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说不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臧仲伦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白痴》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本书情节紧张、曲折，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特别是其中的心理描写，剖析了人的全部复杂性，提出了许多哲学、社会学、美学和伦理学问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诚如高尔基所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436]

与其他作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超越时空的作家。他的作品既面向当时的俄国现实，又面向西欧，面向全人类，既面向现在，又面向未来，面向永恒。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其中包含的哲理，是多义的，不是单义的，是多层次的，不是单层次的，是超越时空的和多维的。正如世界有多复杂，人有多复杂，他的作品也就有多复杂一样，他的作品至今还有许多解不开或没有完全解开的谜。人心是个大秘密，他的作品也是个大秘密，是个无法穷尽其奥秘的浩渺无垠的宇宙。

《白痴》像作者的几乎所有的小说一样，有三个同心圆。圆心是人，圆周一个大似一个，直至无限。或者说它有三个层次，一层深似一层，以至无极。第一个同心圆或第一层是具体的情节、事件、人；第二个同心圆是时代和社会；第三个同心圆是对人的剖析和对人的哲理思考，是人的哲学。

一

《白痴》的第一个同心圆是小说中具体的人与事。

说得“俗”一点，《白痴》写了几组三角恋爱或五角恋爱：

一、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爱梅什金公爵（即小说中的“白痴”）；二、梅什金、罗戈任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三、梅什金、加尼亚、伊波利特以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爱阿格拉娅。由此引起一连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冲突、斗争，乃至凶杀。就故事来说，已经够紧张，够刺激，够引人入胜的了。

如果说得“雅”一点，小说讲的是一个忠厚、善良的年轻人，身无分文，茕茕孑立，从国外归来，由于命运的安排，突然落在一群不怎么忠厚，不怎么善良的人们的包围中，被卷进生活的旋涡，看到了俄国光怪陆离的众生相。他想以自己为榜样，以自己的忠厚、善良、逆来顺受和宽恕一切来影响乃至改变这个世界，使大家相亲相爱。但是当时的人际关系是如此复杂，他因经受不住接二连三的刺激，疯了，变成了真正的白痴。

如果说得“深”一点，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小说写了两种类型的俄罗斯人——真正的俄罗斯人和欧洲化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是豪放，欧洲人的性格特征是褊狭。俄罗斯人重感情，轻理智，爱走极端。欧洲人重理智，轻感情，不爱走极端。对欧洲人的一言一行，可以用理智去理解；对俄罗斯人则不行，除了理智以外，还必须用自己的心。

《白痴》中真正的俄罗斯人是梅什金和罗戈任，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们都有俄罗斯人固有的豪放、重感情、轻理智的特点，干什么都豁出命去干，不计后果。

可是梅什金和罗戈任又彼此不同。同是俄罗斯人，但是一个重感情，用自己的心来理解一切人和事，具有一种纯洁、善良的心灵美，他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希望以自己为榜样来影响和改变周围的人。另一个却把俄罗斯人的豪放集中表现为对女人的不可遏制的情欲。为了女人，他可以去杀人。如果得不到这女人，他情愿跳河自杀，或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这女人捅死。

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样，两人都十分美丽，非常聪明，蔑视世俗的成见和周围的环境，十分高傲，要爱就豁出命去爱，甘愿为所爱的人牺牲一切，受苦，乃至受难。但是她们又彼此不同。阿格拉娅是叶潘钦将军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十分任性，但是她不为世俗成见所囿，越是不许她看的书她越要看，越是不许她做的事她越要做，耽于浪漫主义幻想。正如瓦里娅所说，她“可以拒绝一门最好的门当户对的亲事，却会心甘情愿地跑到阁楼上去找一名穷大学生，跟他一起挨饿——这就是她的理想！”当众人认为梅什金公爵不过是一名不谙世事的“白痴”和“傻瓜”时，她却力排众议，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这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抵不上您一个小指头，都赶不上您聪明，赶不上您心好！您比所有的人都诚实，都高尚，都好，都善良，都聪明！”后来，由于梅什金公爵不忍心抛弃不幸和绝望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才毅然与公爵决裂，嫁给一位流亡国外的波兰爱国志士。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身世和经历，与阿格拉娅完全不同。她是一名孤女，父母双亡，从小被一个名叫托茨基的大地主收养。她长大后，又被这个人面兽心的地主收为外室。后来，托茨基把她玩腻了，想甩掉她，另娶一位名门闺秀为妻。但是，这时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年幼无知的小纳斯佳了。她看透了托茨基的伪善和荒淫无耻，决定在她生日那天当众剥下他的画皮，揭穿他。她毅然放弃了托茨基给她作为补偿的七万五千卢布，并宣布从第二天起搬出她所住的豪华公寓，从此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看谁还肯娶她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娘们”为妻。可是，当时也在座的梅什金公爵，却出于对这个不幸女人的同情和怜悯，当众表示，她的过去种种并不是她的过错，她本人是无罪的、清白的，他可以娶她。这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吃了一惊，十分感动。她说她在梅什金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可是她又觉得自己是个失足的女人，嫁给公爵会玷污他的名声，葬送他的前程，她不配得到他的爱。在此以前，俄国某富商之子罗戈任，曾出十万卢布高价，要把她买下来。她答应把自己卖给罗戈任，不过不是为了钱（钱，她可以不要！），而是觉得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是以后，她又几次在快要举行婚礼的时候逃跑，因为她知道嫁给罗戈任只能是毁灭。她希望的仅仅是公爵幸福，希望他能够同阿格拉娅结婚，并想尽办法玉成他俩的婚事。但是，最后，她面对自己的情敌阿格拉娅的挑战，又觉得自己牺牲太大了，她怎么能把自己心爱的人拱手让给另一个女人呢？她要公爵在她们两人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公爵在她们两人中间看到的只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张绝望的、疯狂的脸……一看到这张脸，他就觉得‘万箭钻心’”。他向阿格拉娅脱口说道：“这难道可能吗！要知道，她……这么不幸！”阿格拉娅听到这话后，一气之下，冲出了房间。她对公爵的爱是不能同别人分享的，“她甚至受不了他片刻的动摇”。公爵想去追阿格拉娅，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把抱住了公爵，晕倒在他的怀里，她再也不能失去她从少女时代起就幻想得到的这种真正的人的真正的爱情了。公爵知道一个俄罗斯女人爱一个男人是不顾一切的，他怕她发疯，怕她自杀，遂答应跟她结婚，以安慰她那颗破碎的心。可是在他们俩正准备结婚的时候，她看到公爵成日价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她知道，公爵的真爱是阿格拉娅，爱她只是出于怜悯。她又陷入痛苦之中：一、公爵并不真爱她，只是可怜她，跟公爵结婚，是牺牲了公爵的幸福，是夺人之爱；二、违背了她从前理智的抉择，害了公爵，葬送了公爵的前程。结婚那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梳妆完毕，戴上了婚纱，正准备上马车到教堂去举行婚礼。——这时，猛抬头，她看见了人群中的罗戈任，她一声惊呼，抓住罗戈任，要罗戈任“救救”她，带她逃跑。她不能昧心地同公爵结婚。最后，终于香消玉殒，惨死在罗戈任的刀下。而死，正是她所希望的。

欧洲化的俄罗斯人或西欧化的俄罗斯人，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化的俄罗斯人。这种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满脑子都是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第二类是思想上的资产者，沾染上了从西欧传到俄国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这类人虽然地位不高，钱也不多，但却无所不用其极，一心想的就是“钱”、“权”二字。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无事生非，造谣诽谤，敲诈勒索，乃至杀人越货。

属于第一类的有大地主、大资本家、大房产主托茨基和叶潘钦将军，放高利贷的普季岑，唯利是图、谄上骄下的加尼亚，诡计多端、出卖良心、拍马逢迎、什么亏心事都做得出来的列别杰夫等人。

但是，他们又彼此不同。

普季岑虽然以放高利贷为生，但他并无野心，并不想成为富甲天下的罗思柴尔德。他只想将本求利，心并不太狠，为人也不太坏，对妻子，对内兄，对岳父母都不错，并不搞歪门邪道。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这是欧洲人中的“德国道路”——光明正大地赚钱。

加尼亚表面看上去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做梦都想出人头地。“只要有利可图，要卑鄙就干脆卑鄙到底。”可是真到事情“须要豁出去，铤而走险的时候”，他又“瞻前顾后，不敢造次”，“变成了正人君子，不愿去干过于卑鄙下流的事（话又说回来，至于小的、不起眼的卑鄙下流的事，他是永远准备去做的）”。请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把罗戈任给她的十万卢布扔进壁炉，让他赤手空拳地把这钱从火里取出来，取出来钱就归他。但是，他却经受住了这场考验，没有不顾廉耻地去拿这笔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巨款，虽然他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是他终于扭头不顾，向门口走去，尽管他受不了这个精神上的苦刑，走了两步，一个趔趄，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这说明：他虽然坏，但还没有坏到极点。他想成为欧洲化的俄罗斯人，但是走到由此及彼的交界处又打住了。他心贪，但是羞耻心尚未完全泯灭；他心狠，但是还没到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列别杰夫这人比较复杂。这是个聪明的无耻之徒。只要能捞到好处，什么亏心事都能做得出来。他甘愿在有钱人面前当小丑，当“篾片”。他衣着寒酸，在人前装穷，可是私下里却放高利贷。此外，他还有一处带花园的房产，布置得十分雅致。他在帕夫洛夫斯克还租了幢别墅，可是自己却住厢房，把正房转租出去，做二房东。他可以为区区五十卢布（甚至五卢布）在法庭上替一名放高利贷的犹太人辩护。他可以给凯勒尔写的谤文提供素材，诽谤公爵。他可以玩弄阴谋诡计，企图把公爵宣布为疯子，把他看管起来。但是他这人又非常聪明，擅长哲理思考，能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痛下针砭。他博学多才，家里有很丰富的藏书，甚至藏有珍本《普希金文集》。而且他非常爱自己的孩子，是个慈父。他做了坏事，能够自责，勇于悔过，但接着又做坏事，又悔过。这是一个复杂的谜一样的人物。正如他向公爵所作的自我剖析：“好吧，就对您，就对您一个人说句实话吧，因为您把人看透了：言与行，谎言与真话——我都兼而有之，而且都是真诚的。真话与表里如一，表现在我的真诚忏悔中，信不信由您，但是我可以发誓，空话与谎言则存在于我像地狱般的（而且是我永远固有的）思想中，怎么想方设法把一个人捉住，怎么想方设法用悔恨的眼泪骗人！真的，就是这样！对别人我是不肯说这话的——无非惹人耻笑，或者招人唾骂罢了；但是公爵，您把我当人，您会对我的言行作出公正的判断的。”正如公爵所说，“他这人是个大杂烩”。哲人、小丑、坏蛋，兼而有之。

第二类人，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是在思想上受到欧洲毒化的俄罗斯人。例如书中提到的那帮年轻人：多克托连科、布尔多夫斯基、凯勒尔和伊波利特。而伊波利特则是他们的理论家。他们受了西欧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不著书立说，他们是行动上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就是对公认的历史传统、文化遗产、道德规范、人类理想和生活准则持否定态度。列别杰夫曾这样形容这帮年轻人：“他们倒不完全是虚无派，他们是另一种人，别具特色，我外甥说，他们比虚无派还虚无派。……虚无派毕竟有时候还是些学有专长的人，甚至是学者，可是这些人却差远了。因为他们首先是些办实事、谋实利的人。其实，这是虚无主义产生的某种后果，但不是衣钵真传，而是道听途说，间接听来的，而且他们也不在杂志上写文章，公开亮相，而是直接付诸行动；他们……他们直截了当地认为他们有权，如果他们非常想得到什么东西的话，就有权不择手段，什么也阻挡不住他们，哪怕因此而需要杀死八个人也在所不惜……”当时，俄国出现的一连串凶杀案，包括《罪与罚》中描写的凶杀案，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经其他人默许，由凯勒尔执笔撰写的以敲诈公爵为目的的那篇诽谤性文章《贫民与贵胄……》，以及他们四人夜闯民宅，气势汹汹地向公爵兴师问罪这一事实，就是当时俄国受虚无主义思想影响的年轻人的惯常表现。譬如，布尔多夫斯基口口声声地说他“有权”；伊波利特也尖声大叫：“……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将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因此也是布尔多夫斯基的合法权利。”至于这篇文章是不是诽谤，那是另一回事。只要他们这样做对社会有益（？），即使说点假话，做点坏事，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们有不择手段这样做的权利。正如凯勒尔坦白陈述的：“至于说有某些不尽属实之处，即所谓夸张，那您也得承认，动机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目的和用意。”他们的口号是“否定”，理由是“我穷”，手段是“为所欲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曾指着布尔多夫斯基说：“我敢打赌，他肯定会杀人！你的钱，就是那一万卢布，他兴许不会拿。他不拿，可能因为于心有愧，可是夜里，他却会进屋杀人，把钱从钱匣子里拿走。问心无愧地拿走！他这样做并不是鸡鸣狗盗，杀人越货！这叫‘因高尚的绝望铤而走险’，这叫‘否定’，或者鬼知道叫什么……呸！一切都颠倒了，大家都脚朝上走路了。”

二

《白痴》的第二个同心圆，是当时的时代和社会。

《白痴》写于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当时，俄国正处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既有越来越多的官僚资本，也有弃农经商的地主兼资本家，还有一些新发迹的属于中产阶级的高利贷者和商人。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也大量涌入，逐渐掌握了俄国的经济命脉。

《白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八六一年改革后的俄国社会。这里有达官显贵，政界巨头，有地主兼资本家托茨基，有拥有大量房地产、工厂和公司股东的叶潘钦将军，有各种各样的钻营家、投机商和高利贷者，有地位显赫、势力很大的贵妇人，有搔首弄姿、附庸风雅、以文艺保护人自居的官太太，有拍马逢迎的小丑，有投机钻营、卖身投靠的诗人……总之，不一而足。这是一个由封建军事帝国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这是一个巧取豪夺而又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社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是在这样一个豺狼当道的世界中长大的。造成她的悲惨遭遇的就是这个罪恶的社会。但是，她只是千千万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俄国妇女中的一个。如果说，作者曾把他服了四年苦役的暗无天日的鄂木斯克囚堡比作“死屋”的话，那么对于广大俄国人民来说，当时的俄国只不过是一座扩大了的“死屋”或者人间地狱罢了。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豺狼当道，逞凶肆虐的时代。列别杰夫曾使用象征的手法解释《新约·启示录》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他说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会有一颗苦涩星像燃烧着的火把从天上掉下来，掉在“生命的源泉”——三分之一的河流和一切水源之上，于是许多人喝这水就死了，而这颗“苦涩星”，按照他的解释，就是那该诅咒的“遍布欧洲的铁路网”。表面看来，他似乎在反对资本主义文明，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其实不然，他反对的仅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金钱万能和道德沦丧。正如他所说：“仅仅是铁路，还不至于搅浑生命的源泉，而是把这一切加在一起，整个说来是该诅咒的”，“我现在要向你们大家，向所有的无神论者挑战：你们准备用什么来拯救世界，你们究竟给世界找到了一条怎样正当的路？——我倒要请问你们这些搞科学、搞工业、搞各种联合会、领取工资等等的人，用什么？”他认为，资本主义“除了满足个人的私利和物质需要以外，不承认任何道德基础”。他认为，凡是道德基础摇摇欲坠的自称是“人类朋友”的人，不管他如何花言巧语，无非是名“食人生番”罢了。

这社会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有人发财，就有人受穷；有人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就有人生活无着，冻馁而死；有人志得意满，八面威风，就有人被欺压、被蹂躏、被唾弃。钱，统治着这整个社会。有钱就有一切。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钱能通神。“钱是压成金币的自由”（《死屋手记》）；有钱就有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有钱就有地位（《地下室手记》）；有钱就有才干，就能使人“叱咤风云”，“鹤立鸡群”（《白痴》）；“经济原则高于一切”（《赌徒》），所谓“高于一切”，就是高于人，高于人应有的道德准则；“钱能消灭一切不平等”（《少年》）。钱成了一切人追求的目标，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赚钱。这就是当时俄国的社会风尚。这阵风起于西欧，俄国不过步其后尘而已。

俄国和欧洲，俄国道路和欧洲道路，是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根主轴[437]。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第一个同心圆，主要是剖析俄国人和欧洲化的俄国人，那么他的第二个同心圆，则主要探讨社会发展的俄国道路和欧洲道路。《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谈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罪与罚》谈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和俄国道路；欧洲道路使拉斯科利尼科夫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路；俄国道路则使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向新生。《白痴》标举的是社会发展的俄国道路。《群魔》展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正是欧洲道路使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卡拉马佐夫兄弟》讲的是这两条路的斗争，欧洲道路使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走上弑父的道路，俄国道路则使德米特里获得了新生。

什么是俄国道路？什么是欧洲道路？一言以蔽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道路就是爱；欧洲道路就是权力和金钱。欧洲道路靠的是强权与暴力；俄国道路靠的是忍让、宽恕与和平。欧洲道路要求从别人做起，让他做这做那，如若不听，就排头砍去，即使“砍掉一亿颗脑袋”（《群魔》）也在所不惜；俄国道路提倡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所谓欧洲道路或者欧洲主义，由四位一体的思想组成，即资产阶级思想、天主教思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于虚无主义、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汇中，与社会主义是同义语，即社会主义就是虚无主义、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换一种说法，欧洲道路就是主张暴力革命，俄国道路就是主张和平过渡，主张改良。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唯利是图。《白痴》里形形色色的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就具有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如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所说：“他们这帮人现在满脑子都是钱，而且贪得无厌，见钱眼开，什么傻事都做得出来。自己还乳臭未干，就挖空心思，想去放高利贷。”列别杰夫也利用《启示录》中的话来说明当时的时代特点：“我们正处在第三匹黑马的时代，即骑马人手里拿着天平的时代，因为现今这世道，一切都建筑在天平和契约上，人人寻找的都是自己的权利：‘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启示录》讲到羊羔打开第一印的时候，出现了一匹白马，马上的人手持弓箭，成为得胜的征服者。这大体相当于我们说的奴隶社会。开第二印的时候，出现了一匹红马，骑马者大权在握，大肆杀伐，世人互相残杀，没有了和平。这大体相当于我们说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到出现第三匹黑马的时候，就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时代了。这是一种象征的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满各种各样的象征，这也是他的创作特色之一。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虚伪。试看，托茨基和叶潘钦将军就是两个典型的伪君子。托茨基表面上大发善心，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但又把她扔给管家，不闻不问。后来，发现这个女孩是个美人胚子，又动了邪心，让她受各种教育。他让她受教育，并不是为了她本人，而是为了把她培养得适合他的口味。小女孩长大了，果然出落得花容月貌，他就利用她的幼稚奸污了她，把她收为自己的外室。但是玩了四五年后，玩腻了，又想把她甩了，另娶一位门当户对的贵族小姐为妻。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奋起反抗，赶到彼得堡，对他极尽讽刺、挖苦、嘲笑之能事后，他又怕她闹事，让他当众出丑，于是他便用豪华的生活收买她。与此同时，又暗中替她物色“佳婿”，宁可倒贴几个钱，把她嫁出去，以绝后患。

叶潘钦将军也是个风流色鬼，但此公生性惧内，表面上道貌岸然，极力怂恿加尼亚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玉成这段“美满姻缘”，骨子里却心怀鬼胎，想利用加尼亚是他的心腹秘书，分尝禁脔，偷香窃玉。

最明显的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生日晚会上玩的那个小游戏：有人建议大家都讲一件他毕生所做的最卑鄙最无耻的事。除了费德先科外，叶潘钦将军和托茨基实际上在自吹自擂，讲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善事、生平最得意的事。

这场游戏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加尼亚和费德先科的一段对话。加尼亚说：

“谁会不撒谎呢？任何人都会撒谎的，一定会撒谎。”

“即使有人撒谎，听他撒谎也蛮有意思嘛。”

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十足的虚伪，正是从这种虚伪中，让人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崇洋媚外，鄙视自己的祖国。诚如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谈到自由主义时所说：“俄国的自由派其实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自由派居然发展到否定俄国本身，也就是敌视和鞭挞自己的母亲。俄国每发生一件不幸和挫折，都会使他欢天喜地，几乎是兴高采烈。他仇恨民间的风俗习惯，仇恨俄国的历史，仇恨一切。”据专家考证，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话，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看法，这突出表现在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作者写给迈科夫的信中，他在信中抨击屠格涅夫及其小说《烟》：“最主要的是他的小说《烟》使我愤慨。他自己对我说，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基本观点就是一句话：‘如果俄国垮台，那么人类既不会有任何损失，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激动。’他对我声称，这是他对俄国的基本信念。”[438]接着，作者又攻击“屠格涅夫、赫尔岑、乌京、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原文如此），说“他们把俄国和俄国人骂得狗血喷头，不堪入耳……把辱骂俄国作为自己首要的快慰与满足。区别只是在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直截了当地骂俄国，并公开希望它垮台（最好是垮台！）。而别林斯基的这些后代还要补充说明他们是爱俄国的。……我发现，他们，如屠格涅夫……，丧失了对俄国的任何敏感性，达到了如此粗暴的程度，连这样一些起码的、甚至俄国的虚无主义者都不否定的事实都不理解，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丑化。屠格涅夫还说，在德国人面前我们应该甘拜下风；存在着一条对于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道路——这就是文明；强调俄国精神和独特性的任何企图都是卑鄙和愚蠢行为。”[439]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封信的时候，也正是他酝酿和构思长篇小说《白痴》的时候。我们且不说作者对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的攻击是否公允（这应是第一个同心圆研究的问题[440]），我们现在分析的是第二个同心圆：作为一种崇洋媚外，否定祖国，但愿祖国早点垮台（当然，这个祖国是沙皇俄国！），否定俄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应当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样一种自由主义思潮，该不该受到抨击？当时，屠格涅夫已定居德国的巴登-巴登，居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什么“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并为此感到骄傲！”[441]作为热爱祖国、具有强烈民族情绪即所谓斯拉夫派[442]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这话后，怎能不感到愤慨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由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在宗教上产生天主教思想。他认为，天主教思想就是披上袈裟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天主教徒歪曲了基督教精神，忘掉了上帝，忘掉了人，背叛了基督。他认为天主教是有钱人的宗教。他们的行动是虚伪的。他们看风使舵，随时俯仰，追求的只是人世的权力和金钱。

书中，梅什金公爵就说过，天主教是“否定基督的宗教”，“罗马天主教甚至比无神论还坏……无神论只是宣传没有神，可是天主教却走得更远：它宣传一种被他们歪曲了的基督，被他们诬蔑和侮辱的基督，宣传一种正相对立的基督！它宣传的是敌基督……罗马天主教甚至不是宗教，简直就是西罗马帝国的继续……罗马教皇攫得了土地，登上了人世的皇位，拿起了宝剑……在宝剑之外又加上了谎言、奸诈、欺骗、狂热、迷信、为非作歹，玩弄老百姓最神圣、最真实、最淳朴的火热的感情，为了钱，为了低下的人世权力，他们把一切，把一切都出卖了。难道这不是敌基督的学说吗？”

现在，我们常常听人说，东正教是保守的宗教，而天主教则是不断革新的宗教，因为它能顺应世界潮流，不断变化。这不正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不无道理吗？基督教的本质是爱人和博爱。天主教则是用火与剑追求权势和金钱。正教，用正教徒的话来说，就是正统的宗教，奉行基督教原始教义的宗教。在东正教的基督圣像上，我们常常看见耶稣基督右手伸出三指，意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左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写着：“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正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天主教的看法上，看到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根本分歧。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由主义是天主教思想转而演变成“社会主义”的中介。自由主义的本质，按照他的看法，就是否定现存社会秩序，反对沙皇俄国，甚至反对俄国本身。他认为，自由主义是外国的应声虫，他们站在外国和本国的强者一边，拾人牙慧，崇尚清谈。他们爱人民，但是仅仅在理论上。其实，他们爱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对于人民的观念。他们不了解人民，人民不了解他们。就反对现存社会秩序来说，他们与社会主义者相同。但是，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没有行动的社会主义，是幻想中的社会主义，是崇尚清谈的社会主义。须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上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无神论。对于社会主义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直坚信不疑的。他反对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这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分歧。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四九年五月在受审时所写的供词中曾说：“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体系，这种体系以其优美而令人入迷，以其对人类的博爱而令人神往；傅立叶是在博爱精神的感召下制定自己的体系的，他的体系以其严谨完备而令人叹服。这种体系不是以愤激的攻讦去吸引人，而是以其对人类的博爱去鼓舞人。这个体系中没有恨。傅立叶主义不主张政治改革，它主张的是经济改革。它既不想推翻政府，也不想侵害私有财产……”[443]由此可见，在社会改革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他把社会主义称为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源也盖出于此。例如，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写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所有的虚无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又说，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清扫才有利于行动”，“因为他们深信，在空地上，他们可以立即建立起天堂”。[444]

一八六七年九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世界和平大会。参加者有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但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五日写给迈科夫的信中说：“我早就毫不怀疑，他们的第一句话便是斗争。”[445]接着，他又在给他的外甥女伊万诺娃的信中（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写道：“这些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请看，他把无政府主义者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笔者），在讲台上面对五千听众胡说一气，简直难以形容！……他们开始就说，为了达到世界和平，需要消灭对基督的信仰。要消灭大国，分为小国，打倒一切资本，以便一切按命令成为公有的财产等等。最主要的是火与剑——一切都消灭干净以后，那么，根据他们的看法，才会出现和平……”[446]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社会主义称为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他反对社会主义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一、社会主义者企图消灭对基督的信仰。基督或者上帝，在他看来，并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具有超自然智慧的神。他认为，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上帝是一个民族在其诞生直至消亡的整个期间综合了全体人民的特征而形成的个人。”[447]他是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最高道德准则的体现。他认为，社会主义者不信仰上帝，就是不信仰、不尊重、不奉行人类千百年来的精神财富——人类的道德规范。二、社会主义者主张暴力革命。梅什金公爵在叶潘钦府为他和阿格拉娅举行的晚会上，曾十分激动地谈到，社会主义“不是用基督，而是用暴力来拯救人类！这也就是通过暴力来取得自由，这也就是通过剑与血来取得一统天下！‘不许信仰上帝，不许有私有财产，不许有个性，不是博爱，就是死亡，二百万颗头颅！’”梅什金说的“不是博爱，就是死亡”，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意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通过暴力革命，通过剑与血来取得自由、平等、博爱。所谓“二百万颗头颅”，这是指一个名叫海因岑的共和党人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在地球上排头砍去，砍掉二百万颗脑袋，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暴力革命，但是他把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混为一谈，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把一切主张暴力革命的人统称为社会主义者。他说什么虽然社会主义者答应给人民“面包”，但是，他们给人民带来面包的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暴力和奴役。他主张用基督，用爱，用宽恕，人人从自己做起，以求得世界大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斯拉夫派。他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是“人类美的理想”。基督教精神要靠俄国人来发扬光大，用他的话来说，“世界将通过俄罗斯思想获得伟大的复苏”，他曾在《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慷慨激昂地陈述了他这一思想：“指点他们（指俄国人——笔者），让他们看到，也许只要用俄罗斯的思想，用俄罗斯的上帝和基督就能使人类在未来走向革新和复活之路，到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孔武有力、真正英明而又温文尔雅的巨人，出现在惊愕的世界面前，——他们感到惊愕，感到恐惧，因为他们一直以为我们只会用剑，用剑和暴力开路，因为他们以己度人，总以为我们非使用野蛮手段不可。”俄罗斯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思想，就是“信仰、爱和希望”。信仰，就是信仰一切美好的事物，信仰真善美，信仰上帝；爱，就是爱上帝，爱沙皇，爱一切人，甚至爱自己的仇人和敌人[448]；希望，就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明天。俄罗斯思想的第二个内涵就是“克制”、“忍让”。他拥戴俄国沙皇[449]，主张阶级调和，因为“通过剑与血来取得一统天下”是靠不住的，因为“在这种强迫的共产主义中你会变成一个憎恨人类的人。”[450]

三

第三个同心圆是永恒，永恒的主题——人，人的哲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八岁的时候就立志“研究‘人和人生的意义’”。他说：“人是一个谜。必须解开这个谜，即使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你也不要说你浪费了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一秘密，因为我想做一个人”。[451]他认为人是复杂的，人心是个秘密。他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任何人都是复杂的，而且深得像大海，特别是神经质的现代人。”有些人貌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他内心的秘密，无意识（潜意识、下意识）的秘密，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察不出来，只觉得模模糊糊地一闪而过或者盘旋不去。他到底在想什么，连他自己都猜不透。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说：“奇怪的是，他心头忽然产生一种按捺不住的烦恼情绪，而且每走一步，越接近家门就越厉害。奇怪的还不在烦恼，而在于伊凡·费多罗维奇始终弄不清烦恼的是什么。”[452]这就是人心的秘密，潜意识的秘密。

但是，人与人不同，同是复杂，但彼此各异。

《白痴》中每个人都是个谜，都处在自相矛盾之中。

书中的梅什金公爵是作者的理想，是基督式的“十全十美”的人，是作者把他作为“绝对美好的人”进行描写的。即便他也处在不断的矛盾和思想斗争之中。比如，他鄙视加尼亚，看透了他利欲熏心、仗势欺人的丑恶灵魂，但是他又可怜他，可怜他的堕落，希望能以自己为榜样来感化他，使他改恶从善。再如，他看到罗戈任愚昧无知，天性粗野，爱与恨交织在一起，无所不用其极，曾试图杀害梅什金公爵，可是梅什金公爵却不相信手持利刃，试图加害于他的凶手竟会是他的把兄罗戈任。最后，罗戈任由于得不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爱，一刀刺死了她。为此，梅什金受到了极大震动，可他仍旧以克制、宽恕和爱对待罗戈任。试看本书结尾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梅什金公爵和罗戈任并排躺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尸体旁，两个情敌，两个结拜兄弟，在他们两人心爱的女人身旁，互相怜悯，互相同情。又如，梅什金看透了俄国贵族的腐败、荒淫、落后和不学无术，可是他却在叶府的晚会上说：“我听到过许多议论，自己过去也曾对此深信不疑，有人说上流社会只剩了空架子，一切都虚有其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本质已荡然无存。但是我现在亲眼看到，在我国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你们现在统统是伪君子和骗子手吗？我方才听到N公爵讲的故事，难道这不是既淳朴敦厚而又热情洋溢的幽默吗？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慈悲为怀吗？难道这样的话能出自一个……半死不活、心智均告枯竭的人之口吗？难道一群行尸走肉能够像你们对待我这样来对待我吗？难道这不是……一群建设未来，实践希望的栋梁之材吗？难道这样一些人能不懂，能落在时代后面吗？”梅什金既看到俄国贵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一些伪君子和骗子手，是一些落在时代后面的行尸走肉，同时又“恨铁不成钢”，希望他们重振雄风，建设未来，成为祖国的栋梁。

而梅什金的复杂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当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问他：“这么说，两个女人您都想爱？”他答道：“噢，是的，是的！”其实，他真爱的是阿格拉娅，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只是怜悯。可是当这两个女情敌争相想得到他的爱的关键时刻，他却站到了被蹂躏、被羞辱、蒙受过巨大不幸和痛苦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边。然而，他在答应同她结婚以后，又惶惶乎不可终日，总觉得丢掉了什么，想去找阿格拉娅解释，请她原谅。

但是，作为一个人，最大的矛盾恐怕还是梅什金公爵自己。他既是一个“白痴”、“傻瓜”，同时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善于用自己的心灵感知一切，而不是仅仅依靠理智。作者在给自己哥哥的一封信中写道：“认识自然、灵魂、上帝、爱——这只能通过心灵，而不是依靠智慧。”[453]作者在《群魔》中通过沙托夫之口也说：“理性从来也不能确定善与恶，甚至都分辨不出善与恶……”作者的意思是说，必须通过心灵才能敏锐地感知一切。而梅什金公爵貌似白痴，实际上却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

说他是“白痴”，固然由于当时俄国社会上的那些宵小之徒故意贬低他，但也有客观原因。一是他从小有病，身患癫痫，近乎“白痴”；二是他长期生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农村里，不谙人情世故，一味同情别人，信任别人，对别人加诸于他的侮辱，也但知忍让和逆来顺受。这是一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或者像阿格拉娅所说，是一名“可怜的骑士”。堂吉诃德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可笑，而梅什金公爵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天真。作者自己也说：“在基督教文学的美好人物当中，堂吉诃德是最完整的一个。但他之所以美好，唯一的原因是他同时又滑稽可笑。”[454]而梅什金在十九世纪的俄国，还想做堂吉诃德，用基督式的爱来“普渡众生”，那就不是“可爱”和“美好”，而是“可怜”了。

但是，在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俄罗斯，所缺少的恐怕还正是这种以“匡救世人”为己任的“傻瓜”和“白痴”。他同情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都相亲相爱，化干戈为玉帛。他是儿童的朋友，病人和“堕落者”的保护人。而聪明人是不屑于做这种“傻”事的。其实，与其说梅什金天真和可怜，不如说他是个悲剧人物。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聪明、高傲，具有非凡的美丽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向往美好的生活和爱情；对玩弄和蹂躏她的地主贵族社会，怀有强烈的憎恨；她渴望人们能够接近她，理解她；可是与此同时，她又感到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她遇到公爵后对他产生了纯洁的爱，但又觉得自己爱他会毁了他，她只配跟罗戈任这样的人一起鬼混。她对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你当真以为我要把这么一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毁了吗？这不正中了阿法纳西·伊万内奇的下怀：他就喜欢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嘛！”但是，她又对梅什金公爵一往情深。她在横下一条心，跟罗戈任出走之前，曾无限深情地对公爵说：“再见了，公爵，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的人！”在此之前，她还当众诉说她从前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难道我就不曾幻想过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吗？你说得对，我很早以前就幻想过……一个人想呀想呀……老是想象着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又善良，又诚实，又好，像你一样带点儿傻气，他会突然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您是无辜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非常非常爱您！’我经常这样想入非非，再往下想非发疯不可……”她虽然认为自己只配嫁给罗戈任，可是每到快要结婚的时候，又突然逃跑——她实在不愿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她之所以决定嫁给罗戈任，是希望他把她杀了。在私心深处，她仍然强烈地爱着公爵，她爱他，可是又想方设法避开他；她爱他，可是又极力促成他与阿格拉娅的婚事。正如她所说，她只希望公爵幸福。这是一种无私的爱，自我牺牲的爱。对于这，书中有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描写：“她跪在他面前，发狂似的跪在马路中央；他害怕地向后倒退，她却抓住他的手连连亲吻……在她长长的睫毛上还闪着两颗晶莹的泪珠。‘起来，起来！’他伸手扶她起来，低声而又害怕地说道，‘快起来呀！’‘你幸福吗？幸福吗？’她连声问道，‘我只要你对我说一句话，你现在幸福吗？……我便遵照你的吩咐，明天就走。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见你，最后一次！……’”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毕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她不仅有理智，还有感情。她内心充满失去爱情的剧痛。在两个女情敌唇枪舌剑、争夺公爵的时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取得了胜利。她歇斯底里地大笑道：“哈哈哈！我居然把他拱手让给了这位小姐！何必呢？何苦呢？我真是疯子！疯子！……”可是当万事俱备，就要进教堂同公爵举行婚礼时，她又发疯似的逃跑了。她宁可葬身于罗戈任的刀下，也决不愿牺牲公爵的幸福。

阿格拉娅也是一个聪明、美丽、高傲的姑娘。她性格坚强，不为贵族社会的世俗成见所囿。她力排众议，大胆地爱上了被人视为“白痴”的梅什金公爵。书中对她的爱情心理刻画得十分细腻、生动、逼真。她心里爱他，但嘴上却对他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口口声声说她不爱他，而且无论谁，一提到她的婚事，她就发火。她心中的症结，就是公爵始终忘不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阿格拉娅不愿意将公爵的爱与别的女人分享，因此才有那场情场“决斗”。在最后关头，“她甚至受不了他片刻的动摇”。当时，阿格拉娅的“目光流露出这么多痛苦，同时又显露出无限的仇恨”。

罗戈任是因继承父亲遗产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是个生性粗野而又不学无术的人，“甚至连普希金的名字都不知道”。他追求的是女人的外貌美，而不是心灵美，他“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因为她美艳绝伦。为了得到她，他可以一掷万金。十万卢布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扔进火里，他连眼睛都不眨，甚至还十分欣赏，陶醉：“这才是女王的气派！这才是咱应有的气派！”他忘乎所以地大叫，“喂，你们这帮骗子手，谁有种来玩这把戏，啊？”为了得到她，他可以拔刀相向，行刺与自己刚交换过十字架的把兄弟。因为得不到他心爱的女人，他可以一刀结果了她。如此看来，这是个坏透了的人，毫无价值的人，是个有钱的流氓啰？其实不尽然，他的人性并未完全泯灭。在作者看来，只要引导得法，他也是可以挽救的。这人就如他的穿戴一样：“围巾上别着一枚很大的甲虫形钻石别针，右手的肮脏的手指上还戴着一枚很大的钻石戒指。”——“肮脏”与“钻石”并存，虽然主要是“肮脏”。比如说，他捐弃前嫌，与梅什金公爵结为把兄弟，就是为了约束自己，因为按照基督教教义：不可杀人，更不可杀害自己的兄弟；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相处的日子，在她的开导下，他开始读书，自学《俄国历史》。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一个但知性爱的既野蛮又粗俗不堪的人，在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朝夕相处的那几天，居然没有对她强行非礼，而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不吃不喝，不睡觉，硬要她原谅他。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被他刺死以后，他也没有畏罪潜逃，而是悄悄地把公爵找来，两人一起守护在心爱的女人身旁，因为他知道她在公爵心中的地位，他不忍心在她死后，还不让公爵见她一面。他被捕后对自己的罪行直言不讳，并没有嫁祸于公爵。他默默地、若有所思地听完了对他的判决——十五年苦役，然后平静地走上在苦难中净化自己的灵魂的赎罪之路。

再看加尼亚的父亲伊沃尔金将军，他浑浑噩噩、穷愁潦倒、撒谎吹牛，最后甚至偷了自己的好友列别杰夫的四百卢布。但是，后来他还是良心发现，把偷的钱一文不少地悄悄送了回去。他曾向公爵大吹法螺，说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打进莫斯科的时候，他做过拿破仑的少年侍卫，而且出入宫禁，非但了解拿破仑的许多军事秘密，而且还知道拿破仑的不少隐私。公爵是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他恭恭敬敬地听着，假装信以为真。但是将军心里是明白的，公爵只是出于礼貌才洗耳恭听，因此将军对他十分感激。与此同时，他又感到恼怒，感到受了污辱，因为公爵只是可怜他，才屈尊装出一副信以为真的样子。他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伸出双手，捂住了脸，急速地跑了出去。

书中最复杂的两个人是列别杰夫和伊波利特。列别杰夫已如上述。

伊波利特的主要特征是二重人格，内心分裂，集好坏于一身。上帝和魔鬼同时占据着他的心灵。正如作者形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一样——集圣母玛利亚与所多玛城于一身。

伊波利特出身贫苦，父亲早逝，母亲中年守寡，但是弟妹成群，他又身患不治之症——肺痨，已不久人世。他身居社会的最底层，处境屈辱，但是他又受过较好的教育——中学毕业。他曾经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但是疾病使他不能有所作为。他在上学的时候洁身自好，看不起那些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儿。即便重病缠身，他也尽力做了些好事，帮助过一位因开罪上峰而丢掉职务的医生。他曾想在他离开人世前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用他的话说，就是“您投下您的一颗种子，投下您的一份‘施舍’，以及您不论用什么形式做的一件好事，您也就是向别人献出了您身上的一部分，并把他身上的一部分化为己有；你们彼此互相接近了”。

这是他内心的“天堂”，但是他内心还有一个“地狱”。他因为将不久于人世，因此看到一切健康的人和幸福的人就嫉妒，就憎恨。他特别恨公爵，因为公爵本来跟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竟出乎意外地得到一份遗产，成了“百万富翁”，成了叶潘钦将军心目中的“乘龙快婿”；再加上公爵心肠好，许多人都喜欢他，而伊波利特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优秀的人”，是“人世间公认的至善至美的人”，他只要向人民大众说一刻钟的话，人民就会拥戴他，跟他走，可是天不假以永年，造化存心作弄他，把他这个“至善至美的人”创造出来以后，又要亲手毁掉他。公爵是个孤儿，是个“白痴”，却这么幸运，什么都有，而他却什么都没有。因此他声嘶力竭地当着众人的面，口吐白沫地嚷道：“我恨你们大家，恨所有的人！但是世界上我最恨的是您，您这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白痴、假仁假义的百万富翁！我刚听到您的情况的时候，就一眼看穿了您，恨您，对您恨之入骨……我不要您的恩赐，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恩赐……我诅咒你们大家，永远诅咒你们！”

他偷偷地爱着阿格拉娅，可是阿格拉娅却爱上了公爵。这也是他受不了的。因此，他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极力破坏他俩的婚事。最后，阿格拉娅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为争夺公爵进行的那场情场“决斗”，就是他从中策划、挑唆、安排的。他还极力激怒阿格拉娅，说她跟公爵好是吃人家的“残羹剩饭”。当他的目的达到以后，看见公爵真的撇下阿格拉娅，要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结婚了，似乎也很幸福，他又觉得受不了，于是反过来又把他俩即将举行的婚礼作为嘲笑对象，心怀叵测地对公爵说：“以爱报爱，以怨报怨；您抢走他（指罗戈任）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也可以杀死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嘛；虽然她现在并不是您的未婚妻，但是您毕竟会难过的，不是吗？”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一、破坏公爵的幸福感，使他惶惶不安；二、以此劝说公爵到国外去结婚，把阿格拉娅留给他，以免节外生枝，虽然他明知道阿格拉娅不爱他，也决不可能爱他。

值得注意的是，伊波利特这一人物的某些特点，是影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比如伊波利特说他只要向人民大众说一刻钟的话，大家就会拥戴他，跟他走，等等。试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给卡特科夫的信中曾提到：“我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常说，他只要跟人民谈一刻钟的话，他就会立即说服他们转向社会主义。”[455]

可见，伊波利特这一形象具有极大的论战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心是一分为二的。有些人身上常常是善恶并存，人性与兽性并存。他不承认“人之初，性本善”，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善恶之分。但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善战胜恶，还是恶战胜善，应该由每个人自己负责，而不应归咎于社会，归咎于环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说：“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那么美好，仿佛是上帝恩赐的一般，你甚至不敢设想他们有朝一日会变坏。”又说：“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456]

《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是“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也头脑冷静。懂得善与恶的界限，但是他可以同时宣扬两种互相排斥的思想，而又不相信其中的任何一种。正如他谈到自己时所说：“我依然像素来一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他甚至说，从审美的观点看，他看不出“一桩禽兽般的淫乱行径，跟任何一件丰功伟绩，甚至是为人类献身的行动，有什么区别”[457]。

《白痴》中的列别杰夫是个小丑、拍马逢迎者、阴谋家和造谣诽谤者，但又可以同时是个头脑清醒的哲学家和宗教宣传家。

人的善恶是天性，还是环境使然，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论的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环境对人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善恶是人的天性。在同样的环境下，一个人作何选择，这才是主要的。人属于社会，但并非全部属于社会。

正如《罪与罚》中的拉祖米欣所说：“争论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开始的……犯罪是对社会制度不正常的抗议。”他接着又说：“他们把一切都归之于‘环境的影响’——此外就再没有别的了！这就是他们爱用的词句！从这里直接得出：如果把社会正常地组织起来，一切犯罪行为就会立刻消失，因为再没有什么可抗议的了，大家转眼之间就都成了正人君子。天性是不被考虑在内的。天性是被排除的，天性是不应该存在的！”[458]

《白痴》中提到好几件谋财害命的凶杀案。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不止一次地嘲笑了“杀人是因为穷”这一荒谬论点：“我看，世界末日当真到啦。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奇谈怪论。”

在作者看来，把人心中的恶诿过于环境和社会，就是替罪犯开脱，解除他良心上和道义上的责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人心中还有一种奇怪现象：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身处社会最底层，除了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感到走投无路、抬不起头来以外，还会产生一种自甘下贱、甘当小丑的倾向，好像自己卑贱、低下得还不够，必须这样来刺激一下自己心头的创伤似的。有些人是自我调侃，带有讽刺性，比如《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的叶惹维金。还有一种人是想以此来巴结主子，捞点好处，比如《白痴》中的列别杰夫。请看下面一段对话：

罗戈任说：“反正我一戈比也不会给你，哪怕你两脚朝上在我面前走个来回。”

“一定，一定照办。”

“去你的！哪怕你在我面前跳一星期舞（俄谚，指拍马），我也不给，就是不给！”

“不给就不给！我要的就是你不给。可是这舞我跳定了。撇下老婆孩子，我也要在你面前跳舞。这马屁我算拍定了！”

再一种人是身居底层，腰无分文，却幻想金钱和权力，幻想当罗思柴尔德和拿破仑。《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想当拿破仑的一个。《白痴》中的加尼亚想当罗思柴尔德，伊波利特既想当拿破仑，又想当罗思柴尔德，只是因为身患不治之症，才未能把幻想付诸行动。他幻想“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为大众造福，为发现和宣告真理而活着”。——这就是想当拿破仑，或者美其名曰想当“人民的领袖”。再就是，他认为，若不是他卧病在床，他一定能够当上罗思柴尔德。他认为穷人穷是活该，只能怪他自己没有本事。他在他那份《必要的说明》中写道：“噢，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我对这类傻瓜毫无怜悯之心——我可以自豪地说这话。他自己为什么当不了罗思柴尔德？他没有罗思柴尔德的百万家私，他没有堆成山似的帝俄金币和拿破仑金币，没有谢肉节的货棚下堆成高山似的金山和银山，这又能怪谁呢？既然他活在世上，就事在人为，就能够做到一切！他不明白这一点，又能怪谁呢？”

人心是复杂的，人心同大海一样深不可测。

其所以复杂，所以深不可测，就是因为人除了意识还有无意识，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同弗洛伊德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无意识活动是大量的，无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

无意识不能用言语表达，但却可以通过某些情感的流露表现出来。比如：

一、烦恼和闷闷不乐。有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烦恼什么。例如，梅什金公爵在两个女情敌当面交锋之前，就有一种沉重的预感，到底是什么，他也说不清，但他觉得今天一定要出事，而且是件大事。他当时的表现就是闷闷不乐，这就是一种下意识的活动。“这天早晨一开始，公爵就有一种沉重的预感；他所以有这种预感，也可以用他的病情来解释。但是他莫名其妙地闷闷不乐，而这正是他感到最痛苦的。诚然，摆在他面前的事实是印象深刻的、沉重的、令他痛定思痛的，但是他闷闷不乐却远远超过他想得起来并且思前想后的一切；渐渐地，他油然产生了一种期待，并在他心里扎了根：今天，他一定会发生某种特别的、不可改变的事。”

这就是一种下意识活动。

二、莫名其妙的恐惧。这也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这情绪比烦恼和闷闷不乐要强，要清晰，但他到底怕什么，还是说不清。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跟随罗戈任逃走之后，公爵赶到彼得堡到处寻访他俩的踪迹，但遍寻无着。他先是感到苦闷，感到烦恼，然后产生了恐惧。“只有上帝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也只有上帝知道他在想什么。许许多多的事他都感到害怕，并且痛苦和揪心地感到自己怕得要命。”

三是笑。一个人怎么笑，常常能暴露出这个人的灵魂和灵魂深处的东西。比如列别杰夫干笑，罗戈任狞笑，梅什金苦笑，加尼亚奸笑。再有，梅什金听到加尼亚居然也能发出孩子般的笑声，说明这人的人性还未完全泯灭。公爵对加尼亚说：“我感到奇怪，您竟能这样真诚地大笑。真的，您竟能发出孩子般的笑声……由此看来，您童心犹在。”作者在《死屋手记》中曾借主人公之口说到他对笑的看法：“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我总觉得可以从笑声中识别一个人。如果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初次相遇，他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悦耳，那您就可以大胆地说，他是一个好人。”[459]

四是直觉。梅什金公爵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照片上凭直觉感到“她的命运一定很不一般”，“她一定受过很大的痛苦”，一定很“高傲”。也是直觉驱使他当天就去参加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晚会。也是凭直觉，他感到罗戈任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拔刀相向，加害于他。他前去找罗戈任的时候，也是凭直觉认出了罗戈任的家。“有一座房子，大概由于它的外貌特别，老远就开始引起他的注意；公爵后来想起，他当时曾对自己说：‘一定就是那座房子。’……这种房子里里外外都给人一种不好客和冷冰冰的感觉，一切都仿佛鬼鬼祟祟，藏着掖着似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光从外表看，实在难以说明究竟。”

而且这种直觉十有八九是正确的。一个人的直觉并不是上帝的天赋，而是人的一种自然能力，通过无意识洞察现象的本质。须知，梅什金公爵并没有洞察一切的超自然能力，但是他能凭直觉感知罗戈任的本质，察觉罗戈任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宅子有一副你们整个家族和你们整个罗戈任家生活的面容，你倘若问我何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也说不清。”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出逃以后，梅什金公爵遍寻无着。他直觉地感到，根本用不着去找他们，罗戈任自会找上门来。“如果他的情况好，他就不会来，如果他的情况不好，他很快就会来；而他的情况肯定不会好……”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说不清了，他并没有预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被杀的超自然能力。

五是错觉或幻觉。阿格拉娅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写给她的三封信交给了公爵，请他抽暇一读。他看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信中极力促成他和阿格拉娅的婚事。他在信中看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难言之痛。他知道她是爱他的，但又不能不违心地忍痛割爱。特别是她在信中提到，“令姐阿杰莱达曾经对我的照片下过这样的评语：具有这种美貌的人，可以把世界翻个个儿。但是我已经看破了红尘。”“我很快就会死的。”“我会因为怕他而杀死他（指罗戈任）……但是他肯定会先下手，把我先杀死……”看到这话后，梅什金公爵感到不寒而栗，他早预感到她的悲惨结局。“他沿着公园四周的路向自己的别墅走去。他的心在跳，思绪很乱，他四周的一切像场梦似的。蓦地，就跟前两次他每次醒来都看见同样的幻象一样，这次，同样的幻象又出现在他面前。那个女人又从公园里走出来，站在他面前，仿佛特意在这里等他似的。他打了个哆嗦，停住了脚步；她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不，这不是幻象！”前两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以幻象出现。这次，幻象却成了现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幻觉、幻象和现实，就这样扑朔迷离地交织在一起。

本书结尾，有一处描写了幻听或幻觉。罗戈任和梅什金一起躺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尸体旁，罗戈任告诉梅什金，他是怎样一刀捅进她的心脏，把她杀死的。就在这时，罗戈任听到了隔壁屋子里有人走动，而且两人都听见了。这无疑是幻听或幻觉。如果用神秘主义来解释，有两种可能：一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鬼魂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本书的预备材料中就是这样解释的[460]）；二是挂在客厅里的那幅《死基督》复活了，也许，他正以悲天悯人的目光注视着这件惨绝人寰罪孽。

六是梦。伊波利特做了个梦，梦见一个蝎子似的怪物，有毒，满屋子乱跑，后来又援墙而上，几乎爬到与他的脑袋平行。这蝎子似的怪物就是伊波利特部分本质的真实写照。他在清醒的时候是认识不到这点的。他自视甚高，自我感觉一贯良好。可是在梦中，他的潜意识告诉他，他只是一个到处蜇人的有毒的怪物罢了，甚至在命归黄泉的时候，它还在扭动，还在放毒。

描写梦境最突出的是《罪与罚》。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行凶杀人前梦见自己的童年，看到一匹驽马拉着一辆超载的车子，任人鞭打，被折磨至死的悲惨情景。这梦是象征性的。他前面摆着两条路：像那匹瘦马那样任人驱赶，被折磨致死呢，还是铤而走险？他选择了后者。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不仅有他的“理论”和理性在起作用，他的潜意识也在暗中推动他走上杀人的路。梦，就是潜意识活动的表现。

再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梦，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在病中做的。他梦见世界末日，人们失去了理智，互相仇恨，互相残杀，火灾发生了，饥荒发生了，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按基督教教义，世界末日，世人都要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得救赎者升天堂，享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受永罚。拉斯科利尼科夫正是在基督教精神的感召下，走上悔罪之路，在苦难和博爱中净化自己有罪的灵魂，救赎自己的有罪之身。

《白痴》中有一段关于做梦和梦境的概述：“有时候，人们常常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既不可能，也不自然；您醒来后，梦境历历在目，您对这个奇怪的事实会感到惊讶：您首先记得，在您做梦的整个时间内，理智一直没有离开过您。……为什么您从梦中醒来，已经完全回到现实中来以后，几乎每次，有时印象还十分深刻，您总感到，随着梦境的消失，您也留下了一些捉摸不定和猜不透的东西呢？”

七是预感。梅什金公爵在罗戈任家看见罗戈任用来裁纸的一把小刀，这刀是全新的，本来是果园里修剪果树用的。他的潜意识告诉他，这里一定有蹊跷。他从罗戈任家出来后，精神恍惚，可是这潜意识却一直支配着他，使他欲罢不能，念念不忘。他无意识地几次驻足在一家刀铺前，观看这里出售的一把同样的刀子，甚至毫无必要地给它估了价：“当然，只值六十戈比，再多就不值了。”这把刀子，加上同一天他三次看到杂在人群中的罗戈任的眼睛，给了他一个不祥的预感：罗戈任是会行凶杀人的。果然，不多一会儿，在旅馆的楼梯上，罗戈任向他拔出了那把明晃晃的尖刀。又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多月，这把刀子又插进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心脏。这是预感，但不是神秘主义的未卜先知，也不是魔鬼悄悄地告诉他的。我们如果把看到的各种现象仔细分析一下，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然而当时公爵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并没有用理智来分析，而是潜意识引导他作出这一恍惚而又模糊的猜测。

八是病态心理或是癫痫病发作前一刹那的心理。《白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他在发癫痫病的时候，几乎就在发作之前，还有一个预备阶段……就在他心中感到忧郁、沉闷、压抑的时候，他的脑子会霎时间豁然开朗，洞若观火，他的全部生命力一下子调动起来，化成一股非凡的冲动。在闪电般连连闪烁的那些瞬间，他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识感会增加几乎十倍。他的智慧和心灵会倏忽被一种非凡的光照亮；一切激动、一切疑虑和一切不安，仿佛会霎时间归于太和，化成一种高度的宁静，充满明朗而又谐和的欢欣和希望，充满理性与太极之光。”这也是作者本人的切身体验。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神秘主义，是病态，是子虚乌有。也许吧。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子虚乌有呢？这种神秘的心态不是人人都有的。也难以用言语表达，但确凿存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科学应当回答的问题。不能因为科学暂时不能回答，就说它神秘。

九是宗教感情。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首先要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

作者在一八五四年离开鄂木斯克囚堡之后，曾给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冯维辛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的宗教信仰：“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仰，其中的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461]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相信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独立自在”的上帝。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屡次看到这一观点。在《白痴》中，我们也读到，梅什金公爵看了小霍尔拜因的名画《死基督》后说道：“……有人看了这幅画会丧失信仰的！”因为这画上画的完全是个死人，他的弟子和信徒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人会复活呢？！但是作者又渴望获得信仰，甚至罗戈任也“想努力恢复自己失去的信仰。他现在非常需要信仰，需要到了痛苦的程度……是的！一定要信仰一种教义，信仰一个神！”这信仰就是爱——爱人和被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不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我们心中的上帝，寻找爱。他认为基督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一种道德理想，一种象征。但是，这种理想，这种象征，不仅应从理智上接受，而应是一种全身心的向往。这种信仰，应当融化在人的血液中，融化在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甚至可以说，宗教信仰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皈依和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说道：“宗教感情的实质既不能归结为任何论述，也不能归结为任何过失和犯罪感，更不能归结为无神论对宗教的种种抵牾，这里别有一种不能言传的意蕴，永远别有一种意蕴；无神论的说三道四，永远是隔靴搔痒，似是而非，永远说不到点子上。”这也就是我国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所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理。

在说这话之前，关于宗教信仰，梅什金曾举了几个例子，以志说明。他说，他在两天内遇到了四件不同的事。一是他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很有学问的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上帝，但是谈来谈去，始终谈不到点子上。二是他在客栈里听说，就在头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件命案：一个农民发现另一个农民有一块怀表，顿生歹念，于是他乘表的主人转过身去不注意的时候，手起刀落，劈死了他的伙伴。可是这人在行凶前还画了个十字，默默祷告：“主啊，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吧！”三是他在街上遇到一个喝醉酒的士兵，掏出一枚锡十字架，冒充银的卖给了他。四是他在回客栈的路上遇见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刚出生六七星期的婴儿。这孩子忽然咧开小嘴，向她莞尔一笑。母亲看到孩子笑容后高兴极了，虔诚地画了个十字。公爵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一个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头一次笑，做母亲的那份高兴呀，都这样。就像上帝在天上，每次看到一个罪人在他面前真心诚意地跪下祷告时所感到的喜悦一样。”梅什金认为这女人说出了“那异常深刻，异常透彻，而且真正符合宗教教义的思想，在这思想里，基督教的本质一下子全都表现出来了，也就是应当把上帝看作我们的亲生父亲，把上帝对人的喜悦看作父亲对亲生孩子的喜悦——这就是基督的最主要的思想！”

这四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宗教感情，既不像无神论者推测的那样，也不在于一个人是否受过洗礼，是否经常去教堂，有些人名义上是基督徒，也祷告，也画十字，也挂十字架，但实际上是敌基督或者出卖基督的人。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一个字——爱。爱上帝，爱他人。真正的宗教感情就应当像那个怀抱婴儿的母亲一样爱人——爱上帝，爱孩子，爱一切有罪无罪的人；爱万物——爱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梅什金公爵在叶府为他举行的晚会上十分激动地陈述了他的宗教感情：“你们知道吗，我不明白，当一个人走过一棵大树，看到树影婆娑，怎能不感到幸福呢？当你能跟一个你所爱的人说话，怎能不感到幸福呢！……世界上又有多少这么美好的东西啊，简直随处可见……你们不妨看看孩子，看看朝霞，看看正在生长的青草，看看那些注视着你们并且爱你们的眼睛……”爱，就是一种宗教感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美能拯救世界”。这话就是在《白痴》里说的。这美不仅指人的容貌美，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灵美。美就是真与善。达到真与善，才有美。而美的集中体现，就是爱与宽恕。东正教的真谛就是爱。

《白痴》尾声中有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场面——梅什金公爵和罗戈任并肩躺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尸体旁，梅什金对罗戈任充满了无限怜悯和同情——怜悯和同情一个背离基督教导的有罪的人。“一种全新的感觉，以无边的苦恼折磨着他的心。”“他把自己的脸紧贴着罗戈任的苍白的、一动不动的脸；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流到罗戈任的腮帮上。”罗戈任杀害了他的未婚妻，捅死了一个他深切同情的美丽而又不幸的女人，但是他宽恕了他，因他走上歧途而怜悯他，爱他。诚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过去，梅什金就曾针对罗戈任说过这样的话：“同情心是全人类得以生存的最主要的法则，也许还是唯一的法则。”同情自己的仇敌，怜救一个有罪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匡世救人之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迈科夫的信中写道：“有神论给了我们一个基督，即如此崇高的人的概念，使人对之不能不肃然起敬，不能不相信这是人类永垂不朽的思想。”[462]

梅什金公爵就是作者心目中基督这一理想的体现。试看作者在给伊万诺娃的信中写道：“长篇小说（指《白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美是理想……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这位无可比拟、无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现当然也是永恒的奇迹（《约翰福音》也是这个意思，他把奇迹仅仅看作是美的体现，美的表现）。”[463]由此可见，梅什金就是基督式的绝对美好的人。而要理解这个绝对美好的人，就必须深刻懂得作者的宗教观——基督就是“绝对的美”，而“美能拯救世界”。

属于第三个同心圆的，并不局限于上述这几个方面。作者在展示现实生活广阔画面的同时，还提出和探讨了人和人生哲学的其他问题（如人生的意义，能独立自主的人和不能独立自主、但知人云亦云的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面包与自由，理智与感情等），以及伦理道德问题（善与恶，同情、怜悯与爱人等），政治问题，文艺美学问题，等等。

要分析所有这些问题，需要写一部专著。而且，即使写一部专著，也不见得说得清楚。

真是说不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高尔基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辩驳的，就描绘的能力而言，他的才华也许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世界和人们的裁判者’，他就很容易被认为是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464]

这是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几乎成了定评。但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未免囿于成见，有“莫须有”之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是基督。而中世纪的“宗教大法官”正是他痛下针砭、大加挞伐的。[465]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面向未来的作家。他提出了许多永恒的、至今犹激动人心的问题。现在，一门新的学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正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悄然兴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非功过，他对人类的评价和预言，自有历史评说。武断地过早下结论，无疑是不适宜的。

有一位名叫艾亨瓦尔德的俄罗斯评论家写道：

“这位伟大的苦役犯，步履沉重，脸色苍白，目光如火，拖着锁链，走过我国的文坛。他那疯狂的步伐，使我国文坛至今犹迷离恍惚，如坠云里雾中。他在俄罗斯的自我意识的巅峰，打了一些至今犹无法辨认的信号，他那舌敝唇焦之口还说了一些预言和不祥的话。现在，斯人已去，我们只能独自来猜测这些哑谜了。”

于北京大学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