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狼还是羊？

这世上有很多人认为“人是羊”，另一些则认为“人是狼”。双方各执一词，有理有据。那些认为“人是羊”的，只需要摆出一个事实：人很容易受他人的摆布，去做一些甚至会伤及自身的事情；他们追随将领征战沙场，结果一无所获，只在所到之处留下满目疮痍；任何荒诞的谬论只要足够煽动又有权威撑腰，他们都会深信不疑——从神父和君王声色俱厉的威胁恐吓，到各种身份或明或暗之人想要说服他人时吐出的轻言软语，都是如此。大多数人似乎都很容易听信于人，像是半醒着的孩子，在任何足以让他们动摇的威胁或甜言蜜语面前，心甘情愿地放弃其自由意志。的确，那些内心有着坚定的信念、足以与普罗大众意见相左的人，实属例外现象，而非常规。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往往要在几个世纪以后才会得到人们的尊崇景仰，而其中的大部分在其生活的年代里遭受着世人的冷嘲热讽。

正是基于“人是羊”这样的设想，宗教裁判所的大审判官和独裁者建立起他们的体系。更重要的是，“人是羊，因此需要领导者代其做决定”这种观念本身常常还让这些领导者发自肺腑地觉得：如果他们让别人得偿所愿，如果他们是那种让人从责任的枷锁和自由的负累之中解脱出来的领导者，他们所履行的就是一项颇具道德意义的职责——即便是一场悲剧，也同样如此。

然而，倘若大多数人真是羊，那为什么人的生命与羊会如此不同？人的历史由鲜血铸就，那是暴力纷争层出不穷的历史，武力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用来左右人的意志。是塔拉特·帕夏(1)以一己之力屠戮了几百万亚美尼亚人吗？是希特勒以一己之力屠戮了几百万犹太人吗？这些人不是凭一己之力，他们有成千上万的爪牙为他们残杀生命、对人施以酷刑，而且是自觉自愿、自得其乐地做着这些事。人对人的残暴行径，我们难道不是随处可见？惨绝人寰的战乱、谋杀强奸和恃强凌弱。遭辱受难的人们发出阵阵悲鸣，听者常常是充耳不闻、心肠冷硬、不为所动。一桩桩事实摆在眼前，使思想家们（如霍布斯）得出这样的结论：homo homini lupus（人与人互相为狼）。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人性本恶；人天生具有毁灭性，他是个杀手，只有出于对更强大杀手的恐惧，他才会有所收敛，停止他最喜爱的杀人消遣。

然而，这两种观点都让我们心存疑惑。或许我们自己就听说过某些像希特勒那样灭绝人性的杀人狂和施虐狂，他们有可能深藏不露，也可能形迹昭彰。这种事的确会发生，但那都是个别现象，而非常规。我们是不是该假定，你和我，还有大多数普通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变得像野兽一样凶残，是因为存在诸多抑制因素；而一旦挣脱束缚，我们“真实的天性”便将暴露无遗。这种设想很难推翻，却也难以令人信服。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残暴地对待他人又不必顾虑任何打击报复，这样的情况多得数不清，可大多数人并不会这么做。事实上，很多人在残酷和暴虐行径面前，往往会生出一种极端厌恶之感。

如此说来，眼前这令我们迷惑不解的两难问题，究竟是否另有更合理的解释？我们是不是该假定：答案其实简单明了，那就是为数不多的狼和为数众多的羊并肩共存？狼要杀戮，羊要追随。因此，狼驱使羊去行凶，谋害绞杀他人；羊乖乖听狼指挥，不是出于喜欢，而是因为他们想要追随。即便是这种情形，杀人者也不得不编些故事出来，假称其事业之崇高，假称自己是自由受到威胁而奋起抵抗的人，假称自己是为丧命于刺刀之下的孩子、惨遭蹂躏的妇女和尊严被践踏之人报仇雪耻的义勇之士，从而驱使那为数众多的羊像狼一样作恶。这种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却还是疑点甚多。这不就表示这世上存在两类人，一种具有狼性，另一种具有羊性？况且，如果不是天性如此，羊又何以如此轻易地被说服而变得行事如狼，即便暴力在他们面前不曾被伪装成一种神圣的职责，结果也是一样？我们关于狼与羊的假设或许是经不起推敲的；又或者真实情况竟然是：狼代表着人性最基本的特质，只是比起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羊性，狼不过是显得更加明目张胆？又或者，这种非此即彼的说法到头来居然是错误的。或许人既为狼、又为羊——抑或既非狼、亦非羊？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各国蠢蠢欲动地妄图利用最具毁灭性的武器一举扫除其“敌对势力”，即便自己也可能在这场大屠杀中灭绝净尽都在所不惜的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倘若我们听信“人本质上倾向于毁灭”的说法，认为人类使用武力和暴力是根植于此的内心需求，那么面对日益膨胀的野蛮行径，我们抵御的力量将会变得越来越弱。虽然相比之下有些人更具狼性，但既然大家都是狼，余下的人又何必防狼拒狼、如临大敌呢？

就其更广泛和更普遍的意义而言，“人是狼？是羊？”这个问题只是西方神学和哲学思想中众多基本议题之一的特殊表现形式，那就是：人本质上是邪恶堕落的还是良善可塑的？《旧约全书》并没有选择“人从根本上说是堕落的”这一立场。亚当和夏娃悖逆上帝的行为没有被称作“犯罪”，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悖逆使人堕落。恰恰相反，此次悖逆之举为人类发展自我意识、为使其自身具备选择的能力创造了条件；因而说到底，这第一次悖逆实际上是人类迈向自由的第一步。亚当和夏娃的这种做法似乎也在上帝的计划之内，因为在先知看来，人类正因为遭到驱逐、远离乐土，才得以创造他自己的历史，发掘他身而为人的力量，并作为一个充分发展的独立个体在人与自然之间达成一种全新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不同于他先前获得的和谐，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先知们所崇尚的救世主之说毋庸置疑隐含着“人并非生性堕落”“无需上帝任何特殊的恩慈，人也能被拯救”的意味。然而它并没有暗示，人类这种向善的潜能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一个人如果作了恶，他会变本加厉。所以，法老的心“变得冷硬起来”，因为他作恶不断；这副铁石心肠到最后再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绝无可能悔改。《旧约全书》里列举的恶人恶事起码与善人善事一样多，在作恶者名录中，就连尊贵如大卫王这样的人都不曾幸免。《旧约全书》的主张是：人兼具善恶两种品性，他必须在善恶之间、祝福与诅咒之间、生命与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纵然是上帝，也没有擅加干涉。上帝只是差遣他的使者，即先知，把行事准则传达给世人以引导其躬行善事、明辨奸邪、警示不详、训诫不敬。可一切也就到此为止，之后便由人独自面对向善还是行恶的“两难之选”，而最终做的什么决定，则完完全全是他自个儿的事。

但此后基督教在这方面的发扬却是另一副面貌。在基督教会的发展过程中，亚当的悖逆是以罪恶论处的。事实上，这项罪严重到了败坏其本性的程度，也顺带着败坏了亚当所有后世子孙的本性。因此，仅凭自身的努力，人永远无法剔除身上的堕落之根。只有上帝施以天恩，让基督降临人世并为人类而死，才能彻底根绝人的堕落，并救赎那些信奉基督的人。

然而，在基督教会内部，这套原罪论也绝非人人首肯、毫无反对之声。贝拉基(2)抨击过，然而落败了。文艺复兴时期教会中的人文主义者虽然无法像许多异教徒所做的那样直接抨击或全盘否定，却也倾向于弱化其影响力。对“人与生俱来的恶与堕落”这个问题，如果非要指出各派主张之间有什么不同，可以说，路德(3)所持的观点只是更加激进。与此相对照的是，文艺复兴及其之后的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则在截然相反的方向迈出了非常极端的一步。后者宣称，人性中所有的恶只不过是特定环境导致的结果，因此人其实并不需要做什么选择。就此，他们认为，只要我们改变诱发罪恶的外在环境，人最初始的善几乎就会自发地涌现。这种观点也影响了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人性本善”这一信念其实是人产生了新的自信的结果，这种自信乃得益于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与之正好相反的是，对“人具有作恶倾向”这一传统观念的强调，在西方世界道德沦丧之下再度抬头。这种道德沦丧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贯穿了希特勒等人的所作所为，历经考文垂大轰炸和广岛原子弹事件，再延续至如今各国预谋发动的殃及全人类的毁灭性战争。性恶观引起了人们的新一轮重视，这是一剂有益人类健康的解毒剂，它使我们不再低估人性之恶与生俱来的内在潜能。只不过遗憾的是，有时由于理解错误，甚至有人歪曲其义，对人性恶的低估太常被用来奚落那些仍未对人类丧失信念的人们。

有些人的观点常常遭到误读，被认为是低估了人性恶的潜能；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想强调的是，这种过于感性的乐观主义并不是我思及此事时的心态。对任何有着长期临床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若要他轻视人所具有的各种毁灭性力量，那当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在重度患者身上，他能亲见这些力量如何发挥效力，他也能亲身体验到在遏制它们或者引领它们往有益的方向发展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任何亲眼见证过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邪恶之力和毁灭之力大爆发的人，若要他对人类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及其猛烈程度视而不见，那同样相当困难。然而，我们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笼罩着今人——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在内——的那种无力感有增无减，它或许会引导众人接受一个有关堕落和原罪的新版本；当人们认为“战争无可避免，因为它是人的本性中具有的毁灭性所导致的结果”时，此新版本便为这种失败主义观提供了依据，使之变得合情入理。这种观点有时颇以其极致的现实主义导向为荣，但它在两个方面却是不切实际的：其一，人类的各种毁灭行为来势凶猛，但这绝不意味着不可战胜，甚至也不意味着其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二，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还在于它有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战争主要是心理力量产生的结果。事实上，在理解社会政治现象时，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对这个谬误深思细想。战争是政界、军界和商界领袖们决定发动战争的结果，这些人图谋的是势力范围、自然资源和贸易优势，或者为了抵御真真假假的妨碍国家安全的外敌威胁，又或者为了壮大其个人威望和荣耀。这些人与普通人并无分别：自私自利，几乎不可能为了他人而放弃一己之利。可他们既不残忍，也不邪恶。比起损人害人，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是乐于行善的。可当其登上权力巅峰，足以号令百万之师，掌控着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时，他们却可能带来巨大的灾祸。平民生活中的他们可能会摧毁某个与之竞争的对手，而在我们有着强大独立主权国家的世界中（“独立主权”意即不受制于任何试图约束该主权国家行为之道德法则），他们则可能毁灭整个人类。人类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穷凶极恶的人，也不是施虐狂，而是寻常人掌握着非同寻常的权力。正如一个人需要武器才能克敌制胜，他同样也需要强烈的情感，如仇恨、义愤、毁灭冲动和恐惧，才能驱使成百上千万的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战场成为刽子手。这些激情是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它们不是原因，一如枪炮本身也不是战争爆发的原因。很多人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是核战争与传统战争的不同之处。那个摁下核导弹发射按钮、可能就此断送成千上万条性命的人，他几乎体会不到一个端着刺刀或机枪的士兵结束一条鲜活生命时内心涌现的那种杀人的感受。然而，即便发射核导弹武器仅仅只是忠诚地执行上级命令，也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人的性格深处若不是具有毁灭性，是否定然存在一种对生命的极度冷漠？

我将在下文区分三类现象，在我看来，这三类现象构成了人最暴虐、危险的倾向形式的基础，它们是：对死亡的爱、恶性自恋以及共生乱伦固着（symbiotic-incestuous fixation）。这三种倾向合体之时，即形成“衰退综合征”，它使人为了毁灭而毁灭，为了仇恨而仇恨。与“衰退综合征”截然相反的，是我将予以描述的“成长综合征”，它由对生命的爱（对立于对死亡的热爱）、对人类的爱（对立于自恋）以及独立性（对立于共生乱伦固着）组成。这两类综合征只在少数人身上得到充分发展。但无可否认的是，每个人都朝着他已经选定的方向发展：向生或向死，向善或向恶。

(1)塔拉特·帕夏（Talaat Pacha，1874—192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三个实际领袖之一。他通过两项措施发起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活动：其一是1915年4月24日在君士坦丁堡大规模逮捕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其二是1915年5月30日颁布呼吁大规模驱逐亚美尼亚人的《特西尔法律》。——译者

(2)贝拉基（Pelagius，360—420），基督教修道士兼神学家，居于罗马、迦太基及巴勒斯坦等处。他极力反对奥古斯丁派“人类完全堕落”之教义，提倡一种异端的自由意志教义，否认原罪，谓上帝恩典非人所不配得之恩赐，亦非得救所必须。——译者

(3)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年11月10日—1546年2月18日），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他认为人性本恶，并反对自由意志，坚信人在堕落之后，其自由意志不断地主动犯罪，只有在顺服上帝时才有行善的能力。——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