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茅盾《创造》《动摇》
新女性与新官场
茅盾（1896—1981）的第一个短篇《创造》，1928年4月发表于《东方杂志》，1929年7月收入小说集《野蔷薇》，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大江书铺1928年由陈望道等人创办，店址在上海虹口景云里4号。当时茅盾，还有叶圣陶、鲁迅、周建人等人都住在景云里。放在茅盾全部的作品里面，《创造》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个短篇却是“五四”爱情小说模式的一个新发展或者说一次翻转。
一 “五四”爱情小说模式的反转
从1906年鸳鸯蝴蝶派教师孀妇苦恋的《玉梨魂》，到1923年创造社颓废文人遇到妙龄女工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从1925年鲁迅在自己成功恋爱期间所写的爱情悲剧《伤逝》，到文学研究会叶圣陶的“青春之歌”《倪焕之》，这些小说的共同点相当明显——
第一，男主角都是书生、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不是以财富或者颜值赢得女人的心，而是以知识、才华、青年热情来吸引女性。第二，女主角大都也有文化追求（女工陈二妹也尊重看书的人），都是非常美丽、善良、玉洁冰清。第三，他们的恋爱，总有原因不为世俗所容。《玉梨魂》因为寡妇身份，子君因为私奔同居，陈二妹因为阶级地位。《倪焕之》女主角的哥哥也嫌弃男方家境不好。
当然，更重要的相通之处是男女感情交流的过程——都有点像男老师给女学生上课。《伤逝》最为典型。《玉梨魂》里“教与学”的关系模式表面上是男主角教女主角的小孩，女方好像更有才。但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男的比较开放。郁达夫写文人女工交流，也包含着启蒙拯救的用意。倪焕之追求金佩璋，也是在宣传教育救国的理念，拖手仔（拍拖）、kiss、炒饭（做爱），都是没有的。
在重读《伤逝》时我们已经概括，“爱情小说=教育小说=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结果，除了《春风沉醉的晚上》“发乎情，止乎礼”以外，鸳鸯蝴蝶《玉梨魂》，新文学的《倪焕之》，竟然重复同一个悲剧结尾——女方成了牺牲品，男人死于革命战场。《伤逝》再发展下去，涓生恐怕也是同一命运。
茅盾的《创造》，延续又反转了20年代爱情小说的启蒙教育模式。
小说只写早上起床前男人的意识流。君实又有钱又有文化，但找不到合意女人。他想：“社会既然不替我准备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来创造一个！”“创造”这个词可能有点讽刺创造社。男女相爱，互相影响有可能，有意改造已不妥，何况“创造”？一张白纸，好让男人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男人“创造”女人的方法还是读书——推荐阅读古今中外“先进文化”代表作。女主角娴娴，家境很好，父亲颇有道家风范。和君实在一起一开始拖手都害羞。经过文化启蒙，后来走在街上也要和君实kiss了。在龙华坐在一棵树下，桃花掉进领口，也非常享受。之前一点也不关心政治，在丈夫引导下读了罗素、马克思，后来主动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小说强调男主人公的“创造”成功了，同时也失败了。成功在于新知识、新观念明显改变女生三观，失败在于女生现在再也不听男的教育辅导了。所以男人早上醒来很失落，女人性感肉体就在旁边，心却不在他的身上。小说的结尾很有象征性，女人洗完澡从另外一个门走掉了，叫家里工人传话：“她先走了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罢。……倘使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候了。”[1]
放回20年代看，《玉梨魂》也好，《伤逝》《倪焕之》也好，男的始终在恋爱格局占有文化优势。涓生、倪焕之等，都是先帮助女人进步，后嫌弃女人不再进步，进入家庭变得庸俗，所以阻碍了他们的忧国忧民。从“热恋”到“家庭”到“分手”，就是一个从“浪漫”到“庸俗”到“失败”的过程。但茅盾的处女作把这一种“恋爱—教育—启蒙”的格局反转过来了：启蒙结果是学生超过了老师，然后就要抛弃，甚至可能打倒老师。怎么办？再放到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背景上，这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二 小说《创造》的创作背景
沈雁冰和很多现代作家一样，父亲很早去世，母亲是启蒙老师。他在北大读预科，英文很好，但没有考到留美名额，结果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年纪很轻就担任中国当时最大的小说杂志《小说月报》的主编，并将杂志从文言改成白话文。沈雁冰也有一个传统的婚姻，娶了不识字的孔德沚，但是孔德沚跟朱安、孙荃不一样，她努力学习，在沈雁冰母亲帮助下，有了文化，后来一辈子都是茅盾的秘书助手。可以说“五四”爱情小说模式的反转，和茅盾个人经历也有关联。
《创造》写于北伐失败茅盾流亡日本时期，当时他和秦德君同居。但后来回国后依然和母亲及孔德沚一起生活。可以作为《创造》阅读背景的，不仅是沈雁冰的私人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生涯。早在1921年编《小说月报》时期，沈雁冰便参加了《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主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筹备了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沈雁冰应该也在这一时期由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20世纪中国小说家当中第一个共产党员。
北伐前期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被要求去加入国民党，沈雁冰曾担任了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秘书。中宣部部长是汪精卫，但是汪精卫有一段时间不在，由代理中宣部部长做事。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当时宁汉还没有合流，沈雁冰在武汉主办主编国民党党报《汉口民国日报》。作为中共地下党员，沈雁冰的上级是董必武。不久沈雁冰接到通知，要在7月底赶去南昌。茅盾后来在三卷本的《我走过的道路》中，详细解释他接到通知以后买不到车船票，去不了南昌，结果就和同伴一起上了休养名胜庐山。茅盾有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从牯岭到东京》，讲述的就是这段经历。回头想想，没去成南昌，应该有点后悔。当时周恩来、林彪、贺龙、叶挺、叶剑英，甚至郭沫若都在南昌。“鲁、郭、茅”，这个次序后来是怎么排出来的？沈雁冰在回上海的船上，又因为搜捕丢了一笔党的经费。大革命失败后，他既被国民党通缉，也和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当时叫自动脱党。流亡到了日本以后沈雁冰就变成了茅盾，评论家、革命家变成了小说家，于是就有了小说《创造》，后来还有《动摇》，还有《子夜》。
三 “超越”与“被超越”之间的矛盾
爱情小说《创造》里，其实充满了矛盾。小说第一个层面，是同情新女性反对大男人主义，男人想要创造一个女的，荒唐。第二个层面，作家自己有个解释说想写革命一旦发动就不可阻挡。作家好像是站在女主角的立场歌颂革命，但问题是读者却不难感到作家有意无意对君实的理解和同情。小说不仅有意描写“超越”的合理性，也在无意当中透露了“被超越”的可悲可怜——茅盾自己也是最早的革命发动者，当他走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走到被两党都“抛弃”的处境，想想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创造》对“五四”爱情小说所承担（或者说难以承担）的教育启蒙主题，既有延伸，又有反转。延伸的是启蒙模式，反转的是启蒙后果。而且这种反转有惊人的预言性——若干年后，铁屋中睡觉的人们，被唤醒以后会怎么对待那些自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者？往后看40年代、50年代、60年代、80年代，每隔十年主流意识形态总要否定上一个十年，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小说在延续这个主题：你唤醒民众，民众“醒了”（或装睡）以后会怎么对待你？
当然，这种在失败情绪中对革命的反省，茅盾的中篇小说《动摇》里写得更加深刻。中篇小说集《蚀》1930年5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包括三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茅盾自己说“是在贫病交迫中用四个月工夫写成的，事前没有充分的时间构思，事后亦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修改”。[2]这几篇小说，特别是中篇《动摇》，无论在茅盾创作生涯中，还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其重要性都是一直被低估的。[3]
《幻灭》的故事相对简单，女主人公有两个，慧女士和静女士。如名字符号显示，前者智慧、聪明、漂亮，有时放浪不羁；后者文静、内向、优雅，矜持善良。两人住在上海，又厌恶都市繁华，生活事业都找不到方向。男主人公也有两个，一个叫抱素，名字很特别，人却很庸俗，一会儿追静，一会儿想慧（后来张炜《古船》有两兄弟抱朴、见素，不知是否在名字上受到茅盾文风影响）。另一男主角是静女士在医院当看护时认识的强连长，如名所示，刚强的男人。《幻灭》结尾是强连长又上前线，静愿意等他——好像也并不幻灭。
四 《动摇》中的新官场与新女性
《动摇》是一部十分复杂的中篇。复杂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现场，二是革命官场，三是新派女性。
在复刻画制历史现场方面，小说里的政治局势显得十分混乱，既不是李伯元、刘鹗笔下的官民对立，是非分明，也不如后来“十七年文学”里的国共斗争，黑白清晰。《动摇》的背景是北伐之中“宁汉合流”前的一个县城，城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土豪劣绅（或开明士绅），县党部（仍然处在国共合作之中的青天白日旗），县长（地位不在县党部之下，可以指挥警队），还有工会纠察队（却有反派主角的儿子参与指挥），还有乡村来的有点失控的农民自卫军，还有城里罢工的店员工会，等等。小说描写城里局势紧张：“县前街上，几乎是五步一哨，蓝衣的是纠察队，黄衣的是童子团，大箬笠掀在肩头的是农军”[4]，再加上警察、流氓、闲人……
小说描述街头混乱局势，并不标明哪些是国民党右派（仅有一处注释敌军是夏斗寅部），哪些是汪精卫武汉派，哪些是维护国共合作的共产党温和派，哪些势力是激进的“湖南农民运动”……这当然不是因为茅盾自己缺乏政治立场，而是作家有意要复制再现大革命中的纷乱政治局面——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找不到北，也让当时（甚至今天）的读者设身处地在这前所未有眼花缭乱的革命浪潮中无所适从。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极罕见的一章。在这之前，清末民初的奴隶们没有权利“幻灭”“动摇”。在这之后，战士们有了明灯指路，也不再可以“幻灭”“动摇”。茅盾记录的，恰恰是现代中国革命的迷乱一页。
举两个小说中的核心情节作为实例：
第一个是县城店员工会与店东发生了冲突，店员提出三大要求：加薪20%至50%，不准辞歇店员，店东不得停业。县党部讨论局势，有三个方案。一是同意支持工会三大要求；二是让省里派专员来解决，同时镇压土豪劣绅反动阴谋骚乱；三是支持加薪，辞退店员要工会同意，歇业要调查，纠察队童子军撤走，不得捕捉店东。总之，一是全帮店员，三是部分维护店东，二是等上级政策。
如果到了五六十年代再写北伐历史，店员属半无产阶级，店东乃资本家，阶级斗争岂容调和？如果再到八九十年代如《古船》《笨花》《白鹿原》等书写同类故事，主人公可能是辛苦维持社会局面的士绅。茅盾小说最接近历史现场，却最缺乏倾向性，好像劳资冲突各有其难。县党部逐一讨论并表决上述三个方案（现代文学中难得的投票细节过程描写），最后一、三选项都不过半数，于是等省里专员。街上继续乱，农会、纠察队声援店员工会，士绅代表也到公安局请愿，要求“营业自由”“反对暴民专制”。省专员来后决定：一加薪，二不得辞退店员，三制止店东用歇业做手段破坏市面。基本上比较倾向无产阶级。但小说又特意让反派胡国光在这场店员运动中投机成功，成为“革命的店东”。激进的革命运动竟被浑水摸鱼的劣绅操控，不仅局中人愕然，而且，当时甚至今天的读者也会困惑。
第二个实例是更加令人惊奇迷乱的乡村里的“公妻”。
“公妻”是土豪劣绅对农运的造谣破坏。新任县党部常务的胡国光建议：“我们只要对农民说，‘共妻’是拿土豪劣绅的老婆来‘共’，岂不是就搠破了土豪劣绅的诡计吗？”[5]这个方法居然得到省专员赞同。不久，县农协特派员王卓凡下乡查察——
事情是不难明白的，放谣言的是土豪劣绅，误会的是农民。但是你硬说不公妻，农民也不肯相信；明明有个共产党，则产之必共，当无疑，妻也是产，则妻之竟不必公，在质朴的农民看来，就是不合理，就是骗人。王特派员卓凡是一个能干人，当然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在他到后一星期，南乡农民就在烂熟的“耕者有其田”外，再加一句“多者分其妻”。在南乡，多余的或空着的女子确实不少呀：一人还有二妻，当然是多余一个；寡妇未再醮，尼姑没有丈夫，当然是空着的。现在南乡的农民便要弥补这缺憾，将多余者空而不用者，分而有之用之。
这不是小说家的段子，这是中共最早期党员沈雁冰对北伐途中农民运动的一段自然主义写实。于是，某个晴朗的下午，南乡农民在土地庙里开会，王特派员做主席，三个脸色惊慌的妇女，在等待重新分配。一个是18岁的地主小老婆，一个是30岁的寡妇，还有一个17岁的乡董婢女。后来又加了两个尼姑，但来开会的农民有点多，五个女人不够分只好抽签。土豪小老婆被一个癞头的30多岁的农民抽中，女人又哭又喊：“我不要！不要这又脏又丑的男子。”但是大家还是尊重游戏规则，癞子不配？不公平！当然也有反对“公妻”的农民，组成了“夫权会”反对农协。又有妇女抗议“夫权会”，口号是：“拥护野男人！打倒封建老公！”
消息传到县城，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问妇女部长张小姐，是纠正还是奖励？张小姐说：“这是农民的群众运动，况且被分配的女子又不来告状。”只好听其自然的结果，“有许多闲人已经在茶馆酒店里高谈城里将如何‘公妻’，计算县城里有多少小老婆，多少寡妇，多少尼姑，多少婢女，甚至于说，待字的大姑娘也得拿出来抽签。”虽然作家描绘“公妻”运动的笔调有点嘲讽意味，但小说里的正面人物如孙舞阳，也在“三八”妇女节大会上代表妇女协会提到南乡的事，很郑重地称之为“妇女觉醒的春雷”“婢女解放的先驱”。再进一步，官员胡国光建议：“一切婢妾，孀妇，尼姑，都收为公有，有公家发配。”这个主张虽然为妇女协会张同志反对，但最后还是折中成一个议案：“婢，一律解放；妾，年过四十者听得其仍留在雇主之家；尼姑，一律解放，老年者亦得听其自便；孀妇，年不过三十而无子女者，一律解放，余听其自便。”
最不可思议的是，为具体落实上述议案，成立了“解放妇女保管所”。另一个负面角色陆慕游的寡妇女友钱素珍负责管理这个保管所。当然后来这个“解放妇女保管所”就成了胡国光、陆慕游等官员的私人俱乐部。
除了显示历史现场的复杂性，《动摇》的文学史意义，还在于描写革命中的新官场。晚清小说认为中国的病因主要在官场。“五四”以后鲁迅等作家将文学的注意力转向国民性，即民族灵魂的改造。官场只是以隐形方式在小说里做背景（或多写爪牙帮凶少写官员，或视仕途为无奈沉沦）。官员再次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主要人物，要到延安文艺以后。也就是说，从1918年到1942年，官场基本上不再成为现代小说的重要场景——除了茅盾的中篇《动摇》。
《动摇》有两个男主角，胡国光和方罗兰。胡的父亲是县育婴堂董事，他原来相信“没有绅就不成其为官”。可是县党部挂青天白日旗后，国民党一度也支持打倒土豪劣绅，这就逼胡国光要自己进入官场。“从前兴的是大人老爷，现在兴委员了！”他把自己的名字从胡国辅改成胡国光，先竞选商民协会执行委员。执行委员共五人，三个由县党部指定，两个由商民协会选举——清代官员有两个来源，科举或捐官；民国以后官员也有两个来源，指派或选举。《动摇》既写省里派来专员，县里派王卓凡特派员下乡，也详细描写了三名协会的选举过程。选举也要靠运动人事，也要花钱。结果陆慕游21票，胡国光20票。刚要宣布结果，会员中就有人反对说，胡国光是本县劣绅，应取消他的委员。“全场七十多人的喁喁小语，瞬间聚成了震耳的喧音……”像是西洋婚礼时给人最后异议的机会，也像现今干部任命前的公示期。但那个反对者南货店老板倪朴廷一旦当场“被实名”后，原来和胡国光有私仇，所以胡还是当了委员。
这种现代文学中罕见的民主选举场面，却是一个投机分子的从政敲门砖，令人深思。读者熟悉的晚清小说官场，要么贪腐是“刚需”，无官不骗，要么认为考出来的好过用钱买的，或者认为贪官不好，清官更坏。到了茅盾笔下的革命官场，两个男主角胡国光方罗兰的主要分别并不在政见实绩（胡支持店员运动，姿态比方更“左”；胡热心“解放妇女”，方也没有坚决反对），差异主要在个人私德。胡国光家有婢女金凤姐，又是丫鬟，又是妾侍，还和胡的儿子胡炳勾搭，之后胡又看上同僚陆慕游的寡妇爱人，更经常出入“解放妇女保管所”。方罗兰则被描写成正人君子，一方面被娇艳女同事孙舞阳诱惑，一方面又真诚愧对自己的太太，俨然一个多情脆弱又有良心的官员。茅盾《动摇》里的革命官场已带出一个日后在当代小说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即官员的私人道德与政治表现之复杂关系。简而言之，是否“好人”才能或必定是“好官”？
一般文学史都很注重茅盾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放浪反叛的时代女性系列。茅盾其实很早就注意西方有关女性问题的理论，他对“Feminism”一词的翻译，先后使用过“女子主义”“妇女主义”“女性主义”。1921年发表的《女性主义的两极端派》，是现有文献中“女性主义”中文译名的首次出现。[6]有理论探讨的支持，创作中则有更大胆的尝试。《幻灭》写“刚强与娟傲”的慧女士早发表她的女性宣言：“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过爱。议论讥笑，她是不顾的；道德那是骗乡下小姑娘的圈套……她回想过去，绝无悲伤与悔恨……”《动摇》里的孙舞阳也是特立独行，举手投足散发出令男人晕眩的力量。“孙舞阳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衫裙……很能显示上半身的软凸部分。”“孙舞阳不回答，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在房间里团团转转的跳。她的短短的绿裙子飘起来，露出一段雪白的腿肉和淡红色短裤的边儿……”身为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无可救药地迷上了孙舞阳。两人有一次逃避群众集会来到一个僻静处，“伴随着谈话送来的阵阵的口脂香”，孙舞阳却直言方不应离婚。“因为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这是从莎菲女士到娴娴到慧女士一路发展过来的新女性宣言。作为安慰罗兰，“我看出你恋恋于我，现在我就给你几分钟的满意。她拥抱了满头冷汗的方罗兰，她的只隔了一层薄绸的温暖的胸脯贴住了方罗兰剧跳的心窝，她的热烘烘的嘴唇亲在方罗兰麻木的嘴上，然后她放了手，翩然自去，留下方罗兰胡胡涂涂站在那里。”
和莎菲女士一样，通过kiss超越了一个男人。但女作家笔下的情欲文字，可以诠释成女性主义的声音，那么从男作家视角渲染的女性身体性感呢？
[1]《创造》，原载《东方杂志》半月刊第25卷第8号（1928年4月25日），收入徐俊西主编，杨扬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茅盾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2]1930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版《蚀·题词》。
[3]为数不多的对茅盾早期小说的重视，包括乐黛云1981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蚀〉与〈子夜〉的比较分析》。
[4]《动摇》，《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109页。
[5]《动摇》，《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6]杨联芬：《茅盾早期创作与女性主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151—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