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央球场静悄悄
当你在温布尔登中央球场进行比赛时，你感觉到的只有寂静。你站在松软的草皮上，悄无声息地颠着球；你将球高高抛起，准备发球；你击中它，耳膜充斥着击球的回响：咣、咣、咣、咣。齐整的草坪、悠久的历史、古老的球场、身穿白衣的球员、彬彬有礼的观众、令人心生敬畏的传统——视野之内连一块广告板也没有——所有这一切包围着你，将你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离。我喜欢这种感觉，中央球场就像一座肃穆的大教堂，让我能顺利地进行比赛，因为在一场比赛中，最艰苦的斗争就是摈除头脑中的杂音，将一切抛诸脑后，一心专注于比赛，全身心投入当前的每一分。如果上一分我犯了错误，我会忘了它；如果胜利的念头在脑海中掠过，我会碾碎它。
每一分结束时，中央球场的寂静就会被喧闹声打破，如果这一分是好球——温布尔登的观众是懂球之人——他们会鼓掌欢呼，叫嚷着你的名字。这一切响声听起来是那么清晰，却又那么遥远。我忘记了场内一万五千名观众正襟危坐，热切地关注着我与对手的每一个动作。我全情投入比赛中，对外界全然没有了知觉。现在我回顾2008年对阵罗杰·费德勒的温布尔登决赛，我生平中意义最重大的一场比赛，当时我全情投入，根本没有察觉全世界有数百万观众在关注着我。
在温布尔登进行比赛一直是我的梦想。早在孩提时代，我的叔叔托尼，同时也是我一生的教练，就告诉过我温布尔登是所有网球比赛中最具分量的赛事。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向朋友们敞开心扉，告诉他们我的理想就是在这里进行比赛，并成为冠军。迄今为止，我的征战皆以失败告终，两次输给了费德勒——一次是去年（2007年）的决赛，另一次是前年（2006年）的决赛。2006年的失利并非那么难以接受，那一次踏入中央球场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感激，能在弱冠之年就闯入决赛。费德勒轻松地击败了我，如果那时我能多一分自信，或许比赛的进程将不会那么轻松[3]。但2007年的五盘大战失利[4]彻底摧毁了我。我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我知道导致失利的原因并不是技不如人或发挥失常，而是因为精神崩溃。赛后我默默流下眼泪，在更衣室中泣不成声地哭了半个小时，眼泪里尽是失望与自责。输球总是让我难过，但当我曾拥有机会却与其失之交臂时，更加令我痛心疾首。与其说是费德勒击败了我，毋宁说是我击败了自己。我的表现令我彻底失望，我痛恨自己。我在心理上举旗投降了，我在比赛中心生杂念，我背离了比赛的计划。如此愚蠢，如此无谓的错误，我很清楚在重大比赛中绝不能犯，但我偏偏就犯了。
我的叔叔托尼堪称最严苛的教练，从来不会安慰我，甚至在我赢球时也会批评我。我想这次失利对我的打击一定很大，因为他居然一反常态地劝我不要哭了，并且告诉我，以后我还有机会参加温布尔登公开赛并进入决赛争夺冠军。我对他说，他根本无法明白我的感受，这一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进入决赛，是我赢得温布尔登桂冠的最后机会。我十分清楚职业运动员的生涯是那么短暂，机会稍纵即逝，而我竟然将其白白浪费，想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我知道当我的运动生涯结束时，我将会十分伤心，因此，我希望能够做到最好。每时每刻都是那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努力训练的原因——但有的时刻意义尤为重大，而在2007年，我错失了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错过了一个或许不会重现的机会。如果当时我能更加专注，能多赢得两三分，或许比赛结果就会完全不同，因为左右网球比赛胜利的因素，往往只有毫厘之差。五盘大战的末盘我以6:2负于费德勒，但如果我在4:2或5:2落后时头脑能更清醒一些，如果在那一盘的开始阶段我能把握住四次破发的机会（但我在球场上卡壳了），如果我能当它只是首盘而不是末盘，或许我将可以赢得比赛。
托尼无法抚慰我的悲伤，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另一次机会降临我的身上。一年之后，我再次来到这里。我下定决心，我将从十二个月前的失利中汲取教训，这一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绝不会让自己的意志陷入崩溃。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精神状态非常良好，因为尽管内心非常紧张，但我对胜利充满了信念。
比赛前的那天晚上，我与家人、朋友和团队成员在全英俱乐部[5]对面租赁的房子里共进晚餐。没有人提起第二天的比赛这个话题。虽然我没有明确要求他们回避这个话题，但他们都知道尽管我在兴致勃勃地聊天，但在我的脑海中，比赛已经开始了，从此刻直到比赛正式开始，他们不应该打扰我。我做了饭，在温布尔登公开赛的两周里，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做饭。我喜欢做饭，我的家人都认为这对我很有帮助，能让我的头脑冷静下来。那天晚上我做了烤鱼、通心粉和虾。吃完晚饭后我和托尼叔叔、拉菲尔叔叔玩飞镖游戏，就像是在故乡西班牙马洛卡岛马纳卡小镇的家里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我赢了。拉菲尔叔叔说是他故意让我赢的，这样我能以更轻松的心情参加决赛，但我不相信他。每次比赛我都希望获得胜利，我对输赢非常执着，开不得任何玩笑。
十二点四十五分我上床就寝，但无法入睡，脑海里想的只有今晚一直刻意回避的那个话题。我打开电视机看电影，直到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九点钟的时候我就醒了。我本来应该再睡几个钟头，但我已经感觉精神爽利。我的理疗师拉菲尔·梅莫总是陪在我身边，他告诉我睡不睡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分别——亢奋与肾上腺素会一直伴随着我，无论这场比赛将持续多久。
早餐照旧是麦片、橙汁、一杯牛奶巧克力——我从不喝咖啡——和我从家乡带来的美食：加了盐和橄榄油的面包。这一天醒来我感觉很棒。网球比赛的关键在于你当天的感觉。当你一觉醒来，可能是任何平常的一天，有时候你会觉得精神亢奋，似乎全身充满了精力；而在别的日子里，你觉得精神低迷，全身都像散了架一样。而那一天，我感觉非常警觉敏锐，生平从未如此这般神采飞扬。
十点半的时候，怀着这种心情，我横穿马路来到温布尔登中央球场附近的十七号球场进行最后的训练。在开始击球训练之前，和往常一样，我躺倒在长椅上，拉菲尔·梅莫——我昵称他为“提汀”——跪在我身边帮我拉伸膝盖，按摩我的小腿和肩膀，然后重点看护我的双脚（我的左脚是最脆弱的部位，伤患最多，而且最为疼痛难忍）。这样做可以刺激我的肌肉，减少伤病的发生。通常，在重大比赛之前的热身训练中我会进行一小时的击球练习，但这一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因此二十五分钟后我就离开了训练场。和往常一样，刚开始进行击球训练时我的动作很轻柔，然后逐渐加快节奏，直到我满场飞奔，达到正式比赛的击球强度为止。那天早上训练时我比平时更加紧张，但也更加专注。托尼和提汀一直陪伴着我，我的经纪人、前职业网球运动员卡洛斯·科斯塔担任我的陪练。比起平时我更加安静，每个人都格外安静。没有人开玩笑，甚至连笑容也没有。当我们打点行装时，我一眼就看出托尼不大满意，因为他觉得我刚才的击球并不像平时那么干脆利落。他的脸上带着责备的表情——这副表情我看了一辈子——而且忧心忡忡。他是对的，我刚才的击球训练的确没有达到最佳水平，但是，虽然他是我网球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伙伴，但有些事情还是只有我知道。我感觉自己处于最佳状态，在训练时我没有使出全力是因为左脚掌有点疼痛，我得在比赛前作一番处理。我打内心里坚信我将会是比赛的胜利者。在网球比赛中，与旗鼓相当或有机会战胜的对手进行较量时，必须在关键的时刻提升自己的状态。冠军运动员从不会在一项比赛的前几轮就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而是直到半决赛和决赛与强敌交手时才放手一搏，而在大满贯比赛中，伟大的球手会在决赛时达到自己的巅峰状态。我也会感到恐惧——我总在与自己的紧张情绪作斗争——但我将其压制下去，只有一个念头充斥我的脑海，那就是：今天我将牢牢把握这次机会。
我的身体状况非常棒，一个月前的法国公开赛我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决赛中击败了费德勒，而在这项草地赛事上我也打出了好几场精彩的比赛。在此之前的两次温布尔登决赛，费德勒得到了命运的垂青，而今年我仍觉得自己不是命运眷顾的一方，但情况有所不同，我认为费德勒也不占任何上风。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我也知道，整场比赛中失误球出现在我们身上的概率其实是一样的。网球比赛就是这样，而费德勒和我是彼此知根知底的老对手，情况更是如此。你或许会以为，在经过数百万次击球后，我已经掌握了网球的击球技巧，每次都打出流畅、扎实、清脆的击球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一天醒来你的感觉都会不一样，更是因为每一次击球都不会一样。当网球处于运动状态时，它会以无穷变化的角度和速度、上旋或下旋、低弹跳或高弹跳向你逼近。这些区别或许只是微乎其微。而你的身体各个部位——肩膀、肘部、手腕、臀部、脚踝、膝盖——每一次击球都需要做出不同的动作。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天气、球场表面以及对手。没有两个球会拥有相同的运动轨迹，因此也就没有两次相同的击球。所以，每一次准备击球时，你必须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对球的轨迹和速度作出判断与决策，考虑好以什么方式、何种力道及哪个位置把球给打回去。在比赛中你必须周而复始地进行这种尝试，一局比赛可能要进行五十次，二十秒内可能就会发生十五次，在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里持续不断地爆发能量，而在此期间，你一直不停地奔跑，神经高度紧张。当你的身体处于协调状态而且击球节奏十分顺畅时，你会感觉非常美妙，在高速对抗和无比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你可以调动起生理及心理机能，准确地用球拍的中心扎实地击球，将球回到预定的位置。我坚信良好的击球感觉来自艰苦的训练。比起其他运动，网球着重的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网球运动员必须在大部分时间里寻找到美妙的击球感觉，让自己杜绝恐惧的心理，尽量克服比赛进程的起伏对士气不可避免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世界头号选手。我身居费德勒之后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耐心地等待了三年[6]，登上世界第一的位置一直是我奋斗的目标，我知道，如果我能赢下此次温布尔登决赛，成为世界第一将指日可待。
我不知道比赛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我仰起头，只看到支离破碎的蓝天，远处的地平线上堆积着厚厚的乌云。比赛预计三个小时后开始，但很可能会被阴雨天气推迟或中断。我不会因这件事而烦恼。这一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和专注，不受干扰。我不能让2007年那场比赛专注力分散的悲剧再次重演。
大约十一点三十分，我们离开了十七号球场，来到了全英俱乐部专为顶尖选手准备的更衣室。房间并不大，可能只有一个网球场四分之一的面积，但其悠久的传统足以证明其伟大与庄严。这里有木头镶板、涂成温布尔登传统的绿紫两色的墙壁、铺了地毯的地板。我知道许多伟大的网球运动员——拉沃尔[7]、博格[8]、麦肯罗[9]、康纳斯[10]、桑普拉斯[11]——都曾经在这里待过。平时这里有很多人出入，但现在比赛只剩下两名选手，而我是更衣室里唯一的人。费德勒还没有露面。我洗了个澡，换上球衣，上楼到运动员餐厅吃午饭。这里格外安静，我喜欢这种感觉。我进入自我的小天地，将自己与身边的世界隔离，开始我每场比赛之前的惯例——雷打不动的惯例——这将一直持续到比赛开始为止。我的午餐是平常吃的东西。通心粉——没有加酱汁，没有任何可能影响消化的佐料——只加了橄榄油和盐，还有一片鱼肉。水是唯一的饮品。托尼叔叔和提汀陪我一起吃饭。托尼叔叔一直在沉思，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提汀很安静。我经常和他在一起，他总是那么安静。我们没有怎么说话。我想托尼叔叔或许抱怨过天气，但我什么也没说。即使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我也是多听少说的人。
一点钟了，离比赛开始还有一小时，我们回到楼下更衣室。网球比赛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即使是最重大的比赛，你也得和对手共用同一个更衣室。费德勒已经来了，坐在他一直就座的那张长木凳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一情景，因此气氛并不尴尬，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在球场上放手一搏，全力以赴争取在这场今年最重要的比赛中击败对方，但我们既是对手，更是朋友。在竞技运动中，对手之间总是充满了敌意，即使不是正面交锋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我和费德勒不是这样。我们很喜欢对方。当比赛开始或即将开始时，我们会暂且把友谊放在一边。这与私人恩怨无关。我和每个人都会争输赢，包括我的家人。当比赛开始时，我不再是平时的那个我。我让自己成为一台网球机器，努力完成即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是机器人，网球比赛没有“完美”一词，你只能迎接挑战，争取发挥出能力的极限。在比赛中，你必须时刻不停地与平日的弱点作斗争，抑制住人的情感。你做得越到位，获得胜利的机会就越大，前提是你进行了刻苦的训练，在比赛中顽强拼搏，而且你与对手之间在天赋上的差距不至于太遥远。在天赋方面我不如费德勒，但那并非无法逾越的鸿沟，即使在他最擅长的场地和表现最出色的比赛中，我仍拥有机会。我知道如果我能克服心中的疑惑和恐惧，让自己充满对胜利的渴求，在心理层面比费德勒做得更好，我将有可能击败他。你必须为自己穿上战甲，化身成为一名铁血战士。这是一种自我催眠，你以无比严肃的态度对待比赛，将自己的弱点深深隐藏起来，不让自己发觉，不让你的对手察觉。
如果这是一场表演赛，或许我会在更衣室里和费德勒开开玩笑，聊聊足球，但此时此刻这样做只会是在掩饰，费德勒将一眼看透我内心的恐惧。因此，我们俩坦诚相对，握了握手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作为致意，然后各自走到更衣柜前，彼此相距大概只有十步之远，然后假装另一方不在更衣室内。其实我并不需要假装。因为在身体层面上，我还在这间更衣室里，但在精神层面上，我已经离开了这里。我的灵魂遁入了脑海里的深处，我开始自发地按照安排开始行动。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四十五分钟，我洗了个冷水澡。水彻骨冰凉。每场比赛之前我都会洗冷水澡。这是踏上不归之路的第一步，也是我赛前一系列准备仪式最后阶段的第一个环节。在冷水冰凉的冲刷下，我进入了新的空间，我的力量和肌肉弹性在慢慢积聚。当我走出浴室时，我成为一个全然迥异的新人。我容光焕发，进入了运动心理学家称之为“心流”的精神高度警觉专注的状态，我的身体就像水里的一条鱼，全凭本能进行运动。在我的眼里，万物不复存在，只有接下来的战斗。
这是一件好事，接下来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换作是在平时，我根本无法平静接受。我走到楼下的医疗室，让我的医生给我的左脚掌注射止痛剂。自第三轮比赛后，我的左脚起了一个水疱，一小块跖骨的周围肿得很厉害。我必须给左脚的伤患部位止痛，否则我无法进行比赛——那是根本无法忍受的剧痛。
然后我又回到更衣室，继续进行赛前的准备。我戴上耳机，聆听音乐。音乐能使我的感觉更加敏锐，并将我进一步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接着，提汀给我的左脚包扎。在他包扎时，我给球拍的拍柄缠上吸汗带，我会带总共六支球拍进入赛场。我经常这么做。这六支球拍的拍柄已经缠上了黑色的底带，我会再缠上白色的吸汗带。我一圈又一圈地缠绕着拍柄，沿着对角线一直缠到拍杆处，根本不需要进行思考，仿佛老僧在禅坐入定。
接下来我躺在按摩台上，提汀在我的双腿膝盖下方缠上几圈绷带。我的双膝也疼得厉害，绷带可以缓解酸痛，如果真的疼起来，多少会起到帮助。
对于普通人而言，运动是好事情，但到了职业层面，运动会对健康造成莫大的伤害。你的身体会被推向一个个极限，而这些极限并不是自然的人体生来可以承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顶尖职业运动员都会受到伤病的困扰，甚至终止职业生涯的原因。我曾一度深深地怀疑自己是否能在顶尖选手的行列继续保持竞争力。许多时候，我在疼痛的伴随下进行比赛，但我想所有的精英选手都是这样，唯一的例外可能只有费德勒。我必须将我的身体锻炼塑造到极致，才能承受网球向身体不断施加的压迫，但费德勒却似乎与生俱来就具备了网球比赛的天赋。他的身体机能——他的基因——似乎与网球切合得天衣无缝，这让他全然不受伤病的困扰，而我们却注定要与伤病为伍。有人告诉我费德勒的训练没有我那么刻苦，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情况，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任何运动中，总是有人天赋异禀，而其他人只能学会与伤痛共处，有时不得不暂时休赛，因为脚部、肩部或腿部会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恳求你不要再继续折磨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比赛前我得给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扎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理疗是我赛前准备至关重要的一环的原因。
提汀给我的膝盖缠好绷带后，我站了起来，换上球衣，用一盆水淋湿头发，然后戴上头巾。这个行动同样不需要思考，但我进行得非常缓慢认真，紧紧地将头巾缠在头上，在脑后精心打了个结。缠头巾对我很有帮助：这样能防止头发下垂挡住视线，而且也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踏上不归之路的决定性一刻，就像洗冷水澡一样，让我的知觉更加敏锐，投入即将开始的战斗。
差不多是时候进入球场了，一整天以来已经悄悄积聚的肾上腺素涌入我的神经系统。我深呼吸几次，几乎就快炸开以释放满溢的能量，但我得继续坐着，让提汀给我的左手各根手指缠上绷带，我用左手进行比赛。和我给球拍缠吸汗带一样，提汀的动作很刻板，而且一直保持沉默。这样做可不是为了好看，没有缠绷带的话，手指上的皮肤在比赛中会因紧绷而皴裂。
我站起身，开始激烈地进行热身活动——按照提汀的说法，这将激发我的爆发力。托尼叔叔也在更衣室里，他一直观察着我，但没有多说什么。我不知道费德勒是否也在打量我，我只知道赛前在更衣室里他没有我这么忙碌。我上下跳跃，从狭小的更衣室的一头冲刺到另一头——距离大概只有六米远。接着我停下来，转动脖子、肩膀和手腕，屈膝下蹲，然后又开始跳跃和短距离冲刺，似乎把这里当成了家里的健身房。整个过程我都戴着耳机，音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响。我去撒了泡尿。（我发现自己尿特别多——人一紧张尿就多——有时在比赛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里会上五六次厕所。）然后我回到更衣室，高高地绕着肩膀，用力地挥舞着双臂。
托尼叔叔做了个手势，我摘下耳机。他说比赛因雨推迟了，但估计不会超过十五分钟。我没有因此受到干扰。我已经为这种情况做好了准备。阴雨对我和费德勒都会有影响，我不需要因此而乱了方寸。我坐了下来，检查我的球拍，感受球拍的平衡和重量，然后提起袜子，检查两边在小腿上的高度是否一致。托尼叔叔走到我跟前，“不要忘记我们的比赛计划。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倾听着他的叮嘱，却无法专心地听他在说些什么。我知道在这种时候自己该做什么。我觉得我现在非常专注，我的持久力也相当出色。持久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能让我的身体一直支撑下去，绝不动摇退缩，应对比赛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允许有利情况或不利情况——好球或臭球，运气球或倒霉球——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必须高度专注，容不得半点走神，时时刻刻做我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必须将球回到费德勒的反手位二十次，我就会做到二十次，一次不少。如果我必须等待来回拉锯直到十拍、十二拍或十五拍才能逮到机会打出制胜分[12]，我会耐心等待。有时你会捕捉到打出制胜分的机会，但如果只有七成的机会成功，而你再拖上五拍，成功的机会可能将上升到八成以上。因此，我必须保持警觉和耐心，不急于匆忙出手。
如果我上网，我会把球回到费德勒的反手位，而不是他的正手位，那是他最强的环节。而一旦你失去专注，你会冲上网前，把球回到他的正手位，或一时冲动没有把球发到他的反手位——我的发球总是盯准了他的反手——或在时机不当的情况下试图打出制胜分。保持专注力意味着你时刻都在实施你必须做的事情，从不改变比赛计划，除非经过某一次漫长的多拍回合或某一局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值得尝试出奇制胜。比赛意味着纪律，意味着抵制住孤注一掷迫切得分的诱惑，意味着控制住心中的不耐烦或焦虑。
即使你看到了掌握主动并向费德勒施压的机会，你也要继续把球回到他的反手位，因为贯穿整场比赛，这是最明智的做法。这就是我的计划，一点儿也不复杂。你甚至不能称其为战术，因为它是如此简单。我要打出自己顺手的球，让他回出难受的球——我的意思是，用我的左撇子正手压迫他的右撇子反手。问题的关键在于贯彻执行。与费德勒对阵，你必须不断地对其反手施压，让他在高位击球，在脖子的高度勉强摆拍，让他压力重重，最终累垮。我要消磨他的斗志和士气，让他陷入沮丧和绝望。没有人能在整场比赛中限制住费德勒，他总是能打出好球。当他打出好球时，我将奋力追赶每一个他希望打出制胜分的球，将其回到底线深处，让他觉得要赢得一分、两分、三分、四分[13]是如此的艰难。
这就是我的计划，如果你觉得这么简单的想法也算是计划的话。我坐在更衣室里，把玩着球拍，整理着球袜，调整着手指上的绷带，音乐不停地在脑海中回响，等候着雨停。最后，一位身穿制服的赛事官员走进更衣室，告诉我们比赛即将开始。我一跃而起，转动着肩膀，左右扭动着脖子，在更衣室里最后做了几个短程冲刺。
现在我应该将球包递给一位球童，由他把球包背到我的座位上。这是温布尔登决赛日的独特规矩之一，其他赛事不会这样。我不喜欢这个规矩，它偏离了我的赛前准备程序。我把球包递给球童，但拿出一支球拍。我先行走出了更衣室，紧紧攥着球拍。沿走廊两侧挂着许多玻璃框，里面镶着历届冠军手捧奖杯的相片。我走下几级台阶，离开室内，走进英国七月清冷的空气中，踏上中央球场那片充满无穷魅力的绿茵。
我坐下来，脱下白色的运动上衣，从一个水瓶喝了一小口水，然后再从第二个水瓶喝了一小口。这是每一次比赛前和局间休息时我会做的事情，直到比赛结束。从一个水瓶喝一小口，然后再从第二个水瓶喝一小口。接着我把两个水瓶放在椅子的左前方我的脚下，前后整齐地码好，呈对角线指向球场。有人说这是迷信，但这并不是迷信。如果是迷信，我怎么会无论比赛输赢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呢？这是让我投入比赛的一种方式，让周围的环境和我脑海中的秩序若合符节。
费德勒和主裁判已经站在主裁判的座位下方，等候着掷硬币择边。我跑上前，站在球网的另一边，与费德勒相对而立，开始在原地跑步，兴奋地跳上跳下。费德勒纹丝不动地站着，他总是比我更加放松，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准备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和之前的所有环节同样重要，我抬头环顾赛场，在中央球场观众们的模糊身影中寻找我的家人，将他们的位置牢牢记在脑海中。在我左边球场的另一头，我的父亲、母亲和托尼叔叔就坐在那里；沿对角线与他们相对，在我的右肩后方，我的妹妹、祖父母与外祖父母中的三位、教父和教母（他们也是我的舅舅和婶婶），还有另一个叔叔也来了。在比赛中我不会让他们影响我的思绪——在比赛中我甚至不苟言笑——但知道他们在我身边（他们总在我身边）让我获得内心的平静，而这正是我获得成功的基石。在我比赛时，我在身边筑起一道高墙，而我的家人就是使高墙坚不可摧的水泥。
我还在观众中寻找我的团队成员，为我忠心服务的专业人士。我的经纪人和老朋友卡洛斯·科斯塔就坐在我父母和托尼叔叔的身边，还有我的公关主任贝尼托·佩雷斯·巴巴迪罗和我的耐克公司经纪佐迪·罗伯特——我叫他“图兹”，还有提汀，他最了解我，我当他兄长一般看待。在我的脑海里还浮现出爷爷和女友玛丽亚·弗朗西斯卡（我叫她玛丽）的身影，他们应该在马纳卡的家里观看电视直播。我还想起团队中两位缺席的成员，但他们对我获得成功同样非常重要：我的副教练弗朗西斯·罗伊格，他和托尼叔叔一样对网球拥有深刻的理解，不过更加平易近人；还有我那聪明能干的体能训练师霍安·福卡德斯，和提汀一样，他悉心照料着我的身体和心灵。
我的直系亲属、我的其他亲属和团队成员（其实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就像包围着我的三个同心环，保护着我免受伴随名利而来的喧嚣浮华的打扰，并营造出充满友爱信任的氛围，让我得以尽展天赋。他们彼此合作，每个人都尽其心力，在我陷入软弱的时候令我变得坚强，在我强势的时候促使我更上一个台阶。没有他们，我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
罗杰猜中了掷硬币的结果。他选择了发球。我并不介意。我希望对手在比赛开始时先发球。如果我的意志足够坚强，如果他精神紧张，我知道我将很有机会破发。压力越大，我的表现就越出色。我不会软弱退缩，恰恰相反，压力使我更加强大。越是大场面我就越兴奋。当然，我也会觉得紧张。肾上腺素和血液充斥于我的体内，从太阳穴到双腿，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它们的流动。我达到了身体紧张的极致状态，但那是可以克服的。我做到了。肾上腺素的刺激战胜了紧张。我的双腿并没有发软，而是感觉无比强壮，可以跑上一整天。我吹着口哨，进入了自我的网球世界，身心从未如此充满活力。
我们走到场地两端的底线位置，开始热身。寂静的球场再次响起击球的回音：咣、咣、咣、咣。我发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罗杰的动作是那么轻松流畅，姿态优美。我的动作更加大力笨拙，总是在被动防守，总是处于匆忙的回位状态。我知道这就是我在场上的形象。我看过无数比赛录像里的自己。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总是这副样子——尤其当费德勒是我场上的对手时。但我仍感觉良好，我的准备工作非常有效，如果我没有完成之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摆脱中央球场带给球员的怯场心情，负面的情绪将会把我压垮。但现在，这些情绪虽然还在，却被我牢牢地控制着。我为自己营造了一堵坚固的高墙，我在压力与自制之间，犹豫与对胜利的信念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在比赛开始前的热身对打中，我的击球非常扎实真切：落地球、截击球、高压球以及发球都很顺手。我回到座位上，用毛巾擦了擦手臂和脸，从两个水瓶各喝了一小口。就在比赛开始前，我想起了去年在这里进行的决赛。我再一次对自己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会迎接任何比赛中发生的问题，并将其一一克服。因为赢得这场比赛是我毕生的梦想，我从未离梦想如此接近过，这或许将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的膝盖、我的双脚，我的反手、我的发球或许会出问题，但我的意志绝对不会。或许我会感到恐惧，或许紧张情绪会在某一时刻影响我，但这一次，无论比赛多么漫长，我的意志绝对不会令我失望。
“克拉克·肯特[14]与超人”
2008年温布尔登决赛开始了，拉法·纳达尔闯进中央球场的绿茵，在世人的眼中，他就像一名斗士，眼睛里闪烁着专注而野性的光芒，手里紧握着球拍，就像一名维京战士[15]紧握着战斧。场上的费德勒在风格上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年轻的纳达尔身穿无袖衬衣和海盗式的七分短裤；年长的费德勒身穿奶黄色金边开襟毛衣与古典的弗雷德·佩里式衬衣[16]；纳达尔就像是街头斗殴的古惑仔，而费德勒则像是优雅高贵的绅士。
如果说青筋毕露肌肉发达的纳达尔有如蛮荒时代的原始战士，那么比纳达尔年长五岁，时年二十七岁的费德勒——身材瘦削轻盈——就好比是养尊处优的贵族。年方二十二岁的纳达尔像是深埋着头的刺客，而费德勒就像在宫廷里信步的皇帝，他是温布尔登之王，气度雍容地朝观众们挥手，邀请他们参加自己在后花园举行的私人派对。
在赛前的热身中，费德勒似乎漫不经心，举手投足之间带着高傲的优越感，在赛前的热身中，费德勒那漫不经心，几乎略显高傲的姿态很难让人联想到这场比赛的宣传海报所强调的主题：一场巨人之间的激战。纳达尔雷霆万钧的气势令人联想到电子游戏中气吞山河的动作英雄。他的正手击球威力堪比炮弹，紧盯着对手的软肋，然后开火轰击。在古德语中，费德勒的名字是“羽毛商人”之意，一如其名，他的动作有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纳达尔（这个名字在加泰罗尼亚语或马洛卡语中表示“圣诞节”之意，比“羽毛商人”听起来更热烈澎湃）是现代体育强调体格和斗志的勇士；而费德勒似乎是生活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贵族绅士，网球只是下午茶后提神的闲暇消遣。
这是全世界的观众们见到的情形。在费德勒的眼中，纳达尔是一位咆哮不止的年轻挑战者，威胁到他在网球王国的权柄，希望狙击他缔造温布尔登六连冠的伟业，觊觎他已经牢牢把持四年之久的世界头号球员的宝座。赛前在更衣室里，纳达尔一定给费德勒施加了莫大的压力，在纳达尔的副教练弗朗西斯·罗伊格的眼中，“费德勒不再像磐石那般坚定”。
“当梅莫为他缠上所有的绷带后，纳达尔从按摩台上挺起身躯，对手顿时为之震慑。”罗伊格本人曾经是职业网球运动员，他说道，“就连一个绑头巾的简单动作都令人胆战心惊；他的目光直盯着远方，对周围的事物似乎视而不见。接着，他突然深吸一口气，爆发出生猛的活力，双腿一上一下地用力蹬地，似乎完全无视同在更衣室里相距只有几步的对手，然后用西班牙语狂野地吼叫着，‘冲啊！冲啊！’[17]他就像一头猛兽。其他选手或许会继续自己的思考，但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偷偷打量他——这种情况我已经见过太多次了——他们会在心里想，‘噢，我的天哪！他就是纳达尔，他每分必争，把每一分都当成比赛的最后一分。今天我必须拿出最佳的状态和全部的实力，但就算这样，我也未必有取胜的把握。’”
在罗伊格看来，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比赛中那个“拥有冠军特质”的纳达尔和平日里的纳达尔之间的区别。“你知道，他也会受负面情绪的困扰，你知道，在平时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总是那么礼貌友善的大男孩——对自己并不是那么自信，充满了忧虑。但当你在更衣室中看到他时，突然间他就在你眼前化身为无畏的征服者。”
但在纳达尔家人的眼中，从更衣室走入中央球场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位征服者，或一个手执巨斧的角斗士，或一头愤怒的公牛。他们知道他是个耀眼的球星和勇敢的斗士；尽管从未说出口，但打心眼里他们有点怕他。不过，就在此刻，就在比赛开始之前，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拥有人性弱点的普通人。
拉菲尔·梅莫与纳达尔形影不离，是陪伴他劳碌奔波，征战全球各地网球赛事的最亲密的伙伴。他衣冠楚楚，站在六英尺一英寸高的纳达尔身边略显矮小，他既是纳达尔的朋友，也为纳达尔服务。三十三岁的梅莫和纳达尔是马洛卡岛马纳卡小镇的同乡，性格细心谨慎，寡言少语。2006年9月他开始担任纳达尔的理疗师，从那时起，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心灵相通，梅莫——纳达尔亲切地叫他“提汀”，虽然这个昵称没有什么特别含义——清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开口，什么时候应该聆听。他就像照料一头纯种赛马的驯马人，他帮纳达尔按摩肌肉，包扎关节，抚慰他激烈的情绪。如果说纳达尔是一头烈马，梅莫就是能与这匹烈马沟通的马语者。
梅莫一直照料着纳达尔的肉体和心灵，但他知道光凭自己是不够的。家庭才是纳达尔的支柱，无论他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运动员。“家庭对于纳达尔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梅莫表示，“他和家人亲密无间。拉法的每一次胜利都是整个家族的胜利。他的父母、他的妹妹、他的几个叔叔、他的婶婶、他的爷爷奶奶，他们彼此关心爱护，贯彻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他们与纳达尔分享每一次胜利，并共同承受每一次打击。他们就像他身体的一部分，仿佛是拉法的胳膊的延伸。”
梅莫说：在纳达尔比赛时，他的家人总是陪伴着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在场，纳达尔将无法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这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他们必须来到现场，这是无可回避的义务。他们知道当比赛开始前纳达尔举目眺望观众席，看到家人就在自己身边时，他将更有机会赢得比赛。这就是为什么每次纳达尔赢得重大赛事的胜利之后都会本能地跳上观众席，与家人们拥抱，如果有的家人留在家里观看电视转播，回到更衣室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打电话。”
在2008年温布尔登决赛的中央球场，纳达尔的父亲塞巴斯蒂安·纳达尔经历了人生中最折磨神经的体验。2007年决赛时同样是对阵费德勒那场比赛之后所发生的那一幕仍令塞巴斯蒂安心有余悸，纳达尔家族的每个成员也心有同感。他们都知道经过那场五盘大战失利后纳达尔是多么伤心。塞巴斯蒂安曾向他们讲述了温布尔登更衣室里的情景：纳达尔在浴室的地板上足足坐了半个小时，那一幕是如此绝望伤感，水龙头洒下的水冲刷着他的头颅，夹杂着泪水从两颊簌簌地流下。
“我非常害怕再一次失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拉法。”塞巴斯蒂安说道。他个头壮硕，是冷静而踏实的企业家。“2007年决赛之后他整个人崩溃沉沦的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希望再次目睹。我想，如果他真的输了，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做些什么——让他心里好受一些？那场比赛是拉法生命中最重要的比赛，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那一天十分痛苦，我从未受过那种折磨。”
那一天，纳达尔身边的人都对塞巴斯蒂安的痛苦感同身受；大家都看到，在无比坚强的战士身躯下原来隐藏着一颗柔弱无助的心灵。
纳达尔的妹妹玛丽贝尔比他小五岁，还在读大学，身材苗条，性格幽默。她觉得公众心目中的纳达尔和她亲密接触的哥哥之间有着如此大的差距，实在是很有趣。纳达尔对她格外爱护，似乎有点过了头。无论他在哪里比赛，每天都会十几次给她打电话或发短信。玛丽贝尔说，只要她稍有暗示自己身体不适，纳达尔就会心神不宁。“有一次他去了澳大利亚，我的医生嘱咐我进行身体检查——这其实没什么——但在和拉菲尔交流的短信中，我没有提到这件事，因为我担心他会有所挂虑，根本无法专注于比赛。”玛丽贝尔为哥哥的成就感到骄傲，但她戏谑地说出了她心中对纳达尔的真实感受——“他就像一只胆小的猫咪”。
纳达尔的妈妈安娜·玛丽亚·帕雷拉觉得玛丽贝尔说得很中肯，“他征服了网球世界，但他终究是个极度敏感的普通人，充满了忧虑和不安全感，不了解他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是这样。”她说道，“比方说，他不喜欢黑灯瞎火，睡觉时得开着灯或开着电视。打雷闪电会令他感到不安。小时候如果遇到雷雨天气，他会躲在枕头底下；即使到了现在，如果外面打雷下雨，而你得去外面拿点东西，他不会让你出去。他的饮食习惯也很特别，他不喜欢吃奶酪、西红柿、火腿，这些都是西班牙人最喜欢的食物。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吃火腿，虽然大多数人都喜欢吃，可是，不喜欢奶酪——那确实有点奇怪。”
纳达尔不仅吃东西有点挑剔，而且开车技术也很别扭。生活中纳达尔喜欢开车，但只喜欢在PS游戏机的虚拟世界里飙车，每次到世界各地巡回比赛时他都会带上游戏机。他的母亲说：“他是个谨慎的司机。他踩了一会儿油门就会踩一下刹车，再踩一会儿油门就会踩一下刹车。超车时他会非常小心，即使他的车子其实动力性能非常突出。”
比起母亲，妹妹玛丽贝尔说话更加直接。在她的口中，纳达尔是一个“蹩脚的司机”。而且她觉得有件事很有趣，纳达尔热爱大海，却又害怕下海。“他总是说要给自己买一艘游艇，他喜欢钓鱼和滑水，但只有在清浅的水域，能看到水底的沙子，他才敢游泳或滑水。他从未试过从高高的岩石上跳进海里，而他的朋友一直都在这么做。”
但比起他最无法忘怀的忧虑，这些怪癖根本不算什么：他最担心的是家里人会出事。家里人稍有病痛的征兆或暗示就会令纳达尔忧心忡忡，而且他总是担心会有事故降临到他们头上。他的母亲说：“每天晚上我喜欢让壁炉烧着火。”纳达尔一家住在海边的大屋里，装修很摩登，房子的一翼有独立的卧室、起居室和浴室，“如果他出门，离开之前他会提醒我睡觉前把火熄灭。然后，无论他去了餐厅还是酒吧，他都会打三四次电话给我，确保我照他的话去做了。如果我开车去帕尔马，大约只有一个小时车程，他总是会恳求我要小心驾驶，不要超速。”
安娜·玛丽亚是个精明强干的地中海妇女，她总是惊讶于自己的儿子平时那么胆怯，但到了球场上就变得那么勇敢。“只要见纳达尔一面，你就会知道他是个直肠直肚的人，而且心地非常善良，但总是忧心忡忡。如果你了解他的内心，你就会知道他是那么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纳达尔必须在重大比赛之前鼓舞自己，以勇气武装自己，为什么他要在更衣室里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原因。他必须以意志迫使自己在性格上作出改变，将与生俱来的恐惧和重大时刻的不安藏在心里，释放出内心深处的斗志。
在场上观众的眼中，那个走出更衣室，踏上中央球场，准备进行2008年温布尔登决赛的运动员似乎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但在他亲人和友人的眼中，他是那个文质彬彬的克拉克·肯特。这两个角色都是那么真切，而且互相依存。从2006年12月开始，贝尼托·佩雷斯·巴巴迪罗一直担任纳达尔的公关主任，他坚信纳达尔的不安全感为他比赛中那种熊熊的热情提供了燃料，而他的家人为他付出的关爱和支持使他的不安全感不至于走火。佩雷斯在网球领域工作了十年，在成为纳达尔的公关主任之前是职业网球协会的官员，与众多网球顶尖好手非常熟络。他认为无论是作为一名网球选手还是一名普通人，纳达尔都与其他人决然迥异。“纳达尔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自信和斗志与他内心的不安全感恰好对立，却又相辅相成。”纳达尔所有的恐惧——无论是黑暗、雷雨、海洋或是降临于家人身上的灾祸——都服从于一个迫切的需要。“他是一个需要掌控一切的人。”佩雷斯说，“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他将全副身心都倾注在生命中一件他能掌控的事情上，那就是，成为伟大的网球选手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