的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激烈的分化。这个本来属于西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职守，无“田”可食，只好逃亡、流浪，自谋生活。然而，他们最大的希望还是投靠统治者，在政治上得到发言权，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他们“上说下教”。“上说”，企图得到统治者的信任，以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下教”可以招徕门徒，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制造舆论。春秋时的孔子是这样，战国时的孟子也是如此。孟子早年“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就是说孟子的老师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中年时，他带着弟子游说齐、宋、滕、魏等国；晚年，则潜心著书，正如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天下方务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尧、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就是说孟子的思想与当时诸侯攻伐的行为不一致，得不到诸侯的重用，于是和他的学生万章，为《诗经》、《尚书》作序，述说孔子的思想，撰写了《孟子》七篇。

从以上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简单回顾，我们可得到三个结论：一是“乱世”。从两周算起，即公元1127年算起，当初是“八百诸侯”，兼并成为春秋时的一百多个大小诸侯国；到了孟子战国时代，就是人们熟知的战国“七雄”，包括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大国。这么多诸侯国，互相攻伐，相互兼并，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这种“乱世”状况，整整绵延了500年。二是“百家争鸣”。位居“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纷纷游说各国统治者，企图用自己的思想和哲学说服他们，从而达到战胜敌国统一天下的目的。一时间，各种学说如“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纷纷问世，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说百家是个夸张的说法，其实只有十来家。三是“群星灿烂”。学说是由代表人物创立的，我们熟知的“诸子百家”，就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巨人：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善、管仲、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研、尹文、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从秦以后实行封建专制以后，为什么我国就很少产生众多的思想家，甚至几百年也很难出现一个？秦以后虽然也出了一些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但他们的哲学思想，却很难逾越诸子百家！这实在是令人深省的历史课题。

二

《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话：“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滕文公作太子的时候，要到楚国去，经过宋国时去拜见孟子。孟子与他谈论善良是人的本性的道理，句句不离尧舜。有不少学者认为孟子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句话，是打开孟子思想宝库的钥匙。我以为，这是学者的眼光，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而我则崇尚孟子的另一段话，并视其为打开孟子思想宝库的钥匙。《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善，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公孙丑问孟子：“请问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呢？”孟子说：“我善于辩析别人的言辞，也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公孙丑又问道：“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说：“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那种气，最博大，最刚强。如果用正义去培养它，一点也不伤害它，那么它就会充满上下四方。那种气的形成，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我以为，孟子与学生公孙丑的这一段对话中，提出了三个概念：一曰“浩然之气”，二曰“义”，三曰“道”。这就不得不令我们去思考，去辩析，孟子思想体系的“义”与“道”，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很显然，我是作为文学弟子，从吸收先哲学养的角度出发的。

琢磨《孟子》，我以为《孟子》的浩然之气包括的道与义，主要由“三论”组成。

一曰“民本论”。民本论，亦称民本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民本论或称民本主义，就是把民众当作天下国家的根本，民众决定社会的安危治乱，天子、国君、大夫要按照民众的意愿办事。早在2200年前，孟子竟有这种思想，是很了不起的。这种说法，与毛泽东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一样的道理。纵观《孟子》全书，民本主义，是孟子一贯的思想。《孟子》第十四章《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子；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意思是说：“人民是最重要的，江山国土次于人民，而君主还在其次。因此获得广大人民拥护就能成为天子，获得天子的信任就能成为诸侯，获得诸侯的信任就能成为大夫。诸侯如果危害国家，那就要更换他。”

孟子主张“制民恒产”，即让统治者制定使民众有“恒产”的制度。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滕文公》上篇第三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老百姓有个这样的基本情况，一般有固定财产的人就有稳定的思想观念，没有固定财产的人就没有稳定的思想观念。（按：2005年底，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每天有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寻找生存、工作的出路；每天有二百多万人失业、待业；每天有数以十万计百姓生病缺钱进不了医院就医；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适龄青年因为缺钱享受不到应有的义务教育……显然，他们是没有稳定的思想的。）如果没有稳定的思想观念，他们就会胡作非为，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去干坏事（按：如今城里流窜作案的青少年，大多是从农村流浪进城没有“恒产”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恒情”了。）等他们犯了罪，再惩罚他们，这是蓄意陷害（按：对犯罪的青少年的教育，是个严重的问题，光用刑罚打击还不行，要从教育、就业等有关制度上下手才行）。这就是说，孟子认为民众必须保证生活稳定的财产，才能有安于这种生活的“恒心”，才能有在这种稳定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意识、道德观念。

类似以民为本思想，孟子有多处言说。如孟子在《离娄》上篇第九章中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这就是说统治者失天下、得天下皆在于是否得其民，是否得其心。想想今天，以胡锦涛为首的共产党中央，采取一系列亲民政策，不是偶然的。由此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同于一理。

二曰“仁政论”。如果说，“民本论”是孟子的政治哲学，那么“仁政论”就是孟子的施政学说。孟子为何提出“仁政论”，这是由于孟子的出身和当时的社会现象决定的。孟子出身小地主阶级，亲眼目睹诸侯相互征伐以及天灾人祸，造成的大量小农、小商、小手工业者的破产，民众流离失所的社会现状，就是统治者要关心民众的疾苦，按照民众的意愿治理国家。我们还是听其言吧：

孟子在《离娄》上篇第一章中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尧舜的道理，就是不实行仁政，就治理好天下。现在虽有仁爱之心和仁爱声誉的诸侯，可是人民却没有受到他的思泽，他也不可以作为后人的榜样，这是因为他没有去实行古代圣王的仁政。

用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是非常关心“农村、农业、农民”等“三农”问题的，他在《尽心》上篇第二十三章中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易”的意思是治理；“田畴”泛指田地。这句话是说：统治者应精心治理农业，减轻税收，这样民众便富裕起来。可以说，这是孟子实施仁政的具体措施。我记得有新闻媒体说，中共中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农业税，结束了1700年收取农业税的历史。可是，我们从《老子》《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中可以得知，收取农业税何止1700年？仅从战国时代，我国进行封建社会算起，收取农业税也有2200年的历史了。

孟子的仁政思想还表现在“与民同乐”的思想上。他在《梁惠王》下篇第四章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我读到孟子的这段话以后，就再也不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而感到惊奇了。为何？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种仁政的“忧乐观”，原创者是孟子，而不是范仲淹。范仲淹的功绩，并不在他的道理有多么了不起，而在于他借岳阳楼之景，抒儒家忧乐观之情的文学手法，融合得比较自然罢了。

三曰“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在《公孙丑》上篇第六章中说：“人皆有不忍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而然也。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人都有不忍心看见别人受苦的心。譬如，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就要掉到井里了，任何人都会产生惊恐同情的心情；这种心情不是为了想要和孩子的父母结交，也不是想要在邻里朋友中间获取好名声，也不是讨厌孩子的哭声才去救他的。从这一点看来，没有同情的人，没有羞耻心的人，没有谦让的人，没有是非的人，那都不是人。同情人是仁爱的开端；羞耻心是道义的开始；谦让是礼仪的开端；是非心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具备了这种开端，就像他具备了四肢。可以说，这段话是对孟子性善论最为沐漓尽致的解说。”

作为一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孟子的思想体系是很严密的。孟子就是基于人的性善的认识，他才把性善化作为民本论、仁政论的理论根据。当然，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人类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的本性一般来说，因阶级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阶层有着不同的本性，它是由特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地位决定的。当然，涉及到具体的人，则不能简单地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乱套一气。至于人之初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我曾与我的父亲（他从小就能背诵《孟子》）探讨过，我与孟子的分歧，不在于人的后天（因为孟子也认为，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对人的本性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于人之初。我认为，人之初，是一张白纸，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和当年与孟子争辩的告子所持观点相同。至于争辩的双方分别举出善与恶的某些行为，纯属动物的自然本能，不能因此就能证明人之初就是善的，或者人之初就是恶的了。

三

由于“五四”运动和“文革”的原因，孟子在我的眼里，总是有些隔膜。近读《孟子》，才知晓这位思想的巨人，是怎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然而，孟子更能吸引我的，是他的性格、胸襟和治学的理念。

他性格是刚毅的。什么是刚毅？我理解就是刚正、坚毅。即面对权势，敢于直言，坚持真理；面对困难，毫无惧色，坚韧不拔。孟子就是这样的人。《孟子·万章篇（下）》中记录了这个精采场面：

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问关于公卿的事。孟子说：“宣子您问的是哪一类公卿呢？”齐宣王反问道：“公卿还有不同的吗？”孟子回答说：“是有不同的。公卿有王室同宗族的公卿，有不与王室同宗族的公卿。”宣王说：“请问王室同宗族的公卿是怎么样的？”孟子说：“君子有重大过错就劝谏，反复劝君子都不听，就废除他们的王位，另立贤明的君主。”宣王突然沉下脸来。孟子说：“王不要惊异，王问我，我不敢不用诚实的话回答您。”宣王的脸色又恢复了正常。又问不与王室同宗族的公卿是怎样的。孟子答道：“君王有错误就进谏批评，反复进谏而不听，就自己离职而去。”

从这一场面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孟子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他把掌握实权的高级臣属分为“贵戚之卿”和“异性之卿”。贵戚之卿在君主发生重大过错时要敢于劝谏，反复劝谏不听，就考虑另立新君。异性之卿反复劝谏不听，则自动辞职。孟子主张君臣之间应当保持对等关系，并强调“贵戚之卿”限制君主的权力，必要时还可“弹骇”，这简直是石破天惊的建议。难怪齐宣王脸就变色了！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说明孟子的这一性格。有一次，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正巧齐王派了个人来，对孟子传达齐王的话：“我本来应当来这儿看您，但是受凉感冒了，不能吹风。明天早上我将临朝处理国政，不知您能否来朝上，让我见到您。”孟子回答说：“很不凑巧，我也生病了，不能朝庭里去”（见《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是不是生病了？孟子并没有病。在孟子眼里，我是帮你来治国的，你应当礼贤下士，尊德重道，而你倒摆起君王的臭架势了，对不起，我孟子也称病不见。孟子刚毅性格，跃然纸上。

孟子的胸襟是博大的。孟子的哲学观和施政理念，加之孟子如此刚正不阿的性格，在急功近利的诸侯国王那里，遭遇冷遇，是必然的。但孟子却是豁达的，不为时代风气和世俗所困，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迎合现实，追求功名富贵苟且偷生。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有一次，鲁平公准备去见孟子。他的宠臣臧仓诉说孟子的坏话，说孟子对后去世母亲的丧事，超过了先去世父亲丧事的规模。鲁平公听信谗言，失去了一次聆听真理的大好时机。孟子的学生乐正子，当时正在鲁国做客，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子。孟子说：“人们办某件事情时，往往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驱使着他，他停止办某件事情时，也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阻止他。办和停办，都不是人力可能支配的。我这次不能见鲁平公，完全是天意，臧仓那小子有什么力量阻拦我与鲁平公见面呢？”在孟子看来，主要责任在于鲁平公，而不在于臧仓。鲁平公真正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就要寻求规律，寻求良策。他没有这个眼光和胆魄，注定不会成就大事。一个宠臣的谗言，何足挂怀。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孟子的思想是何等的深刻。如今，与孟子同时代的红极一时、权倾朝野的所谓“纵横家”，还有多少人能够像孟子一样，被后人奉为思想的巨人呢？

最能展示孟子宽阔胸襟的，是《孟子·离娄下》中的一段：孟子说，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心里想的不一样。君子心里始终牢记着仁，牢记着礼。心里想着仁的人爱他人，心里装着礼的人尊重他人；爱别人的人，别人永远爱他，尊重别人的人，别人永远尊重他。假如有一个人在这里，他对我蛮横不讲理，那么君子就必定会反省自己：我一定是对他不仁，一定是对他不礼了，不然他怎么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呢？反省自己之后，认为自己确实做到了仁，确实做到了礼，而那人的蛮横无礼依然不改；是君子一定会再次反省自己：我一定是对他不忠了。认真反省之后，认为自己待人确实是忠诚的，而那人仍然刁横如前；君子就会说：“这个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像这样，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禽兽又值得去责难他吗？”而自古以来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利益所驱，我们姑且不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数的情形是：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哪里像孟子这样，有如此胸襟。两人发生矛盾时，是君子者，必先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尚未爱人与敬人。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化干戈为玉帛。也许这就是伟人与俗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吧。

孟子治学的理念，就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是《尚书》。《尚书》是儒家的经典，作为孔子儒家学说的继承者孟子，当然要潜心钻研。然而，孟子对《尚书》关于武王伐讨中“血流杵”的真实性提出了大胆怀疑。敢于怀疑经典，敢于向经典中的谬误宣战，充分反映了孟子不迷信书本、不作书本的奴隶、敢于独立思考、反对教条的大无畏革新精神。毛泽东是反对孔孟之道的，可他却特别欣赏并经常引用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坚持读书，不迷信书本，勇于独立思考。因此，他评《水浒》《红楼梦》，常有惊人之语，是一般专家学者所不能及的。

孟子是以继承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而自居的，几千年来人们也都把孔孟之道当作一家学派。其实孟子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大相径庭。比如孔子提倡仁，就是克己复礼，即战胜自己的私欲，恢复周礼。这是开历史倒车。而孟子则提倡仁和仁政，则是强调民本主义，统治者要根据民众的意愿治国，平定天下。孔子也讲天命，但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而孟子提倡天命，却赋予了民众的意愿。这些迥然不同的地方，也正是孟子伟大的地方，否则，孟子也不会成为亚圣，与孔子思想并列，影响中国几千年。敢于在伟人停止思考的地方重新思考，孟子就是这样的人。

孟子之所以具有如此的性格、胸襟和不同凡响的治学理念，除时代风气、社会环境等诸因素以外，我以为他得益于一生“善养浩然之气”。王国维概括治学有三境界，我想孟子修养也有三境界：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夫，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此为第一境界也。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坚持正义，伟岸前行。此为第二境界也。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登高远眺，拓展胸襟。此为第三境界也。

我体会的孟子养浩然之气的三境界，纯属个人浅见，不足为训。现记录于此，权当自己的座右铭罢了。

200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