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
Introduction
我写过许多关于贫穷的题材，因此很习惯听到人们在恐慌状况下发生的事，像是房东下逐客令、小孩生重病医疗保险却到期了、车子坏了没办法上班，等等。这些突发状况就像家常便饭，折磨着长年贫困的人们。但大约从2002年开始，我突然发现许多艰辛的故事，都发生在曾经状况不错的中产阶级身上——有大学学历，过去任职中层职位的白领。某位来自相似背景的作家指责我，认为我过去忽视了像她一样努力工作、正直守德的人：
试着去研究一下像我这种高中时没怀孕生子、成绩好、工作努力、不拍马屁的人，不但得不到升迁与合理的薪资，还沦落到为时薪7美元的工作折腰，助学贷款总是不断延期归还，赖在父母家里，而且欠了可能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白领阶层向下流动的情况与蓝领阶层的经济困境，两者不能轻率地等同视之。传统上，冷漠的人们会将蓝领阶层的处境归咎于“不明智的抉择”，例如大学没毕业、经济不稳定就生小孩，或是当初怎么没选个有钱的家庭投胎。然而，我们不能用“不负责任”这种字眼指责这些不幸的白领，他们“什么事都做对了”：拿到高学历，往往放弃了年少时对哲学或音乐的热情，选择忍受管理或金融这种枯燥却实用的主修科目。在某些个案中，他们属于高成就者，之所以碰壁是因为薪水已经高到成为裁员的诱因。换句话说，他们是典型“诱导转向”（bait and switch）[*]游戏里的输家。当人们对蓝领阶层的贫穷已经麻木不仁、见怪不怪，白领阶层的失业问题（以及经常随之而来的贫穷问题），对怀抱美国梦的人来说，是突如其来的棒喝。
我发现自己对于企业界的中高层所知甚少，因为至今我与企业界的接触，几乎只限于薪资低、层级也低的人士。在我前一本书《我在底层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的访查过程中，我曾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连锁餐厅的服务生、清洁工、沃尔玛超市的“助理”。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曾经以消费者的身份接触过企业界，和职务层级相当低的人（店员、客服、电话销售员）打过交道。至于决策层（也就是副总裁、客户主任和地区经理之类的），我只在飞机上见过这些人，研读有关“领导力”的书，在笔记本电脑上玩玩电子表格，或是看某某企业之父的传记看到睡着。[1]我和未来的企业人比较熟，造访大学校园时遇到过很多——“商学”仍是校园里最热门的主修科目，只因它被众人视为最稳定也最赚钱的学科。
不过，白领阶层陷入困境（假如还算不上“悲惨”）的征兆近年开始不断出现。首先，从2001年经济衰退以来，学历高、资历深的工作者失业率持续攀升。2003年底，当我开始进行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时，失业率达5.9%左右；但和较早的经济衰退相比，这回的失业人口中有极大比例（将近20%，或大约160万人）是白领阶层的专业人士。[2]先前经济衰退最受打击的是蓝领阶层；这一次，博得媒体同情的是属于精英族群的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2003年4月，《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则封面故事引发热烈讨论：一位过去年薪30万美元的计算机行业管理人，在失业两年后竟到Gap当导购。[3]从2000年起整整四年，类似的故事时有所闻，像是企业巨子或中层员工的身价大跌，遭到公司革职，被迫到星巴克卖咖啡。
现在，白领工作的不稳定性不再像是商业周期的某个函数——股市一跌便升，一涨就落[4]，也不只局限于剧烈震荡的通信行业或科技行业，或美国少数像“铁锈地带”（Rust Belt）[†]、硅谷这样的区域。经济也许上扬，公司或许赚大钱，但裁员仍旧持续着，就像违反自然选择的反常现象，不论平庸之徒或是有能力、有成就的人，一概被淘汰。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不断筛选的过程已经被“人事精简”“适当扩缩规模”“智能扩缩规模”“架构重整”以及“组织扁平化”等修辞制度化了——而现在又加上一项：把白领工作外包给国外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21世纪初，商业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Who Moved My Cheese?）中的隐喻：“奶酪”——意指稳定、报酬优渥的工作——的确已经被搬走了。2004年，一项针对管理人的调查显示：95%的人预期，不论是否出于自愿，都会离开现有职务；68%的人则担心无预警解雇或失业。[5]换句话说，人们尚未失业就已经感受到失业的焦虑与绝望。
白领困境的第二个现象可称为“过度就业”（overemployment）。我从资料中得知，现今的中高层企业管理人与专业人士，和必须做两份工作才能生存的低收入者一样，常常面对工时过长的问题。著有《工作过度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的经济学家朱丽叶·斯尔（Juliet Schor）与《白领血汗工厂》（White Collar Sweatshop）作者、同时也是商业记者的吉尔·弗雷泽（Jill Fraser），都对白领员工压力过大的处境有诸多描述：白天办公时间长达10至12小时，晚上在家又继续用笔记本电脑工作，节假日也得用手机与公司保持联系。弗雷泽指出：“以华尔街为例，管理者指示新进人员在办公室多放一套衣物与牙刷，遇到彻夜加班，连回家睡一下也不行时，可以派上用场。”[6]她也引述了一位英特尔（Intel）员工的话：
倘若你选择以家为重，你的绩效就会垫底。我宁愿无止境地工作，周末上班，天涯海角到处出差。我没什么爱好，对户外活动也不感兴趣。如果我没公事可忙，我就什么都不是。[7]
很明显，过去被我忽略的白领群体有了大麻烦。以前我认为他们生活优渥，又有影响力，不值得我关注，现在却发现他们正在遭遇不为人知的困境，于是我决定加以调查。我选择了《我在底层的生活》所用的写作策略：隐瞒记者身份，实地下海，以第一手的经验来探查问题。人们是否被迫失业？如何才能找到新工作？此外，如果情况糟糕得像某些报道所说，为何抗议的声音寥寥无几？
我的计划再直截了当不过：找份工作，一份“好”工作。我对白领工作的定义是，至少要有健康保险和大约5万美元的年薪，才称得上是标准的中产阶级。这份工作会是相当难得的亲身体验，让我能一窥企业界的中间阶层，而努力求职的过程自然可以让我置身于最窘迫的白领工作者之中——也就是失业的人。
我想尽可能以匿名的方式进行这件事，因此必须摒除某些领域，像是高等教育机构、杂志、报纸和出版业，以及非营利组织。以上任何一行，我都有被认出的风险，比起一般的求职者，有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希望是比较友善的待遇）。但这些限制并未大幅缩小求职的领域，因为多数白领专业人士都在企业界其他的营利机构——从银行业到服务业，从制药业到金融业。
决定踏入企业界，而且还是这么不熟悉的领域，让我必须放弃或至少暂时搁下一些根深蒂固的态度与观念，包括我一直以来对美国企业界与企业领导者的批评。1970年代，当我还是名未经世故的调查记者时，就狠狠地批判过主宰卫生保健系统的企业：制药公司、医院体系、保险公司。接着，1980年代时，我的注意力转移到蓝领与女性工作者的待遇，把美国棘手的贫穷门槛（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是12.5%，根据较新的统计则是25%），归咎于一般工作者长期以来受到的低薪待遇。过去几年，一波波的金融丑闻[‡]，都被我视为企业界日渐腐败的证据，这是典型的内部掠夺，并罔顾员工、消费者甚至股东的权益。
但为了达成计划目标，这些批评必须先摆在一旁，或尽可能抛在脑后。不管喜不喜欢，公司都是主宰全球经济的单位，也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倚赖的经营组织。我一边用IBM笔记本电脑写作，一边啜饮立顿（Lipton）茶包泡出来的茶，还穿着Gap的衣服——全是大公司或其相关产品。是公司让飞机起飞（虽然不一定准时）、供应食物（而且不断增加），以及“使人大致上美梦成真”。我一直都是企业界的局外人，经常尖酸刻薄地批评，但我现在却想跨进这个圈子。
我知道，这不全然是一次公正的就业市场检验，只因我这名求职者有一些起跑线上的劣势。第一，我是已经上了年纪的中年人，而年龄歧视正是企业界众所周知的问题，即便才40岁出头也一样，所以在这方面我肯定很吃亏。话虽如此，这点短处绝不是只有我才有的问题，从丧失生活凭借的主妇，到被裁员的管理层，很多人发现自己已到达曾被视为可以悠闲退休的年纪，却还在找工作。
而且，我还有一点吃亏的地方，就是我从未在任何公司做过白领的工作。我曾在纽约市预算局（New York City Bureau of the Budget）的公共部门做过一份专业的办公室工作，大约历时7个月。工作内容都是开会、摘录报告重点和撰写备忘录等典型的白领事务，但那已是好久之前的事了。现在我想要跨入的企业界，任何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绩效标准、评估方法、沟通语言甚至是沟通模式。不过，我学什么都快，在新闻界就得这样，我希望能靠这点顺利过关。
第一，我需要弄个新的身份和相关的个人经历，也就是一份简历。换身份比想象中容易多了，例如去一趟洛杉矶的阿尔瓦拉多街（Alavarado）和第七街口，就会有人凑过来低语：“身份证，身份证。”但我最后还是决定走合法途径，因为我想在工作机会上门时，将所有文件都万无一失地齐备。我担心我现在的名字可能会被人认出来（听起来或许有点自我感觉良好），至少用Google查询时，会出现一大票令人尴尬的搜索结果。因此，我在2003年11月合法地改回婚前的姓名芭芭拉·亚历山大（Barbara Alexander），同时也申请了一张新的社会安全卡。
至于个人简历，虽然得作假，我还是希望尽可能清楚表达自己真正具备的技能，我坚信这对我要去工作的公司会有帮助。我是一名作家，发表过几篇文章和大约12本非虚构类书籍（包含合著）。“写作”在企业界，大致可以翻译为公关或“传播”。许多传播学院也教授公关课程，这还算合理，虽然公关是新闻的邪恶化身——新闻追求真相，公关则遮掩事实，甚至塑造假象。倘若你的雇主是一家制药公司，声称研发的新药可治疗癌症及性功能障碍，你的工作将是推销，而不是调查这些声明是否确实。
这点我做得到，反正也只是暂时性的，我甚至还做过许多公关人员的例行工作：我写过新闻通稿，为编辑和记者供稿，准备过新闻档案，以及协助安排新闻发布会。身为作家，我也曾和出版社的营销人员密切合作，总觉得他们很有才智，而且各方面都和我很合得来。
多年来我也活跃于各种活动，这种经历对愿意雇用我的公司也算是有价值的。我组织过会议，也当过主持人；我在许多不同的团体服务过，且经常担任领导者；无论是冗长的演说还是座谈会简报，我在大庭广众下都能侃侃而谈——这些都可算是“领导力”，对任何公司都应该是宝贵的资产。至少，我可以说自己是一名“活动策划”，有能力把大型集会分成座谈会和分组讨论，安排媒体报道，以及策划后续活动。
即使只是粗略的草稿，准备这份简历也花了我好几天的时间。我得先安排好愿意为我圆谎的人，一旦他们接到潜在雇主的电话，可以证实我的优异表现。很幸运地，我有一些乐意帮忙的朋友，有些人还在知名的公司上班。虽然我确实不敢声称曾在这些公司任职，因为只要一通电话打到人事部门，谎言立刻就会被拆穿，但我觉得可以安心地假装自己多年来曾为他们“提供咨询”。就当作我替芭芭拉·亚历山大准备一份公关资历的范本好了，里面点缀一些小型的活动策划，而打造这份新简历所需的掩饰功夫，更可为我日后担任公关人员可能遇到的道德挑战，预先做好心理准备。
然而，我并没有装腔作势地美化这个新身份。我不是演员，而且就算想装也装不出来。“芭芭拉·亚历山大”只是芭芭拉·艾伦瑞克的掩护而已；她的举止不论好坏，就是我自己。事实上，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来看，我只不过是把职业从“自由职业／作家”改成“失业”——一般人可能看不出其中的差别。多数时间我还是会继续在家用电脑查资料及写文章，只不过现在是在研究及联系可能雇用我的公司。新名字和假简历只是一张门票，让我得以跻身美国白领失业人口的行列，追寻一份薪资尚可的工作。
这项计划需要稍稍组织一下，由于即将步入未知的领域，我需要为自己建构一些行事方针。我的第一项规则是，尽我所能地找到工作，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形式的协助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像是利用任何可为求职者提供指引的书籍、网站和行业。只要是该做的，我都会努力按表操课。我不太清楚什么样的努力是求职成功的必要条件，只知道我得尽可能谦卑勤奋、竭尽所能。
第二，我要做好因工作或面试而四处奔波的准备，并告知潜在雇主我能接受任何工作地点。计划期间，我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但我已准备好要到全美任何地方工作，只要真的找到，便会在当地住上好几个月。我也不挑行业——不管是单调乏味的或抵触道德的都行，但我有可能被认出来的除外。
我的第三项规则是，我要接受符合我对薪水和福利要求的第一份工作，不论那是什么。
我知道这项计划得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与金钱，为此我准备用10个月的时间和5000美元，支应求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旅费及其他花费。我期望一旦找到工作，就能连本带利回收，或许还能多赚一点。至于找工作所需的时间，5个月是2004年失业人口平均的失业时间[8]，我预估大约要花上4到6个月的时间，然后再花3到4个月工作。我会有充裕的时间品尝失业白领的生活，也可以对他们想再回去的企业界进行探索。
从一开始，我就想象着一幅“企业界”的抽象画，就像山丘上的一座城堡——层层防护，关卡重重，玻璃围墙在高处闪烁着诱人的光芒。我知道单单要来到门口就是一段漫长艰辛的攀爬，但遥远巍峨之地我也曾去过——例如大学和研究所。我有耐心也很狡黠，有毅力也有决心，而且我也相信自己做得到。
事实上，照我的盘算，这项计划似乎没有我想要的挑战性。作为一名卧底的记者，我当然与白领职场中的恐怖现实绝缘，因为我还拥有收入与自尊。和我一起求职的人，则大多是被裁员或被开除，而非自愿落到这种境地。对他们而言，失业即是坠入痛苦的深渊。他们的收入崩盘，只剩失业保险救济金，自信也跌落谷底。关于失业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已有广泛的报道——容易突然沮丧、离婚、滥用药物，甚至自杀[9]，不过这样的不幸不会发生在我这名卧底白领身上——我不会突然一贫如洗，也不会真正受到被拒绝的伤害。
我也预期这项计划不如我在《我在底层的生活》经历的工作那么苛刻，就体力上来说，实在很容易——不用刷洗，不用提重物，不用连续几小时东奔西跑。至于行为举止，我想象自己不用像低薪的蓝领工人那样，随时随地都要卑躬屈膝与顺从，我可以自由地做我自己，并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我大错特错。
[*]以低价商品引诱顾客上门，实际上是要兜售高价同类商品的诱售法。——编者注
[†]指从前工业繁盛、今已衰落的地区。——编者注
[‡]从本书写作期间的安然事件（Enron）到南方保健（Health South）和霍林格国际（Hollinger International）。——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