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考古文化溯源
十二生肖排序之谜
十二生肖，是由十一种源于自然界的动物即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以及传说中的龙所组成，用于纪年，顺序排列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在多个国家和民族被广泛使用。
关于十二生肖的由来，历史上的记载是：我国自帝舜时代就开始使用天干十个符号和地支十二个符号相配合的“干支纪年法”。以动物纪年的方法最初起源于我国古代西、北部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中。那么，十二生肖的排序是怎样得来的呢？
民间传说
传说玉皇大帝要选出十二种动物作为代表，于是他就派各路神仙下凡跟动物们宣布了这件事，定好在卯年卯月卯日卯时到天宫来参加竞选，来得越早的排得越靠前，后面的排不上。到了竞选的这一天，众动物纷纷赶向天宫。鼠坐在牛的背上，到达天庭后，老鼠“蹭”的一跳跑到了最前面。玉皇大帝只好让老鼠排第一；老牛排第二；这时老虎也到了，排在第三；兔子随后也到了，排第四；龙来得很晚，但他长得漂亮，玉皇大帝看到后非常喜欢，就让他排第五，还说让他的儿子排第六，可龙很失望，因为他儿子今天没来。这时后面的蛇灵机一动，连忙说：“他是我干爸我排第六！我排第六！”蛇就这么排了第六；马和羊同时到达了天宫，他俩非常谦让，推来推去的谁都不肯先排位，玉皇大帝看他们这么有礼貌，就让他们排了第七和第八；猴子本来排三十几的，可是他仗着自己跳得远，就拉着天上的云朵跳到了前面，排到了第九；接着鸡、狗、猪也纷纷被选上，分别排在第十、十一、十二位。
传说故事虽不是对问题的科学解释，但却体现了人们希望对十二生肖的选择做出解释的愿望。
十二时辰——地支和肖兽的配属
天黑地暗，天地混沌一片。鼠，在半夜的时候出来活动，将天地间的混沌状态咬出缝隙，“鼠咬天开”，所以子属鼠。天开后接着就要劈地，“地辟于丑”，牛耕田，应该是劈地的动物，所以丑属牛。寅时是人出生的时候，有生就有死，置人于死地莫过于猛虎，寅，又有敬畏的意思，所以寅属虎。卯时是日出的景象，太阳本应离卦，离卦象火，其中含有阴爻，为月亮，即月亮之精玉兔，这样，卯便属兔了。辰属于三月的卦象，这时正是群龙行雨的时节，辰就属龙。巳是四月的卦象，每逢这个时候，春草茂盛，蛇也开始苏醒，是属于蛇的好时候。另外，巳时为上午，这时候蛇正归洞，因此，巳属蛇。午，是下午的时候，这时的阳气最旺盛，阴气正在萌生，马，最爱驰骋奔跑，当它的四蹄腾空时就为阳，当它的四蹄踏地即为阴，马在阴阳之间跃进，就成了午的属相。羊，午后吃草是最好的时候，容易长胖，此时为未时，故未属羊。未之后是申时，这时太阳就要落山，猿猴开始啼叫，而且猴子喜欢在此时伸臂跳跃，故而猴配申。酉时月亮出来，月亮属水，应着坎卦。坎卦，其上下阴爻，而中间的阳爻代表太阳金乌之精，因此，酉属鸡。夜幕降临为戌时，狗正是守夜的家畜，也就与之结为戌狗。接着亥时到，天地间又浸入混沌一片的状态，如同果实包裹着果核那样，亥时黑夜覆盖着世间万物。猪是只知道吃的混混沌沌的动物，所以猪成了亥的属相。
以上两种解释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了生肖的排序。民间有关生肖动物排列的传说故事丰富了生肖的内容，也促进了生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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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中为何没有猫
十二生肖中为什么猫不能上榜？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古时无猫。猫原产于埃及，何时传入中国已不可考。民间传说是唐三藏从印度带回。也就是说，在猫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十二生肖。依照动物学的分类，老虎属于哺乳动物、食肉类、猫科。虎和猫，其实是“本家”之亲。有了老虎代表，猫咪在“十二生肖大会”里，已不愁没有“发言权”，亦勉堪自慰了。
汉字起源于何时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汉字在形体上是逐渐由图形变为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符号，所以汉字一般也叫“方块字”。
汉字是由象形文字（表形文字）演变成的兼表音义的意音文字，但总的体系仍属表意文字。所以，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这一特性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具有独特的魅力。汉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瑰宝，也是我们终生的良师益友和精神家园。汉字往往可以引起我们美妙而大胆的联想，给人美的享受。
汉字，亦称中文字、中国字、国字，是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为上古时代的华夏族人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目前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发展至汉朝才被取名为“汉字”，至唐代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楷书。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有学者认为汉字是维系中国南北长期处于统一状态的关键元素之一，亦有学者将汉字列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
仓颉造字说
中国古代最通行的说法是仓颉造字。那么仓颉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有人说是黄帝的史官，有人讲是古代的帝王，也有人说他生活在神农和黄帝之间，还有人认为在炎帝时代等等。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远古伏羲氏作八卦“以垂宪象”，神农氏以“结绳”记事，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书契”。这其中，“八卦”是由记数符号构成的，“结绳”也属于一种记数法，而“书契”，反映了原始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因此，在汉字起源的说法中，以“仓颉造字说”最具权威性。
另一种说法是，“仓颉”的发音和契刻等字差不多，古代的文字不用笔写，而是用刀刻，仓颉是指那些契刻文字的人。还有人则认为，汉字是由人民集体创造，经“巫”和“史”整理并发展而成。至于“巫”和“史”是什么人，又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陶器刻符说
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出土了一大批带记事符号的陶器，有些接近于文字，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的一些刻符被解读为斤、戌、炅、斧、旦等，于是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汉字起源于陶器刻符。
殷商甲骨文说
有学者认为，到了殷商才开始有了文字——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因为现在已知用于记录或成句语言系统的最早文字，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化，它不仅在语法结构上为先秦书面语言奠定了雏形，而且字型也跟东周、西周、秦、汉文字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汉字“殷商甲骨文说”是目前史学界较普遍的看法。
夏代起源说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认为，任何事物总有一个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更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既然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早已经成熟，据此推断，其发展至少应该在商代以前1000多年，因此中国的文字应该起源于夏或夏之前。这一说法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但至今仍没有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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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草书”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书体，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汉初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末，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
龙凤文化之谜
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中，龙是一种神异动物，具有虾眼、鹿角、牛嘴、狗鼻、鲶须、狮鬃、蛇尾、鱼鳞、鹰爪，是九种动物合而为一的“九不像”之形象。凤是与龙相对应的一种神鸟。从古至今，龙凤那美好吉祥的形象都被民间大众赞美着，歌颂着。
龙与凤，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在图腾、徽记、图章、传说中都可见到他们。龙凤文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上光荣，也给后世子孙们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
龙帝与天帝
龙帝，即天帝，也叫玉皇大帝，传说就是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的化身。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和老百姓在首山采掘铜矿，把开采出来的铜铸成一只很大的铜鼎，放在荆山脚下。铜鼎铸成时，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升天。黄帝骑到了龙背上，他手下的群臣还有妻儿也都纷纷往上爬，一共上了七十多人。这时，龙升上天去，剩下的人们挤不上去，一个个都抓着龙的胡须。龙髯受不了重量而断了，黄帝带着的弓也被拉落下来，人们抱着龙髯和弓号哭。黄帝升了天后便成为了天帝。
传说毕竟是传说，事实上，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形图案来自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在这里曾发现一条长约19.7米、用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兴隆洼文化的这条龙的发现，把中国人崇龙的历史上推到了8000年前。
古时候，人们对大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于是便希望自己民族的图腾具备风雨雷电那样的力量，崇山峻岭那样的雄姿，像鱼一样能在水中游弋，像鸟一样可以在天空飞翔。因此许多动物的特点都集中在龙身上，龙渐渐成了现在我们熟知的样子，这种复合结构，意味着龙是万兽之首、万能之神。
百鸟朝凤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凤凰只是一只很不起眼的小鸟，羽毛也很平常，丝毫不像传说中的那般光彩夺目。但它有一个优点：它很勤劳，不像别的鸟那样吃饱了就知道玩，而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将别的鸟扔掉的果实都一颗一颗捡起来，收藏在洞里。
有一年，森林大旱。鸟儿们觅不到食物，都饿得头昏眼花，快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凤凰急忙打开山洞，把自己多年积存下来的干果和草籽拿出来分给大家，和大家共渡难关。旱灾过后，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鸟儿们都从自己身上选了一根最漂亮的羽毛拔下来，制成了一件光彩耀眼的百鸟衣献给了凤凰，并一致推举它为鸟王。
以后，每逢凤凰生日之时，四面八方的鸟儿都会飞来向凤凰表示祝贺，这就是百鸟朝凤。
凤凰与龙、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除了龟以外，其它三种谁也没有见过。然而，从古至今，凤凰那美好吉祥的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民间大众的心目中，世世代代被人们赞美着，歌颂着。
至于龙凤文化的由来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目前仍没有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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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龙凤呈祥”的考证
“龙凤呈祥”的传说在中国源远流长。据说虞舜时天下大治，乐官夔谱成了《九招》之曲呈献，虞舜演奏过程中金龙彩凤同时现身。《诗经·文王之什》中也有龙氏族王季娶凤氏族鸷仲氏的记载，认为这是龙凤呈祥，“天作之合”。据有关专家考证，从河南安阳商代墓出土的龙凤纹玉雕，到清代刺绣上有龙凤与“祥”字的纹样，数千年来，从服饰、工艺品、生活器皿到建筑装饰，龙凤纹饰无所不在。但最早的“龙凤呈祥”究竟出自于何时、何地，始终缺乏有力的考古证据。
“端午节”的由来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是“开端”、“初”的意思，初五可以称为端五，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
“端午”二字最早见于西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各地人们必不可少的活动有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放黄烟子、吃十二红。据说，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解放后曾把端午节定名为“诗人节”，以纪念屈原。至于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贴符，据说则是为了避邪。
那么，“端午节”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纪念屈原
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被蛟龙所困，世人为他感到哀伤，于是每年五月初五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
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
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二、纪念孝女曹娥
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辞颂扬。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三、纪念伍子胥
传说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这则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投奔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大败越国。越王勾践请和，子胥建议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太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时至今日，端午节在中国仍是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从2008年起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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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习俗——戴香包
香包又叫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佩在胸前，香气扑鼻。香包经过千年的流传，已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工艺品。
戴香包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荷花、娃娃骑鱼、娃娃抱公鸡、双莲并蒂等图案的，象征着鸟语花香，万事如意。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上竽、斗鸡赶兔等。青年人戴香包最讲究，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那多情的姑娘很早就要精心制作一二枚别致的香包，赶在节前送给自己的情郎。小伙子戴着心上人送的香包，自然要引起周围人的评论，直夸小伙的对象心灵手巧。
《诗经》是如何集成的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其信息量之大，文献价值之高，令人惊叹。它立体地再现了生存环境、事态人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内容在世界古代诗歌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
孔子删诗说
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是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诗经》由孔子编撰。
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了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中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那时孔子已年近七十。而在此之前，都称为《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经是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那时孔子只有八岁，而《诗经》已定型。那么，《诗经》究竟是由谁来编纂的呢？
王者采诗说
《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周朝太师编定说
朱自清认为《诗经》可能由周王朝的太师编撰。他在《经典常谈》中说，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殊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也有臣下作了献给君上的诗，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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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牛郎织女”故事的由来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又名乞巧节、七巧节或七姐诞，是中华民族传统节庆，也是东亚各国的传统节日。“睆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段有关织女、牵牛星宿的记载，被认为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萌芽。夏秋之交，织女星与牵牛星先后双双升上中天，分列银河两岸，遥遥相望，牵牛织女的星神爱情故事由此产生。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之一，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它也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通称《孙子》，又称《吴孙子兵法》，曾为中外人士举为兵书之鼻祖，相传为春秋吴将孙武所撰。在中国古代，它是军事家必读的经典兵法著作，在宋代官定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中被列首位。凡从军行武者，必熟读《孙子》，考试合格，才能被授武职。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中对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孙子兵法》曾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
《孙子》传入西方，已有数百年历史。据说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后，得见此书，击节而叹，悔未早读，否则或能免遭失败。今日的日本、西方企业家，甚至有用《孙子》经营工商企业者，亦每每获奏奇功。然而《孙子》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吴国将军孙武，却有一番争论。
《史记》的记载是真实的吗
战国《商君书》、《韩非子》等都提到过“孙吴之书”，指的是《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并未说明作者即是孙武。汉代司马迁《史记·孙武列传》才正式记录了孙武的事迹，肯定地说《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著，说孙武以此十三篇兵法进谒吴王，协助其整军经武，富国强兵，西伐强楚，北威齐晋，争霸中原。《史记》之说一出，千年之间，无人怀疑。然而自宋代开始，疑问出现了：《孙子》真是孙武撰著的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首创此说的有宋人陈振孙、叶适，清人姚际恒亦赞同其说，定《孙子》为伪书。但是，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陈振孙、叶适的怀疑论，如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撰者等，这些意见认为：太史公是严肃认真的史家，其记事立言，翔实可靠，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汉书·艺文志》载古兵法有《膑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区别清楚，本为两人，实无可疑。
孙武与其门徒合撰说
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孙子》是由孙武与其门徒们共同撰著的。这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主要思想体系肯定是属于孙武的，其成书过程大体是这样：当孙武、伍子胥佐助阖闾成就事业后，伍子胥被排挤，孙武遂见机引退总结战争经验，整理成系统的军事理论，然后讲学授徒，传授军事学术。其门徒耳受笔录，世代相传，最后在春秋战国期间逐渐地形成了这部丰富的、有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兵法著作。其间文字虽会有所增删，但未改变孙武核心思想。因此《孙子》被视为孙武所撰，也未为不可。
总之，要彻底解开《孙子》作者之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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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内容简介
《孙子兵法》全书共十三篇。《计》是出兵前在庙堂上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制订作战计划。《作战》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谋攻》是以智谋攻城。《形》、《势》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种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虚实》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以多胜少。《军争》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
《左传》的作者是谁
《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3年），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的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其内容记述了这一时期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有关言论，以及天道、鬼神、占卜、占梦之事等，作者对凡是可以借鉴和劝诫的都进行记载。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而其作者究竟是谁，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有以下几种说法：
左丘明之说
左丘明，一种说法是姓左，名丘明；另一种说法是复姓左丘，名明。双目失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在其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持“左丘明说”的学者们大多是从《左传》的行文中推测出来的：作者对鲁国的事情很了解，而且文章的内容也多是站在鲁国的立场上记叙的。文中在称呼孔子的时候大多称其字“仲尼”，这种称呼多是出于好友，所以作者很自然被认为是左丘明。
不少人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之间。而根据史料推测，左丘明并没有活到那么久。所以，这个说法不现实。
吴起之说
另一些学者认为《左传》是战国时某人总和了各个国家的史料，最后收录编辑成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精于战争的“卫左氏人”——当时的大军事家吴起，其中的部分章节有可能是吴起的门人添加的，郭沫若就比较赞成这种观点。但吴起的性情与左传截然不同，所以这个观点也未必可信。
众说纷纭
对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其他说法：叶梦得认为《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中则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而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左传》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仍然以严谨的史料为依据，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崔适、钱玄同也补充说，《左传》是刘歆的一部伪书。这个观点引起了钱穆等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因为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
可见，《左传》真正的作者是谁，仍需后人们继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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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外交辞令
《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例如齐晋鞌之战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在论辩方式上，《左传》中的辞令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也有些辞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理的分析见长。《左传》虽以细密婉曲著称，但又不尚铺陈，不事夸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
《史记》的千年疑云
《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原名《太史公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关于编纂《史记》背后的故事却显得扑朔迷离。
《史记》的副本在哪里？
据说，《史记》写完后，曾经抄录一个副本，其目的是“藏之名山，传诸后人”。当时，司马迁将写成的正本上交朝廷，而将副本送到“名山”藏了起来。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就是当年正本流传下来的。但是，人们却一直没有发现《史记》副本的下落。
按照常规人们推测，司马迁的《史发记》只能保存在韩城、西安这一带的山中。因为西汉时期，纸张并没有在中国大规模使用，人们还在用竹帛写字，对于52万字的《史记》来说，当时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其重量至少在几吨左右。如此多的竹简，其运输保存难度相当大，需要很多辆车才能完成运输，因而只能保存在关中及其周边的某个山里，不可能藏得太远。
然而，《史记》的副本究竟藏到了什么地方至今没有人知道，也因此成了千古未解之谜。
究竟谁守护了《史记》？
司马迁写成《史记》后很快就去世了。究竟是谁守护了《史记》，使这部煌煌巨著得以熬过了漫长的几十年，最终迎来了公布天下的那一天？
相传，这个人就是司马迁的夫人柳倩娘，她不仅陪同司马迁游历天下，协助收集资料编写《史记》，而且用毕生心血守护了《史记》。《史记》定稿后，由于书中许多地方涉及到汉高祖刘邦以及武帝、景帝之过，怕遭到焚毁。于是司马迁和夫人柳倩娘商议，把倩娘抄的定稿，送回家乡夏阳隐藏，把草稿留在京师，以防不测。
传说一年清明节，司马迁借着还乡祭祖的时机，把《史记》藏在妻子儿女所坐的车轿子里，转回家乡，后将其托付给本家三叔司马厚。司马迁再次下狱后柳倩娘赶回家乡，当夜便去投奔“芝秀庵”出家。担任主持的法静是司马迁的姑妈，说明原委后，姑母答应了保护《史记》，但她对柳倩娘订出了苛刻的戒条，商定她们佯作不识，用打骂柳倩娘遮人耳目。
柳倩娘为了保全《史记》历经磨难，直到80多岁的时候，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征得朝廷同意，将《史记》正式刊布天下。
然而关于柳倩娘的历史记载非常少，绝大部分只是一些传说。岁月的久远使我们无法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柳倩娘也只能是一个传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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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为《史记》的编纂做出贡献
司马谈是《史记》主体结构的制定者。他不仅培养出司马迁这样的才子，而且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为《史记》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其父临终时保证说“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就证明了司马谈的功绩。
对《史记》有贡献的另一位古人是西汉史学家禇少孙，他的功绩在于补《史记》之所缺。班固曾经记述：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这些缺少的篇目，可能有些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有些被统治者毁掉了。褚少孙增补了这些缺篇，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今本有“褚先生曰”的便为少孙所补。
实际上，历史上增补《史记》的不仅是褚少孙，还有大量的文人为完善《史记》作出了贡献。据统计，大约有二三十人曾经增补过《史记》。
《满江红》是岳飞所作吗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作为我国历史上的抗金英雄，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人民敬仰。而其在出师北伐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下所作《满江红》，更是成为了千古绝唱。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岳飞在写作《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满江红》一词，一直被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在神州大地传颂。按照传统的说法，《满江红》出自岳飞之手已经确认无疑。
但是，近代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并在学术界引发了长期的争论。他们认为《满江红》一词不是岳飞所作，而是后人的伪作。
岳珂没有收录这首词
余嘉锡认为，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与岳飞作战的地名不符
夏承焘认为，这首词上有一个叫“贺兰山阙”的地名。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自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
与岳飞的心境不符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所作已经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岳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而这首词的思想价值以及它的历史作用早已得到了历史和人民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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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除了自己俭朴淡泊、刻苦励志外，岳飞对子女教育也很严，要求他们每天做完功课后，必须下地劳作。除非节日，不得饮酒。宋时有“任子恩例”，官员品级越高，子女可享受的官阶越高，受“恩例”次数越多。岳飞勉励儿子们“自立勋劳”，仅用了一次“恩例”，还是为被秦桧迫害致死的老上级张所之子张宗本而用。而岳云屡立殊勋，岳飞却多次隐瞒不报。为此有人说：“岳侯避宠荣一至此，廉则廉也，然未得为公也！”岳飞答道：“父之教子，怎可责以近功？”又说：“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若使臣男受无功之赏，则是臣已不能正己而自治，何以率人乎？”
《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
《永乐大典》是编撰于明永乐年间的一部大型类书，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这一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
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主持编辑《永乐大典》，参加编写、撰稿、圈点的文人多达3000多人，前后用了5年时间。它不仅是我国文化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百科全书。然而，这么一部重要的百科全书，在嘉靖年间重录之后，其正本却不知去向，下落不明；后人的有关记载又众说纷纭，甚至越传越讹，成了中国文化史中一件重大的谜案，至今未有定论。
毁于明亡之际说
国内出版的不少通俗读本在介绍《永乐大典》时，一般都认为，“1557年，皇宫奉天门、三殿等处着火，《永乐大典》经抢救免于焚毁。后来，明世宗恐孤本再遭意外，便命徐阶等109人，用了5年时间，摹写了一部副本，从此正本和副本分别藏于文渊阁和皇史晟。明末，文渊阁被焚，正本被付之一炬”。说得再具体一点，即指正本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占领北京后，在皇太极和吴三桂联军的攻击下，被迫撤离北京。据史籍记载，起义军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但是，有的学者指出，各种史书都没有明确记录说《永乐大典》正本被焚毁一事。文渊阁被焚，《永乐大典》正本随之不存在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说
据《鲒亭集外编》载：雍正年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晟移藏翰林院，学者全祖望在翰林院看到了副本，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下落说：“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到了清朝末年，缪荃孙不但承袭了正本藏在皇宫内的乾清宫之说，而且还进一步发挥说道：“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这在《艺风堂文续集》中有明确记载。从此，《永乐大典》正本被毁于乾清宫大火之说便正式流传开来。不过，有的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足信。因为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公元1744～1775年），清政府曾对宫中藏书做过一次清理，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书籍中的“庞然大物”，有一万多册，如果正本在乾清宫中，是极易被发现的。然而现在《天禄琳琅书目》中未将《永乐大典》编入，就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又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记录，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因为要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由于副本有缺，为此宫里宫外都寻找《永乐大典》正本，但没有结果。
可见，由于史籍没有明载《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后人在此问题上又多加推测、臆断，所以正本究竟哪儿去了，始终未明。要揭开谜底，看来只能依赖于考古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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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今何在
《永乐大典》残本星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之手，目前散落在7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大约400册，800余卷。单位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奈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拥有221册。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永乐大典》加起来，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
《金瓶梅》作者之谜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率先以市井人物与世俗风情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其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然而，作者究竟是谁，迄今为止尚无令人信服的结论。最普遍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屠隆说
传说，屠隆是今宁波市仓水街屠园巷人。屠家在明代是宁波四大家族之一，屠隆从小天资聪颖，被誉为神童。他14岁就考上秀才，备受大诗人沈明臣青睐，随后名满宁波。此后，他从15岁考到33岁，18年未考上举人。34岁才勉强中举并做了一个小官，后被提拔为郎中，随后遇小人被摘掉乌纱帽，只好回到宁波老家以卖文为生。屠隆一直活到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年64岁，最终死于花柳病。屠隆从宁波至京师，一生游历四方，深知商业内幕和市井风情，又从京官沦为乞丐度日，对人生和人心有着透彻了解，因而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
持此说者认为，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兰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贤里写下这篇序言的。明贤里是宁波城中的鉴桥头乾溪里，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孙屠本畯。屠家最先是从常州迁徙至现在的宁波，常州当时又被称为兰陵，屠隆号笑笑先生，所以断定兰陵笑笑生就是屠隆。
冯梦龙说
冯梦龙，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幼年家贫，读书用功，对文、史、哲深有研究。曾在私塾里教过书，讲解《春秋》，所以后来能写出《春秋衡库》。中年时期，靠卖文为生，曾给苏州的书社编写过大量的书稿、书籍。据《太霞新奏》记载，冯梦龙青年时期曾经热恋过一位叫侯慧卿的著名歌妓。后来侯慧卿嫁了人，使他大失所望，遂绝迹青楼，结束了放浪的生活。由于他在青楼歌场、茶坊酒肆活动，使他对市民的社会生活十分了解，也使得他有机会观察和分析那些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们的生活和心态。
有人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应为冯梦龙，多是在“嘉靖间大名士”六个字上做文章，即此人一定要是嘉靖年间人，而且此人又须是大名士。那么“嘉靖间大名士”说是否指冯梦龙？
徐渭说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一生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
《金瓶梅》作者之谜的研究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大焦点问题。据统计，众多学者先后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的作者将近70位。潘承玉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金瓶梅新证》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乃绍兴名士徐渭，为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新的证据。十年间，潘承玉的“徐渭说”得到了胡令毅、邢慧玲等学者的丰富与发展，这一学说也越来越“在金学塔尖绽放出耀眼光芒”。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等等，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至于《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迄今为止尚无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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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内容简介
《金瓶梅》描绘了一个上自朝廷内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西门庆原是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但他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在县里包揽讼事，交通官吏，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他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荒淫好色，无恶不作。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享乐欲望，他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但由于有官府做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这就使他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左右逢源，步步高升。这些描写，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朝廷权贵与地方上的豪绅官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
“万岁”起源之谜
“万岁”本为祝贺之辞，可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万岁”一词却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
“万岁”本意有永远存在之意，本为祝贺之辞。可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万岁”一词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臣子口中的“万岁爷”就是皇帝，除了皇帝，谁也不敢将自己与“万岁”联系起来，就连明朝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忠贤，虽然从不把皇帝放在眼中，却也只敢以“九千岁”自居。
那么，“万岁”一词究竟是从何时成为帝王专用的呢？一直以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始于汉高祖刘邦
有人认为，秦汉以后，臣民们才开始直呼至尊无上的皇帝为“万岁”。它始于汉高祖刘邦。如刘邦临朝时，“殿上群臣皆呼万岁”。为了显示出“万岁”这种称呼的至尊地位，与之相辅的一套礼仪在刘邦时形成了。它是由汉初名臣叔孙通草创的，以后经历代帝王的御用礼官不断沿袭、补充、修订，形成了后来朝拜“万岁”的大套繁文缛节。正如唐代魏征所说：“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叔孙通制订朝仪后，“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欢欢失礼者”，使刘邦因此感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所以，“万岁”成为皇帝的专称，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
始于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儒家则将“万岁”定于皇帝一人。据《汉书》记载，汉元封元年春正月（公元前110年），武帝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荀悦注说：“万岁，山神称之也。”就是说神灵也向武帝高呼“万岁”，后来人们向皇帝“三呼（山呼）万岁”即源于此。在太始三年二月（公元前94年），武帝“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呼万岁”。从此，万岁归于皇帝一人。若他人使用，则成了僭越。据《后汉书·韩棱传》记载，大将军窦宪挫破匈奴，威震天下，奉诏回长安，“及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说明此时称万岁之制已经确立了。
源于宋朝
有学者认为，虽然宋之前已有皇帝称“万岁”之制，但尚未牢固。直到宋朝时，“万岁”才真正成为帝王的尊称。《宋史·寇准传》中有：北宋大臣寇准出行，途遇一精神病患者“迎马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所知，立即上书告发，结果寇准被贬为青州知州。可见，到了宋朝，除了皇帝绝不允许任何人称“万岁”。
然而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以上任何一种说法是“万岁”的来源，我们也只能从上述说法中看出“万岁”成为帝王专称的演化过程，至于“万岁”的起源之谜仍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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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一词最早并不是用于称呼皇帝的
在西周、春秋时，“万年无疆”、“眉寿无疆”等是人们常用的颂词和祝福语。《诗经豳风·七月》有“脐彼公堂，称彼篁觥，万寿无疆”之句，描写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后，举行欢庆仪式的场面。这里的“万寿无疆”，是人们举杯痛饮时发出的欢呼语。西周金文中也有很多这类文字，它并不是对天子的赞颂，而是一种行文款式，凡铸鼎者皆可用。如“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表示的只是传之子孙后代，永远私有之意。而“万岁”一词，是这些颂词、祝福语的发展和简化。
《西游记》中孙悟空原型之谜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优秀的神话小说，也是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小说以整整七回的“大闹天宫”故事开始，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法号行者，是唐僧的大徒弟，猪八戒、沙僧的大师兄。会七十二变、腾云驾雾。有一双火眼金睛，能看穿妖魔鬼怪的伪装；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使用的兵器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随心变化。他占花果山为王，自称齐天大圣，与如来佛祖斗法，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多年。后经观世音菩萨点化，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终成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孙悟空的形象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善良、正义、不阿的情怀和追求。
《西游记》成书至今已有很漫长的历史，而关于其主角孙悟空的原型问题至今仍争议颇多。关于孙悟空的原型有以下几种说法：
唐代高僧“释悟空”说
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公元751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公元789年回到京师。释悟空较玄奘晚了40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西安，回来时在西域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孙悟空”的艺术形象。
“无支祁”与印度神猴哈奴曼说
鲁迅认为，魏晋以来，佛教典籍的翻译渐多，所以印度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文人们喜欢其新颖奇异，有意或无意中使用，于是这些故事慢慢变得中国化。具体到孙悟空的人物形象，鲁迅则认为应当来自中国民间传说，他举唐朝人李公佐小说中的怪兽——淮涡水神无支祁为证，认为孙悟空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从而认定孙悟空的原型来自中国本土。
胡适对此看法不同，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他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中找到一个神猴哈奴曼，认为这才是孙悟空最早的原型。
作者本人
也有人说孙悟空的原型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本人，当时社会黑暗，作者以写书的形式将自己的愤懑发泄了出来。其中孙悟空大闹天宫，自封齐天大圣的经典章节，就包含了作者吴承恩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不满而抒发出的情绪，而孙悟空的家乡花果山相信是作者看破世俗心中向往的居所。
《西游记》的创作年代距今太过久远，关于孙悟空原型的争论，只能是后人的理解和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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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名字的由来
中国西游管理第一人马修鹏认为，“孙”是因为悟空本是猴子，源于“猢狲”，而“悟空”这个名字是有很深寓意的。“悟空”就是“悟道”，“悟道”就是“悟空”，“空”就是“道”，“道”即是“空”。“悟”有着感悟、领悟、觉悟的含义，其中本身就代表着修炼、修心的意义。“悟”是一个过程，而“空”则指的是一种结果，通过多年的修炼、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要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当达到“无我”的状态之时，也就是真正修成正果之时，此时的他真正有了“道”，而这种道是一种无我之道，就像《道德经》里说：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道，是无法说明白的，能说清楚的道不是大道！
李商隐《无题》诗之谜
李商隐的诗构思新奇，风格雅致，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由于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李商隐一生诗作很多，流传下来的就有六百多首，可分为政治诗、咏史诗、抒情诗、咏物诗、无题诗五大类。其中“无题诗”成就最大，这类诗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这些诗，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以淡淡的情思、华丽的词藻来表达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和相思的痛苦。但诗中却又寄托他意，让人难以理解。例如《七律·无题》诗：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首诗可称得上家喻户晓，并广为人们引用。然而，诗中所蕴涵的真正含义，却十分隐晦、难以理解。时至今日，《无题》诗依然是一组可望不可及的美丽谜团。
单从字面来看，首联写离别时的难舍之情，次联写对女子的相思之苦，第三联是设想女子也在日夜思念着他，而末联则笔锋一转，想象着青鸟替他传递书信，帮他探看远在他乡的意中人。这首诗的表面意思很好理解。但仔细想想，又有许多不解之处。诗中的“女子”指的是谁呢？“蓬山”又寓意何物？长期以来，关于这首诗的真实含义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首诗并不是爱情诗，李商隐只是想借诗来表达自己在仕途上的失意和不甘沦落的心情。而且据说，李商隐本人也否认这是爱情诗。既然不是爱情诗，他又想借助这首诗寄托什么呢？这还得从他的生平说起。
李商隐从小才华出众，17岁便受到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并三次资助他到长安赶考。25岁时，经令狐楚推荐，终于考取了进士，留在朝中任校书郎。后令狐楚去世，李商隐在政治上失去了支持，只好投靠当时的经原节度使王茂元，并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为妻。
可在当时，朝廷里的官员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另一派是以牛僧儒为首的“牛党”。当时牛李两党恩怨很深，之间长期争执不下。正是这种党派之争，给李商隐埋下了烦恼的种子。这也很有可能就是这首《无题》诗的写作背景。
到底怎样理解李商隐的无题诗已成为历来学者的一大争论，一些人认为应该把李商隐的诗看作是他的一种感情寄托。清代的朱鹤龄就认为，男女之情与君臣朋友之情完全相通。如《楚辞》就是借“芳草”、“美人”来表达君臣之义的。试想，李商隐因为党派之争，身处政治的漩涡，讲话怎敢直抒胸臆？所以他的无题诗不能看作是情意绵绵的爱情诗，而多是有所寄托，借男女情爱来表达这种既怨恨又渴望的复杂心情。
还有些人则认为，分析李商隐的无题诗要就诗论诗，不能坚持同一标准，任何诗都有作者的某种寄托，只是有些可以分析到，而有些无法知晓。如“月中霜里斗婵娟”、“终遣君王怒偃师”诸篇皆是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但也有寄托。如果非要弄清诗中的寄托之意，还需要认真斟酌。
实际上，到底如何解读李商隐的无题诗至今仍无统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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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家世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他还要背负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杏花村今在何处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有一首千古传诵的七绝《清明》诗，清新隽永，言尽意蕴，脍炙人口，一直传诵，至今不衰。
每年二三月间，当那一树树杏花绽蕾欲放或是纷纷盛开之时，人们难免会想到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呢？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近年来争论尤烈，大致有四种说法：
山西省汾阳县
有人认为《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即山西汾阳县杏花村，近年来报刊杂志上首先提出此说。理由是相传自南北朝以来，汾阳即以产酒著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酿”之誉；天下杏花村之多难以胜数，而有这般名酒的杏花村确实独在汾阳。
但是根据《杜牧年谱》记载，杜牧一生从未到过山西，怎么可能在汾阳喝酒？汾阳清明从不下雨，有时还要下雪，又何来“清明时节雨纷纷”呢？两个疑问切中要害。看来，山西汾阳杏花村不是“真正的”杏花村。
安徽池州市
有人说安徽省池州市的杏花村才是诗中所指的“杏花村”。理由是这个杏花村在贵池县西南，古时也以酿酒著名。而杜牧在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九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会昌六年九月又迁睦州刺史，在池州整整两年。所以清人郎遂写了《贵池县杏花村志》，将杜牧《杏花村》收入。后来《江南通志》亦将该诗收入，并言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贵池。
这个理由较山西汾阳县说法充分。但细细体味杜牧《杏花村》诗，疑窦也便接连而来：一是写《清明》时杜牧已经上任半年，他嗜酒如命，哪能不知杏花村去处而向牧童问路？二是既然为官，喝酒自有下人服侍，杜牧又何必亲自去讨买呢？如此推断，这里的杏花村也不“属实”。
江苏宜兴
也有人认为，江苏宜兴杏花村才是真正的“杏花村”。他们的观点是，杜牧晚年罢官后住在湖州，此时杜牧有些萎靡不振，便常到邻县宜兴游览解闷，并住在宜兴十里碑，还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水榭。而据地方志记载，十里碑附近有个村落，四周多有杏树。显然，这里就是杜牧笔下的杏花村。
遗憾的是，此说最终也被否定：经考证，此地没有“酒家”，更不曾有过酿酒历史，《清明》所写情景，与这里一点关系也没有。
江苏丰县城东南十五里处
其理由是：根据诗意，该诗为杜牧途中所写，由“路上”、“借问”说明杜牧对周围的情况并不熟悉。那么杜牧什么时候路过丰县的呢？查杜牧年谱，杜牧一生自外郡迁官赴京共四次，有三次过丰县境：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由扬州节度掌书记迁监察御史；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八月由睦州刺史迁司勋员外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秋由湖州刺史迁考功郎中，皆取道运河，经扬州、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开封）入京。大中二年杜牧曾作宋州宁陵县记。丰县杏花村即在运河至宋州的道上。古时丰县曾属于宋，并且丰县是刘邦的故乡，所以杜牧过丰县境，写一首《杏花村》的诗，是合乎情理的。
然而如今丰县城东南十五里一代并无杏花村，只有一村，今名张杏村，至今家家门前院里尚且植杏树三五株，可是该村向来不产酒，看来丰县说也难以让人置信。
几处“杏花村”均被否定，然而，杜牧诗中杏花村是确有无疑的。那么，这位才学显赫的杜樊川，写的究竟是哪个杏花村呢？这确实吊足了后人们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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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习俗——戴香包
山西杏花村的白酒醇香可口，年代长久。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许多汉代的制酒工具和酒器，推测这里大约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就大规模地酿造白酒。据载，到了唐代，村里酒店已经有七十二家了。杏花村的酒闻名于世，李白和杜甫也曾在此饮酒作诗。据说，到了清朝，杏花村的酒家已经有了二百二十家。
桃花源在哪里
《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桃花源是作者及广大劳动人民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它体现了人们的追求与想往，也反映出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
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写了一篇千古名文《桃花源记》（为其诗《桃花源》之序）。说是武陵地方的一个渔夫，沿着一条小溪行舟捕鱼，忽然看到一片桃花林。桃林深处有一座山，山中有一个缺口，渔夫丢下船从缺口里走进去，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土地平旷，房屋整齐，人民生活古朴而富裕，男女老少熙熙为乐。人们看到渔人大吃一惊，问清了状况后，纷纷请他回家吃饭饮酒，自称祖先是为了逃避秦时的战乱，逃进桃花源来生活的。他们根本不知道秦以后有过汉朝，汉朝以后又有晋朝。渔夫在桃花源里住了好几天，就与他们告别。出了桃花源，以后再去寻找却找不到了。
人们普遍认为，《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是确实存在或至少存在原型的。但是关于桃花源的地址却众说纷纭，目前比较有名的“桃花源”有如下这些地方：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
竹山古称武陵县，属汉中郡，在秦朝就有了。晋时，武陵县属上庸郡。而竹山境内的堵河旧称武陵河，河中峡谷至今还叫“武陵峡”。尤其是，峡谷入口处的村子叫桃花源村，属竹山县官渡镇；出口处的村子叫桃花源乡，属竹溪县。这与《桃花源记》中所说完全对应。
而且，《桃花源记》里说，武陵渔人从桃花源出来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郡太守，太守便派人寻找。后来南阳刘子骥听说此事，也欣然前往。均未果。古时信息不畅，分析起来，这个郡肯定与南阳很近，所以南阳刘子骥才会听说此事。而与南阳相邻的郡只有上庸郡。因此，桃花源在竹山的可能性很大。桃花源人是避秦乱而躲到山里去了，而秦乱就是发生在汉中郡与南阳一带，这里是古战场，因此附近老百姓会就近跑进隐蔽的大山中。这里的自然景观，更符合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很不易于寻找，连世世代代生活在附近的当地老百姓都很少进去。无论从地容地貌还是从历史文化上讲，竹山桃花源更像原型。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常德桃花源风景区始建于晋代，到唐宋时发展到鼎盛阶段，在元代时毁于战乱，明清以后又开始复兴。临沅江，靠群山，古树修竹遍面，《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意境尚可寻觅。
由于陶渊明《桃花源诗并序》的深远影响，凡唐之著名诗人、文学家、士宦、道人等对桃源山、桃源洞、桃源观几乎都顷心向往。据记载，在桃花源留下诗文的唐代名人多达四五十名，包括孟浩然、李白、韩愈、苏轼等大文豪。至宋朝，桃花源得到了更大的开发与修复，成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从以上情况看，桃花源在唐宋时期得到如此的发展，是否和《桃花源记》有关呢？
关于“桃花源”在哪里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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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交织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清明上河图》的“清明”疑云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的繁荣景象。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风俗画作品，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这幅画生动地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通过这幅画，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和不解之谜。然而，最让我们感到迷惑的就是“清明”二字的含义。关于这个“清明”，目前有以下几种说法：
“春景”之说
历史上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曾有过一些争论。大部分人认为，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这种说法从金代以来，几乎并没有人提出过什么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也都主张“春景”的说法。
“秋景”之说
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从画面所绘的种种景色与现象中分析推理，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颂辞”之说
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认为“清明”既非节令，亦非地名。这里的“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故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是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升平风物。张择端在徽宗时曾经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清明”一说极有可能是画家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
几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然而“清明”到底是什么意思目前尚无定论，仍有待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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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择端之死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徽宗第十一子赵构在杭州称帝，是为宋高宗。
为了让宋高宗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张择端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高宗。高宗赵构与父亲徽宗赵佶不同，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在沉痛的打击下，张择端不久忧郁而死。
《霓裳羽衣曲》的创作之谜
《霓裳羽衣曲》即《霓裳羽衣舞》，是唐朝大曲中的法曲精品，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直到现在，它仍堪称音乐舞蹈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中叶的一个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晚年李隆基为奸相杨国忠蒙蔽，不理国事，但他对音乐艺术还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隆基酷爱音乐，在历朝古代君王中，李隆基对音乐的研究和热情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会吹拉弹奏各种乐器。
相传，李隆基曾经梦见游月宫时，听到天上有仙乐奏曲，身穿霓裳羽衣的仙子翩翩起舞。仙女的歌声玄妙优美，舞姿翩翩。李隆基醒来后，对梦中的情景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很想把梦中的乐曲记录下来，让乐工演奏，让歌女们舞蹈。于是他努力地回忆梦中的仙乐，想起一点就记录下来，就连白天上朝的时候怀里都揣着一支玉笛，一边听大臣读奏本，一边在下面偷偷摆弄玉笛，寻找曲调，最后终于把曲子谱好了。
李隆基迫不及待地命令乐工排练《霓裳羽衣曲》，令爱妃杨玉环设计舞蹈。为了让他们有个好场所排练，李隆基在宫廷中专门建立了一个梨园（后泛指唱戏的地方）。杨玉环与宫人日夜赶排，终于练好了大型歌舞《霓裳羽衣曲》，并在一个盛大的节日进行了演出。细腻优美的《霓裳羽衣曲》仙乐奏起，杨玉环带着宫女载歌载舞，一个个宛如仙女下凡，群臣的眼睛都看直了。但杨玉环的舞裙被梅妃踩到，使整只舞功亏一篑。
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一次，李隆基来到三乡驿，他向着远远的女儿山眺望，山峦起伏，烟云缭绕，顿时产生了许多美丽的幻想，于是创作了一部适合在宫廷演奏的宫中大曲。中唐诗人刘禹锡有诗云：“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他认为《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望女儿山仙女庙后有感而作。
关于此曲的来历最为大众接受的一种观点是，根据《唐会要》记载：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太乐属将“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婆罗门即天竺，婆罗门曲为天竺舞曲。唐玄宗以太常刻石的方式，更改了一些西域传入的乐曲，此曲就是根据《婆罗门曲》改编。
还有一种观点不同意那些传说。北宋王灼认为，音乐不可能是做梦梦到的。他在《碧鸡漫志》卷三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他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按他的说法，此曲是西凉的曲子，李隆基仅仅是加以润色改名而已。这种说法得到了元代胡三省等许多人的支持。
由于《霓裳羽衣曲》乐调优美，构思精妙，以后各藩镇也纷纷排演此曲，因此唐代文人都有歌咏或笔录。以后，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崩溃，一代名曲《霓裳》竟然“寂不传矣”。其实到中唐，此曲已被许多人淡忘。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得残谱，昭惠后周娥皇与乐师曹生按谱寻声，补缀成曲，并曾一度整理排演，但已非原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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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扮乐工
唐玄宗酷爱文艺，擅长音律，写过《霓裳羽衣曲》、《紫云曲》、《凌波曲》，每回作曲都说是描述梦中见闻。杨贵妃更不得了，把《霓裳羽衣曲》改编成《霓裳羽衣舞》，长袖一扬，回雪流风，每次都把玄宗的心情拉到阳春三月。有一天，他们的歌舞团在清元小殿演出，玄宗敲羯鼓，杨贵妃弹琵琶，有人吹玉笛，有人吹簧管，有人打板，有人弹妃，有人奏方响，从早到午，自娱自乐，观众只有一个，就是杨贵妃的八姊“秦国夫人”。玄宗演奏完毕，还乐颠颠地跑到秦国夫人面前讨赏钱：“我是一个乐工，今天有幸为夫人演奏，请夫人打赏！”可见，一代“风流天子”对于音乐艺术的爱好程度。
契丹族消失在哪里
契丹，古代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并于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
据《魏书》记载，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于916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北部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契丹王朝在中国延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差一点就将宋朝灭亡而统一全国。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潢河在远方的女儿。另一条河叫土河，两河流域孕育了草原上的文明。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勇士，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历史学家根据这个传说和一些相关史料的考证，对契丹族的起源作了如下解释：他们认为仙女和勇士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居住在“马盂山”；一个以“青牛”为图腾，住在“平地松林”。后来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他们联姻繁衍，他们的子孙繁衍成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契丹族。
然而，契丹作为一个民族，为什么在历史中渐渐消失了呢？契丹人究竟去哪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对此，一般有以下几种说法。
民族融合
我国史学界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西迁伊朗克尔曼
也有人说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他们在西辽灭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了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流落云南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契丹部落最后流落到了云南地区。他们的根据是，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宗祠里，还发现了一块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的牌匾。据“本人”介绍，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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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的后裔
有人说契丹民族并没有被融合，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仍然存在。一种说法认为，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就是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等内容，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具体定论尚待进一步的证明。
“三寸金莲”的由来之谜
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即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长期下去，使其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也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女子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古代，大多数女子纷纷用一条长长的布紧紧地缠绕自己的脚，借以改变脚的形状，使之长成不过三寸的模样，这就是“三寸金莲”。这种陋习在近代被视为对女性身心的摧残而被彻底废止了。古代妇女缠足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缠足”由来的传说
传说，殷末纣王的妃子妲己是狐精变的，但是她的脚没有变成人形，就用布帛裹了起来。由于妲己受宠，宫女便纷纷学她，也把脚裹了起来，后来逐渐形成了风气。
还有人说，缠足始于五代。据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嫔妃宵娘能歌善舞，李煜喜欢观看她在“金制的莲花”上跳舞，由于金制的莲花太小，李煜便命宵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呈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从而使舞姿更加优美。这本来是一种舞蹈装束，后来慢慢地从后宫向上流社会流传，之后民间女子也纷纷仿效，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成为一种病态的审美。但这都是传说，当然不能成为当时女子缠足的依据。
“缠足”的兴起及发展
经研究考证，真正兴起女子缠足之风是在北宋，但当时的缠足者仅限于上层社会。元代的缠足之风继续发展，女子以不缠足为耻。到了明代，妇女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并在各地迅速发展。对裹足的形状也有了要求，女子的脚不但要小，要缩至三寸，而且还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状等。清代，妇女缠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各阶层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女子脚的形状和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丑的重要标准，甚至会影响到她个人的终身大事，女子的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和关注。
“小脚”为什么叫“金莲”
那么，妇女缠足形成的小脚为什么被称为“金莲”呢？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莲”由佛教文化中的“莲花”引发而来，以“莲花”作为妇女小脚之名是一种美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佛教中清净、高洁、美好、珍贵、吉祥的象征；另外在佛教艺术中，菩萨多是赤脚站在莲花上的，这可能也是把莲花与妇女小脚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还要在“莲”前加一个“金”字呢？这主要是出于中国人传统的语言习惯。人们喜欢用“金”字修饰贵重或美好事物，在以小脚为贵的缠足时代，说“金”莲，当然是一种表示珍贵的美称。后来“小脚迷”们更约定俗成：“金莲”指三寸以内者，“银莲”指四寸以内者，“铁莲”则为大于四寸者。于是，一提“金莲”势必三寸，即所谓“三寸金莲”。后来，金莲成了小脚的代名词。
一双女人的脚，竟做出了这么多的文章。其中的酸甜苦辣，恐怕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会给后人带来不少的启发和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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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寸金莲”真的那么美吗？
一般来说，小脚从正面看，像火伤之后脱去陈皮烂肉，变形、变色的一个肉疙瘩。只有一个翘起的趾头，依稀可辨上面的指甲，其它一概呈现出可憎的模糊轮廓。从侧面看，脚趾和脚跟已从中折断，两部分紧挨在一起，在软肉的附和下，形成一条由两端站立的曲线，脚跟臃肿，脚掌消失，脚背凸起。脚的全长不及自然长度的一半，整只脚像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恐怖的是从正面看脚底。那是一幅完全消解了人足的原始形象的荒诞图案。除了变形的足跟之外，已没有一丁点平滑的脚板。四个脚趾长短不一地向外转折，围绕在以大脚趾为轴心的脚心下面，脚趾的正面因此变成了脚板心，完全扭曲地压在脚板底下。
中国历史上的太监之谜
太监也称宦官，通常指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他们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奴仆。又称寺人、阉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到了明代，宦官权势日增，人们就把所有宦官都尊称“太监”，太监也就成为宦官的代名词了。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下至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据考证，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监名叫吴腾宇，今江西上饶人。
那么，太监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又是怎样登上政治舞台的呢？
太监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音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何以参与朝政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号称1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宫廷内设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
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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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宰相第一人——赵高
赵高本赵国贵族后裔，后被掠入秦，父子先后被阉。少年赵高饱尝人间辛酸，入宫后暗立复仇之志，忍辱负重悉心侍侯少公子胡亥，深得秦始皇赏识。
公元210年，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策划阴谋，巧言厉色拉李斯下水，瞒天过海，矫诏逼杀公子扶苏，将大将军蒙恬兄弟下狱，成功帮助胡亥篡位。事后升为郎中令，控制朝纲。接着赵高充分施展其凶残手段，诛杀异己，腰斩同盟者李斯。他指鹿为马，玩秦二世于股掌之上，最后发动政变，逼杀二世。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天之灵怎能知道，铁打的大秦江山竟然毁于一阉人赵高之手。
中国古代的“纳妾”之谜
纳妾是中国古代极为普遍的一种现象，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只要经济条件许可，都可以娶个三妻四妾。
中国古代的纳妾制度，是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夫妻之间不平等，妻妾之间也不平等，妾往往处于家庭的最底层。在《释名》中有对妾的解释：“妾，接也，以贱见接幸也。”妾也被称之为：“次妻”、“旁妻”、“副妻”、“侧室”、“外室”、“小妻”、“小妇”等。那么，古代的男人又是怎样纳妾的呢？
皇帝“后宫佳丽三千人”
中国有句古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说的就是中国皇帝的纳妾现象。传说周文王就有后妃24人。秦始皇灭六国后，曾将原六国宫中与各地挑选出来的佳丽上千人，全部收入阿房宫中。到了汉朝，汉元帝宠幸3000，东汉桓帝蓄美5000，难怪一代美女王昭君进宫三年亦无人得识。到了晋炎帝时，后宫美女竟然超过了1万。隋炀帝的后宫虽然只有5000人，加上各地的行宫，宫女人数也超过1万。最高记录的保持者还要数唐明皇李隆基，当时从都城皇宫到各地行宫的宫女人数竟达4万之众。一年只有365天，一个人活上100岁，生命也只能有36500天。这4万宫女李隆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全部宠幸一遍的。
宋代以后，帝王们的后宫妃妾开始减少，再也没有一个帝王挑战“万人”的记录。据纪晓岚记载：明代熹宗在天启元年派人到天下各地选拨了5000名年少美女进京面试，第一关为检验形体，只有1000人过关，有4000名佳丽被淘汰，第二关检验“私处”，结果只有300人过关，第三关进宫“实习”，一个月后，只有50人被封妃嫔。
民间纳妾成风
除了帝王广纳天下美色之外，中国古代的民间也是纳妾成风。就连以刚正不阿著称的海瑞，也在年过花甲之时，买了两个年轻的小妾，以至妻妾争宠，导致两妾同时自杀。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是一位一夫多妻制度的执行者。李白性情豪放，风流倜傥，洒脱不群，酒色二品最为钟情。据考证，李白不仅娶妻四次，而且小妾多得难以计算。李白也在自己的诗句中充分表现过，如“余亦如流萍，随波乐休明。自有两少妾，双骑骏马行”等。
在明代的法律上还明文规定：凡男子年满40而无后嗣者得纳妾。这是因为中国有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娶上几个小老婆，都是为了给祖宗延续香火。这也给中国古代男子纳妾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使纳妾变成了一种堂而皇之的行为。难怪当大清军队兵临扬州城下时，大将军史可法的夫人还极力劝说丈夫临阵纳妾，以免因膝下无子，断了史家的香火。在史夫人的大义凛然被天下传为美谈的同时，更助长了男人们纳妾的合理性。
当然，纳妾现象只在富裕人家及官宦人家，贫苦百姓一日三餐尚无着落，又何谈三妻四妾，“双骑骏马行”？在封建统治时代，一边是“朱门酒肉臭”，妻妾成群；而另一边则是“路有冻死骨”，一生无力娶妻，孤独而亡。说到底，纳妾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附庸品而已。
延伸阅读
“娶妻”与“纳妾”的不同
娶妻是明媒正娶，大正门抬进大红花轿，新娘着红腰裙，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新娘称为少奶奶和夫人。娘家是平起平坐的亲家，岳父母称女婿为：贤婿。纳妾就不同了，一顶青布小轿从后门抬进，新娘着绿腰裙，天地和高堂就免了，应该拜的是丈夫和正室妻子，称呼叫新姑娘，生了孩子有了一定地位后，才改称姨太太。娘家连亲戚都算不上，岳父母见了女婿还得称呼：老爷。来喝喜酒的宾客，也是清一色的男宾，那些正室夫人不屑于参加，丈夫携妾应酬，客人朋友为表尊敬，喊声“夫人”，面子就很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