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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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人的记账泥板
人类总是渴望通过额外印钞找到刺激经济上行与防范系统性崩溃的平衡点。伴随着代价惨痛的试错不断发生，这样的游戏也许永远没有尽头……
提到“最初的货币”这个概念时，很多人会想到中国商代的贝币。有一点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商代，用来易物的贝类非常稀缺，绝非“没事捡捡贝壳就能发财”那么简单。要想通过捡贝壳致富，商代人必须组建一支探险队，离开自己长期生活的内陆地区，长途跋涉前往东海或南海，其中的凶险可想而知。
好在贝类质地坚硬，即使反复流通也不会轻易损坏。对于商代人来说，贝类是财富的象征，其颜色也与商代崇尚的白色天然契合，既可作为流通工具又可作为装饰品。在特定时期，贝类还是重要的仪式道具：贵族和高级官员占卜时，会把问题写在贝壳上，交由巫师解读，根据占卜结果趋利避害。也有逝者家属将贝壳置于逝者的口中和手脚处，彰显其身份地位，此举意义大概和希腊人在逝者双眼处放置钱币作为冥界过路费相似。
很快，执政者顺应趋势，通过对贝类穿孔标记其数量和价值，进一步明确贝类作为货币的公允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稀缺资源的转变，贝类这种天然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责开始交棒给青铜代币。贝类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看看现在的汉字，许多与钱有关的字的组成部分中都有“贝”。以贝类作为原始货币单位的演进过程太顺畅了，这几乎是天佑中华，一切都恰到好处：稀缺性、公允价值、小巧且不易损坏……无懈可击的贝类完全就是金银本位货币的前身。
但是，所有的文明体系都有这样的好运气吗？显然不是。
接下来，该引出本章真正的主人公了：苏美尔人。
以苏美尔语文献为主要标志的苏美尔文明是迄今为止有确切文字记录的最早文明，可以追溯到6 000多年前。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有很多听起来不可思议的苏美尔语文献流传至今，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苏美尔王表》。这份文献有多份内容存在差异的副本，陆续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各地，均使用楔形文字书写，其内容引发了学者对神话时期的联想。传播最广、最受关注的是部分副本中第一部分里一句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话：“在5座城市，有8位国王，他们统治了241 200年。然后大洪水席卷而过……”
正是这句话给苏美尔人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外星论、长寿论、神明论等猜想不胫而走。即使抛开这些天马行空的假设，苏美尔人依然开了近乎造物主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他们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以月的圆缺周期作为参考系，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分别为29天或30天。苏美尔人对秒、分钟、小时的换算方式和现在如出一辙。在考古过程中，专家发现苏美尔人竟然可以计算结果长达15位的数学题，很难想象他们当时为何会学习并掌握这种数量级的算术。在现代，这么大的数字往往出现在天文学领域，而苏美尔人的那些神秘数字也确实和现代天文学中太阳、地球、月球等星球的运转周期高度近似。要知道，晚于苏美尔文明几千年出现的希腊文明，还会将1万以上的数称为无穷大，作为超纲数字处理。
没有人知道苏美尔人逆天的科技究竟从何而来，但考古工作还是能追踪到一些蛛丝马迹。如果苏美尔人并非自带满级技能树，他们的发展就一定遵循所有人类文明的发展共性。
于是，我们可以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断断续续地拼凑出一个更理性的故事。公元前3200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一片沃土，两河流域稳定的河水泛滥让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农耕与养殖条件。而在此时，巴比伦帝国和好战的亚述人还在历史的襁褓中沉睡，4米多高的人面双翼守护神雕像和琉璃砖装饰的新巴比伦城也仅存在于某只蝴蝶的梦中。苏美尔人的一个分支徘徊了许久后，终于下定决心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南部开始建设他们的家园。肥沃的土地很快就让苏美尔人实现了自给自足，他们种植谷物，并开始尝试养殖牲畜，一切都如伊甸园般美好。
但是不要忘了，此时的外部世界也在发生着剧变。世界正在进入青铜时代，青铜材质的农具、武器、饰品开始大放异彩，人类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有人选择向矿山探索，有人选择挥剑侵略。而苏美尔人也学会武装起自己，守卫自己的家园。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建起一座名为乌鲁克的城邦。执政者甚至已经有了更加宏伟的计划：修建堤坝、神庙，训练自己的军队，甚至开始精研昼夜的终极奥秘。
任何蓝图和愿景都是从一个不太显眼的起点开始的，对于乌鲁克的苏美尔人来说，这个起点就是对外贸易。对于一个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文明来说，如果长期缺乏木材以及铜、锡等金属，那会是致命的。一旦这片沃土被侵略者盯上，苏美尔人的下场就只有一个：沦为敌对势力的奴隶。组建一支成熟的对外商贸团队几乎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而困扰执政者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说服那些习惯于农耕畜牧的族人去做陌生且有可能丧命的危险生意。他们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中心化策略，既能持续输出维持整个族群的农产品，又能让那些放弃农耕的新兴职业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得到相应的生活必需品。
伟大的闪光点就要出现了，或许这个灵感的主人没有意识到，他即将改写族人的命运。未来，苏美尔人将因为这样的改变而走向富强，乌鲁克也将因此建立起计划经济的雏形，使得这座万人规模的城邦稳健运营。在这里，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分工变成可能，薄弱的产业逐渐得到改善，木材、矿产等稀缺资源不断涌入。早期的苏美尔人可能不会相信，他们日后会在金属和矿石冶炼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
在揭晓这个闪光点前，我们还要回顾苏美尔人的一项特殊技能：他们极其擅长陶艺，可以用黏土制作各种生动的物件。这或许和他们的神话体系有关，苏美尔人相信人是神明用黏土做的，用于服务神明。不知是不是由于这种信仰的推动，苏美尔人对黏土制品的创作产生了偏爱。1929年，德国考古学家挖掘出乌鲁克的中央神殿，并且在神殿周围挖出了很多黏土制品。这些黏土制品的外形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比如面包、罐子、动物等。但这些惟妙惟肖的黏土制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无人能解答其用途。
直到多年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学者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开始系统研究这些黏土制品。她认为，这些黏土制品的出现时间甚至早于乌鲁克古城。这意味着，它们绝非装饰品那么简单，而是代表着某种规则和秩序，让当时的苏美尔人享受到了某些便捷之处。丹尼丝坚信这些小物件不是艺术品的重要原因是，它们的大小和造型极其相似，有标准化作业的影子，而且它们是批量被发现于中央神殿附近的。
莫非是神庙附近的商贩在销售工艺品？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最早的中央神殿是祭祀神灵、颁布重大法令的神圣区域，绝不允许世俗玷污其圣洁。《圣经》里还有耶稣愤怒地把商人赶出神殿的描述，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埃尔·格列柯就以此为创作主题，完成了油画作品《基督把商人逐出神殿》。
于是人们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这些黏土制品代表某种承诺和契约，普通人借此完成对神明的供奉义务。比如一个人向神庙捐赠三个面包形黏土制品，意味着他要在特定时间带着真实的面包来到这里履约。为何不直接向神庙供奉食物，而要多此一举，用黏土制品代替呢？别傻了，在物质匮乏时期，执政者怎么会任由宝贵的食物放在神庙里腐烂变质呢？
要求居民使用黏土制品上供，本质上就是创造了一种代币和商品兑换券。神庙收到了供奉者的黏土制品代币，就意味着该供奉者完成了对神庙的义务，而执政者可以从容决定这些食物和商品的二次分配与归属。这是一种理想的中心化金融模式，既为执政者提供了统计工具，又使得商品可以在时间轴上自由穿梭。执政者不需要在商品储存和保鲜上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
更有意义的是，能供奉这些商品的居民一定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这些商品是其日常开支之外的一部分。现在，执政者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集体资源，尝试进入新兴产业。通过实打实的物质激励，他们可以组建风险收益比较高的探险队和商贸团，填补短板，建立自己的帝国。经过精准的计算后，他们完全知道未来一段时间可以拿出多少物资来扶持创业者，也会为穷人、奴隶、儿童和老人留下生活必需品，甚至可以为可能出现的重大天灾未雨绸缪。
这个模型中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如果有部分人出于某种目的供奉了大量与个人生产力不匹配的黏土制品，并且无法准时兑付的话，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坏账风险。其负面影响与违约人数成正比，甚至有可能摧毁整个城市。显然，这套制度需要一个与之对应的记账体系。
幸运的是，这样的记账体系真实存在。考古学家在乌鲁克挖掘到了用来记账的泥板，这些泥板也是由黏土制成的，用木制笔完成书写，泥板上用于记录的图案几乎和那些黏土制品一模一样。真相大白，以神庙、泥板和小型的黏土代币为基石，苏美尔人曾经建立了一套中心化的金融秩序。
现在我们无法确定这样的代币是否被用于非神庙场合，比如居民能否用三个面包形黏土制品置换到两个啤酒形黏土制品？不过无论怎样，这个金融模型还是有探讨的价值。借助这一特殊的代币，执政者在神庙完成清点后可以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城市物资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及时发现经济趋势的变化，对新兴产业和特殊人群进行定向补贴，解决神职与公务人员的工资问题。这种类似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在蛮荒时代可以为乌鲁克的苏美尔人提供强劲的凝聚力和对外扩张的基础。
反过来看，这种新奇的模式也一定有其局限性。首先，它必须置于一个拥有高度纪律性的神权环境中，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对神庙应尽的义务，这构成了这套金融模型的底层信任环境。其次，这一模式一定存在于生产资料种类较少的时期，否则仅黏土代币的制造周期就会带来极大的不便。再次，很多职业产生的无形价值很难通过黏土制品来表示，如教师、医生等，他们的劳动力换算方法是一个问题。最后，这种模式一定会随着社会化分工、人口激增等发展趋势变得臃肿不堪。
也许是意识到商品多样性带来的巨大工作量，苏美尔人又发明出了“麦元”，即将大麦充作货币，并制定了标准单位——席拉，生产了大量的一席拉标准容量的碗。这样，人们可以放心地领取到足额的薪水，以大麦为一般等价物进行贸易往来。但大麦的特质决定了它无法长期保存和远距离运输，很难作为一种永恒的财富进行传承和积累。大麦货币和黏土代币均有缺陷，它们可以相互作为补充，但很难说谁能取代谁。
既然苏美尔神庙与私人之间有着一整套金融模型，想必私人与私人之间也存在着独立的金融规则，在发生借贷融资时起到监管和公正作用。私人之间最常见的金融场景一定是跨领域协作和赊账购买生活必备品。已知的信息显示，苏美尔人会通过特殊的泥板和代表个人签名的印玺完成契约的签订。而且，他们好像对支付利息这件事持理所当然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就好比种下作物会得到果实，饲养动物会得到幼崽一样。不过类似私人借贷的金融场景在乌鲁克古城的日常中占比很小，人们更多还是以神庙为中心进行经济活动。
相比之下，商代贝币的发展，本质上是民间为寻找物物交换的便利条件的自发行为，随后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货币制度。执政者介入后，在贝币上打孔、为贝币仿制品进行流通性背书等明显的标准化铸币行为才开始出现。而苏美尔文明的货币制度（姑且把黏土代币算为一种货币制度），带有一种明显自上而下的痕迹。这种制度在诞生之初，好像就背负着某种族群的终极使命。就像早年被挖掘出的乌鲁克祭祀瓶，瓶身上的浮雕描绘了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最高处神庙上供的场景。
如果说商代贝币的亮点在于通过造币让商品高效流动，那么苏美尔金融制度的亮点就是弱化币的存在，聚焦于币背后的真实交易。听起来似乎很抽象，但是把苏美尔人的玩法和近两年来爆火的概念——数字货币进行横向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性。
在“比特币”这个概念刚刚出现时，很多非技术人士始终无法理解何为比特币，原因就在于比特币并不是真正的币。大部分人的思维惯性是，听到比特币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枚金币或是银币，但这是完全错误的。
比特币就像是苏美尔人的黏土制品，本身没有太多内涵，真正有意义的是比特币背后的点对点记账系统，就像是苏美尔人的记账泥板。所以看似高深莫测的区块链本质上就是用一串链条把苏美尔人的泥板串联在一起。其好处在于，比特币的价值不锚定于任何一种法定货币，而是取决于有没有更多的人愿意在区块上记账，并为这种服务支付费用。
几千年以来，主流货币体系几乎都是在贝币的延长线上行进，而苏美尔人的记账泥板却几乎无人问津。事实上，商代贝币最后的结局并不好：在殷商后期，帝国开始超发无文铜贝，直接引发了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货膨胀，也间接加速了殷商王朝的崩溃。在此后的种种货币制度中，类似的情况总是不断重演。人类总是渴望通过额外印钞找到刺激经济上行与防范系统性崩溃的平衡点。伴随着代价惨痛的试错不断发生，这样的游戏也许永远没有尽头……
也许这正是苏美尔人想告诉后世的，黏土代币不是重点，那些记录一切交易和供奉行为的泥板才是金融的内核。苏美尔人的记账泥板在历史的尘埃中冷眼注视着那些疯狂印钞的帝国。它提醒所有人去关注真正的价值，而不是在一轮一轮货币超发后去崇拜面目全非的百元大钞。
在接下来的案例中，我们还会看到一些通过偷工减料使货币贬值，妄图创造价值的故事，但最终沦为闹剧。让我们再次记住这个结论：货币可以凭空创造，但价值永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