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如此睿智

1

我生命中的幸事，也许还有其独有的特征，都是命中注定的。用深奥一点儿的话说就是，倘若我像我父亲，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如果我像我母亲的话，我会仍然活着并逐渐老去。这双重的根源就如同生命阶梯的最高和最低两阶，既是没落也是新生——如果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说明了对生活不抱偏见与自由性同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联的，这也许就是让我卓尔不群的原因吧。没有人比我对上升和堕落的征兆更敏锐，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内行——我深谙这两方面，我本身就是这两方面。我的父亲三十六岁就去世了，他为人和蔼，亲切友善，可是又体弱多病，他就像命中注定的匆匆过客——与其说是生命本身，不如说是人生的亲切回忆。在他生命衰老的同一年，我的生命也衰老了：在我人生的第三十六个年头，我的生命力到了微弱的时候——虽然我还活着，但是已经看不见三步之外的东西了。那时——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像个幽灵一样在圣莫里茨度过了一整个夏天，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在瑙姆堡度过了一个冬天，那是我生命中最寒冷黑暗的时刻。我生命的最低潮就是这段时间，《漫游者与他的影子》就是此时的著作。毫无疑问，那时我经常见到幻象。第二年的冬天，是我在热亚那生活的第一个冬天，愉悦和超脱促使我创作了《朝霞》这部著作，这种愉悦和超脱还是严重的贫血带来的。这本书所反映出的开朗和愉悦，甚至精神的旺盛在我的身体中不但与我生理上的虚弱并存，更与那种极度的痛感并存。头痛和剧烈的呕吐持续折磨了我三天三夜。即使是在这些痛苦之中，我仍然能够保持辩证学家清醒的头脑，并能极度冷静地思考事情，我在比较健康的时候反而不能持之以恒地周全而冷静地思考这些事情。我的读者们也许知道，我是如何把辩证法看成颓废的征兆的，这从最著名的苏格拉底的例子就能看出。所有理智错乱和发烧后半昏迷的情况对我还是比较少见的，我还得以学术的形式学习一下它们的特性和频率。我的血液流动缓慢。没人能从我身上查出发烧过的痕迹。一位长期把我当成精神病患者的医生最后说：“不，你的神经没有问题。是我有点儿神经质了。”没有任何局部病变的征兆，虽然由于全身的疲惫导致胃脏系统十分虚弱，但是查不出胃有任何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睛的问题也是如此，虽然暂时可能有失明的危险，但这只是结果，并非原因，因此视力会随着生命力增强再次提高。就我本人而言，漫长岁月的流逝意味着身体的康复——可是不幸的是，这些岁月又会伴随着堕落、再度堕落以及一种周期性的颓废。不管怎样，我对颓废的问题是有经验的，这还用说吗？我反复研究过它，对此轻车熟路。甚至那种理解和领会的精致的艺术，那种细致入微的感觉，那种“洞察入微”的心理以及其他的本领我都是那段时间学会的，这些都是我应得的馈赠。那段时间，无论是观察力本身还是每一个观察器官——我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敏锐了。从病者的角度看一些健康的概念和价值，或者反过来从丰富的生活和生活的自信中看颓废本能的秘密活动——这是我锤炼了最长时间的本领，也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如果说我在什么方面称得上是大师的话，那肯定是这方面的大师。现在我对此驾轻就熟，我的双手能够扭转乾坤：为什么只有我才能够“重估一切价值”？这也许是最首要的原因吧。

2

我除了是个颓废的人，还是个跟颓废对立的人。这方面我的佐证是，我总是能够本能地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而颓废的人总是会选择对自己有害的治疗方式。整体上看，我是健康的；仅就局部和例外而言我才是颓废的。甘于寂寞、摆脱习惯的环境的能量，强迫自己不再被照顾、侍候、治疗的压力——都表露出我本能上的绝对自信，知道当时最需要什么。我对自己负责，让自己恢复健康。实现这点的前提——正如每个心理学家都必须承认的那样——是这个人基本上是健康的。典型的病态的人是不可能恢复健康的，更毋宁说不药自愈了。相反，对典型的健康的人来说，生病甚至可以成为生命的能量兴奋剂，刺激他活得更精彩。这实际上正是长期患病对我的意义：我仿佛重新发现了生命，也发现了自我，我能品尝到所有美好事物——甚至极小的事物的味道，别人可不能轻易品尝出来——我将我对健康和生命的意志力转化成了我的哲学……因为人们注意到，在我生命力最微弱的那几年，我不再是悲观主义者了。自我痊愈的本能禁止我创立那种贫困和气馁的哲学……那么，到底根据什么判断某人是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呢？要根据出类拔萃的人对我们的理智有益的事实：他是从一个坚硬、可爱而芳香的东西中脱颖而出的。只有那些对他有益的东西他才会觉得可口。一旦突破了“有益”这个尺度，所有的愉悦和快乐都会戛然而止。他发现了治愈伤害的良药，他会利用厄运的打击，将之转变成有用的东西，不能杀死他的东西只会让他变得更加强大。他从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经历过的一切事物中，本能地搜集自己的全部。他遵循优选的策略，他舍弃了许多。无论是与书为伴，与人交往还是赏看风景，他总是喜欢选择自己的伴侣，他尊重自己选择的、许可的以及信任的东西。对各种刺激他总是反应迟缓，长年的谨慎和有意为之的傲慢养成了这种迟缓的性格——当刺激迫近的时候他会去体验，但是他从不主动去接近刺激。他既不相信“厄运”也不相信“罪孽”。他能够应对自己，也能应对他人，他知道如何忘却，他足够强大，能够让任何事物变成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好吧，我与颓废者截然相反：因为上面我描述的正是我自己。

3

有这样一位父亲我认为是极大的特权。被他传过教的农民说，如果有天使，一定长他这样——在阿尔滕堡住了几年之后，他当上了传教士。对此，我要谈及一下人种问题。我拥有纯正的波兰贵族血统，我的血统中没有掺杂一丝不良的血，至少没有掺杂任何德国人的血。当我寻找与我截然相反的东西——卑劣的天性的时候，总是能够在我母亲和妹妹身上找到，认为我跟这类轻佻的女人有关系简直是亵渎我的神圣。我从我母亲和妹妹那里得到的治疗，即使在此刻仍让我有感到无法言说的恐惧。在这里有一台完好无缺的机器在准确无误地工作，使我头破血流——在我生命的尊贵时刻……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没有力气去抵抗毒虫的侵扰……生理上的靠近让与这种不协调的难以相处的人的相处成为可能……但是，我必须承认，总是我的母亲和妹妹对我最深奥的思想——永恒地反对未来——提出最强烈的异议。但是，作为一个波兰人，我身上出现了显著的返祖现象。你也许得返回过去数百年才能找到这个人种——地球上出现过的最高贵的人种，如我呈现的那般纯正。相比现在被称为高贵的东西，我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感，我甚至不会给年轻的德国皇帝给我当马夫的机会。我承认能够与我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个事例——我带着深深的谢意承认这一点。科西玛·瓦格纳太太具有迄今为止最为高贵的气质。还有，对此我不吝言辞，我说，理查德·瓦格纳是迄今为止最接近我的人……剩下的只有沉默……所有包含了亲属关系的概念在生理学上都是荒谬绝伦的。罗马教皇甚至到现在还在兜售这种荒谬的概念。你至少跟自己的父母是有血缘关系的，与父母有血缘关系可能是粗鄙最外表的迹象。较高的天性可以无限地返祖，这些天性必须长期地收集、保存和积累。伟大的个人往往是最古老的人，对此我不甚理解，但是尤里乌斯·恺撒可能是我的祖先，或者是亚历山大，这位人间的狄奥尼索斯……此时此刻，正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邮差为我送来了一封印着狄奥尼索斯的信件……

4

我从不懂得如何招致别人反对——这得感谢我那无与伦比的伟大父亲——即使有时候在我看来非常值得这样做。我从没有招致别人的反对，虽然我看起来也不像基督徒。从任何角度随便纵观我的一生，你会发现，没有人对我有恶意的迹象（除了一次）。相反，你会发现很多人对我都怀有善意。我的经历无一例外地告诉我，即便是与那些别人觉得难以相处的人打交道，我也能对他们有利，我能够驯化野蛮的黑熊，我甚至能够让小丑也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巴塞尔大学教授高年级希腊语的七年时间里，我从没有惩罚过学生，在我手下，即使再懒惰的学生也会变得勤奋。我总能应对意外事件，我无须准备就能应对自如。无论什么乐器，也无论它的调子有多不和谐，即便像人这种“乐器”的调子一样不和谐——如果不是生病了我肯定能弹奏出一点儿动听的音乐。我时常听这些“乐器”说，他们自己还从未听过这样美妙的音乐呢。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英年早逝的海因里希·冯·施泰因的例子了：有一次，在谨慎地得到别人的同意后，他在西尔斯—玛利亚待了三天，他对所有人都说，他不是为恩加丁山来的。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有着普鲁士年轻贵族的强烈的天真单纯，他曾深陷瓦格纳的“泥沼”里（还深陷杜林的“沼泽”里）。在这三天里，他如同被自由的风暴冲击了一样，好像突然获得了翅膀，乘风破雾，扶摇而上。我总是告诉他，这是高处的清新空气作用的结果，每个人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我们身处拜罗伊特上方六千英尺是值得的——但是他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尽管如此，如果有人对我搞点儿大大小小的恶作剧，那肯定不是本意，至少不是有恶意的：正如我曾经暗示过的那样，我宁可去抱怨善意，正是这种善意给我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我的经验让我有理由怀疑那些所谓的“无私”的动机和那些助人为乐的“博爱”。就其本身而言，我认为“博爱”就是一种懦弱，是一种无法抵抗诱惑的特殊情况——只有颓废者才把同情当成美德。我讨厌有同情心的人，因为他们太容易忽视羞耻感、尊严感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敏锐感，同情心在转瞬之间就散发出下等人的气息，而且在全世界看来都像是矫揉造作——有同情心的人可能会陷入一种灾难性的命运、陷入痛苦的孤独，带来一种沉重负罪感的特权。我把克制同情心当作一种高贵的品德：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中，我写了这样一个事例，当查拉图斯特拉听到一阵响亮的呼救声时，同情心就像自己刚刚犯下的罪过一样袭上心头，诱惑着他背离自我。在这里要保持克制，保持他使命的崇高，要不受那些卑劣而短视的想要采取所谓的无私行动的冲动影响，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要经受的考验，可能是最后的考验——这是对他力量的真正证明……

5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简直就像是我父亲的再生，我就好像是他英年早逝的生命的延续。有些人在生活中从来没有跟别人平等过，“报复”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就像“平等权利”一样难以接受，我就像这类人，当大大小小的愚蠢行为袭扰我的时候，我禁止自己采取任何预防或保护措施——这是正确的，我也不需要任何防范措施，不需要任何辩护。我的报复方式是尽可能快地针对愚蠢的行为采取明智的措施，这样你还有可能战胜愚蠢。打个比方说吧，我会寄去一罐果酱以摆脱酸味……只要有人对我做了一点儿坏事，我一定会“报复”的，这是肯定的。不久我就会找个机会向“干坏事的人”表示感谢（甚至要对他干的坏事表示感谢），又或者向他请求些什么，这可能比送东西更加亲切……还有，在我看来，再粗鄙的话语，再粗俗的书信，也比沉默来得温厚和值得尊重。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几乎总是缺乏高尚的情操和真诚的礼貌。沉默就是缺陷，强吞下异议的事情肯定会产生不良的性格，这甚至会损坏肠胃。所有沉默不语的人都是消化不良的人。你可以看到，我没有用“低估粗鄙”这个词的意思。粗鄙是最有人情味的反驳方式，在今天的社会，它是我们最重要的品德之一。如果你足够粗鄙，就算它是错的，也是一种幸运。

6

摆脱怨恨，弄清怨恨——有谁能知道在这方面我有多么感谢我那长期的疾病！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你必须从力量和虚弱出发亲身经历过了才会知道这些。如果任何事物都认为生病是不利的，那么人类就会失去身上原有的自我痊愈的本能——换言之就是预防和战斗的本能。你不可能摆脱任何事情，你不可能应付任何事情，你不可能避开任何事情——所有事情都会伤害你。人和事件暧昧不清，经验影响你太深，记忆是化脓的伤口。生病本身就是一种怨恨。对这种人只有一味良药，我称之为“俄国式的宿命论”，即那种不反抗的宿命论。一位怀有这种宿命论的俄国士兵，难以忍受战斗的残酷，最后躺倒在了雪地上。他闭目塞听，对外界信息不闻不问，不加思索，对所有事物都变得毫无反应……这种宿命论（不仅体现了视死如归的勇气）的意义在于在生命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保命的手段，它能够减缓新陈代谢，这是一种要冬眠的意愿。按照这种逻辑再往前走几步你就变成苦行僧了，苦行僧可以在墓穴里睡上几周的时间……因为如果你遇事就马上反应，你很快就会陷入疲惫不堪的境地，于是你索性就不再做出任何反应了……就是这个逻辑。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怨恨的情绪那样快速地消耗你的精力。愤怒烦闷、敏感脆弱、无力报复，可是又强烈地渴望报复，种种毒素混含在人们的思想中，对于疲惫不堪的人来说这是最不利的反应方式，它会迅速消耗掉你神经的力量，会加快有害的情绪的释放，就好比胆汁流进了胃里。对病人来说，怨恨是要绝对禁止的，怨恨是病人的恶魔，不幸的是，怨恨也是病人最自然的倾向。知识渊博的释迦牟尼深谙此道。我们最好将“释迦牟尼的宗教”称作卫生学，以避免同基督教这种卑劣的东西混淆了。佛教的优点在于它战胜了怨恨，让灵魂从怨恨中解脱了出来——这是康复的第一步。“以敌对终结敌对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友好终结敌对”。这是佛教教义的开端——这是生理学的主张，而不是道德的主张。怨恨产生自虚弱，而受害最深的莫过于虚弱者本人，与之相反，怨恨对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就是多余的情绪，能够克制住怨恨的情绪恰恰证明了此人是精力充沛的。我的哲学向来严肃地同报复和怨恨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自由意志论”的领域——与基督教的斗争只是其中一个特例罢了。那些了解我这种严肃态度的人会明白，为什么我要特别在此表明我个人的态度，表明我实践中本能的自信。在我颓废的那段时间里，我禁止自己沾染上这种情感，因为这种情感对人是有害的。一旦生命恢复健康，恢复自豪，我还是会抑制身体中的这种情感。我所说的“俄国式的宿命论”是这样表现在我身上的：面对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处境、场地、住所和人群，多年来我一直坚守在那里——这比去改变它们要好点儿，比感觉它们是可改变的要好点儿，比反抗它们要好点儿……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阻止我奉行这种宿命论，试图用强制的方法将我唤醒，我都会非常恼怒——说实话，每次都十分危险。将自己看作命运，不想自己与众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这才是伟大的理性本身。

7

还有一件事就是斗争。我天生好斗，攻击是我的本能之一。能够与人为敌，成为别人的敌人，这也许需要一种坚强的天性，在任何情况下坚强的天性都是这些的前提。它需要反抗，因此它寻求反抗，正如报复和怨恨的情绪必然属于弱者一样，好斗的激情必然属于强者。比如，女人的报复的欲望是很强的，这正是她们的软弱导致的结果，正如她们能够敏锐地感知他人的苦难一样。攻击者的强大程度在某种程度上由他需要的对手衡量。只有寻找到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才能显示出攻击者力量的强大，或者这正如问题之于哲学家的意义，好斗的哲学家也需要向艰深的问题发起挑战。哲学家的使命不在于制服所有的反抗，而在于战胜那些只有竭尽全力、灵活应变、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战胜的对手，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是诚实决斗的首要前提。如果你轻视对手，那就不能开战；如果你发号施令，且轻视某物，那也不能开战。我的斗争经验可以总结为四条原则。第一，我只攻击那些取得胜利的对手，有时候，我会等他们取胜之后再出手。第二，只有在找不到同盟且孤立无援还要独自妥协让步的时候我才会发起攻击，我从来不会在无须妥协让步的公共场合出手：这对我而言是正当行为的标准。第三，我从不进行人身攻击，我只把个人当成放大倍数很高的放大镜，用它可以看清看似普通但是危险而难以把控的困境。我就是这样抨击大卫·施特劳斯的。准确地说，我攻击的是德国“教育界”一部陈旧的成功之作——我当场拆穿了这种教育，我这样攻击过瓦格纳，更确切地说，我攻击的是我们的“文化”的虚伪和天生的模糊不清，它把复杂当成富有，把没落当成伟大。第四，我只攻击那些已经排除了个性差异的事物，只攻击那些没有不良经验背景的事物。相反，对我来说，攻击恰恰是友好甚至是感激的证明。我通过将自己的名字同某事或某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以表达我对它们的尊重和嘉奖：不管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对我来说没有差别。如果我向基督教宣战——我是有权这样做的，因为我没有遭受过基督教的迫害——热心的基督徒总是对我十分友善。我本人却一直是基督教的反对者，我反对将千年的灾难施加在个人的身上。

8

我可以再大胆点儿，表露一下我与人交往时不轻易示人、给我带来过不少麻烦的天性中的特点吗？对纯洁，我有一种能够敏锐感知它的本能。这意味着，我能够在生理上察觉到、嗅到附近的东西，或者也可以说是最内在的东西，即每个人灵魂的“内部”。对这种敏感性我长出了生理上的触角，用它我可以通过触碰和抚摸探查一切秘密：只要一接触，我就能意识到某些人心中隐藏的大量肮脏的东西。可能是卑劣的血统产生了肮脏的东西，但是后来受到的教育将它们掩盖了起来。如果我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些无法忍受我的纯洁观的人看到我对他们厌恶也会变得谨慎小心，但是这并不会让他们变得好闻一些。作为我一直以来的习惯，极度的诚实一直是我生存的前提，不干净的条件会让我丧命。我仿佛一直在清澈透明、波光粼粼的水中游泳、沐浴和嬉戏。这种纯洁观让我与人相处变成了对我耐性相当大的考验。我的人性在于忍受我同情别人的感受，而不在于对别人的同情……我的人性是一种连续的自我超越。但是我需要孤独，换言之就是恢复健康，回归自我，呼吸自由、轻松和愉悦的空气，我的整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赞颂孤独的赞歌，或者如果大家理解了我的意图的话，它就是一首赞颂纯洁的赞歌，幸好不是赞颂单纯的傻瓜的赞歌。那些对色彩敏锐的人，会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称作钻石。对人的厌恶，对恶棍的厌恶，向来是我最大的危险。你们想听查拉图斯特拉说的那些关于摆脱厌恶的话吗？

“我到底遭遇了什么？我如何才能摆脱厌恶？谁能让我的眼睛重见光明？我如何才能飞到高处，在那高处再也没有坐在井边的恶人？

“我的厌恶感已经为我增添双翅，并让我有了预见源泉的能力了吗？真的，那最高的高处是我要飞往的地方，在那里我可能会重新找到快乐的源泉！

“我找到这快乐的源泉了，我的兄弟们！在这高山之上，快乐的源泉为我喷薄而出！这儿有一种生命，没有坏人环伺左右与他共饮这快乐的泉水。

“快乐的泉水，你奔涌着向我扑面而来！而这酒杯总是空空的，以待再一次去盛满它。

“我还要学着更加谦虚地靠近你：我的心猛烈地向你冲去。

“我的心上夏天在燃烧，就是这短暂、酷热、烦闷和过分愉悦的夏天：我这颗盛夏一般的心是多么渴望你的清凉啊！

“当我的春天到来之时，徘徊不去的忧郁终于消失了！到了六月，我邪恶的雪花也消失得了无踪迹！现在的我完全变成了盛夏！

“高山之巅的夏天有着清凉透骨的泉水和令人愉悦的宁静。啊，来这里吧我的朋友们！这里的宁静会变得更加令人愉悦！

“因为这是我们的山峰，是我们的家园。我现在住的地方，对那些肮脏和人和他们的渴望来说实在太高不可攀了。

“把你的目光投向我那快乐的源泉吧，我的朋友们！怎么能让肮脏的人玷污这纯净的泉源呢？这泉源应该以自己的纯洁微笑着迎接你们。

“在未来的大树上，我们构筑自己的巢穴；苍鹰用自己的喙为我们这些孤独的人们送来食物！

“绝对不能与那些肮脏的人共享食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吃火焰，火焰会烧毁了他们的嘴巴。

“我们绝对不能向那些肮脏的人提供住所！任由他们的身体和思想在冰窟里冻僵就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要像疾风一样，高高地生活在他们上方，与苍鹰为邻、与白雪为伍、与太阳为伴：疾风就是这样生活的。

“总有一天，我要像狂风一样席卷他们，用我的精神使他们的精神窒息：这正是我将来想干的事情。

“的确，查拉图斯特拉对于所有卑劣者来说就是一阵狂风：他奉劝他的敌人和所有会喷吐的东西不要迎着狂风喷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