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百越史学

魏晋南北朝是百越民族群体进一步演化和重新组合的重要时期。由于秦汉以降多元一统的政治影响，以及汉民族经济文化的渗透，在今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的百越民族群体中的大部分族类都融合于汉族。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民族内部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中原皇朝对岭南的越人皆羁縻而治之。公元四至六世纪时，因“五胡乱华”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黄河地区的部分汉民族南渡至长江，迁至岭南，一部分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发展而成的民族被挤进山区，而未进入山区者则被逐渐汉化，百越民族的分布区进一步缩小，曾带有“越”的族称渐次消失，进入了僚、俚、鸠僚等族称的百越民族群体并行发展的新时期。

一、记载百越民族群体的著述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其《吴书》的各人物传中有不少涉及百越民族群体中的夷洲人、僚的历史，如《孙策传》、《孙权传》、《太史慈传》、《顾雍传》、《薛宗传》、《吕蒙传》、《黄盖传》、《韩当传》、《蒋钦传》、《陈武传》、《凌统传》、《朱治传》、《吕范传》、《朱桓传》、《虞翻传》、《张温传》、《吾粲传》、《陆逊传》、《贺齐传》、《全琮传》、《吕岱传》、《钟离牧传》、《诸葛恪传》等。

《临海水土志》，三国吴临海郡太守沈莹著，对当时被称为“夷洲”的台湾情况有专门记载，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台湾民族情况的文献之一。

百越同源系民族之一的僚，作为族称始见于西晋张华撰《博物志·异俗》，即“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154]。以后僚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称呼，往往见之于史。

北齐魏收撰《魏书》中的《蛮传》、《僚传》，记述了蛮、僚等百越同源系民族与中原皇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各个民族错居杂处，共同生产生活，民族融合的脚步加快，百越同源系民族群体也日渐步入民族融合的浪潮。

百越同源系民族群体的掸，与永昌郡和日南郡相邻，在三国时被称为鸠僚。其名称始见于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南中志》：“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155]

南朝范晔撰《后汉书》的《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述了由百越民族发展而来的诸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生产状况、物产饮食、婚姻、法律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与中原皇朝发生的各种联系。此外，在《汉光武帝纪》、《孝安帝纪》、《孝顺孝冲帝纪》、《孝恒帝纪》、《孝灵帝纪》、《李忠传》、《刘隆传》、《马援传》、《恒荣传》、《度尚传》、《臧洪传》、《蔡邕传》、《吴祐传》、《卫飒传》、《任延传》、《王景传》、《许荆传》、《孟尝传》、《刘宽传》、《梁鸿传》、《郡国志四》、《郡国志五》中也对百越历史有所提及。百越民族的支系俚、掸、乌浒蛮即最早见于《后汉书》。尤其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提到了一首使用壮台语族语言写作的《白狼歌》。该书《筰都传》说：“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浪、槃木、唐蕞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歧道，强身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写兽殊类。有犍为郡椽田恭与之习押，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白狼歌》系益州刺史朱辅收集。这首诗包括《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三篇，汉译共44句，每句4个字，共176字；汉字译夷音也是44句，每句也是4个字，共176字。两项加起来共88句，352字。《远夷乐德歌诗》曰：“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赠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屈申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炽。”（堤官隗构，魏冒逾糟。罔驿刘脾，旁莫支留。征衣随旅，知唐桑艾。邪毗 ，推潭仆远。拓拒苏便，局后仍离。偻让龙洞，莫支度由。阳雒僧鳞，莫稚角存。）《远夷慕德歌诗》曰：“蛮夷所处，日入之部。慕义向化，归日出主。圣德深恩，与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温时适，部人多有。涉危历险，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偻让皮尼，且交陵悟。绳动随旅，路旦揀洛。圣德渡诺，魏菌度洗。综邪流藩，莋邪寻螺。藐浔泸漓，菌补邪推。辟危归险，莫受万柳。术叠附德，仍路孳摸。）《远夷怀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陕。高山岐峻，缘崖磻石。木薄发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赐，怀抱匹帛。传告种人，长愿臣仆。（荒服之仪，犁籍怜怜。阻苏邪犁，莫砀粗沐。罔译传微，是汉夜拒。踪优路仁，雷折险龙。伦狼藏幢，扶路侧禄。息落服淫，理历髭洛。捕茝菌毗，怀槁匹漏。传室呼敕，陵阳臣仆。）”[156]用当今云南壮族沙支系的语言比较，《白狼歌》“符合壮语语法的特殊现象。全文翻译出来，天然凿成，浑然一体，是地地道道的越人歌谣。……是越人对汉人来到其地后即兴所唱的生活歌”[157]。《白狼歌》为我们展示了当时越族的生活情况，与汉人交融的情景，展开了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总之，范晔在借鉴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记述了百越民族活动的范围，考察了百越民族与中原民族族源相同且始终存在紧密的联系，突出了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倾向。

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其中泗水、沂水、潍水、沔水、若水、温水、叶榆河、泯水和浙江水详细地介绍了流经百越民族群体的多条河流以及与之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

此外，南朝梁沈约撰的《宋书》的《符瑞志下》、《州郡志二》、《州郡志四》、《张茂度传》；南朝梁萧子显著的《南齐书》的《州郡志上》，《南史》的《兰钦传》；以及西晋嵇含编撰的《南方草木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百越民族群体都有所论及。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百越民族史学特征

1.史学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

史学多样化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百越民族史学发展的显著特征，一是记载百越民族历史的书籍大量增多，体制有所创新，种类也渐繁多；二是撰写史书的史家不拘于某一阶层，而是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单有汉族史家，亦包括少数民族作者；三是史著的体例得以拓展，专史的门类呈多样发展；四是史学评论有所深化。

2.史学的民族意识印记较深。

魏晋南北朝时期百越民族史学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史学有深深的民族意识印记。尖锐而复杂的民族矛盾是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动乱的重要原因，这种矛盾折射到史学上大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如《晋书》、《宋书》、《南齐书》将北朝政权斥为“索虏”，而《魏书》、《北史》又将东晋斥为“僭晋”，将南朝政权讽称为“岛夷”。这种通过撰写史书来彼此对骂的现象，表明魏晋南北朝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但南北各朝互争正统，又反映出即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书也是以华夏正统自居的，说明民族融合的国家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民族矛盾存在，但是主张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思想和坚持国家一统的信念，在百越民族史学中有所发展。如前文所提及的北齐的魏收所撰的《魏书》，就正式为僚立传；陈寿的《三国志》，分为魏、蜀、吴三书，其中《吴书》大多传记提及百越民族。这就更加明确地表现了史家的进步民族意识的思想和观念，对推动当时的史学发展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