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农场小住

有一位旅人到过农场，只睡了一晚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我却不时想起他。他名叫伊曼纽生，是一个瑞典人。初遇的时候，他在内罗毕的一家酒店做侍应领班。他是个小胖的年轻人，红扑扑的面包脸，我在酒店用餐时，他习惯侍立在我椅旁，用一种油腻腻的口气和我聊天，谈及遥远的故国以及当地我们共同认识的熟人；他实在太健谈，没过多久，我只好换到城里当时仅有的第二家酒店吃饭。之后，我只是模模糊糊听到一些伊曼纽生的消息：他似乎天生就会惹麻烦上身，而且在品味以及寻找人生乐趣等方面总与大家伙儿格格不入。所以他很不受其他北欧人欢迎。一天下午，他突然现身农场，惊恐万状，颠三倒四，向我借一笔钱，为了能立刻出发去坦噶尼喀，要不然他就会被抓到牢里去。可能我的援助来得太迟，也可能伊曼纽生把钱乱花在其他事上了，反正不久之后，我听说他在内罗毕被捕。他没有坐牢，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一天晚上，我骑马回家，天色已晚，有星在天，远远瞥见屋外石堆上，一个人在等我。是伊曼纽生。他用一种亲切熟络的口气介绍自己：“来了一位流浪者，男爵夫人。”我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他，他跟我说他迷路了，所以只能投奔我这里。是去哪里的路？坦噶尼喀。

这太扯了——通往坦噶尼喀的路是宽阔的康庄大道，很容易找，而通往我农场的小路只是它的分支。他打算怎么去坦噶尼喀，我问。他宣布，步行。我答道，步行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太可行，这将意味着用三天时间穿越干旱缺水的马赛人居留区，而且当下该地有狮子出没。就在这一天，马赛人向我抱怨过狮群为患，央求我前往射杀。

是的，是的，伊曼纽生全晓得这些，但他还是打算徒步前往坦噶尼喀。因为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他现在流落到了此地，迷失路径，恳请我在农场上与他一起吃个饭，并容他一夜好睡。他第二天一大清晨就会出发——如果我不方便，他现在就可以启程，趁那星光正璀璨。

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坐在马上没有下来，借此向他强调：他不请自来，非我宾客，我不打算与他共进晚餐。但当他开了口，我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指望被邀请，对我的好客程度及自己的说服力，他都没信心。在屋外的幽暗里，他只是一个孤单单的剪影，在这世上一个朋友也没有。他嘻嘻哈哈的态度，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那个他早已置之不理，而是给我面子。仿佛如果我现在打发他滚蛋，也并非无情无义，而是理当固然。穷鸟入怀，猎人不杀——我叫来马夫牵住马绳，自己翻身下马。“进来吧，伊曼纽生，”我说，“你可以在这里吃饭过夜。”

灯光下，伊曼纽生的样子令人心酸。他穿着黑色长大衣，非洲根本没人穿这样的衣服，胡子没刮，头发没剪，看上去蓬头垢面，穿着一双破鞋，鞋尖张着大口子。他要去坦噶尼喀，却双手空空，身边什么东西也没带。仿佛我要扮演祭司的角色，向上帝献祭一头送至荒郊野地的活羔羊。我觉得眼下需要喝杯酒。伯克利·科尔通常都在我家存一些酒，不久前还送了我一箱非常稀有的勃艮第葡萄酒，此刻我吩咐朱玛从中开一瓶。我们坐定用餐，伊曼纽生品过半杯酒，举杯向灯，专注凝望了一会儿，仿佛在全神聆听音乐。“棒极了，”他说，“绝佳，1906年出品的香贝丹酒。”如此这般，我对伊曼纽生刮目相看。

除此之外，他很少主动开口，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好。我问他，他根本找不到工作，到底怎么回事儿。他答：这是因为他对本地职场的各种工作岗位都一窍不通。酒店解雇他，也缘于他不是一个真的侍应生领班。

“你会记账吗？”我问。

“不，完全不会，”他说，“要把两个数相加，我总觉得很吃力。”

“那你对牲畜知道多少？”我接着问。“牛？”他反问，“不，不。我怕牛。”

“那你能开拖拉机吗？”我问。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浮现在他脸上。“不能，”他说，“但我想我可以学。”

“但别用我的拖拉机学，”我说，“不过告诉我，伊曼纽生，你原来是做什么的？你究竟是什么职业？”

伊曼纽生顿时坐得笔直。“我是什么职业？”他大声说，“怎么说呢，我是个演员。”

我不禁想到：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力，但用任何切实可行的方式帮助这迷途羔羊，非我所能。于是谈话进入了随便聊聊的阶段。“你是演员？”我说，“真不错。哪一个角色是你最拿手的？”

“哦，我是悲剧演员，”伊曼纽生说，“我最擅长的角色是《茶花女》里的阿芒和《群鬼》里的欧士华。”

我们谈了一会儿这几部戏，以及一些亲见过的演员，又对他们的演技发表了一下高见。伊曼纽生环视房间，问道：“你可能没什么机会在这边观看亨里克·易卜生的戏剧演出吧？我们可以一起扮演《群鬼》的最后一幕，只要你不介意饰演阿尔文太太。”

我手边没有易卜生的剧本。

“但也许你还记得台词？”伊曼纽生为自己的计划激动着，“我能背诵欧士华的全部台词，从头到尾。最后一幕最精彩。真正的悲剧效果，你知道，不可抗拒。”

此刻已是繁星满天，夜色温暖迷人，雨季近在咫尺。我问伊曼纽生：他真打算徒步走到坦噶尼喀吗？

“是的，”他说，“现在，我要为自己鼓劲。”

“你没结婚，对你来说，倒是个好事儿。”我说。

“是呀，”他说，“没错。”过了一会儿，他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不过我结婚了。”

在谈话当中，伊曼纽生抱怨说，此地白种人几乎无法单枪匹马同原住民竞争，后者工资低太多了。“而在巴黎，”他说，“我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一些咖啡馆什么的地方找到侍应工作。”

“为什么你不留在巴黎呢，伊曼纽生？”我问他。

他眸子一闪，瞟我一眼。“巴黎？”他说，“不不，真的。我可是在千钧一发的当口逃离巴黎的。”

那晚伊曼纽生多次提起：在世界某一处有他一位朋友。只要能联系到这位朋友，万事就会大变样了，因为那人既富甲天下又慷慨仗义，是个魔术师，时常在世界各地漫游。伊曼纽生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时，魔术师是在旧金山。

我们时而聊聊文学，时而谈起戏剧，最后话题还是回到伊曼纽生的前途上。他告诉我，在非洲这里，他的同胞们是如何一个接一个把他赶出门去。

“你处境艰难哪，伊曼纽生。”我说，“我真不知道我还能想出谁比你现在更困难。”

“是呀，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说，“不过最近我想通了一件事，可能你还没想过：总得有人，不是张三就是李四，是全天下混得最惨的那一个。”

他饮尽杯中酒，把酒杯稍微推开一点。“这趟旅程，”他说，“对我来说相当于红黑棋，成败在此一举，吉凶随缘。这是我脱离困境的机会，甚至能摆脱一切烦恼忧愁。另一方面看来，如果我到了坦噶尼喀，多少都能有些转机。”

“我认为你能到坦噶尼喀，”我说，“路上有印度人的货车来往，你可以搭一程便车。”

“是的，不过那里有狮子，”伊曼纽生说，“还有马赛人。”

“你信奉上帝吗，伊曼纽生？”我问他。

“是的，是的，是的。”伊曼纽生连声说道，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如果我现在把心里话说出来，也许你会觉得我是一个糟透了的怀疑论者。不过除了上帝以外我什么都不信。”

“嗨，听着，伊曼纽生，”我说，“你身上有钱吗？”

“是的，我有，”他说，“八十分。”

“那不够，”我说，“我自己在家里也没有现金。不过法拉可能有。”法拉有四卢比。

第二天早上，太阳还没升起，我吩咐仆人叫醒伊曼纽生，并给我们做早饭。昨天晚上，我想到我应该开车载他一程，走个二十千米。

这对伊曼纽生并无大补，因为他还有一百三十千米路要一步一步走出来，可我总不能眼看他以我门口为起点，走向不可知的未来。此刻，不管他上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我多少希望能装扮登场，助他一臂之力。我为他打了一个包，白煮硬心蛋和三明治，还有一瓶1906年出品的香贝丹酒，既然他赞赏不已。我担心这会是他此生的最后一饮了。

在曙光中，伊曼纽生看上去像传说中的僵尸，胡须在土壤里长得飞快，此刻欣欣然破坟而出。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他始终心平气和，举止得当。过了姆巴加地河后，我让他下了车。早晨空气清新，万里无云。他向西南方向走去。我回首眺望背后的地平线，朝阳恰在此时冉冉升起，暗暗的红：我想，真像白煮硬心蛋的蛋黄。三四个小时后，它将会燃起炽热白焰，在旅行者的头顶上烈不可当。

伊曼纽生对我说了一句“再见”。他上路了，又回到我身边，再说了一次“再见”。我坐在车里望着他，因为当他一路远行，也许会因旁观者的存在而欣慰。我坚信他身上那戏剧化的本能如斯强烈，使得他此时此刻触景生情地自觉在离开舞台，仿佛他变成旁观者，目送自己离去。伊曼纽生退场了。难道山川、金合欢树和尘土飞扬的大道，不再为他哀叹，并在转瞬之间，扮演了布景板的形象？

晨风薄凉，黑色长大衣下摆在他腿上拂来摆去，从一只袋口探出一截酒瓶颈。我心中充满爱与感激之情，那是留在家里的人对徒步的旅人、大地上的流浪者、水手、探险家和游民才会有的感情。爬上山顶后，他转过身来，摘下帽子，向我挥帽致意，长发在他的额前飘扬。

法拉陪我坐在车里，问我：“那位先生去哪里？”法拉称伊曼纽生为先生纯粹出于自重身份，因为毕竟伊曼纽生在我家里过了夜。

“去坦噶尼喀。”我说。

“走去？”他问。

“是的。”我说。

“真主与他同在。”法拉说道。

长长的白日里，我不断想起伊曼纽生，并且走出屋外，向坦噶尼喀的方向张望。到了晚上十点左右，听见一声狮吼，从远远的西南传来，半小时后又是一声。我不禁怀疑它正坐在一件旧黑大衣上。接下来的一星期，我试图打听伊曼纽生的消息，还拜托法拉问他那些开货车去坦噶尼喀的印度熟人，有没有哪辆货车曾经从他身边经过，或者在路上遇到他。但丁点儿消息都没人知道。

半年后，我意外收到一封来自多多马的挂号信，在当地我谁也不认识。信是伊曼纽生写的，里面夹了五十卢比，是起初他想逃离本地时我借给他的，还有法拉的四卢比。除了这份现款外——哪怕全世界的钱从我眼前流过，我都没想过还有机会再见到这笔钱——伊曼纽生给我写了一封通情达理、十分感人的长信。他在多多马找到了一份酒吧侍者的工作——那边能有什么样的酒吧呢——发展得很不错。他似乎有感恩之天性；他记得那晚农场上的每一幕，多次反复回味：在我家，他深觉是置身于挚友之间。他详详细细告诉我他去坦噶尼喀的旅程。他还对马赛人赞不绝口。他们在路上发现了他，并带他回家，让他看到了他们的至诚纯良和殷勤好客。大部分路程都是他们带他一起走的，绕了很多弯路。他写道，他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多国历险经历，逗得他们很高兴，甚至不想放他走。马赛语伊曼纽生完全不懂，在他奥德赛般的浪漫旅途中，看来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哑剧的表演方式了。

这真是两厢情愿且相得益彰，我心想，伊曼纽生本来就应该向马赛人寻找庇护，而马赛人也当然会接受他。世上真正的贵族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双双都理解悲剧。对他们来说，悲剧就是上帝的基本原则，存在的关键——小小的关键。他们因此与其他有产阶级都截然不同。有产阶级拒绝悲剧，不肯承受悲剧的折磨，对他们来说，悲剧这个词就意味着“自身的不幸”。白人中产阶级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多少误解，都由此生发。忧郁的马赛人既是贵族又是无产者，他们能一眼识出，这个孤独的黑衣流浪者是一个悲剧形象；而与他们在一起，这位悲剧演员也脱颖而出，找到了自己。

注释

[1]坦噶尼喀：坦桑尼亚地区，在非洲东部，从肯尼亚出发，要穿越坦桑尼亚全境。

[2]《群鬼》：挪威作家易卜生名剧。

[3]阿尔文太太：《群鬼》女主角，嫁给喜欢寻花问柳的丈夫后，本拟离家出走，在牧师的教导下，把痛苦埋在心中，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欧士华身上。不料儿子遗传了父亲的梅毒，无法医治，终成白痴。

[4]红黑棋：一种牌戏，因其所用牌桌上有红黑方块印记各二面而得名。

[5]据欧洲传说，僵尸的胡须会在土壤里飞快生长。

[6]多多马：坦桑尼亚城市，位于国境中部高原上，接近国土几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