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读《史记》三题
三句话的追求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有三句话，特别引人注目。它点明了他写《史记》的目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说，这是司马迁“隐忍苟活”的精神支柱，换句话说，也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最大追求。
细品《史记》，我以为司马迁是实现了他的追求的。
“究天人之际”。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第一个追求。究，是探究，是研究。简单点说，司马迁是要通过实录“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他所处的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历史，探究天与人的关系。这个天，我理解，应该是指“大自然”。从《史记》的字里行间，我发现司马迁的“天人观”，用现代哲学语言表述，叫“宇宙观”，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他在《天官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天官书》开门见山说，天分五个区域，称为五宫。五宫里的星，住着天帝、三公、皇子、正妃、藩臣。接着，他说，天有日月之分，地有阴阳之别；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列宿，地有州域。日、月、星，是大地阴阳精气的反映，因而圣人能够综合天地的物象，来分析人间发生的祸福。比如，吕后作乱时，有日食，白天见不到太阳。吴楚七国造反，有慧星长达数丈。读了司马迁记载的这些天人感应的史实，说心里话，我是不相信的。纵然确有“天上日月星辰有什么变化，人间就有什么大事发生”的历史真实，那也只是巧合罢了。但理智告诉我，决不能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苛求司马迁和他所处的时代。相反，天上这些日月星辰的变化，恰恰是制约统治者的一种力量。所以司马迁告诫人们说：当政者看到日变应修德义，月变应省刑罚，量变应结人和。
但司马迁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对帝王兴衰国事变化有着对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天道表示强烈的质疑。他在《伯夷列传》中几乎是用悲怆的语气叙述的：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穅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趾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盗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何德哉？”
他对善良的伯夷、颜回等人同杀人如麻的盗趾受到天道不公的诸类现象，“余甚惑焉，傥所谓大道，是邪非邪？”而这种既肯定又否定天道的记录，也正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良苦用心！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的又一追求。所谓“通古今之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弄通自古至今的变化规律。那么，它是如何揭示这个规律的呢？看起来，它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它记录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河流、历法、音乐、医疗等，内容是那么博杂。然而，它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洋洋洒洒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以众多的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发展的态势，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原因。从手法上来看，也正如他在《报任少卿书》所说：“网络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意思是说，他收集记载了散失于天下的旧说遗闻，考证其中的事件，推究历史上成败、兴衰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在读本纪、世家、列传的时候，不仅能看到他们的兴起，也能看到他们的结局，能够清晰地洞察他们历史的全过程。他的结论，正如他在《平准书》中说的具有深刻哲理的话，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即“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我理解，综观全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句话，可以作为观察全书的一个纲。如果抓住了这个纲，你就会发现，司马迁不仅是写人物也好，还是写朝代也罢，他无一不是渗透着这个历史规律。难道不是吗？想一想秦始皇、李斯、项羽、韩信等众叱咤风云英雄豪杰的发迹与死亡的命运，看一看战国六雄、以及秦王朝的兴衰命运，你就不得不感叹“物盛而衰”的规律，是多么的深刻！
“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第三大追求。读《史记》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太史公曰”。如果仔细分类，“太史公曰”可分两大类：一类是补写司马迁自己的实地见闻，与文中写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证，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如：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人。适鲁，观仲尼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
另一类是直抒胸臆，发表自己的言说。如：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淮阴侯列传。》）这些评点，应该说是比较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个人的一家之言。然而仅仅这样理解，未免失之于肤浅。从本质上说，司马迁作《史记》，他是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评判三千年来的历史大势和历史人物的，让史家独树一帜的成为一家之言，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评点历史有所区别。这是司马迁最真实的内心世界。事实上，司马迁写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无一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位历史学家独具的眼光和创新勇气。他的一家之言，不仅震惊当代，也深深影响后世！
其实，如果细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关于其父的临终遗言，你就会发现司马迁另一个石破天惊的追求。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从字面上看，司马迁说，父亲有话：周公死后五百年而孔子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又五百年了，到了接续清明盛世，纠正《周易》的解释，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这番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怎敢谦让呢？其实，司马迁岂只是完成父亲遗愿这么简单！他是要做孔子那样伟大的人物。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如今正是孔子卒后的又一个五百年了，我司马迁不正赶上了这个时代了吗？！孔子在世时，犹如丧家之犬。死后这五百年间，情形就非同日而语了。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儒学如同日月。当是时，司马迁却自比孔子，那是何等的心高气傲？！值得庆幸的是，自司马迁死后又有二千多年了，就司马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影响和贡献而言，他不愧为自孔子卒后五百年来的又一伟人。他终于以“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的壮举，实现了他震惊世人的追求！
“难为俗人言”的玄机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撰写《史记》是为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则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用现在的话说，他写《史记》是为了藏在名山之中，传给能够理解他的人，在四通八达的都市里散布。这样，我从前被侮辱的旧债就能偿还了，即使被千刀万剐，我难道会后悔吗？这些话只能对有知识的人说，难以对世俗的人讲啊。
为什么“难为俗人言”？司马迁没有说。但我从司马迁悲怆的字里行间里，还是悟出了“难为俗人言”的三大玄机：一曰内容，二曰形式，三曰情感。
何谓“世俗”？商务印书馆的《古代汉语词典》解释说，“一般人”称之为“世俗”。然而，汉语是奇妙的，如果语境不同，其含义也会有差异。我琢磨，就史书而言，司马迁在这里可能指的是，那种简单的重复和模仿，称之为“世俗”。
我们还是先看看内容吧。如果按照俗套标准，司马迁的《史记》，比之于流传下来的断代史书，显然是属于另类的。就拿《尚书》来说吧。它总共6卷58篇，主要是记言和记事，反映的是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早期封建社会的片断历史；《春秋》则以战国时期的鲁国十三代国君为顺序，编年记事。幸而有左丘明对《春秋》作传，将《春秋》提到的历史事件，比较完整地交待了事件的原委，记录了各种历史人物的政治主张、历史见解和宗教观念，否则后代人如果仅仅是读《春秋》时，会不知所云的。我这里拿《尚书》、《春秋》与《史记》相比，丝毫没有贬低它们的伟大与不朽，而是以此说明，司马迁在前人已垒筑的史学高峰上，不畏艰难，独辟蹊径，构筑了另一座高峰，这没有超凡脱俗的勇气是难以企及的。
而《史记》则是一部通史。它记载了“上自轩辕，下迄汉武”三千年的历史。不仅写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写了天文、水利、商贸、财政、医药；不但写了汉朝，还写了邻国和少数民族；不仅写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还写了游侠、剌客、占卜者。时间跨度之大，涉及内容之广，详写人物之多，是自史记之前的任何一部史书所不能比的。
再说说形式吧。也就是说在编写体例上，司马迁是不落俗套，勇于独创。他吸收先秦史书的编纂方法，把全书独创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本纪，是采用编年记事的形式，按照朝代和年代顺序，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历代王朝兴衰及历史重大事件。表，则是将复杂的史事，以简洁的语言表格化，是一种大事记。书，记述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礼乐、天文、历法、水利等制度方面的情况。世家，是写自周代以来诸侯和诸侯国的情况。列传是公卿将相和社会各阶层重要人物的传记。由此可见，除了表、书是编年记事以外，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人物传记，这正是司马迁的创新之处。
看了《史记》写了众多的人物，不能不叫人联想到左丘明的《春秋左传》。是的，《左传》涉及的历史人物有三千，重点的也有几百。他往往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显示其个性特征。如他写的郑公的伪善，晏婴的智慧，晋灵公的凶残，子产的善断等，都很鲜明。但总的来讲，《左传》长于记事，写人物只取片断。而史记写人物，把左氏写人物的手法推向极致：
注重人物的命运和事迹的典型性。《史记》一般开头就点明主人公的姓名籍贯，然后记其家世，继而描述生平事迹及子孙或家族兴衰，篇末发表“太史公曰”的评论。这种布局结构，能让读者完整了解人物及家族的最终命运，从中悟出“成败兴坏之纪”。然而，《史记》写人物的一生，不是记流水账，而是选择人物一生中最为典型的突出事例。如写韩信，《淮阴侯列传》只是选取“韩信胯下之辱”、“刘邦拜将”、“攻赵平齐”、“蒯通说降”、“韩信叛汉”等几个中心事件，就刻划了一个盖世英雄的悲剧性结局，让人感到古人“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论断是何等深刻。
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个性化语言，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又一发明。如《萧相国世家》，写萧何避祸的事例，就特别精采。有一次，刘邦在外平息黔布叛乱，几次派人到京城长安问萧何的行踪。有人指出，这是因为萧何入关中，深得民心，刘邦担心萧何控制了关中。萧何便大量置买土地，借贷剥削百姓，造成老百姓对自己的不满。刘邦“大悦”！好一个“大悦”，把刘邦诡诈多疑的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在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上，司马迁是精心选择。如写项羽、刘邦见到秦始皇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两个人都想取而代之，但前者口无遮拦，霸气逼人；后者小心谨慎，情感阴柔。如写周勃也是如此。周勃是一员武将，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粗人。“文革”中，毛泽东曾多次向许世友讲过“周勃安刘”的故事。周勃不喜欢文学，每次召见儒生时，他总是不客气地东向而坐，并且命令他们道“快说。”一句极具个性的语言，就把周勃质朴率直的性格，逼真地刻划出来了。
最后，我想说说情感。司马迁在列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史实之后，毫不隐讳地直抒胸臆：这些圣贤的作品，大都是愤懑之作；他们于逆境而奋发，寄希望于未来；我司马迁就是要向他们学习，著愤懑之书，藏之名山，传之国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偿前辱之旧债。我理解，司马迁与其说是了债，不如说是治疗宫刑的伤口。他说即便是千刀万剐，也不后悔。试想想吧，一个人能置生死于度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恐惧的呢？因此，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始终感到作者的灵魂在颤慄，作者的真情在流淌。
我寻思，如果能从内容、形式、情感三方面读懂了《史记》，我想也就破解了“难为俗人言”的玄机。
是谁成就了司马迁？
读了《史记》，我情不自禁感叹道：司马迁是自孔子卒后五百年的又一位伟人。他记录了“上自轩辕，下至汉武”三千年的历史，终于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梦想，这些就不必说了。仅他独创的纪传体文本，竟成了后来二十三史的范本。那么，究竟是谁成就了司马迁？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我以为，时势也造史学家。上古时的尧舜禹姑且不论，就说春秋战国吧，兼并战争此起彼伏，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脱颖而出；到了汉代，尤其经过高祖、文帝、景帝、武帝等几代皇帝的精心治理，中国进入了相对强盛时期，正如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所说，自孔子卒后五百年了，迫切需要总结这些年来的历史。作为当时的汉武帝，也需要一部史书治国。用今天的话说，司马迁是赶上了盛世修史的好时代。
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看得出，司马氏从周朝开始就担任史官一职，到了司马谈辈也是如此。正当司马谈着手撰写《史记》时，不幸病逝。司马谈临去世时，把撰写《史记》的历史使命交给了司马迁。事实上，司马谈很早就注意培养儿子司马迁的学识和史才。十来岁，就让他饱读诗书；二十来岁，就让他走访全国，考察名人史迹。史官世家和父亲的影响，无疑为司马迁完成《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
其实，一部史书的生命力如何，与作者对历史事件取舍的立场和他所持的思想观点是紧密相联的。司马迁对历史叙事所持的立场是什么呢？从他《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可知，他的立场，是秉笔直书的立场、实录的立场、一个保持着人类良心的立场。用现在的话说，是唯物的立场，客观的立场。这就确保了历史的真相得以保存。他的思想观点是什么呢？他接受了父亲的思想，但又不等于就是乃父的思想。他父亲是些什么思想呢？现在看来，他父亲的思想也是很了不得的。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绍，父亲专著《六家要指》，总结了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等六家学说，有所扬弃，有所保留，这也就是说，其父思想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杂家。司马迁是带着崇敬而又欣赏的口吻记载这一史实的，这也意味着表明了司马迁的价值观。所以我说，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思想，这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无不有着深刻影响。但，其父思想又不完全等于司马迁思想。从司马迁写的大量的人物传记和他精采的“太史公曰”来看，司马迁是一个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的杂家。比如，他写的《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等篇章，对孔子老子的称颂自不待言，尤其是写大量的人物评点当中，司马迁基本上是以儒老思想为武器，或批评，或劝讽。如写项羽、韩信、黔布等英雄的悲剧时，他是直抒胸臆，对这些失败了的豪杰缺乏儒老之学，无不充满着同情和遗憾。正是司马迁吸收了前人的先进思想，他才清醒地发现历史的秘密、揭示生活的真相、写出人性的本质，《史记》才魅力四射乃至于不朽。
据《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等。据学者统计，司马迁编写《史记》的过程中，提到的典籍多达一百多种。我们也可以相见，史书是记录和叙述史事的，来不得半点的想象和虚构，一定要占有大量的史料。司马迁除了利用史官的身份，查阅自己管理的文书档案和国家有关的藏书以及自己走南闯北，实地考察有关历史材料外，一个很重要的史料来源，那就是查阅自周朝以来的各种历史典籍。用现在的话说，《史记》是司马迁站在孔子、左丘明、刘向等这些巨人肩膀上的结晶。
司马迁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从历史上无数遭遇不幸而完成不朽之作事实中，悟出发愤著书立说的规律，即便千刀万剐，也要完成《史记》，毫无悔意。就在他写《史记》的第七年，他为大将李陵投降匈奴说了几句公道话，而惨遭宫刑。这不仅没有熄灭他写作的热情，相反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汉武帝专制主义的残酷性，为《史记》灌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愤懑之情，可以说，这是成就司马迁伟大、《史记》不朽的重要原因。如果司马迁一直是汉武帝的庞臣，我可以肯定的说，《史记》将会是另一个模样！
2007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