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文化乡愁与文化传承

台湾以及香港的歌曲创作、出版、传播，赓续了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唱片工业的脉动，吸取了来自美国乡村民谣、欧美流行音乐以及摇滚音乐、日本演歌和现代日本流行音乐的丰富的资源，并且在中国民歌以及艺术歌曲丰厚的精神资源基础上，开创了一条独特的熔中国语言文学、中国传统音乐于一炉的流行音乐创作方式；形成了台湾、香港独特的流行音乐表达与传播方式，成为中国音乐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的“校园民歌”肇始于杨弦、李双泽等人的“唱自己的歌”文化运动。这是一场寻求中华文化认同，向中华文化致敬的文化寻根行动。由于各种原因，流传下来的歌曲作品较少，但极大地启发了当时校园歌手们的创作热情，加上唱片公司的配合，终于形成影响台湾原创歌曲的“民歌”浪潮，并且波及整个华人世界。一时间《龙的传人》唱遍大江南北，从《乡间的小路》走出了《外婆的澎湖湾》，手捧《兰花草》进入《小雨中的回忆》；学生们把胡适、徐志摩、余光中的诗歌谱曲演唱，从小说、诗歌、古典诗词中吸收了丰厚的文化营养；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音乐文学传统在台湾又融進了新鲜的血液与崭新的表达方式。

用“文化乡愁”来标注许多早期以及延续至今的台湾流行音乐的创作特质，是相当恰当的：无论是侯德健《归去来兮》还是后期回到内地之后创作的《三十以后》等歌曲；无论罗大佑直接为余光中谱曲的《乡愁四韵》以及他自己后来创作的《鹿港小镇》《一样的月光》等歌曲，都或是诉说绵绵不绝的文化乡愁，或是对现代文明中失落的纯真、挚诚的价值观与心灵世界作吟唱与呐喊，引起整个台湾文化思想界的震撼与思考。正如同罗大佑自己所言：这里没有不疼不痒的歌曲！这种潮流，一直延续到台湾整个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创作，《三百六十五里路》《未来的未来》《故乡的云》《梦驼铃》以及中期的《驿动的心》《再回首》《把根留住》《青梅竹马》等歌曲，都可以归类于“文化乡愁”的系列歌曲；一直到新世纪方文山与周杰伦联手创作的大量“中国风”歌曲，都是植根于中华文化血脉上的音乐创作：《东风破》《发如雪》《菊花台》《烟花易冷》等歌曲直接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事件与传说，成为新世纪年轻人的挚爱金曲；而林秋离、张大春等人吸取中华文化的意象与精髓，写出了《江南》《泼墨》等有着浓郁中华文化特质的歌词，则更是不胜枚举的实例。

再看香港的歌曲创作。以黄霑、卢国沾、许冠杰等早期香港创作人的文化背景看，他们皆是中英文俱佳的优秀创作人；无论是为中国传统武侠剧创作主题歌或插曲，还是唱片制作，几乎都是在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中进行的，他们把美国乡村民谣（如许冠杰的创作）以及世界背景下的流行音乐文化思潮与香港文化做了非常契合的对接，创作了《小李飞刀》《楚留香》《上海滩》以及口语化的《加价热潮》等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一种方言歌曲的形式，居然影响力波及整个中国大陆的歌曲创作，实在也算是一个奇迹般的文化现象。而最近十年来林夕、黄伟文等新一代创作人更是把现代诗词的创作手法与中华古老文化相融合创作的作品推向市场，形成一个个新的文化浪潮，引人注目。

二、都市文化与商业融合

说到台港流行音乐创作，都市文明题材的歌曲几乎占据绝大部分歌曲的选题，而商业化操作模式与歌曲创作的与时俱进的创新手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台湾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起飞，因此流行音乐必然开始进入一个都市化题材与唱片工业相磨合、相融合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音乐创作者纷纷被各大唱片公司网罗进来，成为歌曲创作最大的生产者与推广者。“滚石唱片”“飞碟唱片”“点将唱片”“综一唱片”“风华唱片”等等公司中不乏吴楚楚、彭国华、李寿全、罗大佑、李宗盛等优秀的音乐人，他们与台湾唱片工业同时起步，创作了大量华语优秀作品。

侯德健、罗大佑、李宗盛、李寿全等人的早期作品，以台湾都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人内心的衰败与哀恸、爱情的早逝与不可挽回、人心的荒漠化与情感的空洞化等等为主要抒情题材，喊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以及“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等歌曲，在社会化的文化批判与内心化的感情抒发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开创了台湾多向度的流行音乐创作格局：既有“大江东去”般以欧美摇滚以及民谣摇滚为主要文化来源的罗大佑、侯德健等中文世界最早的摇滚乐探索，也有李宗盛、陈乐融、陈志远等人开创的绵延不绝的“清风细雨”般润人心肺的台式情歌创作模式；同时还间杂文化转型期的文化乡愁、年轻人的情感纠缠与爆发、渴望流浪世界的青春期综合症、追逐梦想的人生励志呐喊、底层世界在文化颠覆期间的痛苦与难堪等等庞杂的内容。音乐人们都把这些题材纳入怀中吟唱成歌，并且形成蔚为大观的庞大曲库，伴随卡拉OK的流行而形成了台湾流行音乐唱片史上黄金岁月二十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而歌手在唱片公司的企划包装推广的强势商业化进程中，也形成了职业化、类型化、个性化的文化商业模式。如滚石唱片推出具有女性代言人称号的张艾嘉、陈淑桦、林忆莲、辛晓琪等（其背后推手是李宗盛等人），以及有“国民歌手”称号的周华健、“情歌王子”张信哲等，都取得极大的成功；“飞碟唱片”推出的歌手小虎队、王杰、张雨生、郑智化、林志颖、姜育恒等歌手因为市场定位的准确、歌曲风格的新颖，都在青少年中引起极大轰动，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与时代声音。港台歌手的唱片发行量也相当惊人，张学友和周华健等人的唱片皆有巨大的销量，成为中文流行音乐世界的“神话”。在商业销售奇迹的资本助力下，台湾、香港的歌曲创作也沉浸在商业的大潮中，作品数量一时成为中文歌曲的领头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流行音乐创作的黄金时代。“城市化题材”更为突出，在武侠剧式微之后，香港流行音乐进入以歌手为中心的唱片体系。宝丽金、华纳、EMI百代等等国际唱片业巨头纷纷进入香港，签下多名歌手，推出大量粤语流行歌曲唱片，形成了以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李克勤、陈奕迅等歌手为主体的香港流行音乐世界并延续至今。从创作手法上看，香港唱片公司大量整合国际资源，采取“拿来主义”的创作方法，大量引进版权，用欧美流行歌曲，日本以及韩国的成功歌曲的旋律，填上粤语歌词，成为港式流行歌曲特有的现象，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的职业填词人。就创作的题材而言，香港城市化特征更为明显：谭咏麟《雨夜的浪漫》、张国荣《当年情》、梅艳芳《孤身走我路》的都市题材深情、绝情、忘情歌曲，罗文的《几许风雨》、张国荣的《有谁共鸣》、谭咏麟的《朋友》等生命哲理歌曲，达明一派的《石头记》和Beyond乐队的《真的爱你》《大地》等对古老文明的反思批判与亲情吟唱，林忆莲演唱的大量都市女性情歌都是香港这个都市化程度极高的城市的产物。

三、人文关怀与艺术自觉

台湾与香港的歌词创作，还有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有浓厚的人文气息与强烈的艺术自觉精神。台湾的创作人中，罗大佑、侯德健、黄舒骏、张洪量、李泰祥、李寿全、郑智化等人的创作与同时期的文学、诗歌、电影、美术等人文艺术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们以知识分子丰厚的人文素养，从中国历史哲学文学吸取了丰富资源与养料，用歌曲这种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了中文流行音乐最早的一批“人文歌手”形象，深刻影响了后来者的创作：家国情怀、社会批判、人性的幽暗面、历史的吊诡、现实的矛盾、威权化的体制等等，都化作一首首歌曲倾泻而出；而李宗盛、周治平、童安格、陈乐融、林夕、林秋离等人在情歌创作方面所体现的情感的精致、人性的洞察、生命的百转千回、生老病死及爱恨情仇，都成为几代人情感记忆的心灵诗篇。

在创作手法上，台港歌词作家们都有强烈的突破自我、精益求精的艺术自觉：罗大佑、黄霑、林夕、方文山等词人在文学与音乐中，特别是化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象、中国风意境，遣词造句中与旋律的贴近与咬合度方面，都达到了一定高度；李宗盛开创的“口白式”唱腔，更是颠覆了很多人对城市民谣的印象；而陈乐融、姚谦、林秋离、姚若龙、许常德等职业词作家以各自鲜明的歌词创作手法在词坛独树一帜，他们在运用现代诗歌的意象挪用、通感手法的借用、口语与书面语的交相融汇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歌词创作的视野、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对人的感染力、对生命冷暖的深刻感悟、对现实人生尖锐的省察与艺术化的表达方面，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值得研究和借鉴，应予总结与反思。

香港流行歌曲，因为粤语发声的音调关系，几乎所有歌曲都是先有旋律后填词的创作模式，因此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填词人，在创作中追求精致，力求与旋律契合。而粤语歌词在城市意象、叠字押韵、古诗词转化、港式口语的表达、与西方生活风尚的交融呈现、情感的抒发等方面，既浸染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也有着鲜明的西方文明印记。

考察台湾和香港两地的歌词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呈现出从古典到现代、从简洁到繁复、从书面到口语、从短小精悍到长篇大论、从诗歌意境到散文铺陈等等艺术手法的交相影响、贯通融会的过程，形式千变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万变不离其宗，歌词始终是歌唱的文字。正如罗大佑说过的：“词是歌的花朵”，歌词成就歌曲的灵魂，旋律成就歌曲的骨血，歌曲呈现的艺术世界因此丰盈，飞翔进入千家万户，进入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成为生命的艺术或生活的愉悦方式，并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景观而为人津津乐道。

因此，考察这些歌词发展的艺术进程和精神流变，就成为很有必要的一项文化工程，短短一篇“前言”很难详尽这些宏大叙事的艺术发展历程；因此编者希望本书作为抛砖引玉的一块砖石，引领后来者进入这个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记忆花园，一起徜徉在文字与旋律组成的花海里。

李广平
2015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