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匈奴族史学

第一节　匈奴族历史和历史叙述

一、匈奴族历史

匈奴族是中国北方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发祥于今内蒙古河套和大青山地区，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王国维认为匈奴就是夏代的荤粥，商代的鬼方、昆夷，西周的猃狁，春秋以后称作戎狄、胡。[67]实际上，匈奴族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经过长期的杂居、征战、融合，最后才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春秋末期匈奴逐渐活跃，战国时期势力强盛起来，并经常侵扰秦、赵、燕北边。战国末期的头曼单于统一了漠南诸部落，建立了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政权。匈奴政权不断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成为华夏各族在北方的劲敌。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在位）和老上单于（约前174—前160年在位）时，匈奴势力不断发展，控制区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汉高祖七年（前200），匈奴骑兵围汉高祖刘邦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迫使汉朝实行和亲，且岁奉贡献，并开关市与之贸易。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曾多次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此后，匈奴势力渐衰。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归附东汉，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西晋，南匈奴人入居内地，成为逐鹿中原的“五胡”之一，东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建立了汉、前赵、北凉、大夏四个政权。隋唐时期，匈奴族逐渐融合于汉族及其他北方地区少数民族，退出了历史活动的舞台。北匈奴屡为东汉和南匈奴所败，不断向西迁移，一度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引发了整个欧洲民族的大迁徙运动，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

匈奴族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先驱作用，它最早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匈奴的历史和文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二、匈奴族历史意识及其表现

匈奴族应该有悠久而独具特色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思想，但是由于资料有限，长期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阙如。以下根据散见的史料试图对匈奴族史学的状况加以梳理。

（一）祭祀祖先活动中表现出的历史意识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校课人畜计”[68]。可以认为，匈奴人每年的三次集会中，祭祀都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祭祀的对象是祖先、天地和鬼神。

祭祀祖先，是匈奴人历史观念的重要体现。匈奴人非常重视对祖先的安葬，葬礼隆重，随葬品极为丰富。“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69]贵族还有着殉葬的风俗。“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70]匈奴人对祖坟非常重视，汉昭帝时，乌桓为了报复匈奴打败自己的怨仇，派兵挖掉了单于的冢墓，“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71]匈奴人的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西汉金日之曾孙金日当“为父、祖父立庙”[72]。刘曜称帝建前赵，立刻“缮宗庙、社稷、南北郊”[73]。祭祀活动的祷辞，都是对祖先功烈的记颂。匈奴人的这种记颂，年年代代口耳相传，对历代单于及其事迹有了较明确的记忆。从《史记·匈奴列传》对头曼以来诸单于事迹的记述，可知匈奴人的口述历史是准确有序的。祖宗崇拜反映了匈奴人重视自身历史传承、追思民族发展历程的观念。

（二）岩画所反映的匈奴历史

岩画是镌刻在岩石或岩壁上的图画。从史前时代起，先民就开始刻凿岩画，用以表现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可以说，岩画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艺术图解，是民间创作而流传下来的史诗。在匈奴活动地区发现的大量岩画，反映了匈奴族的历史发展与历史意识。

在阴山、贺兰山、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匈奴人活动过的主要地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弓箭、狩猎、动物岩画。著名岩画学家盖山林认为这些岩画，特别是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岩画体现了斯基泰—匈奴风格。岩画中大量出现的独猎、双人猎、三人猎、众猎、围猎等画面，应该是当时包括匈奴族在内的游牧民族获取猎物的生动写照。一些岩画的动物纹饰，与后来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的风格有传承关系，也与匈奴墓中出土的青铜动物牌饰的纹饰相一致，例如动物叠压纹饰、猛虎噬兽纹饰，都是蒙古草原地带特有的艺术风格，是匈奴艺术的特征之一，反映了匈奴人的狩猎、游牧生活。

在阴山、贺兰山岩画中，有许多天体岩画的题材，在日月星辰的形象与符号中，以太阳及太阳神的岩画图形最为突出。盖山林指出：“到了青铜时代，出现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太阳神岩画。尽管太阳神岩画的形象千差万别，然而其主体结构不变，其形象是人面+太阳的射线=太阳神，是人的物化（太阳化）和物的人化（太阳的人化）的结果。”[74]匈奴族在发展过程中，有崇拜太阳及其他天体的记载。匈奴单于在给汉族皇帝的信中强调：“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很显然，单于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了天地、太阳儿子的位置上。单于每天对日月进行敬拜，“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在举行重大活动时，也要占卜星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75]在远古时期，人类幻想通过巫（用跳舞形式以降神者）来沟通天上人间和鬼神世界的关系，通过施展巫术来控制自然力。在匈奴人的精神生活中，巫术占据着重要位置。史书中多处记载了匈奴的巫—胡巫的活动。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后，丁灵王卫律嫉妒贰师得宠，就串通胡巫假借已死的先单于的名义说：“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匈奴人听信了巫师的话，“遂屠贰师以祠”[76]。在军事行动中，匈奴人也使用巫术。《汉书·西域传》载，匈奴闻汉军将来，使巫埋羊牛于诸道及水上以诅汉军。在匈奴活动区的许多岩画中，都有大量巫师和巫师作法的形象，这些巫师有的“双臂曲肘上举，伸展五指，屈膝下蹲，下系尾饰，有些巫师手执法器，居于动物群之中”[77]。对于岩画年代的准确断定，目前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到底哪些岩画是匈奴人留下的作品，但阴山、贺兰山等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保存下来的大量岩画，应该是包括匈奴在内的历代游牧民族生产、生活及精神状态的记述和写照。

（三）匈奴民歌与英雄史诗

作为一个古老而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匈奴肯定产生过自己的口传史学和史诗，但由于文献缺载，我们尚无法具体了解这种史诗的传承情况及内容。而硕果仅存的一首匈奴民歌，却记述了匈奴族发展过程中一段心酸的历史。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率兵奔袭河西走廊，大败匈奴，夺取了匈奴的优良牧场焉支山和祁连山，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悯惜乃如此。”《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云：“（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78]《太平御览》卷五十引《凉州记》载：“焉支山，在西（河）郡界，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同，一［名］删丹山。”[79]可以看出，这两座山及其周围地区水草茂美，冬温夏凉，是极为理想的天然牧场。失掉这两座山，匈奴人的畜牧业生产遭受到严重打击，自然令匈奴人伤心痛惜。

尽管匈奴人没有其他的民歌流传下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匈奴人对民族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往往通过歌谣的方式来加以传唱记述。汉武帝时期，夺取了匈奴的河南地，到了近百年后的汉元帝时期，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80]这种哭，是一种“长歌当哭”之“哭”，很可能是匈奴人用一种哀怨的民歌，记述了痛失阴山河南地的历史，追忆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美好时光。阴山民歌是匈奴人的史诗，强化了匈奴人的历史记忆，所以才使得上百年来，匈奴人每当途经这片土地，自然吟唱起这首民歌，感伤痛心不已。

与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匈奴族当有自己的英雄史诗与叙事歌曲。北匈奴在东汉皇朝和南匈奴的联合进攻下，被迫向西迁移。后来匈奴人的后裔又强大起来，在东欧多瑙河平原上建立起匈奴帝国。在阿提拉任国王时，匈奴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韦尔斯（H. G. Wells）在其所著《世界史纲》中记载，阿提拉在为各国来贡使臣举行宴会时，“遵守雅利安人及蒙古人在所举办宴会中的原始旧习，饮酒极多。诗人吟咏诗歌于阿提拉之前，以颂祝阿提拉之神武与胜利。厅中肃静异常，来宾凝神恭听。雄赳赳武士，豪气时流露于眉目间，状若不能复耐。老者泫然泣下，以不能再执干戈、争荣于沙场表示失望。斯可谓训练军事道德之演讲”。[81]这种“诗歌”，是“训练军事道德之演讲”，能够激发起武士的斗志，因此它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应该是歌颂古代为民族发展做出贡献的武士的英雄史诗。

（四）匈奴文字与记事

历史著述的载体是文字。匈奴族是否有本民族的文字，在学术界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史记·匈奴列传》言其“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82]。《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83] 二者似乎明确说明，汉朝至南北朝时的汉族学者都认为匈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匈奴人的记事方式采用的是结绳记事和刻木（骨）记事的原始方法。《盐铁论》言匈奴“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84]。明确说明匈奴人是通过“刻骨卷木”的方式来记述事务和上下沟通的。《汉书》记载：“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85]这里的“信”，当是一种信物，很可能就是“刻木（骨）为信”。结绳和契刻是许多民族在早期发展阶段都曾采用的记事方式，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备忘、信约和凭证作用，是文字发明前的记事方式。与文字记事相比，这种记述方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史书中，也多有匈奴单于与汉族皇帝文书往来的记述。“孝惠、高后时，冒顿寖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86]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也是在汉文帝时期，宦官中行说被强令随汉朝公主陪嫁到匈奴，中行说到匈奴后，帮助匈奴单于与汉朝对立。“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87]东汉光武帝时期，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在归附汉朝之前，“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88]。这说明匈奴人不仅使用文字，而且还绘有地图。

匈奴人使用的很可能是汉文文字。陈直《汉书新证》中指出：“单于既用印封，则必用文字，以‘匈奴相邦’玉印证之，当为摹仿中国之文字，《汉书》谓匈奴无文书，指无独立之国书而言，不是并中国之文字而不用也。”[89]另外一条史料似乎也说明匈奴使用汉字来记事和撰写公文，“（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注引服虔曰：“讨郅支之图书也。”[90]元帝给后宫传看的，很可能是讨伐郅支单于缴获的图书。既然此图书汉朝的“后宫贵人”可以传看，其书就极有可能是用汉字撰写的。从出土文物来看，匈奴上自单于下及各级官吏的印章都使用汉字。如各地收藏的“汉匈奴恶适姑夕且渠”、“汉匈奴破虏长”、“汉匈奴晋适尸逐王”、“汉匈奴姑涂黑台耆”、“汉匈奴伊酒莫当百”。[91]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采集的许多匈奴官印也是用汉字铸刻成的，如“汉匈奴栗借温愚鞮印”、“匈奴呼律居訾”、“汉匈奴胡卢訾尸逐印”、“休屠长印”、“休屠胡佰长印”、“匈奴相邦玉玺”、“右贤王印”、“俎居侯印”、“四角胡王印”等等。[92]匈奴人使用的汉字，应该系投诚或掳略去的汉人所教或所代为书写。汉朝宦官中行说到匈奴后，“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记课其人众畜物”[93]。指的就是教授单于手下的匈奴族官员用汉字进行文书书写，以统计和记录“人众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