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皇帝与教皇之争雄
第十二章 十世纪及十一世纪之德国与意大利
1.德国初年之历史及Otto第一之事业
Charlemagne帝国东部之历史，与西部之法兰西不同。凡经中古四百年之竞争，至十三世纪时，吾人遂知Louis the German之子孙远不若St.Louis辈之能建设王国以贻之于后世。自十三世纪至Napoleon时代，欧洲政治上所谓德国者，实一群大小不同之独立国而已。离今五十余年之前，方有德意志帝国之组织，而普鲁士实为其领袖。
试览Charlemagne卒后百年之德国地图，则知帝国东部四分五裂，为诸地之公者实与君主无以异。此种公国之渊源，已不可考，然有二事焉，足以说明其由来。第一，Louis the German之子孙，类皆柔弱而无能，故昔日为Charlemagne所压制之民族精神，至是重起，群拥戴各族之领袖。第二，当日蛮族入侵，实逼处此，先之以北蛮，继之以Moravian种人，再继之以匈牙利人。其时既无强有力之中央政府，足以保民，则国民之求助于各地领袖，亦势所难免者矣。
此种公国，德人称之为“血族公国”（Stem Duchies），林立国中，为患王室。所谓统一，充其量至同盟为止。故九一九年，国内贵族选举Saxony公国之Henry第一为王时（九一九年至九三六年），彼绝不欲有削夺诸公权力之举。其时四境多故，彼实有赖于国内诸公之援助。他日Slav族之压服，及匈牙利人之驱逐，彼实预为之地，不过其子Otto第一即位后，方告成功云。
Otto第一（九三六年至九七三年）世称大王，实德国史中之非常人也。彼虽无废止国内公国之举，然每能夺其地以予其子弟及戚友，同时并减削其权力。例如其弟Henry虽叛乱二次，卒封之为Bavaria公。又因其婿Conrad之叛，乃封其有学问之弟Cologne大主教Bruno为Lorraine公以代之。旧日之公，或因绝嗣或因叛乱，多丧其公国。诸公国中绝无有贤能之主，世袭罔替者。故诸公国多相继入于国王之手中，而国王亦遂握有任意委任之权利。
当十世纪中叶，德国之东北两部界线，尚未分明。Elbe河外之Slav族，尝有骚扰Saxony边疆之举。Otto第一不但抵御之而已；并建设主教教区，如Brandenburg,Havelberg等，为他日德意志帝国之政治中心，Elbe河与Oder河间之殖民及传道事业，莫不因之而促进。
而且彼并永阻匈牙利人之入侵。彼于九五五年大败匈牙利人于Augsburg附近地方，追逐之以达于德国边疆之上。匈牙利人乃迁居于自有领土中，遂奠民族国家之首基，发达之后，卒成东部欧洲重要动力之一。Bavaria公国一分之地，另建奥地利边防区（Austrian Mark），为他日奥地利帝国发祥之地。
2.神圣罗马帝国之起源
Otto第一之最大功业，应以干涉意大利内政为第一，卒致有称帝之举。欧洲史中之最黑暗者，莫过于八八七年Charles the Fat被废以后意大利及罗马教皇之经验。当日政情，已不甚可考，吾人所知者，唯有Spoleto公、Friuli侯及Burgundy诸王先后入即意大利之王位而已。Charles the Fat废后之三十年间，意大利王之被教皇加冕而称帝者凡三人。再三十年间西部欧洲遂无皇帝，至Otto第一南下，皇帝之称号方复见于史上。
其时凡有志之君主，多视意大利为战场。Otto第一于九五一年第一次越Alps山而南入意大利，娶某王之寡妇为后。彼虽未行加冕之礼，而世人皆以意大利之王目之。不久其子叛，乃返德国。然十年之后教皇又因求其援助，召之南下。Otto第一急应命而来，尽逐教皇之敌人，教皇乃以帝冕加诸其首，Otto第一遂称皇帝，时九六二年也。
Otto第一之加冕与Charlemagne之加冕同为中古史极有关系之事。Otto第一既称帝，德国诸王之责任加重，卒因不能胜任而失败。三百年间，德国诸王一面尽力于德国之统一，同时又不能不顾及意大利及罗马教皇。战争频仍，牺牲重大，其结果则一无所得。意大利既不服皇帝之管束，罗马教皇又复建设其独立，而德国本国，亦因之四分五裂，成小邦林立之局。
Otto第一自身之经验，即足以证明德国皇帝与教皇关系之不幸。Otto第一方北向，教皇即有违反协定之举。新帝遂不得不南返并召集宗教大会以谋教皇之废立。然罗马人不愿迎立Otto第一所拥戴之教皇，Otto第一不得不再返意大利，围罗马城以迫其承认。不数年后，Otto第一又有第三次南征之举，以拥护其所选之教皇。盖其时之教皇又有被罗马人驱逐之事也。
以后诸帝，莫不有屡次南征意大利之举，军费浩大，军事棘手。第一次入意大利加冕，以后则或为废抗命之教皇，或为护忠顺之教皇，干戈屡起。此种远征之结果，每甚纷扰。加以德国国内之诸侯，本有狡焉思逞之志，一旦皇帝远出，益复乘机以扩充其势力。
Otto第一以后之德国君主，在罗马加冕之后，每弃其“东Frank种人之王”旧号而不用，自称“罗马人之永远庄严皇帝”（Emperor Ever August of the Romans）。后人名其帝国曰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名义上国祚绵延至八百余年之久，然其与古代罗马帝国之不同，较之Charlemagne帝国之于罗马帝国尤甚。德国君主既兼领德国与意大利之王位，故除选举教皇权利外，其权力之巨实与皇帝无异。然德国诸帝，每不能在国内建一强有力之国家，徒虚耗其精力于与教皇之竞争。卒致教皇之势力，日盛一日，而所谓帝国者，则仅存其影而已。
3.Conrad第二与Henry第三
Otto第一以后之继起者，兹不能详述之。若辈与Otto第一同，一面应付迭起之内乱，一面抵御外侮之频仍，而Slav种人之为患尤甚。普通以为帝国之极盛时代为Conrad第二（一〇二四年至一〇三九年）及Henry第三（一〇三九年至一〇五六年）在位时代，此二君实为Franconian朝之始。昔日Saxon族之帝祚，实止于一〇二四年。
一〇三二年Burgundy王国入附于Conrad第二。Burgundy王国之领土广大而重要，久为帝国之一部分，一面有利于德国意大利二国之交通，一面又为德国与法国之中介。帝国东境之外，Slav种人于十世纪后半期组织波兰王国。波兰王虽尝与皇帝战，而始终承认德国皇帝为其天子。Conrad亦仿Otto之政策，尽力将国内诸公国予其子Henry第三，封之为Franconia,Swabia，及Bavaria之公。此实君权基础之最巩固者矣。
Conrad第二及Henry第三虽多能而有为，然十一世纪初半期神圣罗马帝国之得能为西部欧洲强国者，大都缘于当日无对峙之国家。盖法国君主尚未竟其建设中央政府之功，而意大利虽不愿俯首听命于皇帝，然亦始终不愿与他国联合以抗皇帝。
4.教会及其领土
Henry第三所应付之最要问题，莫过于教会之大改革。教会之改革，本已着手进行，假使实行之后，则不但皇帝监督教皇之权力为之一扫而空，即皇帝对于主教及住持之权力，亦复剥夺殆尽。而德国皇帝每予主教及住持以封土，冀其援助帝室者。改革教会之举，虽非直接反对皇帝，然欧洲君主中最受此种改革之影响者，实推德国皇帝为首也。
吾人欲明了教会改革之为何，及因改革而发生之皇帝与教皇之争端，不能不先明了Henry第三时代教会之状况。其时教会势力之衰微，威信之堕落，及内部之瓦解，渐形显著，正与Charlemagne帝国之瓦解为诸侯封土同。其所以致此之由，则大都因教士领土之广大。君主、诸侯、地主等，向以捐施领地于主教教区及寺院为功德，故西部欧洲之土地，颇有入于教士之手者。
当地主开始受封或分封其领土时，教会财产自然亦加入封建关系之内。为君主或地主者每分其领土以与教士或俗人。为主教者每为君主或其诸侯之附庸，与其他附庸无异。为住持者亦每纳其寺院于邻近之诸侯，以求其保护，再受其地为封土。
然教会领土与普通封土，有大不同之点一。据教会法律之规定，凡主教及住持均终身不得有妻室，故不能有子孙以传其领土。其结果则拥有领土之教士，一旦去世，不能不另选他人以继之。教会中之习惯，凡主教皆由主教教区中之教士选举之，唯须得人民之批准。“凡由教士选出之主教得人民之承认时，即为教会之正式主教。”至于住持，则据St.Benedict清规之规定，由寺院中修道士选举之。
虽有此种之规定，然至十世纪及十一世纪时，主教及住持均由君主及诸侯选派之。形式上主教及住持之选举，一仍昔日方法之旧；然为诸侯者每表示其意中所有之人，如其不然，则每不愿交其领土以予主教或住持。故选举之权，实握诸诸侯之手。盖为主教者，不但被选而已，而且必经诸侯之“铨叙”（Invested）及领土之获得也。
因为假使为教士而无领土，则将无利益之可言。故封建诸侯实有控制教士之能力。当教士被选之后，诸侯乃行“叙爵”（Investiture）之举。新选之主教与住持，先向诸侯行“臣服之礼”（Homage）誓为彼之“人”，诸侯乃以封土及权利授予之。财产与宗教威权，似无甚区别。为诸侯者每授主教以指环及手杖为宗教权力之标志。夫以鲁莽之武人而有决定主教之选举，已属可怪，再有授予宗教权力及标志之权，更为可怪。而有时诸侯并自为主教，则尤为可怪者也。
教会当然以宗教威权为重，而以财产为轻。既唯有教士方有授予宗教威权之权利，则教士当然可以任意任命教士，而不必得俗人之同意。同时为君主者，则每以为凡为主教或住持者，不定皆能管理封建之国家，如十一世纪时代德国诸地之大主教教区及主教教区，即其著例。
总而言之，当日主教之地位，实甚驳杂。一，就教会官吏之地位而论，则主教在教区之内，负有宗教上之义务。凡牧师之选择与授职，诉讼之审判，及仪节之举行等，均主教一人之责也。二，凡属于主教教区之领土，无论其为封土与否，均由主教管理之。三，就封建中附庸之地位而论，则主教对于诸侯，每负有封建之徭役及租税，供给军队之责，亦在其中。四，在德国自十一世纪初年以后，国王每予主教以伯爵之权利。因之为主教者，得征收关税，铸造泉币，及实行其他种种政务。故为主教者任职以后，即有种种权利与义务同时并起。
故一旦禁止国王参与“叙爵”之举，不但有害其封建上之权利，而且剥夺其监督官吏之权力；盖为主教及住持者，事实上每与官吏无异也。而且在德国、法国二国中，国王每利用教士以压制诸侯之势力。故国王对于教士之为何如人，亦有不能不过问之势。
5.教会之流弊
此外又有足以危害教会之富源者一事。教会本有禁止教士娶妻之规定，然在十世纪及十一世纪时，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诸地之教士，类皆公然婚娶而无忌。其时正人君子每以此种习惯为教士堕落之明证，以为为教士者应专诚于上帝之侍奉，不应有家室之累也。不特此也，假使教士可以婚娶，则必抱为子孙计之想，教会之财产不且分裂而尽耶？故除非永禁教士不得婚娶，则教会之封土亦将与诸侯之封土同为世袭之区矣。
除教会领土受封建制度之同化，及教士有婚娶之习惯二种危险外，教会方面并有弱点一焉，即买卖教会官吏是也。假使教士之责任綦重，而收入之为数甚微，则行贿夤缘之事，断不致有发生之倾向。然主教与住持之收入每甚丰巨，而其义务则在正人眼中观之，固甚重大，而不法之徒则每漠视而不理。收入既大，名位既高，而威权又巨，故世家望族莫不争先恐后，以获得教会中之地位为荣。为君主及诸侯者既握有叙爵之权，亦乐得择肥而噬之也。
买卖教会官吏之罪过，当时以为最不德者。此种罪过，名曰Simony。所谓Simony源于魔术家名Simon者，据《使徒行传》中所载，谓彼曾予Peter以金钱，请使徒Peter予以授予神力之权。使徒痛责之，嗣后教会中对于以金钱购买神权者每深恶而痛疾之——“尔之银与尔同亡，因尔思以金钱获得上帝之赐也。”
实则当时之购买教会官吏者，为数并不甚多。而时人之所以必欲得而甘心者，则巨大之收入与地位之荣誉而已。而且君主或诸侯之受贿也，并不以此为卖官鬻爵之举也，不过与教士同享权利而已。中古时代之往来事务，无一不以金钱为伴侣。教会之领土，管理本甚得法；收入本属丰巨。教士之被选为主教或住持者，其收入每较其所需者为多，故为国王者每望其源源接济其空虚之国库也。
故教会中买卖官吏之迹，其来有由，而在当日则亦势所难免者。然此种恶习，流弊极大，不但上级教士有贿赂公行之讥，即下级教士亦有相率效尤之迹。盖主教既费巨大之金钱以得其地位，当然望下级牧师之有所供给。为牧师者，亦往往因实行宗教上之义务——如行浸礼、婚礼及葬礼等——过事诛求，以补其不足。
当十一世纪初年，教会因广拥领土之故，颇有展入封建制度纷纠状况中之危险。其时教会之官吏有同封建制度中之附庸，而不足以代表教皇领下之国际制度。十世纪中之教皇不但不能伸其势力于Alps山之外，即彼之本身亦受中部意大利贵族之束拘。彼之重要，远不若Rheims或Mayence之大主教。在十世纪中以教会之柔弱与堕落，而欲使之为欧洲之领袖，诚历史上之非常革命矣。
6.皇帝与教皇争雄之开端
其时罗马城中之巨室，握有选择教皇之权，并利用教皇之权以把持城中之政务。当一〇二四年Conrad第二加冕为帝时，竟有选举俗人为教皇之举。继其后者，为一年仅十龄之童子Benedict第九其人，不但年少无知，而且宅心不正。然其族人竟能维持其地位至十年之久，至彼欲娶妻时方止。罗马人闻教皇有婚娶之意，乃大哗，逐而出之。某主教本拥有巨资，至是遂起而代之，不久又有第三者，笃信宗教而有学问，用巨款购得Benedict第九之权利，自称Gregory第六。
皇帝Henry第三，鉴于此种情形之不堪，乃有干涉之举。于一〇四六年入意大利，在罗马城之北Sutri地方召集宗教大会，教皇三人中因之被废者二人。教皇Gregory第六不但辞职，并手撕其袍而碎之，自承购买教皇地位之罪大恶极。Henry第三乃设法另选德国主教某为教皇，就任之后，即为Henry第三及其后行加冕之礼。
Henry第三于此时入意大利，并解决三教皇之争持，其结果之宏大，在中古史上极其重要。Henry第三即使罗马教皇脱离意大利政治之漩涡，遂于不知不觉之中建树劲敌一人以与皇帝对垒，百余年后，其势力并驾诸皇帝之上而为西部欧洲最有权势之人。
二百年间为教皇者，对于欧洲之安宁，多不甚负责任。原来建设一种国际专制君主国以驻在罗马城之教皇为元首，本非易易。多端困难，不易排除。大主教之于教皇，与封建诸侯之于君主同，每不欲教皇权势之增大，教皇而欲握宗教之大权，非先压服大主教不可。民族趋向，有害于教会之统一，亦非制止之不可。国王诸侯，每享有选择教会官吏之权，亦非剥夺之不可。买卖教会官吏之陋习，急宜革除。教士婚娶之倾向，急宜阻止。全体教士之道德堕落，尤宜挽救。
终Henry第三之世，选择教皇之权，虽操诸皇帝，然皇帝颇有意于教会之改良，并选德国之贤能教士以充任教皇之职。就中最重要者，当推教皇Leo第九（一〇四九年至一〇五四年）其人。观于彼之一生，可见教皇不但可为教会之元首，而且可为国王及皇帝之领袖。Leo第九不愿自承为皇帝所派之教皇。彼以为皇帝固可以援助或保护教皇，然断不能创造教皇。故彼之入罗马也，以信徒自待，遵照教会之陈规由罗马人选举之。
Leo第九曾亲身游历法兰西、德意志及匈牙利诸地，志在召集宗教大会以废止买卖教会官吏及教士婚娶之恶习。然为教皇者，类皆年老力衰，出游之举，既困而且险。故Leo第九以后之教皇，每遣教使曰Legate者，分布于西部欧洲诸国之中，正与昔日Charlemagne时代之巡按使同。相传Leo第九之政策，大抵受副助祭Hildebrand之影响。Hildebrand即他日之有名教皇Gregory第七，中古教会之建设，彼实与有功焉。
7.改革教会之动机
教会脱离俗人拘束之第一步，实始于Nicholas第二。彼于一〇五九年下令将选举教皇之权夺诸皇帝及罗马人民之手，以予教皇内阁员（Cardinal）。此令之意，显然在于排除一切世俗之干涉。至今选举教皇之权，尚在内阁员之手中。
主张改革者即使教皇脱离俗人之拘束，遂着手于解放全部教会之举。第一，凡娶有妻室之教士禁其执行宗教上之任务，并禁教徒毋得参与若辈之教务。第二，剥夺君主及诸侯选择教士之权，以为此种权力之存在，实教会堕落之最大原因。此种政策所遇之阻力，当然较改革选举教皇方法所遇者为巨。Milan城人民因教皇有驱逐已婚教士之举曾起而作乱，教皇所遣之教使几罹丧身之祸。至于禁止教士不得收受俗人封土之令，则教士与诸侯多不遵命。此种改革事业之艰巨，至一〇七三年Hildebrand就教皇之职自称Gregory第七时益形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