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官家的隐痛
公主出降
嘉祐二年（1057）的六月下旬，正是东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空气中蔓延、蒸腾着火一样的气氛。宫廷中每一个人都步履匆匆，相互之间用眼神传递着喜悦，传递着祝福，也传递着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
福康公主要大婚了！这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宫中上一次大喜还是景祐元年（1034）仁宗皇帝与皇后曹氏婚典，到现在已二十三年。如今仁宗四十八岁，福康公主是眼下唯一长成的子女，这一场皇室婚典怎能不让人翘首以待！况且，福康公主自十岁许婚，今年已经二十，耽搁太久了。要知道，仁宗初婚时年龄只有十四岁！
《庄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快乐属于宫廷中每一个人，除了当事人福康公主。她的未婚夫是爹爹娘舅家的表叔，叫李玮，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为人木讷，加上家族发达时间不长，举手投足间缺少世家子弟的仪止风度，这让公主有凤凰栖于鸦窝的委屈，所以有意拖延和逃避这门婚事。仁宗皇帝膝下孤寒，也希望公主能在他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婚事便一直蹉跎下来。转眼到了嘉祐二年，公主眼看成了大龄剩女，只好宣布大典。
二十七日，仁宗颁诏，晋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大喜前晋封爵位是皇家的惯例，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筹备册封礼的任务则交给了专门负责皇家礼仪的太常寺礼院。这份敕令让那些每天睁大眼睛寻找皇命漏洞的大臣感到不快，翰林学士胡宿立即上了一道奏章，反对给公主举办册封礼。胡学士论述本朝常例：“祖宗之法，公主、长公主加封只有册命之文，不行册命之礼。现今从兖国公主打破惯例，多有不便。”接着又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汉明帝分封自己的儿子，分封的土地只有其他诸侯国一半的大小，皇后不忍心：‘这也太吝啬了吧。’明帝解释说：‘我的儿子怎么敢与先帝的儿子同等对待呢。’”胡学士又举贤君唐太宗的例子：“太宗嫡长女长乐公主出降，诏令妆奁比她的姑姑永嘉长公主丰厚数倍。大臣魏徵劝谏：‘感情虽有深浅，但礼数不可逾越。’唐太宗听从魏徵的建议，削减了长乐公主的妆奁，君臣相谐传为美谈。”
宋朝以礼治国，特别是仁宗一生鲜有僭礼。不过这次他是铁了心地要彰显父爱，对胡宿的谏议不予理睬。
由于没有先例，礼官不知该遵循哪种规格操办册封礼，仁宗钦定参考册封皇后礼、册封太子礼，这种规格已经高得无以复加了。
册封礼在七月二十三日举行[1]。前一日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从人员到物品各归其位。公主的册书由珉玉做成，印玺则用黄金铸就，刻着“兖国公主之印”六个大字。盛放册书和宝玺的匣、盝也朱漆金涂，格外考究。
当天，礼直官引导中书令、侍中、门下侍郎等人押着册宝从内宫来到文德殿，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首相，又称昭文相）文彦博，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次相，又称集贤相）富弼率领文武百官早已在此列班等候。礼直官称“有制”，赞礼者唱“拜”，众大臣纷纷跪地俯首，侍中便宣旨，即加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接着由门下侍郎将册书和宝玺授予册使，册使、副册使缓缓移步内华门转授。
内华门是皇宫内宫东门，内宫才是帝后、妃嫔、公主的生活场所，一般外臣无缘进出。此时内华门外早已准备了铺有锦褥的桌案，册使将册宝庄重地置放桌案上，然后恭立一侧，面东背西。在册案前站立的还有内给事，面南背北。与此同时，内侍引领妃嫔命妇来到公主宫外，依据爵位封号各就其位。整个过程由礼直官统一指挥，有条不紊，繁絮不乱。
一切就绪，掌管诏命的通事舍人引导册使、副使走到内给事跟前，躬身行礼，称：“册使、副使奉制授公主册印。”然后退回原位。内给事是负责沟通内廷外宫的官员，马上跑到公主宫通报给今日的主角兖国公主。公主已经换上只有最高大典时才会穿的褕翟礼服，上面绘有五彩长尾巴的雉鸟，公主的头上、脸上则缀满晶莹夺目的首饰，显得花枝艳丽、雍容华贵。公主出宫在阶上等候，内给事返回从册使手中接过册宝，又跪授予叫内谒者的宫官，由内谒者和公主宫里的主事将册宝拿进内华门，内给事随从。
到了公主宫前，赞唱公主下阶接受册宝。公主来到庭中，内给事称“有制”，赞礼者唱道：“拜”，公主下拜跪受，内给事也跪下奉上册书；而后是同样的礼仪授受印玺。册宝授受完毕，内给事引导公主升位登上宝殿，宫前的妃嫔命妇这时向公主山呼道贺，册封仪式算是进行到了高潮。妃嫔命妇整日富贵无聊，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叙一些家常，嚼一些舌根，一个个内心欢喜雀跃，外表还要努力保持谦和与矜持。接下来公主到福宁殿向皇帝、皇后谢恩，一天的仪式才算结束。前朝的大臣们自然要联名道贺，不过是走了个过场罢了。
再过十二天就是兖国公主出降的日子。按古代礼仪，婚前要行“五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媒人告诉男方某家有女已到婚龄，如花开堪摘，是谓纳彩；男方请媒人问女方姓名和生辰八字，到祖庙占卜，若吉，婚姻继续进行，是谓问名、纳吉；纳成是送聘礼，请期是定婚期。兖国公主十年前由皇帝指婚，自然无须纳彩；刚刚又晋封爵位并诏告天下，亦无须问名纳吉；对于公主的婚礼皇家“倒贴”不少钱财，仁宗赐给李家财银万两，还有彩罗百匹，纳徵没有必要；婚期是有司确定的，男方也做不了主。这样算下来，对于这场皇家婚礼，“五礼”确实没有实在意义。但礼官进言：“婚姻之事重，不能忘古礼之义。”这样便商定公主出降之日，夫家象征性送些彩礼过来，算是走了“五礼”的程序[2]。
八月初四一大早，李家迎亲的仪仗也停在内华门，随行送来雁、帛、玉、马等物。大雁秋去春来，象征着阴阳调和，又寓意守时守信；大雁列队飞行，长幼有序，正合乎儒家规范，所以婚姻中大雁必须要有[3]。这四样物品，由内谒者列单收讫，除了马不宜进入内宫，雁、帛、玉都交由掌事者保管。
宋朝虽然崇尚素雅，但结婚这样的喜庆必然还是以红为主调。从皇宫到公主府的道路两旁扯上遮蔽风尘的红纱帐，整个汴京城便充盈着按捺不住的喜悦。迎亲队伍离开皇宫，负责城管的街道司数十名士兵在前面清扫道路，提着镀金镶银的水桶往道路上洒水，称之为“水路”。水路之后便是庞大的仪仗队和公主驸马行幕。数十名宫女骑马执青色华盖走在前面，并排双行，她们个个金钗银簪、绢花吊朵、红罗披风、销金长衣，打扮得花枝招展。后面仪仗队有数百顶轿子，轿子宽大旷阔，上面铺设有内室卧具，可坐可倚可躺。轿子由宿卫禁军天武官抬舁，他们统一着装，身穿紫色长衫，儒雅而不失威武。头上幞头的两角向上卷起，像电子时代路由器的两杆天线。公主的喜轿走在中间，与其他轿子的装扮又有不同。这顶轿朱红梁脊，裹金轿身，闪烁着尊崇高贵的光华。轿顶覆盖着剪成各种式样的棕衣，周边点缀着凤凰的图案。四周珠帘间悬挂着象征纯洁无瑕的白藤，轿厢外的挡壁上则雕有栩栩如生的神仙肖像[4]。驸马都尉李玮骑马挂花走在公主轿前，喜轿两边一并同行的还有十几位陪嫁内侍。这时候，公主如神仙下嫁凡间，京城的百姓也争相目睹这几十年未曾有过的超规格公主婚典。
除了奢华排场，公主婚礼与民间并无二致，一样的拜天地、入洞房，只是公主身份尊贵，不拜舅姑。不过兖国公主也是最后一例，等宋神宗即位，复辟周礼，即使公主也要嫁鸡随鸡，一样要拜在公婆膝下[5]。
婚礼热热闹闹进行了一整天，第二天驸马都尉携公主入宫谢恩，喜庆气氛一直持续到数天之后。等歌舞阑珊，意兴黯淡，皇帝和群臣反而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失落感，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每一个人又都不愿率先将话挑明。大家都知道，就像一支点燃的爆竹，终将听到那一声破空的霹雳。
皇嗣之殇
仁宗皇帝生过三个儿子和若干个女儿，然而截至嘉祐二年（1057），只有兖国公主这位长女长大成人。早在景祐二年（1035），仁宗二十五岁膝下尚无一男半女，内心着急，便按民间习俗，将宗室子弟赵宗实和赵宗保养在宫中[6]，作为“引子”。两年后，果然生下长子赵昉，不过落地便夭；宝元二年（1039）又生下次子赵昕，便将宗实、宗保送出宫去。谁料赵昕也只存活了三岁。此后又诞一子也未能长成。
中国人重传承，对于帝位尤其如此。皇帝无子，意味着没有法定血统继承皇位，宗室旁支和重臣权辅难免滋生出其他想法，势必影响到社稷安危和社会稳定。因为仁宗无后，甚至闹出假冒皇子的荒唐案件，引起京城百姓议论纷纷。
那是皇祐二年（1050），一位相貌清秀的青年在汴京闹市口出狂言，自称是流落民间的皇子，事情曲直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人不相信。凭空天降皇子，立即激发起京城百姓空前的好奇心，人们把这位青年围得水泄不通，听他讲皇宫趣闻和妃嫔传奇，以至于交通堵塞，影响了正常的市场贸易。
闹市区这么大的动静，很快惊动了开封府。权知开封府钱明逸派人将这位青年捕拿到府衙进行审讯。当时钱明逸端坐正位，青年从容走进大堂，竟用傲慢的口吻责备道：“明逸你就这样坐着迎接我吗？”钱明逸被唬了一跳，不知对面青年什么来头，条件反射般地颤巍巍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当然，钱明逸是吴越王世家子弟，毕竟见过世面，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故意咳嗽一声又坐了下来，开始审案，不过语气中多了几分客气和尊重。
青年自述叫冷青，其母亲王氏曾是宫中人，居住在掖庭[7]，多次被皇帝宠幸。有一年宫中失火，王氏被遣送出宫，却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只好匆忙找了个叫冷绪的医生嫁掉。王氏不久诞下皇子，就是冷青。冷青还向钱明逸出示了一个绣肚兜，说是当年皇帝给王氏的信物。
这桩案件情节离奇，却又找不出漏洞。钱明逸没有能力辨别真假，又不敢贸然向朝廷禀报，生怕定性错误落下欺君的罪名。最后他想了个折中的方案：将冷青发配到汝州监视居住。汝州离汴京很近，这样的判决等于把事情暂时搁置起来。
宋朝州府专门设推官掌管诉讼案狱。开封府推官韩绛不同意钱明逸的判决，认为将冷青发配会姑息放任他妖言惑众。韩绛打个报告将案件申诉到朝廷，顺带参了钱明逸一本。
这最多是个招摇撞骗的小案件，但事关重大，正如翰林学士赵槩所言：“冷青所言如果属实，理当认祖归宗；如果欺诈，应该诛杀。”赵槩说得很有道理，不管冷青多么不靠谱，也应当寻求事实真相然后定罪，不能稀里糊涂靠直觉办案。何况万一是真的呢？皇帝四十一岁尚无子嗣，能意外得子，不也值得宽慰？！仁宗便令赵槩和知谏院包拯接手审理，务必水落石出。
这年四月，案件真相大白：王氏确系宫女，因大火被放出宫，嫁于冷绪为妻，先生一女，后生冷青。也就是说，即便王氏出宫时已怀身孕，也不可能是冷青！调查显示，冷青自小听母亲讲述宫中故事，遂产生幻觉，幻想自己是皇家骨血，出现了精神疾病。后来冷青流落庐山，碰到一位和尚，和尚以为奇货可居，便把冷青带回京师，想赌一把运气，或许将来做个帝师也未可知。这起案件以冷青、和尚腰斩于市，钱明逸贬知蔡州而告结[8]。
冷青案件让多少关心皇嗣的人从希望的云端又跌落进失望的深渊。皇嗣问题像窖藏的加了曲蘖的食物，从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忘却，如今随着兖国公主的出降而发酵得愈加浓烈，不是美味，而是辛辣。这种辛辣总会毫不留情地撕裂仁宗的伤痛，只是看谁去打开它的魔盒了。
一向快意恩仇、口无遮拦的翰林学士欧阳修终于忍不住了！他写了一道奏章，用生花妙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目标只有一个：建议立储！
奏章先表明心迹：臣一片爱君之心，不分昼夜。臣始终不敢怠慢自己的职责，所以斗胆犯颜，倒出自己心腹忠言。然后从兖国公主出降说起，唤起仁宗的父爱情怀：人之常情，莫亲于父子之亲，莫乐于父子之乐。陛下虽圣哲之身，天性亦当如此。过去有兖国公主陪伴，可能不觉孤单，现在公主出降，陛下万机之暇，深宫之中，谁还能承欢于膝下？再后顺势提出建议：陛下应亲自挑选才贤俱佳的宗室子弟过继为皇子，让他常侍奉左右，以宽慰性情。
提出建议后，欧阳修意犹未尽，又追溯历史，试图以史为鉴：考究史书，自古帝王虽是至尊，但少有独处。朝堂之上，有各司禀奏公事，有儒士讲经论道，还有侍从叨陪左右；入居内宫有宦官妻妾围绕身边，起居寝食有太子皇嗣侍奉前后；优游宴乐有宗室子弟欢欣往来，如同亲人。总之一天之内基本没有独处的时候。但是陛下您呢？您最缺少的就是亲近之人！
最后欧阳修又站在社稷的高度为仁宗施压：陛下您肩挑着祖宗基业，担负着社稷重任，储君的位子却一直空置，极不合适。您不一定现在就立储君，可以先过继个养子，一边观察他是否贤德，一边等待皇子降生。
欧阳修舌灿莲花，自以为句句中肯，但奏章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有欧阳修这样的直言上奏者，也有旁敲侧击，或借机劝谏者。监察御史张昪是位耿直的官员，指陈时事不避宰辅权臣，朝中人大多敬而远之。一天仁宗同情地宽慰他：“卿孤寒，有什么需要照应的不妨大胆提出来。”这里孤寒指的是没有朋友。不料张昪脸色凛然一变：“臣不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惊诧：“朕怎么就孤寒啦？”张昪也不看仁宗脸色：“臣家里有妻子儿女，外面有亲戚故交，可陛下只有您和皇后二人而已，难道不是孤寒吗？”一句话直指痛处，仁宗回到后殿，与曹皇后抱头痛哭[9]。
没有儿子成为嘉祐年间仁宗最不堪提及的伤心事，不过他心有不甘——万一哪位妃嫔突然怀上龙胎，老来得子也未可知。抱着侥幸心理，面对大臣催促，仁宗只管装聋作哑。
向皇帝进谏虽是言官职责，但皇嗣大事宰辅也不能无动于衷。嘉祐三年（1058）六月，韩琦为次相，与皇帝独处时提起建储的话题：“皇嗣关系到天下安危，察前朝祸乱所起，皆因不能提前决断之故。陛下何不于宗室中挑选一位贤明的子弟作为接班人呢？”仁宗若有所期：“后宫又有人要生产了，咱们等等再说吧。”
在上下期盼中，次年后宫诞下仁宗第十女即庆寿公主。朝臣再一次失望了，韩琦怀揣着《汉书·孔光传》请见仁宗。孔光是汉成帝时的御史大夫，汉成帝无后，孔光等人谏议汉成帝早立储君。韩琦以汉成帝为例：“汉成帝不过是庸碌的皇帝，尚且知道立弟弟的儿子为嗣；陛下是贤明的君主，当然明了其中利害。本朝太祖有子，然出于公心立太宗为继。陛下如果有太祖的心胸，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但仁宗还是不甘心。
新任御史大夫包拯以犯颜直谏著称，这时再次挺身而出：“东宫虚位已久，天下以为忧。万物皆有根本，太子就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不立，必致灾祸！”包拯说话不留情面，投老的仁宗觉得特别刺耳，板起面孔问：“你想要立谁当太子？”这话分量太重，包拯承受不起，“扑通”一声双膝跪地：“陛下这是猜忌臣下啊。臣已经七十岁了，同样没有儿子，难道还会掺杂私心，为后世谋福利吗？”说到伤心处，竟涕泪俱下。仁宗素知包拯忠心，于是换副面孔，称赞包拯直言，表态说：“咱们慢慢商量吧。”
每当提起皇嗣，帝总顾左右而言他，臣僚可以进谏，但无法替皇帝做出决策。久而久之，连进谏的耐心也没有了，直到一位旷世奇才走上核心岗位。
司马光的作用
据说司马光因为出生在光州光山县（今属河南），父亲司马池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并不尽然。司马光的胞兄叫司马旦，光与旦显然意义关联。司马光字君实，实有充盈、丰足、果实的意思，和光一样，寄托着父亲希望他有所作为的理想。
司马光童年最有名的故事是“司马光砸缸”，也不准确。《宋史》记载，司马光七岁时，有同伴跌进瓮中，司马光用石块敲破瓮，放出瓮中的水，救出了小孩儿。由此可知司马光是“击瓮”而不是砸缸。缸和瓮虽然都属于陶器，但缸比瓮要厚实坚固得多，七岁小孩子能砸破的缸大约属于残次品。学者马未都先生认为明清时才出现敞口的缸，可见“司马光砸缸”应属于后世民间的误传。
司马光宝元元年（1038）考中进士，那一年才二十岁，不久他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按礼教丁忧守孝，一直到庆历四年（1044）才重新走上仕途。这一年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位贵人、父亲的故交庞籍。庞籍时任枢密副使，推荐他进入馆阁，司马光成为被人看好的政治新星。青年司马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应该是他对庞籍不离不弃的情义。皇祐五年（1053）庞籍因事被贬知郓州，司马光义无反顾追随恩公而去，在郓州任小小的通判。后来又随庞籍到并州，直到嘉祐二年（1057）才回到京师。
司马光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为他积累了口碑。在京师迅速蹿升，到嘉祐六年（1061）同王安石一起擢同修起居注。这是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属皇帝近臣，已经靠近权力核心。仅仅数月，又迁知谏院，成为一名言官。言官的使命是为皇帝建言献策、查偏纠错，基本上可以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换言之，这是一个可以展现治国才能、表现刚正耿介的舞台。
这个时候无论谁在言官任上，都不可能对皇嗣问题视而不见，但敢不敢提出来则考验胆识，毕竟很多皇帝忌讳大臣把手伸得太长，讨厌大臣干预“家务事”。事实上，司马光在并州的时候就曾上过三道札子，建言早立皇嗣。为言官后，司马光认为回避矛盾就是失职，不久便重新拾起这个敏感话题。
嘉祐六年闰八月，他先是上了一道奏章：“臣在并州的时候尚且不敢隐忠爱死，何况现在侍奉陛下左右，官职又以谏诤为名！如今国家最急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立皇嗣！如果舍弃这样事关社稷的大事不奏，专拣一些琐碎虚泛的小事干扰陛下，那么臣就是奸佞之辈。”司马光猜想可能会如之前许多同僚的奏章一样石沉大海，于是请求面陈皇帝。当时仁宗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平日宰辅奏事，大多以点头或者摇头表达意见，能少说话便尽量少开口。但这次会见司马光，他破例说了很多话，还口头嘉奖司马光：“你说的确实是忠臣之言，旁人不敢这样说。”司马光惶恐：“臣冒犯陛下，自知必死。”仁宗宽慰道：“你说得太严重了！古今这样的事例又不是没有。”最后交代司马光：“你把我们今天的谈话转述给宰相。”仁宗的表态意味着认可了奏章内容，这让本没有抱太大希望的司马光喜出望外，但他懂得做事的分寸，拒绝了转陈宰辅：“还是陛下亲自晓谕宰相比较好。”
嘉祐以来，规劝皇帝立嗣的大臣奏章何止百十，仁宗一概不理或找借口推托，唯有司马光面陈之后转变了态度。是司马光别有魅力？确实有这样的因素。司马光同修起居注以来，奏章不断，都深合圣意。比如他奏论人君三德：曰仁，曰明，曰武；论御臣三道：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论择军之法，指出士卒不精、财用不足的问题，都切中要害，与仁宗的治国理念不谋而合。仁宗还特地将他治国理政的奏论让人抄写三份：一份留中，一份送中书省，一份送枢密院。
仁宗信任司马光，对他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比如这年八月，仁宗亲自在崇政殿主持了制科考试，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嘉祐二年进士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考试，其中苏辙在对语中有不敬之词，说皇帝自西夏息兵，已经没有了忧患之心，又说皇帝好色无度，还指责皇帝践踏规矩，大臣不敢谏，职官不敢争。主考官胡宿、宰辅韩琦、翰林学士范镇、知制诰王安石等都攻击苏辙道听途说、诽谤人君，建议罢黜；只有司马光认为苏辙爱君忧国，不可不收。仁宗听从了司马光的建议，赐苏轼第三等，苏辙第四等次。
仁宗听从司马光立嗣的建议，还有一层原因，后宫两年内四次诞育全是女儿。仁宗彻底绝望了：上天不予皇子，我奈其何！并且，皇十三女也没有存活，刚刚薨逝。仁宗已经认命，心理极为脆弱，司马光抓住了进谏的最好时机。
得到皇帝首肯，司马光内心陡然轻松不少。他之所以拒绝传谕宰相，是因为如此大事，空口白话显得草率。皇帝一旦摇摆反复，反而显得自己不够稳重成熟。司马光早已养成谨慎的习惯，他外表没有丝毫得意或者不安，告别皇帝后趋步位于文德殿西边的中书省，向首相韩琦通报了其他一些事宜，却绝口不提皇嗣这件大事。直到韩琦忍不住问：“你跟圣上就没有说点别的？”司马光才慢吞吞地禀告：“还说了宗庙社稷大计。”韩琦意会，也不再多问。
在韩琦翘首以盼圣谕，时刻准备操作这事的时候，仁宗那里却又迟迟不见了消息。等了将近月余，韩琦只好托人向司马光捎话：“君实（司马光字）建言立储的事，圣上现在还没有传达到中书。没有圣上旨意，中书也没办法擅自实行。”司马光心中忐忑：难不成皇上又被旁人蛊惑，改了主意？看来必须再加一把火，不能让这事冷却下来。
司马光再次见到仁宗时，仁宗正在把玩一盏紫定灯盏。河北定州擅长烧制白瓷，这尊紫瓷即使在宫中也不常见。司马光是实用主义者，认为灯盏在生活中固然不可或缺，但不一定非要出自名窑名师。器物越精致越容易激发人们的物欲之心，此与周孔之道背向而驰。不过仁宗好瓷器，司马光也不便打扰，等仁宗开口问他话，才直扑主题，一口气把心中所想毫无保留地倒了出来：“上个月臣向陛下进言宗庙之事，陛下欣然答应了，但现在又寂然无声。臣琢磨下来，一定是小人蛊惑陛下，说陛下春秋鼎盛，当有万千子孙，何必着急办这不祥之事。臣以为，小人目光短浅，他们想的是仓促之时，立一个与他们关系厚善的人。唐代自文宗之后，谁当皇帝由内侍做主，所以他们有‘定策国老’‘闷声天子’之称。这样的祸端千万不能重演啊！”仁宗貌似猛然醒悟过来，从案上找到司马光的奏章：“现在就送达中书。”有了奏章就有了凭据，接下来能不能成事就要看宰辅的能力了。司马光不愿再生变故，不敢迟疑，便欣然如旨前往。见到韩琦，递交了奏章，司马光还不忘提醒：“这事得抓紧时间办理，否则哪天后宫递过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立某人为嗣，咱们可都抗拒不了。”司马光的意思怕有一天皇上头脑不清，其他人从中做手脚，假传圣旨，无从辨析。韩琦自然明晓利害，拱手道：“怎敢不尽力。”
送走了司马光，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韩琦心中暗想：这人比自己年轻时更胜一筹，将来的史书必有大书特书的地方。这样想着，嘴里不由得赞叹一声：“后生可畏。”
宗实的心思
朝野上下翘首以盼的皇嗣问题，终于有了眉目。
韩琦不敢耽搁，跟次相曾公亮、新晋参知政事欧阳修等商议后，到垂拱殿面陈仁宗。韩琦将司马光请求立嗣的奏章复述一遍，按规矩要针对奏章提出宰辅意见。仁宗抢过话头率先表态：“朕很早就有这种想法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环顾左右，“你们说说宗室中谁最合适？”左右大臣、内侍低着头没有一人敢应答。韩琦是首相，不能回避，只好开口：“这件事不该由臣子们议论确定，还需陛下亲自选择。”仁宗想了想：“过去曾有两位宗室子弟养在宫中，小的不够聪明，大的还可以。”韩琦当然知道仁宗所指何人，但为了避免日后出现纠纷，坚持道：“请陛下说出他的名字。”仁宗这才明确：“他就是宗实，今年三十岁左右。”
韩琦虽是有担当之人，但他知道立嗣事大，稍有差池会引起血光之灾。为谨慎起见，再请：“这件事关乎千秋万代，陛下今天晚上再思量思量，如果明天还没有更改，臣等就去操办此事。”第二天还是在垂拱殿，仁宗重复了昨天的决定：“就是宗实，决不更改了。”韩琦等这才舒心一笑：“好的，臣商议一下给宗实一个什么样的职务。”最后大家确定的结果是：除赵宗实泰州防御使[10]、知宗正寺。防御使是寄禄官，相当于职级，并不会真到泰州上任。知宗正寺才是真正的职务。知宗正寺负责管理皇族事物，知宗正寺意味着整个赵氏皇亲由赵宗实负责管理，其尊崇自然盖过他人，意味着就是未来的当家人。
宗实是个幸运儿，尽管他不这样认为。
赵宗实的祖父是宋太宗赵炅的第四子赵元份，父亲叫赵允让。赵允让小的时候被宋真宗领养在宫中，仁宗出生后才送还赵元份府邸。有这一层关系，赵炅诸多后代中，赵允让一支显得与皇室更为亲近些。赵允让于嘉祐四年十一月薨逝，宋仁宗罢朝五日以示亲厚，并追封为濮王，谥安懿。
赵宋皇室子嗣不蕃，但绝不包括这位濮王。赵允让一生育有二十八个儿子，让天天盼生儿子的仁宗羡慕不已。景祐二年（1035）仁宗刚亲政不久，就把赵允让的十三子赵宗实领养宫中。赵宗实的童年和他的父亲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宫中当作“引子”，人家有了亲生血脉，又毫不留情地被送出宫去。这段“幸运”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养成他极度自卑又过度追求自尊的畸形心理，即使后来荣登大位也未能摆脱这种心理带来的精神折磨。不过赵宗实在宫中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仁宗曹皇后因为没有生育，让外甥女高滔滔陪伴在自己身旁，高滔滔与赵宗实同年同岁，仁宗笑着对曹皇后说：“这俩孩儿很般配。”十五岁那年，由仁宗和曹皇后做主为二人举办了婚礼。赵宗实一生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可能全是高滔滔所生[11]，二人的恩爱由此可见一斑。
排行十三的赵宗实在确立为皇嗣之前担任岳州团练使，所以又得了个“十三团练”的戏称。现在晋为防御使，但赵宗实并不领情，反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理由是父孝未满，不宜升迁。宋代子女为父母守孝期是二十七个月，这样算来，赵宗实到嘉祐七年二月才终丧。这个理由貌似冠冕堂皇，不过在仁宗眼里，就是在寻找借口，毕竟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也不是要害、繁重的职务，不过是晋位皇子的一个阶梯罢了。仁宗向韩琦抱怨：“人家看来不领情啊。”韩琦赶忙打圆场：“陛下既然选定了他，一定认为其人有贤德。有贤德的人器识远大，不为名利所动，这说明陛下选人很准哪！”仁宗有苦难言，反复派人去游说，宗实反复上表推辞，四次之后，仁宗只好表态：“那就等濮王丧期满了再说吧。”
有了童年进出宫的精神打击，再加上大臣屡请建储，仁宗不纳，赵宗实难免认为自己不讨皇帝欢喜，由此产生出强烈的逆反心理。事实上，赵宗实可能已经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一直处于对现实的逃避状态，后来即皇帝位时的种种反常表现，也只能用这种原因去解释。
另外，史料记载，明确立赵宗实为皇嗣后，韩琦生怕仁宗反悔，特意提醒：“决定了的事情不可更改。请求陛下从宫中批出正式旨意。”仁宗不同意：“这种事怎么能让妇人知道，宰辅们办理就行了。”[12]韩琦与仁宗的一问一答可谓意味深长，莫非宫中有妇人反对立赵宗实？仁宗前期久久不能决断莫非与宫中的反对有关？此时温成皇后已经去世多年，能够影响皇帝决策的只有曹皇后。赵宗实在宫中由曹皇后亲自抚养，《宋史·后妃传》说她抚育很用心，宗实立为皇嗣后，曹皇后对他“赞策居多”。文字表面冠冕堂皇，背后的真实情况还要从文字的夹缝里仔细探究。仁宗去世后，二人相处不睦，曹后一度想要废掉宗实另立；宗实亲政后，马上处分了内侍都知任守忠，理由是“离间两宫”。所谓离间，无非是在曹后面前说赵宗实的坏话，曹后听得进这些“坏话”，不正说明她对赵宗实早有成见吗？
二人矛盾究竟起于何时何事，已不可考。但只有设定二人矛盾成立，才能很好解释立嗣前后仁宗、曹后、赵宗实及大臣的种种表现，包括仁宗的犹豫、曹后的排挤、宗实的恐惧疯癫、大臣的坚持不懈。
平和的时光里总要面对一些婆婆妈妈的琐事，大多是儿女情长。等待赵宗实终丧的日子里，仁宗的长女兖国公主又发生变故。驸马都尉李玮长相丑陋、性格木讷、缺乏情趣，不是公主喜欢的类型，公主宁愿跟陪嫁的内侍一起喝酒赏月也不愿亲近驸马。驸马的母亲杨氏心生不满，常常偷偷打探公主的行为举止。一次公主发现杨氏窥视，大怒，命令下人将杨氏殴打一顿，并夜开禁门入宫哭诉。公主的行为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谏官司马光、杨畋、龚鼎臣等纷纷指责公主逾规失礼。一边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礼教，一边是爱女的幸福，宋仁宗左右为难。公主的生母苗贤妃心疼女儿，甚至想把驸马神不知鬼不觉地毒死。但这不是仁宗的风格，他只能焦头烂额地在人性与规矩之间纠结徘徊，最后处分了公主身边的乳母、宦官，同时判公主与李玮和离，希望勉强给言官和朝臣一个交代。但司马光这个倔头不依不饶，又拿仁宗生母章献太后的恩情去压皇帝，最后仁宗含泪将公主封号由兖国降为沂国。同样以“国”为封号，等级略有不同，一般与土地人口有关。兖和沂都是古地名[13]，兖州大于沂州，因此兖国公主高于沂国公主的封号。比兖国封号更高的如魏国、楚国等。
如果说女儿的婚事让年老的仁宗有一种挫败感，皇嗣真的令他力不从心。到了嘉祐七年三月，赵宗实终丧已毕，却并没有领皇帝的情，而是上了一道奏书，坚持把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的职务退还给朝廷，这令晚景凄凉的皇帝十分尴尬，只好驳回，因为这时候再提换人会成为朝野笑话。但赵宗实似乎丝毫没有顾及仁宗的面子和感受，坚持不懈地请辞，前后竟上了十八道奏章！不仅仁宗，连朝臣都看不下去了！右正言王陶上疏催促此事不可耽搁：“听说知宗正寺的事情一直进行不下去，有的人怪罪宗实，认为知宗正寺对于宗室子弟就是一个平常职务，有必要三番五次谦让吗？也有传言陛下听信宫中嫔御、宦官的姑息之言，所以动摇不定，宗实因此坐卧不安，闭门不敢见人。妇人不识大体，为了取悦陛下而阻挠国家大政，危害极大。臣最担心天下人议论陛下，说陛下政令前后不一，难以始终，也担心野心家有别的想法。从敕令下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臣为谏官，如果再不说，难道任凭这件事一直拖下去吗？”
王陶的奏言直指后宫，但没有明言是哪位“嫔御宦官”进了姑息之言。按他的说法，貌似宗实拒不受敕的责任还在仁宗这边。诡异的是，仁宗既没有解释，也没有批驳，反而顺着王陶的话问道：“那就换一个名分如何？”王陶认为这样最好。
难道赵宗实是嫌“知宗正寺”这样的名分不正，官位太低，还是嫌弃宋仁宗诚意不够？
帝王有嗣
究竟给赵宗实什么样的名分，由宰辅拿出意见。
嘉祐七年（1062）八月，韩琦先与欧阳修商量：“既然任命为宗正官，天下人都知道意味着他就是皇嗣了，不如直接明确他为皇子吧。”欧阳修附和：“立为皇子更简单，不用征求他意见，直接下一道诏书就行了。”二人商议既定，将这个建议报告给仁宗。仁宗很干脆地回答：“那就这样定下来，在明堂前布置一下吧。”明堂是皇家祭祀的地方，收皇子这样大的事情自然要祭告神祇祖宗的。
韩琦建议还是先向枢密院通报一下吧，于是宣枢密使张昪。张昪不放心地再次向仁宗确认：“陛下不再有疑心吗？”仁宗已经心无芥蒂：“朕只想着百姓有个依靠，民心有个归属，只要姓赵就行。”这事就算最后确定了下来。
第二天，韩琦召翰林学士王珪草拟诏书。王珪吃了一惊：“这么大的事，我得向圣上求证一下。”王珪求见仁宗，说出自己的担忧：“外面议论纷纷，说是宰辅大臣强迫陛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不是陛下本意，则极有可能因此埋下祸根。”仁宗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这个决定完全出自朕的本意，不是受大臣的蛊惑。不这样做，众人难以心安，卿不须怀疑。”王珪向仁宗道贺，这才退出拟诏。
八月初七，召集宗室人员宣读诏书，诏书写道：“……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知仁贤，见于夙成。日者选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数至其第，遒崇执谦退，久不受命，朕默嘉焉。朕蒙先帝遗德，奉承圣业，罔敢失坠。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按照礼仪，即位、改元、上尊号、立皇后太子、生皇子等都要行告礼，又是一番紧张筹备，八月二十六日在明堂、太庙、先皇寝陵同时献祭，将收养皇子事项郑重其事地告知天地神祇和祖宗先帝，收养事宜才算完毕。宋朝皇子尊崇都要改名，如真宗原名元侃，被立为太子后改名恒，仁宗原名受益，立为太子后改名祯。于是赐皇子名为曙，赵宗实变成了赵曙。
大宋在一阵迟疑徘徊之后，终于确定了他未来的主人，沿着历史的方向加速行进。
接下来赵曙表现出的与众不同，超越了世人最大胆的想象。从他被确认为皇子的那一刻起，没有一件事不让人大跌眼镜。
因为是唯一的皇子，大宋别无选择的接班人，仁宗下谕皇子入住宫中，并派人专门去接。赵曙仍然以有病为名拒绝入宫。立皇子的大戏演到中途无法收场，那些极力建言的大臣坐不住了，司马光、王陶还在为赵曙辩护：“平常的人见到毫末小利，都打破头颅明争暗抢。现在天降富贵于皇子，皇子却漠然处之，三百多天不愿受命，这真是常人无法比肩的贤德。”歌功颂德容易，破解难题却需要真本事。二人苦思良久，出主意说：“皇子固辞确实不该，可责罚皇子身边的人，然后派人给皇子宣讲为人臣为人子的职责，皇子一定听命入宫。”仁宗知道这两人书生意气，明礼讲理可以，实际办事能力还是欠缺，于是咨询辅臣，韩琦也没办法，只是补充建议让宗族近支出面劝说，效果可能会好些。
没有良策，只好如此。诏判大宗正事、太祖四世孙赵从古，商王赵元份孙、赵曙堂兄赵宗谔作为特使前去规劝皇子。二人往返数次费了不少口舌，依然劳而无功。
关键时刻，赵曙府中负责起草章表文檄的记室周孟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赵曙无论辞泰州防御使还是不受皇子，奏章都出自周孟阳。开始时，赵曙许诺每写一道奏章，付周孟阳十两黄金的酬劳。泰州防御使的辞章有十八道，周孟阳仅此就得钱一百八十两黄金，折合成铜钱一千多贯。周孟阳虽乐于囊中丰满，但还没有失去理智，预感到这样玩下去终究会引火上身，于是问赵曙：“主上（指皇帝）认太尉（指赵曙）为皇子，这是天大的好事，太尉却装病不受命，道理何在？”赵曙认真地回答：“非敢邀福，以避祸耳。”周孟阳啼笑皆非：“天下人都知道太尉事两宫如父母，主上为千秋万代的大计考虑，立太尉为皇子。如果您真的固辞不受，一旦主上把太尉还原为普通宗室，您相信不是招致祸端？”赵曙正躺在床上装病，听到这话翻身跳了起来：“我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八月二十七日，在立皇子诏书宣谕二十二天后，赵曙终于携家带眷跟随赵宗谔入宫。整个嘉祐年间最伤人脑筋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赵祯明显意识到自己已经去日无多，开始有条不紊地打理后事。九月诏命赵曙为齐州防御使、封钜鹿郡公，大赦天下；接着加赠故去的宠妃董氏为淑妃；十一月晋封和离的长女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恢复李玮驸马都尉身份，意味着促使二人复合。
年底，召集辅臣、近侍、三司、台谏、皇子、宗室、驸马、主兵官一起到龙图阁和天章阁，欣赏先祖先帝的御书。宋代虽以武立国，但重视文教，太宗以下无不擅书。当今圣上“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14]于是赵祯又乘兴御宝文阁，写了几张飞白书，分赐予在场的群臣，算是对自己艺术爱好做一个最终的交代。
这一天，赐宴群玉殿，赵祯兴致高涨：“天下久无事，今日同举杯，大家不要拘束，一醉方休！”酒酣之时，他还把韩琦和李璋[15]叫到身边，小杯换大盏，各自敬他们一盏。韩琦是嘉祐年间最重要的宰臣，在确立皇嗣的事情上又立下首功，所以才有这一特殊礼遇。韩琦心中得意：“嘉祐之年，君恭臣贤，必为后世称颂。”李璋是仁宗舅父李永和长子，驸马都尉李玮长兄，其时为殿前都指挥使，掌禁中侍卫。仁宗敬李璋酒用意也很明显，皇位更替时确保不出乱子。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嘉祐八年（1063）二月开始，赵祯卧床不起。三月二十九日初更时分，赵祯感到胸闷气短，勉强爬起来寻药，惊动内侍，遂召唤皇后、御医。曹皇后赶到，赵祯已口不能言，只能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脸上是扭曲的痛苦。三更时分，赵祯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帝暴崩于福宁殿”[16]。
这一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历法上所谓的“晦日”，彻夜看不到月亮，不祥。
赵祯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元人编纂的《宋史》评价他：“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对行政官僚的考绩好像不太用心，但没有出现办事凶残狠毒的官吏；对刑狱处罚的监管似乎放纵松懈，但断案判决大多是公平适当的人士。国家不是没有弊端，但不足以危害到和平昌盛社会的格局；朝中不是没有小人，但不足以压制善良正直的风气。君臣上下团结一心，忠贞坦诚治理政务，培育了大宋三百年基业。
在讨论赵祯的庙号时，大臣们想出一个古代君王从没有用过的字：“仁”。《大学》上说：“为人君，止于仁。”意思是君主的最高境界是“仁”。在儒家的语境中，仁有不同的诠释。孔子认为遵守礼仪的行为就是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语境中的仁是善良，君王只有善良，才能成为圣君，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这两种“仁”，赵祯无疑都做到了，而且在古代帝王中做得很好，所以“帝诚无愧焉”[17]。
仁宗去世引起举国悲痛，百姓如丧考妣。宋代邵伯温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汴京、洛阳的商户自觉闭门罢市，停止商业和娱乐活动；大街小巷可以听到痛哭悲啼之声，天空中弥漫着焚烧纸钱的烟雾，云霞失色，日月无光。
另一本《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即便到了辽国境内，凭吊怀念宋仁宗的百姓也不可胜数，百姓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边哭泣边诉说着宋仁宗的德政。辽道宗耶律洪基握着报丧的宋使的手哀恸地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且允诺：“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关于辽国君民哀悼的所谓“闻见”真假难辨，毕竟契丹人这样如丧考妣似乎没有太多理由。《邵氏闻见后录》作者邵博是宋徽宗年间人物，极有可能利用春秋笔法表达对宋神宗时代与邻国兵戎相见的不满。邵博是道学家邵雍的孙子，《邵氏闻见录》作者邵伯温的次子。邵雍是司马光的好友，反对王安石变法，积极支持元祐政治[18]。
无论怎样说，国内外百姓皆怀念仁宗，也许他们意识到，一个时代可能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