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

在整个1931年下半年，上海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充满了仇恨。零星的暴力事件大概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大都市既是反日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心，也是学生运动的中心，还是日本人对中国本土影响的中心。近3万名日本人居住在这个城市。上海的政治组织很难让任何一方来控制这种紧张的态势。这个城市被分成三个区域：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人辖区。华人辖区被外国人的区域分割开来。一个地区的警察不能管辖另外的地区，必须经过复杂的引渡手续。因而，法律的执行非常困难。

许多日本势力也急切地想挑起冲突。上海的日本工商业领袖被抵制日货运动所损害，向他们的军事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对民族救亡组织采取行动。在上海，日本海军经常干涉中国的纠察队和示威的学生。关东军是另外一股力图在上海挑起冲突的势力，它的特务机构斥出资金，竭力来制造一起事件。关东军首脑则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建立伪满洲国的行动上转移开去。⁽⁴⁷⁾其他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也急切地盼望一起事件，寻找一个军事冲突的借口，以便在上海“教训中国人一次”。例如，1932年1月18日，日本白莲宗派的和尚在闸北——上海的中国人辖区——的三友毛巾厂煽动了一场与中国工人的斗殴。几名日本人受了伤，并有1人被杀。次日，一群日本人回到这家工厂攻击中国工人，打伤了几个人，并毁坏了这家工厂。⁽⁴⁸⁾

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抓住这次骚乱，以此作为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要求的一个借口。与日本领事保持联系的盐泽，要求对反日运动和抵制日货活动进行彻底的镇压，对受攻击的日本受害者进行赔偿，并要求中国政府既要为工厂事件道歉，还要因中国刊物上一篇据说侮辱了裕仁天皇的文章进行道歉。而且要求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盐泽通知吴，如果这些要求在1月28日晚上没有被接受，日军将占领上海的华人辖区。⁽⁴⁹⁾

吴铁城处境艰难。上海的反日情绪如此激烈，接受日本的要求无疑会引发一场政治动荡。尽管如此，蒋介石决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的冲突，并命令他的追随者吴接受最后通牒。⁽⁵⁰⁾1月28日下午，就在最后通牒到期的几个小时之前，吴向日本总领事通告了这一决定。除了道歉和赔偿外，吴命令停止所有支持抵制日货和反日的活动，关闭所有援助组织，对被认为侮辱日本人的出版物予以停刊。

尽管如此，为了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吴需要驻扎在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的合作，而这绝不是件把握十足的事。当地的中国军队是十九路军，这是在1931年10—11月为促成广州与南京让步而进驻上海的以粤系为主的部队。由陈铭枢任总指挥，这支部队包括3个师，分别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率领。

据易劳逸的研究，十九路军领导人的政治背景比较复杂。这支部队先前的建制于1921年在广州成立，且一直是国民军的一部分。陈铭枢逐渐与蒋介石疏远起来，但1931年春，他在南京的支持下反对广州。对此，按照易劳逸的说法，最适当的解释是陈对广东分裂者中的主要军事支柱陈济棠极为反感。1931年秋到达上海后，陈铭枢加入了重组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出任孙科手下的行政院副院长。随着孙科政权的崩溃，1932年1月陈明确地在上海开始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获得了与孙科政府有联系的一些势力的支持。显而易见，陈铭枢是独立于蒋介石之外的。⁽⁵¹⁾

十九路军领导人被卷进了上海的反日情绪之中。这支部队比中国大多数军队更加政治化，在国共合作时期就经受了锻炼，作为蒋的部队从未有像它一样受到过如此彻底清洗的。当上海危机发生时，部队的领导者在1月21日举行会议，会上对日本要求他们撤出上海城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按照丘国珍的叙述，会议决定继续留在上海，但只有在日本人攻击时才进行战斗。尽管如此，后来军队的领导者仍同意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在上海的闸北地区用武装警察替换他们的士兵。⁽⁵²⁾

蔡廷锴将军在他的自传里提供了一个略有不同的情节。他叙述他的军队是一支爱国和抗日的力量，但避免承担不服从南京命令的责任，并给日本人一个攻击的借口。蔡回忆了在1月24日会见蒋的亲信和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情况。何说中国没有准备与日本开战，因而尽管撤军的要求是不正当的，但南京国民政府将很快命令十九路军撤退，“以便保存国家的力量”。蔡叙述说，撤军的命令使军队的整个领导层非常失望，但还是准备执行。即便如此，困难出现了，在更换从南京来的警察之前，最后通牒的期限已到。蔡当时命令他在闸北的士兵坚守岗位直到被正式轮换。当1月28日夜日本人以他们的最后通牒没有被执行为借口发动攻击时，这些士兵还在他们的岗位上。⁽⁵³⁾南京提交给国际联盟的官方说明解释说，1月27日夜政府从首都派出警察并在1月29日早晨到达了闸北。⁽⁵⁴⁾

在1月28日深夜前，在通报吴市长之后仅仅几分钟，盐泽少将就立即派遣他的海军进入闸北，并把十九路军是否将撤出闸北的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盐泽为这次行动辩解说，尽管吴已经接受了最后通牒，但那些要求并没有被实际执行。日本海军显然急切地想打一仗，部分原因是嫉妒满洲皇军的成功。海军希望在中国采取“一次行动”。尽管如此，盐泽并不希望遭遇实质性的抵抗。在满洲就没有真正的战斗，日本军方首脑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屑一顾。

可惜，盐泽算错了。当他的军队进入闸北时，十九路军进行了抵抗，并且抵抗得非常猛烈。在其后的33天里，双方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里进行了激烈、残酷的战斗。盐泽没有预料到会遭遇抵抗，他缺乏足够的兵力打垮中国的守军。他仅有6000名可用的士兵来面对超过2万名的粤军。遭受挫折之后，日军少将开始依赖他的技术优势，从“能登吕”号水上飞机上起飞的飞机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投下了燃烧弹。盐泽还调来坦克、先进的野炮和增援的飞机。

这次攻击造成的破坏是惊人的。炸弹和炮弹落进了人口稠密的地区，炸死炸伤数千人，并摧毁了不计其数的房屋和店铺。最臭名昭著的破坏是日军用火焰弹焚毁了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月29日，这家印书馆被几枚燃烧弹击中，它的整个车间和以藏有珍本书籍著称的东方图书馆被完全摧毁。上海铁路北站的内部设施被炸毁，还有几家工厂，包括永安棉纺织厂、光明供电公司和中国铁工厂，也有相同的遭遇。许多大中学校遭受破坏，其中包括吴淞中国公学、吴淞商船学校和同济大学。⁽⁵⁵⁾

尽管日军的进攻非常凶残，但十九路军并没有瓦解，反而迫使盐泽搬取援兵。2月初，在英、美两国领事安排的停战中，另外3000名海军登陆了。但这仍然不够使用。2月中旬，东京最终派遣了植田谦吉中将率领的18000名士兵来增援。⁽⁵⁶⁾

淞沪之战激发了中国的民意。经过数月的不抵抗并屈服于日本人的每一个要求之后，中国军队最终进行了反击，并表现出色。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尤其是蒋廷锴和蒋光鼐立即成为英雄，被人们的言辞和歌曲所传颂。正如易劳逸指出的那样，“十九路军已成为一个具有无私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魄的民族象征”。⁽⁵⁷⁾即使是全面支持不抵抗政策的知识分子胡适，也指出在“九一八事变”的耻辱之后，淞沪之战对振奋中国人的精神是大有裨益的。胡适评论说，十九路军“使全世界起敬，使中国人人感觉一种新的生命，新的希望”。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之后的90年里，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⁵⁸⁾

为了增加事件的影响，这场残酷的战斗被逼真地描绘并记载下来；公共租界——一个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的禁区——一反常态地允许中国和外国记者接近战场，这在现代战争中是少有的。另外，1932年在现代都市中心地区的正中地带使用燃烧弹和野战炮，也是罕见的。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平民伤亡的景象才会变得更加常见。

交战军队的本性造成了战争的野蛮性。双方的游击队都非常活跃。日本的预备役人员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战争初期显然失去了控制，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暴行。在中国方面，秘密社会青帮的头子杜月笙被日本人的进攻所激怒，派出了他的许多徒子徒孙，经常配备着机关枪在日军背后充当狙击手。在中国最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中进行的这场残酷而又由镜头详尽记录的战斗的结果是，淞沪之战大概比早先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国和海外造成了更大的情感冲击。⁽⁵⁹⁾

淞沪之战给蒋介石和重组的南京国民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如果上海的这场战斗失控的话——看起来有这样的可能——也许会招致日本对华中地区的全面进犯。尽管十九路军做了英勇的抵抗，但日本很快就在这个战区确立了空中优势，而日本海军在长江上则从未受到过挑战。如果战斗升级的话，蒋在长江下游的基础将变得岌岌可危。回过头来看，日军显然不想在那时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淞沪之战的爆发几乎是失算所致，日本的目标仅限于在这个地区镇压抗日活动，尤其是镇压抵制日货的组织。

即便如此，这样一种绥靖政策在当时一点也不明朗。双方的情绪都在激化，而且日军首脑不会接受任何看上去是日军失败的解决危机的方案。另外，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在日本政局中造成了政治骚乱。新的激进势力迸发了出来，它在5月策划了刺杀日本首相的行动，并导致了政党主导的内阁的结束。总之，南京有各种理由担心淞沪之战可能会升级失控，进而导致一场全面的战争，这是蒋一直寻求避免的。

但蒋介石在上海面临的危险不仅仅是与日本进行交涉，还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威胁。淞沪之战使十九路军的领导人成为英雄，这些人绝非蒋的盟友。即使在这场战争发生之前，陈铭枢与蒋在国民党内的对手的关系很密切。在这场战斗中，将领们渐渐认识到南京仅给予了最小限度的支持，这进一步恶化了他们与蒋的关系。与之相比，蒋的对手，像那时国民党左派的主要成员宋庆龄（孙中山夫人）以及不久前倒台的粤系的领导人，则东山再起。2月14日，这些反蒋势力在孙科和陈友仁的领导下，聚集在上海，要求南京增援十九路军，并在东北进行反攻。⁽⁶⁰⁾

民众对十九路军非常热情。物资和捐款蜂拥而来。商人团体、青帮首领、学生组织捐献了衣物、鞋子、药品、食物及装备。海内外的华人捐献了4000万银圆。近800名学生参加了军事行动，而其他人则演戏、唱歌以鼓舞部队的士气。甚至还有私人礼品，如永安公司的负责人给蔡廷锴赠送了昂贵的法国白兰地。⁽⁶¹⁾

广东抵抗者的普遍呼吁，加上上海地区党和政府机构的混乱局面，激发了始于万宝山事件的群众运动的复兴。在1931年秋就已发展起来的全国救亡团体，在支持十九路军的运动中更加积极。1932年1月31日，学生、工人、妇女和商人团体联合组成了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由青帮大力支持的上海地方协会与战地难民临时救济会均参与了情报和交通工作。他们在公共租界中活动，向十九路军指挥部报告日军的行动。这些新团体的发展，冲破了原来南京要求所有群众组织都要接受地方党的控制的政策。许多团体终将被镇压，但在淞沪之战的混乱局面中，这些社会势力的政治能量被释放了出来。⁽⁶²⁾

淞沪之战还给南京国民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威胁，破坏了这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海作为一个政权主要的资金来源地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南京财政赤字所依赖的证券市场被关闭了好几个星期，政府贷款所依赖的主要银行举步维艰，面临倒闭。因而，“一·二八事变”给蒋介石造成了军事、政治和财政上的危机。⁽⁶³⁾

蒋介石对这次突发事件的最初反应是保证政府的安全。长江上一艘日本军舰对南京的小规模炮击，暴露了这座城市的脆弱性，并提供了把政府迁移到河南洛阳的借口。1932年1月30日，南京宣布了这一决定。中国还向国际联盟上诉，并宣布日本对这次冲突负责。南京宣称：“只要日军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将不采取任何敌视他们的行动。”⁽⁶⁴⁾即便如此，十九路军仍公开发誓抵抗到底。

蒋发誓支持上海守军，但却慢慢地派出增援部队。只是在植田将军的援兵到来、有可能击垮中国军队时，蒋才命令他的部队开赴前线。尽管蒋非常希望避免与日军的战斗，但他无法承受完全丢弃中国守军的政治代价。他组建了第五军，其中包括他最好的两个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还有一支中央军事学院⁽⁵⁾的学生教导总队及一个国民政府警卫军的野战炮营。在蒋的亲信张治中的率领下，第五军于2月16日抵近上海，守卫该市的北部与西部。这支部队与原来的粤军数量持平，从而使在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增加到大约4万人。⁽⁶⁵⁾蒋显然知道派遣军队去前线具有政治影响。他电令张治中和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要与十九路军进行全面的合作，但告诫他们既要承受来自敌人的仇恨，还要承受反动派的诽谤，后者可以用来形容蒋的所有对手。⁽⁶⁶⁾

其间，植田将军在1932年2月18日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48小时之内撤出上海地区，否则将面临一场全面的攻击。他重申在上海镇压抗日活动的要求。自从战争开始后，这种活动理所当然地兴盛起来。蔡在2月19日拒绝了植田的通牒，向南京（或洛阳）的中央政府作了报告。⁽⁶⁷⁾

2月20日，植田沿着整个阵地发动了他许诺过的攻击。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蒋的第五军八十八师打得尤其凶猛，植田发现他的进展甚微且代价极大。尽管这样，随着日军不断施压，陈铭枢和十九路军领导人向蒋提出另外的增援请求。他们警告，没有这样的救助，中国的防线将无法坚守。但蒋却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尽管各种各样的部队自发地涌向前线，他却没有进一步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蒋宣称，由于部队调动的困难、日军对长江的封锁、共产党在江西的威胁及南京的财政危机，快速的增援是不可能的了。随着损失的加剧，中国守军的士气开始下降。⁽⁶⁸⁾

日本政府决定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尽快解决危机。在军事方面，2月25日，一个出身贵族的军事人物白川义则被任命为上海战区的指挥官，地位高于植田中将。一支包括新增加的两个师和80架新飞机的规模巨大的特混舰队向中国进发，于2月29日从位于阵地西部的长江上的浏河开始登陆。这些新增部队使日本第一次在战争中获得了兵力上的优势（至少是相等）。通过与空中和水上的指挥相联合，日军从侧翼包围了中国军队，使中国军队的阵地无法防守。蒋介石下令撤退，中国军队开始退兵。到了3月3日，战斗实际上已经结束。⁽⁶⁹⁾

“一·二八事变”使双方损失巨大，远远超过在满洲战事中的损失。日本有3091个士兵伤亡，其中死亡769人。中国军队的伤亡大约为14000人，其中死亡4086人，对于一支仅有4万人的军队来说，损失极为惨重。中国军队伤亡总数的大约65％发生在十九路军中，35％在第五军中。中国平民的损伤可能高达1万—2万人。⁽⁷⁰⁾

中国军队撤退以后，开始谈判签订正式的停战协定。即使在战时，吴铁城也通过西方领事开辟的间接的联系渠道与日本人保持往来。西方的领事们甚至在早先的战斗中还安排了一次短暂的休战调停。国际联盟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在战斗结束时抵达上海，向双方施加压力，要求达成一个协议。日本的主要要求，即中国军队从上海周边20公里（12.4英里）的范围内撤出，因3月初中国军队的退却，已经得到了满足。协议的主要障碍是日军撤向公共租界的时间表及日本人关心的镇压抗日运动的问题。恐怖活动也威胁着停战谈判。4月29日，在公共租界的一个公园中，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朝鲜人向参加庆祝天皇生日活动的日本显要们投掷了一颗手榴弹。包括白川和植田将军、日本驻华使节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内，均被炸伤。尽管国民党政府对这次事件没有任何责任，但它仍然使停战谈判的紧张气氛骤然升温。⁽⁷¹⁾

在中国方面，民众普遍反对拟议中的停战协定。许多人对中国的失败和撤军感到极大的失望。5月2日，上海近90个公共团体给南京领导人打电报，警告说人民将不会接受“一个屈辱的条约”。各界抗日救国会公开反对停战协定。即便如此，南京还是得到了某些上海商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停战之后生意可能会恢复常态。⁽⁷²⁾

停战协定于1932年5月5日正式签字。中国军队继续驻扎在非军事区域之外，非军事区域内由一支民兵无限期地维持着治安。甚至中国军队想穿越上海，也要获得在那里的日本领事的同意。（南京通过修建一条46英里的铁路支线对这个限制作了变通，该线于1936年7月完成，与上海西部的京沪和沪杭铁路连接，以便使部队不穿越上海，可以沿着海岸调动。）对日本的撤军没有设置具体的时间表，但闸北和四周地区的日军实际上于1932年5月中旬撤出。由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代表组成的一个国际委员会于5月7日成立，来维持停战局面。⁽⁷³⁾

由于顾及民意，南京谨慎地把协定描绘成一个停战协议，也就是说，是一个军事安排，而不是一个条约或一个任何形式的政治解决方案。南京国民政府还辩解说，该协议绝不会损害中国在伪满洲国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蒋介石在5月7日电告各省的将领们，向他们保证这个协定绝不附带政治条件。⁽⁷⁴⁾即便如此，政府中的一些成员仍持怀疑态度。由于右任担任院长的监察院依据行政院长汪精卫没有按条约要求办，把《上海停战协定》提交给立法院，对他启动了弹劾程序。汪现在与蒋介石合作，但他仍然是一个比总司令要保险得多的打击目标。高友唐——一个监察院官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党员——率先发起了劾汪案。高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满洲人，赞成抵抗。

汪挫败了这次弹劾，他反驳说，这个停战协定不是一个条约，并不需要这样的批准，并且它已经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处审批过了。后来汪在为《上海停战协定》辩护时采用了一种近似道家的口吻。“骄傲扼杀胜利，谦虚避免失败……当懦怯和鲁莽将令人不齿之时，沉湎于无聊的浮夸可能更加危险。”汪警告说，中国必须面对现实，“目前我们的军事装备与日本的相比，就像弓箭与机关枪相比一样，如果我们轻率地对日宣战，我们将重蹈遭受灭顶之灾的义和团的覆辙”。⁽⁷⁵⁾汪的话可能是对的，但却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想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