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鲁迅《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
“五四”新文学，到底“新”在哪里？
一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如果我们将“五四”新文学的特点，暂且简单概括成——一、白话文创作；二、相信科学民主，批判礼教吃人；三、忧国忧民，启蒙救亡；四、接受进化论等西方思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五四”与晚清文学的关键性区别在哪里？
第一，白话文创作，除了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外，大部分晚清重要的小说都已经在使用白话文，李伯元、刘鹗等人的文学语言，和“五四”小说没有本质区别。第二，启蒙救世，梁启超从理论到实践，早就开始了忧国忧民之路。李伯元想教官场的人怎么做官，老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文侠姿态，和“五四”以后的启蒙救世精神直接相连。第三，晚清文人也接受西学和“进化论”。《孽海花》状元主角相信声光化电能使中国开放进步，老残想救大船上国人，也需要外国罗盘。所以在白话文、启蒙救国与西学影响这三方面，人们很有理由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好像对待传统礼教的态度，有些差异。谴责小说要“现形”的“怪现状”大都违背儒家礼教人伦，鸳鸯蝴蝶派“痴乎情，止乎礼”，和“五四”激烈批判礼教吃人，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从四大谴责小说，还有早期鸳鸯蝴蝶派，再到鲁迅（1881—1936）和“五四”新文学，还有什么重要的不同之处呢？
晚清“新小说”与五四“现代小说”的差异，学术界也有各种探讨。或曰继承古典传统，晚清注重“史传”，“五四”注重“诗骚”[1]；面对外来影响，晚清欲拒还迎，“五四”激进模仿；作家生态，从小说谋利，到大学兼职；读者范围，从报刊市民，到青年学生；文化储备，从政治学兴趣，到心理学知识[2]……说得都有道理，但是其中至少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不同，小说中心人物（及主题）的转移——官场官员形象在小说中的突然消失或被忽视，却很少有人统计讨论。
顺时序重读世纪初的重要小说，一个显而易见的文学现象是：梁启超和晚清谴责小说不约而同地把官场（“官本位”）视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李伯元冷嘲“上上下下，无官不贪”，“不要钱的官员，说书人说实话一个都没见过”。吴趼人热讽社会各界怪现状，各种欺骗无奇不有，最荒唐的也是苟才、叶伯芬等官员。曾朴写即使考出来的文官，有心救国，却也好心办蠢事（重金购买假地图）。刘鹗笔下的贪官不好，清官更坏。如果不是批判，梁启超幻想中国他日富强，关键要素也还是依靠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到底还是期盼官员救国，并以治国之法治党，改造官场。《新中国未来记》两个主角长篇争议改良或者革命方案，焦点就是：可不可能有好官？民众能不能依靠好官？所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中那段话，可以代表晚清政治小说的集体的声音：“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3]
从中心人物及文学主题方向重新讨论晚清和“五四”的不同，我们看到，鲁迅关心的重点不只是“官”，也不只是“民”（把“人民”作为中心是50年代以后的事情），要点就是“人”。文学的焦点从“官本位”转向“国民性”，这是“五四”与晚清的关键区别。
“人的文学”和晚清“官场文学”也有逻辑关系。如果李伯元讲得有理，无官不贪，甚至买官是一种“刚需”，那是不是说官员之贪，背后也有人性或国民性理由？如果老残说得有理，贪官不好，清官亦坏，那即使把所有的官都撤了，换一批民众百姓上去，但也还会有贪腐、专制？
鲁迅关于“立人”的想法，是在留学时期接受欧洲人文主义还有日本明治维新影响而逐渐形成。鲁迅和晚清作家们一样觉得中国病了。但他已不认为只是官场病了，只是政治危机导致民族危机。按照钱理群的概括，“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在于‘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亡国先亡人，亡人先亡心，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第一要着’在‘改变’人与民族的‘精神’。”[4]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冷眼旁观，对于新官旧政现象深感失望，“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5]眼看官场换了新人，社会并没有进步，导致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作家同样批判社会，却不再（或很少）将官员作为主要的文学人物，也不再把暴露官场黑暗作为唤醒民众的主要方式，而是正视他们觉得是更复杂的问题：到底是贪腐专制官场导致了百姓愚昧奴性，还是百姓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场的贪腐专制？于是，鲁迅以及以他为方向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学，仍然像《老残游记》那样以文侠姿态批判社会现实，还是像梁启超这样感时忧国、启蒙救亡，但是他们关心的焦点已不再只是中国的官场，而是中国的人，具体说就是人的文学，就是解剖国民性。
当时，人们都觉得“五四”是对晚清的超越，50年代再从“人的文学”发展到“人民文学”又好像是对“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第一，中国的问题，关键到底是在官场，还是在民众，还是在“人”呢？第二，文学是否一定要（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解答中国的问题？“五四”百年，我们必须肯定鲁迅他们的突破意义。但是，鲁迅那一代又是否过于乐观了呢？晚清文学处理的“官本位”问题在中国果然已经不再重要了吗？
二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晚清作家谴责中国官场，其实有个安全距离。李伯元在租界，梁启超在横滨，老残行医也要和器重他的昏官搞好关系。鲁迅设身处地想象他的小说人物——本来有仕途，可是生病时看破礼教，不仅鄙视官场质疑庸众，更看出官民相通之处：欺软怕硬，自欺欺人。不仅骂主子，也怨奴才，要挑战整个主奴关系秩序。但是这个主人公既不能躲在租界，也不认识大官，那么，具体结果会是怎样？显然，结果就是得罪所有人，众人都过来围观、嘲笑，连小孩也表示鄙视，甚至家人也要可怜、禁锢这个病人——于是《狂人日记》就出现了。
你说大家都病了，结果大家为了证明自己没病，一定说是你病了，而且最后真的把你医好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跟大家一起病下去——鲁迅的深刻，就像下棋比其他人多想了好几步、好几个层次。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初次发表在5月15号第4卷第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钱理群等人解读鲁迅的关键词组之一就是“看”与“被看”。[6]小说正文长短13段，长的有一至两页，短的一至两行，写的就是“我”看到自己被别人看。“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教我纳罕而且伤心。”[7]看到自己被看，有两种可能，一是神经过敏，被迫害妄想，这是小说的写实层面，从医生角度解剖病人。二是思维敏捷，看穿别人的好奇、关心、照顾后面，其实是窥探、干涉与管制，这也是写实，但可以是象征。“看”与“被看”，可以引申到另一组关键词，“独异”与“庸众”。很多人围观一个人，这是鲁迅小说后来反复出现的基本格局。这是鲁迅与很多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五四”文学与晚清以及后来“人民文学”不同的地方。
晚清小说假设多数民众（包括租界读者）对少数贪官有道德批判优势。延安以后写革命战争农村土改，更代表多数穷人声讨地主反动派。20世纪中国小说只有“五四”这个时期，只有在鲁迅等少数作家笔下，才会出现以少数甚至个别对抗多数的场面。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而“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8]
鲁迅为什么支持个人独异，来批判庸众（今天叫“吃瓜群众”）？一是强调“个人的自大”“少数的天才”愤世嫉俗的价值，二是狂人知道围观他的众人，并不是官府爪牙，“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换言之，这些包围他迫害他的人们，本身也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不是主子，也是奴隶，可他们却帮着官场迫害精神独异者，这使鲁迅十分困惑。只是批判官场，庸众怎么办？
从“看”与“被看”的情节、“独异”与“庸众”的格局，自然引出更严重的主题：“吃人”与“被吃”。吃人可以象征某种物理生理伤害，比如说裹小脚、女人守节，包括鲁迅自己和朱安的无性婚姻等。小说中的吃人，又有更写实的所指：“狼子村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意思是历史上确有饥荒食人现象。还有爹娘或君主生病，儿臣割肉煮食，也是中国道德传统，甚至于食敌心肝、胎盘养生等。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小说总有象征/写实两个层面并行。吃人主题更深一步，就是狂人怀疑自己是否也吃过人，被吃的人也参与吃人。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种比较深刻的忏悔意识，之前少见，之后也不多。
看到社会环境腐败，官场在危害百姓，导致民不聊生，这是晚清四大名著的共识。看到不仅官府富人，而且自身被欺的庸众看客，也是这黑暗中国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五四”文学的发现。看到肉体压迫吃人，礼教牢笼也吃人，鸳鸯蝴蝶派也会抗议。但是看到害怕被吃的人们，甚至大胆反抗的狂人，可能自己也曾有意、无意参与过吃人，这是鲁迅独特的忏悔意识。
一个短篇这么多不同层次，这么复杂的容量，一起步，就把现代新文学提高到很高的水平，难怪后来几乎成为鲁迅创作的大纲，在某种意义上，《狂人日记》也是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纲。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全部作品的总提纲，那么《药》几乎可以说是20世纪全部中国小说的总标题（直到90年代，另一部畅销的严肃小说《活着》标志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故事）。以文学诊断社会的病，希望提供某种药物使中国富强，这是鲁迅小说的愿望，某种程度上，也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集体愿望。
鲁迅的创作，当然跟他的衰落家境、少年经历、留学日本、教育部做官等个人经验有关，这些经验中的关键词就是“屈辱”。这些屈辱又常常和医和药有关。周家祖上原是大户望族，祖父因为科举作弊被判死缓，每年秋天都要等待宣布是否处死。父亲生病，鲁迅后来一直记得药铺的柜台和他身体一样高，药引要原配的蟋蟀。鲁迅最早的白话文章《我之节烈观》，就是批判对女性身体的公共管理。“原配蟋蟀”极为讽刺——可以想象十来岁的周树人和周作人，两个日后的文豪，在百草园里翻石头并且分头追逐各奔东西的蟋蟀，谁知道它们到底是正宗夫妻，还是小三，或者一夜情？
给父亲买药，是说得出的屈辱；被亲戚乡邻污蔑，说买药时偷家里钱，则是说不出的侮辱，连母亲都无法帮他洗清。因为这些流言和屈辱，鲁迅早早离乡背井，到江南水师学堂艰苦寄宿攻读新学。没想到接下来的屈辱又和医/药有关。在幻灯片里发现了日俄战争里华人麻木不仁地围观华人被当作俄军间谍砍头，于是觉得医身体不如医精神，这是一个说得出的刺激和转折点。但在仙台学医成绩中上，被日本同学污蔑说是藤井先生特别照顾，这又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屈辱。碰到这种事情，周树人不吵，而是忍，但绝不忘却。国事私事都不忘，持久的反省，持久的恨。后来顾颉刚、陈西滢议论《中国小说史略》是否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20年代后期又同时遭到郭沫若和梁实秋左右两翼的批判等，鲁迅都是先忍，之后就一直不忘，时时反击。
更加需要忍耐的是他遵奉母命的与朱安的婚姻，明知不合道德，仍然服从成亲，这是一忍。结婚后坚决不同房，只当朱安为母亲媳妇，而不是自己妻子，这又是一忍。这何尝不是在被人吃的情况下也参与吃人呢？鲁迅常常说，他没有对读者说出他全部的真话。竹内好说：“他确实吐露过诓骗的话，只是由于吐露诓骗的话，保住了一个真实。因此，这才把他从吐露了很多真实的平庸文学家中区别得出来。”[9]鲁迅的真诚就在于他承认自己不真诚。是不是在处理与朱安关系方面，也有这种说不出来的真诚的不真诚呢？至少早期，鲁迅人生有不少关键选择，确实和“医”与“药”直接有关。即使弃医从文，他以自己创作来诊断医治中国社会的病，希望有某种“药物”使中国富强。
1902年梁启超的政治幻想就是一个理想药方。李伯元冷眼感叹官场到处是病，命意也还是匡世，是一种反面的药方。最典型的例子是老残，真的是摇铃江湖郎中。曾看好一大户人家的怪病，获银千两，这是以后老残可以谢绝做官、继续浪迹乡镇行医救人的本钱。后来老残又替不同的人看了不同的病。小说中白老爷侦破贾魏氏涉嫌下毒谋杀案，关键也是判断药的性质来源。老残的药大都灵验，特别神奇的是最后一章，到泰山找到返魂香，居然一下子把棺材里挖出来的13具无辜尸首一一救活。后来在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当中，神奇药方不仅治病，而且是推动剧情、改变历史的迷幻药。
为什么《老残游记》里的药这么灵？因为老残眼里世间的病，病因比较清楚，就是贪官、清官压迫民众。所以江湖郎中路见不平，见的都是冤案——贪官乱判，清官不收钱就残酷乱刑。受害群体中有仆人农民，也有财主妓女，在老残眼里没有区别，都是受害人。老残的抒情文字十分美丽，老残的文侠勇气值得钦佩，老残看社会，官民阵线分明，所以老残的药十分灵验。
鲁迅写的人血馒头就不同了，在一个短篇《药》里，也是官场欺压民众，中间却至少有五个不同阶层。第一是官府，县老爷不必出场；第二是帮凶康大叔，红眼睛的（此人如在晚清小说就是没有面貌的衙役）；第三是茶馆众人，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还有一个20多岁的人等，议论纷纷；第四是华老栓、华大妈、华小栓——普通被害者；第五就是造反派革命党夏瑜，以及他的家人夏四奶奶。
作家作为医生替社会看病，眼前官民之间有了至少五个阶层，病症就复杂了。第一层基本病因，官府镇压革命党，大家都知道。第二层并发症，帮凶卖烈士鲜血给民众，反而送了小栓的命。这个次生灾难，二、三、四层的人们都看不见，施害者与受害者都不知道救命药变成了杀人凶器。更吊诡的是，凶器既是旧社会药方，又直接来自革命者身体。客观上，如果二、三、四阶层的人继续愚昧，第五类人的革命，反而加重病情。再神奇的药也是毒药。
当时人们想，针对晚清的病，需要“五四”的药。百年之后人们又要反思，如果晚清的病一直不能断根，是因为“五四”的方子也不行？还是因为没有始终坚持用“五四”的药？
鲁迅和“五四文学”不是不写官民矛盾，而是不再以各级官员为主要人物，不再以各种官场为主要场景。鲁迅小说里当然也有“官场”背景，但不是高官丑行，而是突出爪牙帮凶（康大叔等）来衬托官场凶残。或者写一些读书人视“仕途”为堕落，魏连殳做了将军秘书很尴尬，“狂人”最后也“赴某地候补”。[10]
三 改造国民性，有没有可能？
最典型的解剖“官民共享”国民性的代表作，当然是《阿Q正传》。《阿Q正传》的评论史，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缩影。50年代中期，钱谷融先生在著名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中，引述了当时理论界关于阿Q的争论：“何其芳同志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许多理论家都想来解释这个矛盾，结果却都失败了。……”[11]因为阿Q是农民，因此是好的。阿Q精神却是坏的，应该属于当时官员和官场。冯雪峰说阿Q和阿Q精神要剥离。阿Q主义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它寄居在阿Q身上。[12]李希凡进一步认为鲁迅小说就是要控诉封建统治阶级怎么在阿Q身上造成这种精神病态。[13]何其芳因为不大相信阿Q精神像病菌一样在转移，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同阶级的人也都可能有，结果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就受到了批判。[14]
其实，鲁迅描写的阿Q精神，其生命力就在于既存在于民间也属于官场。之前晚清作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描述官场，重点是官欺压民。后来延安、50年代“人民文艺”，重点是民反抗官。但鲁迅一代作家，却更关注了官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今天你是弱势民众，万一明天做官，会不会重犯官场毛病？那毛病简而言之就是“阿Q精神”，既是官病，又是民疾。最佳注释就是阿Q的“土谷祠之梦”——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15]
第一要惩罚的是小D和赵太爷，一个是和他地位相近，甚至比他低的，一个是统治阶级。而且小D排在赵太爷之前。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了鼾声，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红焰焰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16]
“土谷祠之梦”[17]作为对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观察想象，至少包含四个预言：一是造反者一旦胜利，首先要对付的不是宿敌，而是身边的同类；二是造反者要剥夺权贵的财富自己享用；三是造反者要驱使指挥自己的奴才；四是对权贵财富（比如女人）也要选择精华，不能全盘接受。
50年代的鲁迅研究权威陈涌认为“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而阿Q土谷祠里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到革命是暴动，毫不迟移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18]1976年，“石一歌”进一步肯定阿Q的革命精神，“《阿Q正传》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的批判，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结论：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了。”[19]要理解阿Q精神如何能贯通民间与官场，还需注意鲁迅作品里常常出现的两个关键词：“奴隶”与“奴才”。在鲁迅笔下，奴隶至少有三层定义。第一，清代的臣民，鲁迅自己说过，我是清代的臣民，所以就是奴隶。[20]第二，他在《灯下漫笔》里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因为财政困难，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换它的纸币，但政府又说纸币是照例可以用的，这时商家就不大欢迎，大家买东西的就不收中交票。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圆，我是决不答应的。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21]
就是说原来属于你的东西，比如房子、金钱、趣味、说话权利等，所有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但随时可以被剥夺。剥夺了以后还剩一点，撤回一点，你就十分欢喜。这是鲁迅对奴隶的第二层，也是比较经典的定义。
到了30年代，《南腔北调集》鲁迅对奴隶的看法又有发展：“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
这就是鲁迅对奴隶的第三层定义，你是熬着、吃苦，但是你心里觉得不平、挣扎。
接着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22]
第三层奴隶的定义，其实很接近30年代的革命主旋律。当时作家出版“奴隶丛书”。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23]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翻译的《国际歌》，第一句也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简而言之，在鲁迅的笔下，奴隶是生态，奴才是心态，奴隶是被动的，奴才某种程度上是主动的。奴隶变奴才，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在奴隶生活当中寻找到乐趣、赞叹、抚摩、陶醉。第二，不仅被比自己强的人欺负，也会欺负比自己弱的人，就是见狼显羊相，见羊显狼相。第三，起来以后，也希望做主子，也要有自己的奴才。
理解了奴隶与奴才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重读《阿Q正传》了。
第一，精神胜利法，初衷是变态地消解屈辱（老被欺负怎么活下去呢），结果却是可以找到乐趣。鲁迅为什么花那么多笔墨写吃瓜群众，狄更斯也有文章批判围观杀头的那些兴奋的群众，尤其是小孩去占好位置看杀头。[24]原来人类历史上这些示众、游街、剃光头、剥衣服，让人们吐口水、扔鸡蛋（过去在街上扔，如今在网络上）……基本功能还是让吃瓜群众找到奴才乐趣。这是由奴隶向奴才转化的初级阶段，是奴隶成奴才的基本条件。
第二，毕飞宇注意到《阿Q正传》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个重大区别。《优胜记略》阿Q他都是跟未庄的闲人们打架，“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25]这些闲人看起来，是比阿Q更强有力的人，可是到了《续优胜记略》里，阿Q的对手变了，他跟王胡打，比较谁身上可以找到虱子。和那些打惯的闲人见面，阿Q是胆怯的，唯有面对着王胡，阿Q却非常勇武，结果竟也打输了。最后怎么办？只好在小尼姑脸上取得胜利。这就是说阿Q在《优胜记略》里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但到了《续优胜记略》里面，就变成了侮辱与损害他人者。
这是鲁迅特别的贡献，写出被人欺负者，也欺负他人。人人负我，我亦负人人。李伯元批判的官场与老残同情的民间，在“阿Q精神”上是相通的。鲁迅写阿Q，不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26]，而且“哀其被欺，怒其欺人”。
所以关键的转折点，就是摸了小尼姑新剃的头皮。毕飞宇用了一个倒读法，他说阿Q为什么被砍头？是因为被误认为革命党。阿Q为什么要革命？就是因为在村庄里他受欺压、遭排斥，最后生计都成了问题。阿Q为什么生计成问题？就是因为他性骚扰吴妈，犯了生活错误。阿Q为什么会有恋爱的悲剧？就是因为小尼姑说“断子绝孙的阿Q”，引出了人类原始的繁殖本能。小尼姑为什么要骂他断子绝孙呢？（其实这个不大像一个尼姑的语言，一般情况下被摸脸就“阿弥陀佛”罢了）就是因为阿Q在闲人、王胡、小D面前都失败，结果却摸了小尼姑的光头。
在小尼姑身上，阿Q完成了从奴隶转向奴才的第二个条件。曾有人对鲁迅说，说在街上看到两种国人，一种像狼，一种似羊。鲁迅说，你看到的其实是一种，他只是在变。
从奴才上升到奴才境界，第三个条件，就是前面引述的“土谷祠之梦”。要点是先杀同一阶级的弱者，然后才找官场老爷报仇。但又贪富家大床，又要小D去搬。村里女人，包括人妻，全部意淫一遍，阿Q也不是没有品位格调。
《阿Q正传》既描画国民性，又预言了中国革命。一部中篇小说交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两个基本主题，所以百年来，学术界数不尽的阿Q研究，现实中也是看不完的阿Q风景。
当然，注意到国民性问题是一回事，能否改造国民性又是另一回事。阿城后来说：“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27]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95—221页。
[2]“大致而言，影响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在‘新小说’家是政治学知识，在‘五四’作家则是心理学知识。”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3页。
[3]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李伯元卷》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839页。
[4]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0页。
[5]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16页。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0—41页。
[7]《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44—445页。
[8]《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27页。
[9]［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页。
[10]《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78—283页，444页。
[11]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原载《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引自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517页。
[16]同上。
[17]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40—541页。
[18]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
[19]石一歌：《鲁迅传》（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70页。
[20]《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38页。
[21]《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23页。
[22]《漫与》，《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04页。
[23]田汉创作的国歌歌词，1978年3月5日起曾被集体填词的新版本取代，第一句是：“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副歌则是：“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由于作家陈登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反复提出议案，1982年12月4日国歌恢复旧歌词，首句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十年“文革”时期，因田汉受批判，正式场合国歌只能演奏曲谱，不能唱歌词。
[24]《我对这次行刑所展现的邪恶感到惊骇不已》，查尔斯·狄更斯写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1849年11月13日。［英］肖恩·阿瑟编著：《见信如晤》，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
[25]《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17页。
[26]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称颂拜伦的人格和艺术，特别强调其“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2页。
[27]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