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第一节 红色文化概述
一、文化与红色文化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在汉语中是由“文”“化”两个词素组成的。我们现在用的“文化”一词，是在19世纪末由日文转译，从西方引进的。英国人类学创始人泰勒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将“文化”一词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有一切的能力与习惯。”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狭义的“文化”是代表一定的民族特点、反映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具有知识价值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后者涵盖哲学、宗教、文学、历史、艺术、美学、科技、教育、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三种形态，即物质文化、行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表层的，谓之“器”；精神文化是深层的，谓之“道”；行为（制度）文化处于两者之间，可看作中层结构。精神文化是人类的文化心态及在其观念上的对象化，是由精神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那部分文化产物，如社会心理、文化心理、社会意识形态等。
精神形态的文化也就是狭义的文化，具体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是意识形态，即理论化、系统化或艺术化的社会意识；中层是观念意志，即未经理论加工，未经系统化的大众心理观念；深层是心理结构，即长期积淀下来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文化心理因素。
以上三种形态的文化所处的层次分别是：物质文化基本属于农耕文化，行为（制度）文化属于宗法文化，精神文化基本属于礼仪、伦理文化。同时，任何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行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场”。
文化类型还可从时间、空间、行业与民俗等方面进行划分。就时间而言，文化可划分为古代文化、中古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当代文化等。就空间而言，文化可划分为中国文化、外国文化，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有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
目前学术界通常根据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层次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其中思想文化主要是指处在最高层次、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文化。人们也把这种认识“知”和“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文化，叫作“哲学”。思想文化是狭义文化的一部分，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二）什么是红色文化？
《辞海》对于“红色”的解释包括这些意思：吉庆、欢乐；吉祥；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的；强烈信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等①。“红色”与“文化”结合起来，“红色”在该词组中起修饰的作用。红色文化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2004年7月，刘寿礼先生正式提出了“红色文化”的概念，他提出的红色文化主要是指红色文化作品及相关的精神②。
时至今日，学术界出现了多种红色文化的概念。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类进步文明的总和，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三方面；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反映中华民族力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力争站在世界潮头的精神的表现形式。具体来说，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品和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和红色风情①。它包括红色物质文化、红色精神文化、红色制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层次，我们可以将红色文化划分为两种形态，即物质形态红色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红色文化。物质形态红色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红色文化相互联系并相互渗透，形成一个强大的“红色文化场”或“红色文化圈”。红色文化类型还可从时间、空间、行业与民俗等方面进行划分。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时期，红色文化可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化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红色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红色文化等。就空间而言，红色文化可划分为中国红色文化、国际红色文化，或地域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校园红色文化等。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红色文化已经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这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科学、完整地揭示了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
二、红色文化产生的背景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②。1840年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浪潮日益汹涌，成为中国近代红色文化产生的大的背景。
鸦片战争后，晚清政治、经济、文化面临全面危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它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由此进入近代。
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以清朝皇帝为首，包括士大夫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对这场战争的心理准备很不足，即使“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也不例外。1840年2月，林则徐接到英船12艘将开抵广东洋面的禀报时，不仅斥之为“谎言”，而且认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制其死命。”① 其自大溢于言表，这种心态怀有“天朝上国”的盲目优越感，是当时士大夫的普遍心态，反映了官僚阶层的共同文化心理。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中西方发生了文化上的剧烈碰撞。但是，随着和约的签订，“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②。清朝的君臣们仍然在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中昏昏沉睡。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尤其是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主义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从那时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从沉沦到振兴的历史过程，围绕着振兴中华的伟大民族理想，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斗争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丰富内容。中国经历过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新兴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以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革命运动，为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值得一提的是，困厄的近代化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在痛苦中探索：康有为著《大同书》，孙中山构思《建国方略》，梁启超著《新民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文化心理层面，指出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期望唤起中国民众由臣民向现代国民转化。
辛亥革命这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仁人志士认识到，“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③“今日中国的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④。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屡遭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落后，这种落后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败。所以，民族危机说到底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文化危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则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出了塑造现代人格的呐喊，主张实行观念形态的革命，推行文化重建，他们的思想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变化，1919年之后，民族主义有了新发展。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国开始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潮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并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这一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由此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的红色文化就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承载着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和革命诉求。
（一）文化变革——困厄中的文化近代化
近代文化就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主要包括当时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文化，或者说是近代时空中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文化。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包括在近代得到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步入近代以后，单一的社会结构在西方因素的渗透和冲击下已经发生变异，故而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也势必发生变化，这样一来，近代文化的性质也就与传统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
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中的演变史和变迁史。中国近代时空渗入了西方因素，因此中国近代文化也就包含西方文化的内容。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近代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延续和变迁，又是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这块异质土地上的传播、变迁和发展。
在外交上，统治阶级以尽可能维持“天朝”颜面为旨归，实行刚柔相济的“驭夷”之法，这是传统的“羁縻”政策在外事中的折射。
经历农民运动的高潮后，洋务派开始寻求富强之术，推行“同光新政”。洋务运动时期是传统文化延续与变迁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阶段。
洋务运动体现出的思想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为“中体西用”。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不是洋务派，而是从地主阶级改良派向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过渡的先驱冯桂芬。1860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是近代第一次勾勒“中体西用”思想轮廓的文字记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明确提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1898年张之洞写成《劝学篇》，将“中体西用”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自1860年的《校邠庐抗议》到1898年的《劝学篇》, “中体西用”思想从酝酿到成熟经历了三十八年，几乎与洋务运动相始终。
洋务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造技术当作变革中国的手段，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创举，对于深闭固拒的顽固派更是一种标新立异。但他们具有与顽固派一样的阶级本质，而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相异，于是阶级的局限使这些作为改革家的洋务派“驾新车走老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通过“中体西用”这一具有新旧矛盾的思想主张曲折地反射了出来。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变迁的突出表现。洋务教育的兴起，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从而产生了最早的一批新知识分子。洋务派通过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等活动，把封建教育体制凿开了一个窟窿，为国人窥视西方提供了一个狭小的窗口。洋务运动中，已经有一批人在国内外各级各类学校中接受了不同于传统私塾、书院的新式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与封建士大夫已有明显的不同，成为地主阶级自救活动中使新知识发挥作用的洋务人才。
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郭嵩焘、宋育仁等人，受到西方民主主义的熏陶，在内部危机刺激下，主张改革内政、设议院、提倡商战、发展民族工商业等，成为通常所谓的早期改良派。他们身上保留了浓重的封建士大夫气质，但他们的主张又反映了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的利益与要求，他们有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素质。因此，他们是封建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过程中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人物。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洋务运动破产，人们对“中体西用”产生怀疑。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大声疾呼：如再不变法，中国难逃优胜劣汰、弱者灭亡的厄运。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孙中山等领导和发动了反清的革命运动，企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拯救民族危亡。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变法失败、革命夭折。然后又有了新文化运动，主张实行观念形态的革命，进行文化重建。
戊戌变法运动以部分变法志士牺牲而告失败，但它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清政府出台了“新政”举措。这些举措与百日维新的内容极为相似。经过自下而上的变法宣传和自上而下的百日维新，变法思想日益在统治阶级中产生“酵化”作用。戊戌变法中的宣传动员了广大的士大夫阶层，使其从儒学旧传统中解脱出来，直面“世变”、倡言民权——“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使知识分子群体心智大开，成了变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那些在清末新政中起着骨干作用乃至充当领头羊的官员，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岑春煊、孙家鼐、王文韶、陈宝琛、汪大燮、徐世昌等人，都曾是维新时期北京和上海两地强学会的成员或支持者。新政的开展与这群开明的官僚群体的热心支持分不开。
维新变法运动的不足也不容忽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旧势力过于宽容。在如何对待西学和传统文化两大问题上，维新派给旧势力留下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但是，维新运动的开展，也为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它使许多人爱国意识高涨、民族意识觉醒。维新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对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不同于洋务学堂，改变了学生的思想面貌，扩大并巩固了学生知识结构中的新学内容，激发了学生爱国救亡、变法图强的热忱，在造就一批具有政治见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
在20世纪初的新学热潮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创办的若干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迅速资产阶级化，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洋务运动失败后，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在爱国救亡运动高涨、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日益传播、留学运动兴起和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等诸因素的作用下，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以形成。他们在依附资产阶级的过程中，随着爱国运动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一部分人成为君宪救国论者，另一部分人成为革命救国论者。两种不同觉悟水平的知识分子，在爱国运动的过程中都起过先锋和桥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君宪救国论者的思想明显过时了，革命救国论者的民主思想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
（二）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1．早期的陈独秀的民族文化思想
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笔者把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界定为他的民族文化思想。与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本位文化主义者不同，早年的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辩证的扬弃的态度。
（1）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陈独秀批判了儒学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三纲教义”，指出纲常名教是儒学的主要部分而非其全体，因此，他批判儒学中的纲常名教而不是全盘性地否定儒学。他认为“三纲教义”之外的许多道德规范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1917年陈独秀在《答佩剑青年（孔教）》一文中对“批孔”的用意做了郑重申明：“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① 他说：“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② 这就是说，孔子所提倡的有些道德原则如温良、谦让、守信义、知廉耻等仍然是应该遵循和弘扬的美德。如果能遵循这些原则，就会成为受人尊敬的“善士”。
陈独秀强调传统道德中不适应时代的部分不得不抛弃③。同时他也认识到个人主义绝非绝对利己④，强调“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⑤。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陈独秀主张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来说是批判多于继承，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封建意识形态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第一，他注意到文化的民族特征，直接指向民族文化的落后性。在他看来，“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族过去的落后和今日的挨打之根本原因，是民族强盛之根本阻力”⑥。他认为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民族的惰性和劣根性。
由他和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报》刊登了许多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文章，例如《箴奴隶》一文指出：中国人不啻为奴隶，因为他们“感受了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数千载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陈独秀从爱国主义出发，多次提到了国民概念，他把中国人都称作中国的国民。他分析了中国的“国民性”，他认为，中国国民“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薄”①。中国国民“只知道混自己的功名富贵，至于国家的治乱，有用的学问，一概不管，这便是人才缺少，国家衰弱的原因”②。他还提出了中国国民精神上的若干病症，其中最突出的是“无抵抗力”③，也就是没有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精神。他一再痛心地指出，“退葸苟安，诡易圆滑”的“国民性”是“亡国灭种的病根”④。
第二，他从东西洋民族的比较来说明民族文化的特征。陈独秀攻击和旧社会制度相联系的本质的社会现象，“若武力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⑤。他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悉自为风气，不知其他。”⑥ 他还从中西风俗习惯、家庭婚姻等多方面证明东方民族的惰性和劣根性，他认为东洋民族的思维特点是：恶斗死，宁忍辱；尊家长，重等级；伪饰虚文任用感情⑦。他痛斥道：中华民族“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⑧ 因此他得出结论：“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⑨
陈独秀将中国国民性问题说成是国家衰亡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了帝国主义侵略才是造成中国衰亡的主要原因。这反映出他对帝国主义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他关于中国衰亡原因的解释是不科学的。但他的思想在当时却达到了应有的认识高度，他面对中国人迷信落后、麻木不仁的状态，心急如焚。他所进行的批判，目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扫除他们的愚昧和自私心理，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无疑起了促使民众觉悟，鼓舞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
第三，他尝试革新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痛苦的反思后，提出了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学习西方、引进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以平等、自由、民主之新说，打破封建主义，以求建设“适世界之生存”① 的民族文化。
革新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是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一个突出的贡献，也是其民族文化思想的落脚点和归宿。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并不意味着要固守一切旧教条，而是要有所批判，有所取舍。这样的民族文化思想才是有生命力的。毛泽东告诉我们，对待民族文化的正确态度是“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食粮的原料……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②。陈天华也指出了反对侵略与学习西方的辩证关系，“越恨它，越要学它；越学它，越能报它，不学断不能报”③，并明确提出了“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④。陈独秀就是这些思想的实践者，他是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派。
首先，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陈独秀，把民族文化的症结归结为封建专制，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危机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文化危机”⑤。
毛泽东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集中的表现。”⑥ 他又进一步指出：“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要革命的对象。”⑦ 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对此就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从而为文化革命而呐喊。
陈独秀对封建专制文化深恶痛绝，他用最辛辣的笔墨，讽刺了封建专制对人民的束缚，他讲做会、唱神戏，“专点那《打樱桃》《卖胭脂》……哈哈，想必菩萨也喜欢看这样的淫戏，不然怎么不发气呢？……那看会的男男女女，堆山塞海，那班出会的儿子，忙得大汗披头，其名是敬重菩萨，其实是借此偷看妇女”①。他还说“我们中国人，专欢喜烧香敬菩萨”，但“还是人人倒运，国家衰弱，受西洋人种种的凌辱。那西洋人……像那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事，一概不做，他反来国势富强，专欺负我们敬菩萨的人”②。
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虽然已看到封建专制、封建伦理对人的束缚，但还只是从现象上揭露，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缺乏分析。
尔后，到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对封建的家族制度、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宗法的旧道德旧文化，都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认为旧有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几近千年，已经一文不值。封建主义的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其本质旨在拥护“别尊卑明贵贱”③ 的阶级制度，导致在家庭里，一家之人均听命于家长，在社会上，国人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诲为良知，生死与予夺，唯一人之意是从，于是“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④。他尖锐地指出，一切宗法封建思想都是与社会现实背道而驰的，“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⑤。他大声疾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⑥
这时的陈独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已深入根本，并且呼吁要改变这顽固的封建统治，建立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共和制度。他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⑦
在强烈反封建的同时，陈独秀又极力主张个人民主：“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⑧ 陈独秀崇尚个人主义，“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⑨。他号召青年们从消极、保守、退缩、闭塞等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认清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树立起积极进取、追求实利的精神和科学精神，与腐朽的封建意识进行斗争。
陈独秀提倡尊重个人，主张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目的是为了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打破封建桎梏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比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只是要求学习物质技术层面的西方文化，没有主张从更深的层面上学习。
陈独秀还提倡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培养了人们打破传统桎梏的革命精神和勇气，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
其次，陈独秀提出了塑造新国民的方案。陈独秀在对国民性批判之后，提出了通过教育塑造新国民的方案。他认为对于“吾昏惰积弱之民”, “计惟去短择长”①。他认为“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强调“共和国之教育工作，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毫无疑义”②。
陈独秀早期的国民性改造方案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号召人们奋发有为，实现强国强民、救亡图存的目标，主要内容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文明其精神”是指在精神方面培养人民“百折不屈的精神”，使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实现从尚文到尚武、从退隐不争到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的转变。他在《抵抗力》一文中，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点，说明“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强弱为标准”③。他列举世界各民族竞争“以优胜劣败”的形势，指出“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且不可得也”④。他教育人们要有自觉、自重和自发奋斗之精神⑤, “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⑥，要人们“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⑦。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陈独秀写道：“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⑧ 他还要求国人从思想观念上来一个彻底更新：第一，人生观上，从原来的以升官发财为幸福，变为“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①；第二，对抗和改变那种长期以来“儒者不尚力争”“老氏之教……使民不争”“佛徒去杀”而导致的重文轻武、废力尚德的风习和观念②，学习白人、日本人等“征服民族”那种“好勇斗狠”的精神③。
“野蛮其体魄”是指在“体力”“体魄”方面，重视增强每一个国民身体的抵抗力，使国民具有“坚壮不拔之体魄”，强调废除早婚、缠足等陋习，强健人民体魄。陈独秀倡导兽性主义教育方法，所谓兽性，就是“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④。他要求青年具有健全的体魄、百折不回的精神，具有排万难、冒万险、一往无前的气概。他号召人们强健体魄，是为了实现爱国、卫国、救国的目的。
总之，陈独秀在反传统的同时提出了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他反传统是为了中国更好地学习西方，为了更好地进行国民性改造、社会改造，更是为他提倡的政治改革建立思想文化基础，创建民主制度能够生存的文化环境。但他的工作必然会失败，因为这样的文化工作是软弱无力的⑤。
陈独秀的反传统思想不符合客观实际，且方法简单缺乏科学性，他的一些片面的观点现在看来仍有很大影响。但他关于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在当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反传统文化思想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这一时期的最大贡献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的西化派，主张批判改造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他认为只有靠西方现代文明才能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西方民主科学之真精神取代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中国，因此他说，我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古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古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①。他认为，中国要进步，唯一的出路在于接受西方文化，别无选择。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建立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信念之上的。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 ‘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②。这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胡适通过这一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评价，得出了必须反传统文化的结论③。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观念就是“安分、安贫、安命、乐天、认吃亏”，中国落后、贫穷，其思想根源正是这种消极、保守的观念。几千年来，这种观念不但未受到任何批判，反而被奉为中国人的智慧，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形成了具有强大惰性力量的传统，所以胡适说：“现在中国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 ‘群鬼’，更要大家努力！”④ 他提出，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我们的真仇敌”，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恶政治”, “太坏了”。胡适认为，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特色的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⑤。这些东西“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⑥，都是活生生的罪恶。胡适说“（缠脚）岂但是残贼肢体而已！把半个民族的分子不当作人看待，让她们做了牛马，还要砍折她们的两腿，这种精神上的疯狂惨酷，是千百年不容易洗刷得干净的。又如‘八股’，岂但是一种文章格式而已！把全国的最优秀分子的聪明才力都用在变文字戏法上，这种精神上的病态养成的思想习惯也是千百年不容易改变的——这些老祖宗遗留下的孽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病”⑦。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宝贝”。他认为，在这个罪恶社会控制之下，中华民族“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①，中国人“懒惰、愚昧、虚伪、残酷”。因此他不无悲观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上不如人，知识上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②。中国传统文化要不得，是应彻底批判抛弃的东西。”
胡适把造成罪恶的传统文化的原因归为两个方面，一为历史，二为思想。胡适说，“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延至我们今日”“中国传统文化深患宿疾，都是我们祖宗造成的”③。从主观因素看，胡适把它归于思想，认为一切都是“不肯思想”造成的，都是中国“苟且、懒惰、因循守旧”造成的。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思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种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④ 他还在《旬报》第三十六期上发表《苟且》一文，“痛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说 ‘苟且’二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⑤
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基于对旧体制的不满，具有彻底的反封建的精神。他的言辞充满激情，慷慨激昂，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给人一种情感上的激励和义愤。他所揭示的传统文化中的罪恶、腐朽和落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让人感到这些东西的可憎，让人们愤怒、深思，为新文化运动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但他的这一反传统文化的思想，一方面缺乏深刻性，另一方面又缺乏应有的理性思考⑥。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并没有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他只是简单地列举历史现象，而没有深刻地分析历史问题。他认为，社会衰败、落后的原因是“祖宗造的恶”，他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推演。这种用概念推演出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是缺乏根据的。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进行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过程。然而，胡适没有考察“老祖宗”造恶的原因，阉割了历史发展过程，而只得出一个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论⑦。
胡适又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主观方面归结为中国人“不肯思想”，这也是片面的、简单化的。“不肯思想”、不争不辩、因循守旧在最终意义上也是结果，可胡适没有分析“不肯思想”的根源，而把它当作中国落后的原因，作为他结论的前提，胡适的推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析，而只是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导①。
他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只是体现在他的激情中，体现在他对罪恶鞭挞的情绪中。他没能把自己置于中西文化的制高点上，去俯视观照中西方文化的优劣成分，于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只有深刻的内省，而缺乏科学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这样，就免不了态度上过于偏执，形式上过于简单化、表面化，而使他的批判显得脆弱无力。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分析，被当时北大的学生们称为“思想造反”，也派生出后来引发争议的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②。表面看来，他似乎在反对整个中国传统，实际并非如此。
五四时期，胡适在反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主张用实际行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如积极倡导并实践整理国故及白话文运动。胡适等“作为 ‘整理国故运动’的代言人，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做了积极的肯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渐趋成熟”③。他主张用通俗的白话文取代难学的文言文，目的是普及教育，帮助人们参与民主政治④。1919年胡适在一篇用英语发表的文章里指出：“不要说安福部，不要说上海举行的国内和平会议，不要说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小政治阴谋——我们还有教育群众、解放妇女、改革学校、发展国内工业、改造家族制度、反对旧的和过时的观念、废弃荒谬有害的偶像，以及纠正许多社会和经济的错误等事情要做。正是通过这些新的活动途径，带着再觉醒的希望和活力的少年中国正在为中国的民主重建一个新的基础缓慢而稳步地工作。”⑤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传统文化，是为他提倡的政治改革奠定思想文化基础。胡适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但缺乏民主主义，而且有大量反民主的宗法专制思想，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就要批判旧文化、宣传新文化，以创建民主制度生存的思想文化基础。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实现民主必须“再造文明”，创建民主制度能够生存的文化环境，在这个努力过程中必须保护思想和言论自由。但胡适的主张必然会失败，因为这样的文化工作是软弱无力的①。
这样看来，胡适整理国故，就是要使国故现代化；发动白话文运动，就是使书面文字现代化；反传统就是为他提倡的社会改造摇旗呐喊，所谓的“全盘西化”就是现代化，就是“充分世界化”。
1929年，胡适在一篇文章里用过一个英文词汇，可译作“全盘西化”，而且他主张如此；“可是他同时也用了另一个英文词汇，可译做 ‘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 ‘全力的现代化’，或 ‘充分的现代化’”。这篇文章在中国“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而这时他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里“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那英文词汇是 ‘用词不小心’”，并解释说：“我赞成 ‘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 ‘充分’世界化的主张。”“他所说的 ‘充分的世界化’，主要地，或至少一部分是意味着 ‘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有人说“胡适主张 ‘全盘西化’，其实只是落入了孟子说的 ‘以辞害意’，落入了胡适自己说的徒然无谓的 ‘名词上的争论’”②。
综上所述，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目的是明确的，他的思想对中国吸收、引进近世西方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胡适的方法却过于简单且缺乏科学性。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是利用了中国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孔教伦理、君主观念；五四时期顽固派反对女子上大学、男女同校，直至停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是由于歧视妇女的封建礼教还在发生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将殖民主义和中国旧有的封建文化糟粕相结合，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制造汉奸、培养顺民。此外，崇洋媚外意识的泛滥导致大量洋奴出现，封建迷信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了大束缚，等等。以上都说明了一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③，从而成为中国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的巨大阻力。与此相反，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则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辛亥革命这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的失败，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屡遭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这不仅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且更有其深层的必然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这种落后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败。所以，民族危机说到底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文化危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环境。那么，解决民族危机最好从文化方面入手，这也是这一时期各种文化运动、文化思潮和文化论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学习俄国经验，这使他们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将民主与科学作为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民主与科学也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促进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运动和思潮不断向前发展。五四运动后，民主运动沿着两条轨迹向前发展，一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第二，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崇尚开始贯穿于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第三，再没有人敢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比较、探求，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三、红色文化的发展脉络
（一）红色文化的产生（1919—1939年）
正当中国人民热烈地拥抱西方文化、选择西化造就新国民、新文化，以在中国建立“西洋式之国家”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带给人类的是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个月，梁启超来到欧洲考察，他遍游欧洲各国，写下了《欧游心影录》。他在文中写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产生了疑问。李大钊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①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抵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①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封建主义文化打了败仗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的破产，充分表明，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更加先进的，高于资本主义文明且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现实需要的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迎来了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经过激烈的角逐，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工农运动迅速高涨。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实行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7年后，中国革命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民国时期的政治特点之一是民族危机的深重与救亡运动的高涨。受此影响，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并且成为此时期的文化史的特点。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使民族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变化，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有了新发展。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是中国民族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救亡运动高涨和以歌颂祖国和期盼祖国富强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为从原来的批判、反省传统文化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成为鼓舞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的有力武器。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是中国民族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中国的民族主义旋律格外高亢，其突出表现是全民抗战。文艺界掀起了抗战文艺运动。
（二）红色文化的发展（1940—1956年）
1940—1956年，是红色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先是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战胜利之后，内战再起，后来中国共产党筹建新政府，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一时期先是和平民主成为主旋律，之后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
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该文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这篇文章的发表，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关于抗日战争和中国前途的种种谬论，澄清了党内外某些人的糊涂思想，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革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以深刻总结中国近代文化问题的历史经验，从而逐步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及其建设和发展等一系列相关论断和观点的统称。他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 他又指出：“这种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②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坚持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指导地位，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造就革命文化队伍与建立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等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能够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
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发挥了文化认同作用、承担了意识形态功能③。中国共产党在促成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过程中，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完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环节”，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找到了基本方向和奠定了理论基础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发展进程中的奠基创业篇”⑤。
（三）社会主义红色文化的积淀和丰富（1957—2012年）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在全国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1956年中共八大把进行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临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新机遇，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全球化日益成为各国社会发展的共同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举措也是中国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①。为了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资金等，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迎来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文明的新使命。“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
进入21世纪，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历史使命。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文化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就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文化创新发展（2013年至今）
“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③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在这“五位一体”中，文化建设是灵魂，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①。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文化建设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其主要任务是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所谓“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① 《辞海》编委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1686.
② 渠长根．红色文化概论［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 6.
① 曾云喜．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5.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63－664.
① 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8.
②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529.
③ 衣俊卿，胡长栓．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09.
④ 衣俊卿，胡长栓．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09.
①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28.
①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81.
② 水如．陈独秀书信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176.
③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45.
④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51.
⑤ 秦维红．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4.
⑥ 陶东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兼论全盘西化与文化保守主义［J］．东方丛刊，1995 （3）: 43.
① 秦维红．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49.
②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89.
③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52.
④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53.
⑤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06.
⑥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75.
⑦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65.
⑧ 秦维红．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1.
⑨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18.
①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42.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06－707.
③ 陈天华．陈天华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84.
④ 陈天华．陈天华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84.
⑤ 黄兴涛．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58.
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64.
⑦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65.
①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8.
②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9.
③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4.
④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5.
⑤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34.
⑥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32.
⑦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76.
⑧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33.
⑨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7.
①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42.
②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75.
③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51.
④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51.
⑤ 秦维红．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4.
⑥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2.
⑦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61.
⑧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71.
①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86.
②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5.
③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72.
④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46.
⑤ 袁征．胡适的主义［J］．社会科学论坛，2002（5）: 60；子通．胡适评说八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74－375.
①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556.
② 胡适．胡适文存：卷四［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1022.
③ 周翠娇．五四时期胡适的反传统文化思想［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4）: 47.
④ 胡适．胡适文存：卷四［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108.
⑤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438.
⑥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438.
⑦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473.
①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639.
②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639－640.
③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473.
④ 胡适．四十自述［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6.
⑤ 胡适．四十自述［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131.
⑥ 周翠娇．五四时期胡适的反传统文化思想［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4）: 48.
⑦ 周翠娇．五四时期胡适的反传统文化思想［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4）: 48.
① 于民雄．五四时期胡适传统思想述评［J］．学科·经济·社会，1998（4）: 75.
②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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