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手机依赖对正念觉知影响的多重中介模型

一、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手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普及，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具有多种功能的智能手机更加深受人们的喜爱。截至2018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人数已达8.17亿，网民使用手机访问网络的占比为98.6%^[19]。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过度使用手机的人日趋增加，手机依赖倾向日益严重。手机依赖是指个体因出于某些动机而长时间使用手机所引起行为失控，使身心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沉迷状态^[20]。其中，大学生是我国规模最大且增长最快的手机依赖群体，手机依赖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业成绩及社会适应等方面都造成诸多不良影响^[21]。过度使用手机不但会导致个体视力变弱和睡眠质量下降等生理问题，还会引起焦虑、抑郁与人际交往障碍等心理及社会适应性问题^[22]。

正念是一种注意集中的过程，是用有意识、不批判的方式将注意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23]。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觉察一些微小的刺激或对象，如能更快速地觉知到个体情绪的变化，或者更能使注意力长时间地集中于任务上；正念水平较低的个体在工作中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使自身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又由于其常常具有迟钝或受限的意识，所以也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对自己的身心变化做出感知^[24]。一方面，对手机的过分依赖会导致身体依恋系统的自动激活；另一方面，过度使用手机也会妨害个体正念的培育，从而使其忽略觉知此时此地的状态，并使其注意更易受到威胁。这样，个体与手机的关系不仅具有社会性依赖的特点，也还会减弱个体的正念能力^[25]。有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会导致个体在使用手机时容易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产生担忧，这是因为手机依赖个体更易将手机视为自我的一部分，这阻碍了其对于当下知识经验的觉知。至此，本研究假设，手机依赖对正念觉知产生负向的作用^[26]。

情绪平衡也被称为情绪幸福感，它是体验到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综合。个体的情绪平衡水平越低，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越多，情绪平衡较弱的个体更容易产生高度焦虑或压力的负性情绪体验。通常，为了回避负面情绪和负性事件，个体会引发过度手机使用问题^[27]。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本身会直接作用于内部心理活动和外部环境，不仅是个体对内部心理活动和外部环境的反应^[28]。由此可以推论，手机依赖会通过影响个体的情绪平衡水平从而使其产生负性情绪。有研究者指出，适应性情绪调节和正念觉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9]。消极情绪是情绪调节失败的结果，负性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个体情绪适应性的调节。情绪适应性能力的降低会引发个体焦虑等不良情绪体验，而焦虑等情绪能够明显负向预测正念水平，且情绪调节失败在成人依恋和正念水平中发挥中介效应。由此，本研究假设，情绪平衡在手机依赖和正念觉知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注意控制是可以反映注意力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其包括注意集中、注意转移两方面的能力。前者表现为个体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任务而避免被其他因素干扰的能力；后者表现为能够及时、主动地将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其他对象的能力^[30]。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会导致个体不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外界刺激，注意控制能力降低，从而使注意紊乱^[31]。因此，手机依赖可能会对个体的注意控制能力产生负向影响。正念双因素模型认为，实现正念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拥有较高的注意控制水平，并采用精细化加工方式来保持对每时每刻的认知内容的注意，可见注意控制在正念觉知中发挥积极功能^[32]。有关正念与依恋类型关系的研究显示，焦虑型依恋会损耗注意资源，影响注意控制水平，减弱个体的正念觉知能力^[33]。因此，本研究假设，注意控制在手机依赖和正念觉知之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情绪平衡水平越低的个体通常伴随越高的焦虑状态，更容易诱发负性情绪体验^[34]。由于焦虑会使个体注意力不易集中，所以处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个体会更加关注自我的内心感受。当个体需要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时，他们更易受到情绪和情感的影响，而出现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困难。因而可以推测，由于手机依赖引起的低情绪平衡能力可能会损耗注意控制的资源，影响注意控制的能力，从而导致较低的正念水平。由此，本研究假设，情绪平衡与注意控制在手机依赖和正念觉知之间发挥多重中介效应。

综上所述，手机依赖可能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平衡，加重消极情绪体验，影响其对知识经验进行接受和知觉；还可能会破坏个体的注意控制，使其不时被手机分心，而无法集中注意力于当前的知识经验中，从而减弱了正念觉知能力。所以，本节以大学生为对象，探究手机依赖和正念觉知之间的关系，以及情绪平衡和注意控制在其中的作用，建立多重中介模型，为今后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干预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以福建省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在3个年级中随机整群抽取6个班级，统一施测。共发放问卷290份，回收有效问卷270份，有效率达93%。其中，男生147人、女生123人；大一161人，大二46人，大三63人；年龄21±3岁。施测前，向被试交代有关要求，待填答后，统一按班级回收。

2.研究工具

（1）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采用Leung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10]，该量表共有17个条目，包括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逃避性4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的方式（1=从不，5=总是），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手机依赖倾向越严重。该量表在以往研究中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其Cronbach'sα系数为0.92。

（2）情绪平衡量表

采用由汪向东、王希林、马弘所修订的中文版情绪平衡量表^[35]，共包括10个条目。其中，5题测量正性情绪，5题测量负性情绪。该量表采用0和1计分法，将正性情绪得分减负性情绪得分，再加一个系数5即为情绪平衡总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情绪平衡水平越高。

（3）注意控制量表

采用余香莲所修订的注意控制量表^[36]，该量表共21道题目，由抑制控制、注意转移、任务坚持、注意集中、注意分配5个维度组成。量表采用5点计分，1表示无，5表示重度。所有的项目进行反向计分以后，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注意控制水平越强。本研究中，总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均在0.61以上。

（4）正念觉知量表

采用由陈思佚等人修订的正念觉知量表^[37]，该量表由15道题目组成。该量表采用6点计分的方法，其中1表示几乎总是，6表示几乎从不。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对当前刺激的觉知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

3.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6.0完成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运用AMOS 17.0进行结构方程的建立并使用Bootstrap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三、研究结果

1.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因本研究采用自评法收集各变量的数据，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为进一步检验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采取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有17个，且最大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5.37%，低于40%的参照标准。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2.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将手机依赖、情绪平衡、注意控制和正念觉知的总分使用积差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手机依赖得分均与注意控制、情感平衡和正念觉知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而注意控制与情感平衡和正念觉知得分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见表2-5）。这表明，手机依赖、情绪平衡、注意控制和正念觉知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3.情绪平衡和注意控制在手机依赖和正念觉知间的多重中介作用分析

以手机依赖总分及四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正念觉知总分为因变量，情绪平衡总分和注意控制为中介变量，运用AMOS 17.0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2所示。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见表2-6。手机依赖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正念觉知，也可以通过情绪平衡、注意控制的多重中介作用间接作用于正念觉知。

运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抽取5000样本量，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见表2-7，注意控制和情绪平衡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正念觉知间的中介效应可信区间为-0.05～-0.01，不包含0，表明存在中介效应。首先，手机依赖以注意控制为中介影响正念觉知，占总效应的57.58%；其次，手机依赖以情绪平衡为中介影响正念觉知，占总效应的5.29%；再者，手机依赖通过情绪平衡与注意控制的链式中介影响正念觉知，占总效应的6.77%；最后，手机依赖对正念觉知的影响占总效应的30.38%。

四、讨论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手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手机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对于手机的过分依赖会引发个体心理及行为适应不良^[38]。因此，本研究探讨了手机依赖对大学生正念觉知能力的影响，分析了情绪平衡和注意控制在手机依赖和正念觉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了解手机依赖与大学生正念觉知的关系及其内部作用机制。

首先，大学生手机依赖与正念觉知呈显著负相关。手机依赖可以负向预测个体的正念觉知，手机依赖水平越高其正念觉知能力往往越弱。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手机依赖者对于手机具有强烈的心理渴求，他们往往过度使用手机并且无法控制，这致使其对于外界的刺激难以做出及时正确的反应^[39]。因而，当在进行某种活动或者是个体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手机依赖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手机而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地，未能保持对当下事件或者是变化的觉知，从而导致个体有觉知的行为减少。此外，因手机依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焦虑型的物质依恋，所以手机依赖者在远离手机较长时间时通常会产生高度的焦虑情绪，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分离焦虑，会损耗个体的认知资源，继而弱化正念觉知水平^[40]。综上所述，手机依赖者在使用手机时的沉浸感和依恋感，可能会直接影响个体保持行为的正念觉知能力以及对于当下情绪体验的觉知。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情绪平衡和注意控制在手机依赖和正念觉知的关系中分别起显著的中介效应。手机依赖会通过情绪平衡或者注意控制间接影响个体的正念觉知水平。一方面，手机依赖个体往往会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使用手机上，而减少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人际交往，这导致手机依赖者的社会支持较低。所以，当他们面对负性事件时容易体会到更多的消极情绪，甚至还可能会削弱积极情绪，降低其情绪平衡水平，而情绪平衡水平越低消极情绪体验越多。因此，手机依赖个体易形成更多的负性情绪，消极情绪会使其沉浸于恐惧、焦虑、抑郁的感受中，进而会对正念觉知产生阻碍的作用。另一方面，手机依赖会损耗大量的注意和认知的资源，造成个体维持注意力所需资源的缺乏，降低注意集中的能力，进而导致其注意控制能力的削弱。手机依赖也会造成个体的注意选择偏向于手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注意转移的过程，弱化了的注意控制能力。注意控制能力的提高可以使个体更好地集中和转移注意力，这对觉知当下刺激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其正念觉知水平，而手机依赖则会使个体的注意控制能力降低，从而影响正念觉知的能力。

在本研究中，手机依赖也可以通过情绪平衡和注意控制的链式中介来影响个体的正念觉知水平，即手机依赖可以通过降低情绪平衡水平，使其产生消极情绪来影响注意控制水平，从而降低他们的正念觉知水平。手机依赖会诱发个体的不良情绪，而不良情绪是导致注意力下降的重要风险，即手机依赖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使个体需要运用大量注意资源以应对不良情绪。由此，降低了集中和转移注意的能力，阻碍个体对当前事件的正念觉知^[41]。

本研究通过建立中介模型，讨论了手机依赖对于正念觉知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情绪平衡和注意控制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是影响个体正念觉知的风险因素，且手机依赖还可以通过情绪平衡、注意控制以及情绪平衡与注意控制的链式中介间接影响正念觉知，这对当代大学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大学生应该自觉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降低使用手机的频率，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因过度使用手机影响其正念觉知能力。其次，大学生应该学会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提高调节情绪的能力，降低消极情绪发生的可能，减少负性情绪对于个体心理的伤害。再次，可以对低注意控制水平的个体进行认知干预或者团体辅导，从而增加其注意集中和注意转移的能力，缓解手机依赖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