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

在研究精神症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经过怎样曲折的途径，我们最终会认识到，人格的紊乱是患病的原因。其实，几乎任何其他的心理学发现也包括这一内容。所以，这只是一个重新发现。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精神失调者从来也不会是性格沉着从容、思维有着良好平衡的人，而是饱受内心冲突折磨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由此，我们在理论上和治疗中必须致力于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

事实上，弗洛伊德伟大的开拓性理论越来越与本观点趋于一致，尽管他的发生论不允许他最终做出明确系统的阐述。但其他很多人继续并发展了弗氏的研究，其中较著名的有弗朗兹·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尔姆·莱克以及哈罗德·舒尔兹-亨克等人，他们已对神经症性格结构做出了更严密的界定。然而，关于这种性格结构的确切性质和能量，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我本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假定促使我去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我们对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成因所持的看法，明显地受制于那些文化因素。我认为，同样明显的是，弗洛伊德的结论之所以有错误，正是因为他没有把那些因素置于考虑之中。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已持续15年之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与埃利克·弗洛姆合作而得以进展的。弗洛姆以其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广博知识，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因素的意义远不止局限于女性心理的研究。我于1932年来到美国后，这种感受便得到了证实。我那时看到，这儿的人们在气质和神经症诸方面都不同于我在欧洲国家中所观察到的，而只有文明的差异才能解释这些区别。我终于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做出了总结。这儿强调的一个论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这就确切说明了，神经症产生于人际关系的紊乱失调。

在我写《神经症人格》一书之前的时间里，我还在另一研究路线上摸索，它发端于早些时候的假说。我研究的课题是：神经症中的内驱力是什么？弗洛伊德最先曾指出，这是些强迫性内驱力。他认为这类驱力具有本能的性质，它们渴求满足、不甘挫折。因而他相信，这些驱力并不仅局限于神经症本身的范围，而是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但是，如果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产物，则这种假设不能成立。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可简述如下：强迫性驱力是神经症特有的，这一类驱力产生于孤独、无助、恐惧等感觉，产生于与他人的敌对情绪。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代表了患者用来应付生活的一些手段，它们追求的主要是安全感而不是满足，它们的强迫性起因于潜伏在它们之后的焦虑不安。这些驱力中的两种——对温情和对权力的病态渴求——在《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得到了清楚、细致的描述。

尽管我保留着自以为是弗氏教诲中最基本的东西，我当时还是认识到，由于自己一心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结果走上一条与弗氏不同的研究路线。假如弗氏认为是本能的如此众多的因素都取决于文化，假如他看作是“力比多”的东西只是对温情的病态渴求，其诱因是焦虑，其目的是与他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那么，力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诚然，儿童时代的经历仍然很重要，但应该用与弗氏不同的解释来重新看待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自然，还有随之而来的其他与弗氏理论相异的东西。因此，有必要在我自己的思想中弄清楚我与弗氏的异同之处，清理的结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向》一书的问世。

同时，我继续探寻神经症的内驱力。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作神经症趋势或倾向，并在随后出版的论著中描述了10种这样的趋势。那时，我认识到了神经症性格结构有着关键的意义。我当时把这种结构看成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小世界形成的大宇宙，每个小世界的核心就是一种神经症趋势。这一神经症理论有实践的意义。假如精神分析主要不是将我们目前的麻烦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而是理解我们现在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不需要或只需要行家的一点帮助就可以认识并改变我们自己。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对精神分析疗法有广泛的需求。而另一方面，能够得到的帮助又少得可怜。所以，自我分析似乎正好提供了一线希望，能满足一种重大的需求。由于那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式，故定名为《自我分析》。

但是，我并不完全满足于对个体倾向的描述。虽然我精确地描述了这些倾向，但我总觉得，简单地罗列出来只会使它们有相互孤立之嫌。我看到，对温情的病态渴求、强迫性的谦卑，对“伙伴”的需要，都属于同一类。但我没有看到的是，这些个体倾向结合起来则代表一种对人和对己的基本态度，一种特别的人生哲学。我现在划归一类称之为“亲近人”的那种类型，其核心正是这些倾向。我也明白，一种对权力与威望的强迫性渴望，在某些方面类似神经症的奢望。这些趋势大致构成我称之为“对抗人”的那种类型的组成因素。但对赞美的需要、对完美的追求，虽然都带有神经症趋向，都影响患者与他人的关系，却似乎主要涉及他与自身的关系。还有，自私利己的需要，似乎并不如对温情的需要或对权力的渴求那样具有根本的性质，也没有那样广泛，好像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从更大的整体中分割出的一小块。

我的疑团已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后来的研究中，我的兴趣焦点转向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在《神经症人格》中我就说过，神经症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诸种不同的倾向相互冲撞的结果。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又说过，神经症的倾向不仅互相增强，也同时产生冲突。然而冲突一直被人们看作次要问题。弗洛伊德也逐渐认识到内心冲突的意义，但他把这类冲突看成压抑与被压抑两种力量之争。在我终于看清了冲突时，我发觉不是那么回事。它们出现于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而且，尽管它们最早只涉及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最终还是会包含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包含他的矛盾的品质和矛盾的价值观。

随着我观察的深入，我明白了这类冲突的意义。首先，最令我吃惊的是病人对他内心显然存在的矛盾竟一无所知。当我向他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露出想回避的神态，而且似乎对此毫无兴趣。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我认识到，他们的回避正表现了他们对分析者试图解决他们的矛盾持反感的态度。最后，他们在突然认识到冲突后又显得惊惶不安。这种反应使我明白自己是在玩弄炸药。病人想避而不谈内心的冲突，那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怕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撕成碎片。

然后，我开始认识到，病人不惜费尽心机去“解决”冲突，或者确切地说，去否认它们的存在并制造一种和谐的假象。我观察到患者用以解决冲突的四种主要尝试，并根据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在本书里做了充分讨论。患者最初的意图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其对立面占上风。第二个意图是“回避他人”，对神经症的自我孤立的功能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孤独就是基本冲突的一个部分，即一种最初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但孤独也代表一种解决矛盾的意图。因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维持一种感情上的距离便好像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第三个意图与上面两个很不相同，患者不是回避他人，而是回避自己，他的整个实际的自我对他反而显得不真实，于是他心中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形象，在这人为的自我中，冲突的各部分改头换面，不再像是冲突，倒像是一个丰富的人格的不同方面。我这一观点能澄清许多神经症问题，而那些问题迄今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我们的治疗法也一直软弱无力。这一观点也确定了两种神经症倾向在整体中的位置，而这两种倾向一直是抗拒整合作用的。这样一来，对完美的需要就正是力图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对赞美的渴求就可以看作是要求他人证实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实际的差距越大，对赞美的需求自然也就越难以满足。在所有这些解决冲突的尝试中，这种理想化意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它又制造出一条新的内心裂隙，因此又需要再一次地缝合弥补。第四种尝试主要是为了消除这种裂隙，同时也偷偷抹去其他的冲突。这就是我称为“外化作用”的那种手段，病人认为内心的活动是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与实际的自我有几步之差，外化作用则使真实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再次产生了新的冲突，或者大大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尤其是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

我把上面列举的四种趋势称为患者为解决冲突而做的主要尝试，这部分是由于它们似乎经常在各种神经症里发生作用（尽管程度各异），部分又是由于它们导致人格的猛烈改变。这几种尝试绝非患者仅有的倾向，他另外还有办法，只是不具有这几种的普遍意义。比如，患者武断地自认正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的主要功能是压制内心的疑虑；僵硬死板的自我控制，其功能是企图凭借意志力量把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强凑在一块；犬儒主义表现，通过对一切价值观的蔑视，自然取消了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所有悬而未决的冲突所造成的后果。我看到了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道德的损害，由于复杂的感情纠葛而产生的绝望感。

只是在我理解了希望完全丧失的那种状态以后，才最终看到了虐待狂倾向的意义。我懂得了，这些倾向代表了一种尝试，由于病人对他自己感到失望，便企图用代偿性生活求得补偿。他在虐待行为中表现出的横蛮态度，正是由于他嗜求报复的胜利。所以，道理很清楚，对有破坏性的自利行为的偏爱，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趋势，而只是更广泛的整体在顽强地表现它自己，我们暂时没有更好的术语来指称这个整体，便定名为虐待狂。

一种神经症理论就这样演化了出来。它的动力中心是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这三种态度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患者一方面害怕人格被分裂，一方面又需要维持统一体的功能，所以便不顾一切地试图解决矛盾。尽管他这样也能够造成一种人为的平衡，但同时又制造了新的冲突，所以又需要继续寻找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抹掉这些新冲突。这种逃避分裂、追求统一的努力，每走一步只会使患者变得更加敌视他人，更加一筹莫展，更加心有畏惧，更加疏远自己和疏远他人，结果，冲突的病因更加严重，冲突的真正解决更遥遥无期。病人最后丧失了希望，就企图在虐待行为中寻找补偿，而这样又反过来加剧他的无望感，产生新的冲突。

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性格结构的一幅令人战栗的图画。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建设性的呢？首先，这个理论结束了那种不合实际的乐观主义，那种观点认为我们使用非常简单的手段就能够治愈神经症。当然，悲观主义也同样不合实际，但这一理论不是悲观的。我称之为建设性的，是因为它首次使我们能探讨并解决神经症这个难题。建设性最主要体现在：尽管本理论认识到了神经症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它仍然提出了积极的、乐观的见解。它不仅有助于调节潜在的冲突，还能在实际上解决这些冲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获得真正的人格整合。仅凭理性是不能解决神经症冲突的，而患者的解决办法不仅无用反而有害。但是，通过改变人格中促成冲突的诸种状态，却能够解决这些冲突。每一件分析工作，只要恰到好处，都会改变那些状态，因为这种分析能减轻一个人的无助、恐惧、敌视等感觉，减少与他人、与自身的疏离程度。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持悲观态度，原因是他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人的发展。他认为人注定要受苦、要毁灭。驱使人行动的本能只能被控制，至多被“升华”。而我的信念是，人既有能力、也有发展他潜在可能性的要求，使自己变得更优秀。但是，如果一个人与他人和与自己的关系一再受到干扰，他的潜在能力就会减弱或变质。我深信，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够改变而且不断改变自己。随着我们理解的不断深入，我的这一信念也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