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钱，你会买一部巡逻车吗？”儿子问。

“我过去有钱也没有买。”父亲答道。

“你是说你退役时那笔钱吗？”

“不，是那以后的。”

“你赢过最大的一笔钱是多少？”

“你没必要知道。净学些坏毛病。”

“哪天下午我带一副国际象棋来好吗？”

“我可没那个耐性下棋。”

“可你有耐性打扑克。”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打扑克能赢钱，下棋就不能。”

他们又坐了一会儿。

“说到钱，那边地底下还有的是，”父亲说，“去年打出的IC克拉克一号油井就是个大钱眼。”

他又呷了一口咖啡，伸手从桌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支香烟点着，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大街。过了一阵，他说：“有一次我连着打了二十二个钟头的牌，赢了两万六千美元。最后一注我赢了四千美元。我们一共三个人玩，那两个小子是从休斯敦来的，我用三张女王赢了这把牌。”

他转过脸来看着儿子，儿子正坐在那里，举着停在嘴边的杯子听他讲。他又转身看着窗外，说：“我现在可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儿子问：“你看我现在做什么好？”

“我看没有多少事是你能做的。”

“你还要同妈妈谈谈吗？”

“我不能和她谈了。”

“你可以和她谈谈。”

“我们上一次谈话是1942年的事，当时我们还在加州的圣地亚哥。这不能怪她，是我，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我倒希望自己并没有改变，但是我变了。”

“你内心并没变，内心还是一样。”

父亲咳嗽起来，他从杯子里呷了一口酒说：“内心。”

父子俩又坐了好长时间。

“她在那里演戏什么的。”

“是，我知道。”

儿子伸手从地板上拿起帽子，放在膝盖上。“我该回牧场去了。”他说。

“你知道，我过去很敬重那老人的。”

“我知道。”儿子看着窗外说。

“可别为我抹眼泪啊。”父亲说。

“我不会。”

“好！不会就好。”

“外祖父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男孩说，“正是他叫我也别放弃希望的。他说，‘除非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埋葬，就算那只是他的军人身份识别牌，不然就不举行葬礼’。有些人还决定要把你的衣物送掉呢！”

父亲苦笑了一下说：“他们最好那么做，因为那里头只有那双靴子最合脚。”

“他总觉着你和妈妈会一起回来的。”

“是啊！我知道他会那么想。”

儿子站起来，戴上帽子：“我该回去了。”

“他总是那么护着你妈，尽管是老人了，可不论谁说了你妈什么坏话，只要他听见了，场面一定很不好看。”

“我该走了。”

“好吧。”

父亲从窗槛上撤回脚，说：“我和你一起下楼，我要去取报纸。”

他们在铺着瓷砖的门厅停下来。此时，父亲浏览着报纸的标题。

“秀兰·邓波儿怎么会离婚呢？”父亲说。

他抬起头来，初冬的街道上暮色苍茫。“我想去理个发。”

他看着儿子。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也一样。”

儿子点点头。父亲又看了一眼报纸，然后把它折了起来。

“《圣经》上说，逆来顺受的人将会继承这个世界，但愿这会是真的。我不是个自由思想者，但我要对你说老实话，我根本就不信这个世界一切会那么美好。”

他又注视着儿子，然后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他。“去楼上的屋子，壁橱里有一样东西是给你的。”

儿子接过钥匙。“什么东西？”他说。

“是我送你的东西，本想在圣诞节时给你的，但是我懒得走一趟。”

“好的，先生。”

“看起来这份礼物能让你高兴高兴。下楼时把钥匙留在桌子上就行。”

“是，先生。”

“我还会来看你的。”

“那好。”

他乘电梯上了楼，走过门厅用钥匙开了房门，进去打开橱门。地上除了两双靴子、一叠脏衣服外，还竖着一副崭新的“哈姆利”牌马鞍。他抓着鞍头拎起马鞍，关上橱门，把马鞍拎到床上站着细看。

“真他妈的漂亮！”他说。

他在桌上放了钥匙，大摇大摆地走出门，来到大街上，肩上搭着那副新马鞍。

他走到了南孔乔大街，把马鞍子甩下来竖立在自己面前。天色黑下来，街灯都亮了，头一辆开过来的是一部“A形”福特牌卡车。看见约翰·格雷迪，呈九十度滑行后刹住车，司机把车窗玻璃摇下少许，探出头，朝着约翰·格雷迪满嘴酒气地大声吼道：“把那废壳子扔到后车厢去，牛仔！给我进来！”

“好吧，先生。”约翰·格雷迪答道。

其后的一个星期，大雨整整下了七天，晴了一阵，接着又下起来。瓢泼大雨无情地倾泻在坚硬而平坦的原野上。大水漫过了克里斯托瓦尔的公路桥，交通已经阻断。圣安东尼奥发了洪水。约翰·格雷迪穿着他外祖父的油布雨衣骑马走过艾利西亚牧场，南边的栅栏在水中已被淹没至顶。一些牛像孤岛似的立在水中，凄然地注视着骑马人，约翰·格雷迪的坐骑雷德博也凄然地回望着那些牛。他用靴跟夹夹马肚子，说：“走吧，伙计，我心里也不比你好受。”

当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和路易莎、阿图罗一起在厨房吃饭。有时在晚饭后，他到路上搭车进镇，逛街或是走过几条街，站在波尔格大街上的那座旅馆外面仰望着四楼上他父亲的那个房间。父亲的身影在薄纱窗帘后移动，不时转过身走来走去，就像是打靶场上能移动的铁皮熊靶，只不过比那靶慢些、瘦些、焦躁些。

母亲回来的时候，他们母子俩在餐室里一起吃饭，她和约翰·格雷迪相对坐在胡桃木长桌的两头，路易莎忙着上菜送饭。她端走所有的盘子，在门口转过身来。

“还要些什么，太太？”

“不要了，路易莎，谢谢。”

“晚安，太太。”

“晚安。”

门关上了，墙上的钟滴答作响，约翰·格雷迪抬起头来问：“为什么你不把牧场租给我？”

“把牧场租给你？”

“是的。”

“我记得我说过我不想讨论这事。”

“这是个新话题。”

“不，这不是。”

“我会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你，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所有的钱，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这里根本没有钱。这个地方二十年来的一点收入刚够开销的。从战前到现在没有一个白人在这里干过活。不管怎么说，你才十六岁，经营不了一个牧场。”

“不，我能。”

“你真可笑，你应该上学去。”

她把餐巾放在桌子上，朝后推了推椅子，便起身出去了。约翰·格雷迪推开面前的咖啡杯，仰靠在椅子上。对面的餐具橱上方的墙上是一幅群马的油画，上面有六匹马正冲破畜栏向外飞奔，长长的鬃毛在风中飘舞，眼睛露出野性难驯的神色。这些马是从一本书上临摹下来的：它们都长着安达卢西亚马种那样的长鼻，脸部的骨骼表明了其非洲马的血统。从前面的几匹马可以看出第一流良马所具有的特别强健的后腿，强健得足以担任牧场中专门去分开牛群的“宪兵马”，这些马的神情使人觉得它们周身奔流的是铁血。他从来没见过这样健美的宝马良驹和其他能与之媲美的东西。他曾经问过他外祖父这都是什么品种的马，可外祖父只是把眼睛慢慢从菜盘上移到那幅油画上，就好像第一次看到一样，然后他说，这不过是画册上的马，接着又埋头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