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十六国少数民族史观和史学影响

一、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正统史观

众所周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在政权建立之初，即为自己的封建家政权从五行德运上，寻找正统形象的依据。在封建统治者严密监督下的历代史学，尤其是所谓的历代正史，更加摆脱不了这一束缚。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因其出身，更重视从史学上寻找其“正统”的依据，其史学中正统史观贯穿始终。

正统论在中国历史上的起源发展，与“五行”说在中国的发展演化伴随始终。从原始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说，到邹衍的“五德始终”说，到尚书洪范吕氏春秋的“五行”说，到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到刘向、刘歆父子的新“三五相包”说，再到白虎通五行篇中的新五行说，中国传统五行说的演化总是和中国历代封建政权的需求变化相适应。中国历代封建政权的统治者总是设法从法统和五行德运上，寻找其统治的正统性。处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中期的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史学也从许多方面体现了这一特点。

《晋书》载“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33]。匈奴人刘渊以刘为氏，自称自己是汉高祖宗女与冒顿单于的子孙，入主中原是继汉魏晋之正统。继前赵兴起的后赵，也竭力在华夏统治区竭力树立其正统地位。史载，石勒“乃以咸和五年（330），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之”[34]。用五行相生说作为其代晋的合法依据。羯人石勒系“匈奴别部羌渠之胄”[35]，本名。参加了汲桑领导的队伍后，汲桑才为他改了汉族的姓名石勒。而且这一姓氏被他及其子孙一直沿用。说明后赵统治者不但要在其政权的正统性方面攫取合法地位，还要从姓氏、习俗等方面真正融入华夏社会。前燕也不例外。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号曰东胡……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36]。在此，慕容氏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且以汉字义命姓氏，从而为自己在中原统治的正统性找到了合理依据。建夏国的赫连勃勃系刘渊之后，他改为赫连氏，其实也是一种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史称赫连勃勃“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37]。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及汉室颠覆，复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为南为岛夷。”[38]北方民族政权史家自认其为华夏正统，指斥偏安南方的晋南朝为“岛夷”，即非正统的闰位，将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摆在正史的地位，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正观史观的体现。

二、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史学处于先秦两汉史学和南北朝隋唐宋元等史学的过渡期，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使这一时期史家众多、史著丰富，其中也不乏史学大家，加上史著撰述体例众多、不乏创新，因此对后世史学发展影响深远。

第一，十六国时期诞生了大批少数民族史学著作和一些对后世比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史家，这些史著为后来的十六国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四十八部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著述中，有当代人撰述当代史，也有当代人追述前代史；既有国史、起居注的修撰，也有人物志、地理书的修撰；既有对民族政权统治者事迹的记述，也有对少数民族历史沿袭和活动情况的撰述等，可谓大放异彩、颇为壮观。此外，这些史家的史著尤其是有关十六国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发展沿袭情况和边疆（河西、西南地区和大漠南北等）史地人文情况的史著，为后来的史家研究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和边疆区域发展史，都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史料。

十六国民族政权之下涌现出古代最早的少数民族史家群体。如后赵石勒时期“擢拜太学生五人（羯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39]，这应该是古代最早任用少数民族史官撰史的记录之一。此后，前秦委任氐人梁谠、梁熙兄弟二人为著作官撰修国史，他们两人的汉文化修养为当时人所称道。羌人姚和都，是后秦王姚泓从弟，在“扶风马僧虔、河东卫景隆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的情况下，为使后秦姚氏功业不至于失传，“追撰《秦纪》十卷” [40]。这可能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少数民族皇族史家所撰本朝的国史，至今尚有部分章节流传的史书。

第二，这一时期的史书编纂有很多创新，为后世史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如北凉刘昞所撰有《敦煌实录》二十卷（或称十卷），是古代最早冠以“实录”之名的史著，此后，以“实录”命名的史学著作不胜枚举，具重大影响的如《明实录》、《清实录》等，清时还有张澍仿《敦煌实录》十卷的《续敦煌实录》，可谓开一代史著冠以“实录”之先例。刘昞还以“三史文繁”，将《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删繁就简为《三史略记》一书。此书也是最早尝试钩玄提要的史钞类书之一，为后来史家撰述“史略”体史书做出了榜样。

成汉常璩撰述的《华阳国志》十二卷，集地理学、历史学、人物志于一书，是古代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刘知幾将之称为“郡书”），开创了古代修撰地方志类史书的风气。

第三，“史学”这一名词的诞生和“史学祭酒”这一专门机构和官职的设置，标志着史学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东晋大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元年，并设置“史学祭酒”。在设“史学祭酒”这一官职之前，史学仅仅是儒家经学的一个附庸。而后赵设立这一史学的专门机构之后，标志着“史学”已成为和经学、律学并列的、得到社会和官方认可的显学。同时，也表明了史学已踏上了它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成为它逐渐走向成熟的先声。

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石勒等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对史学作用的高度重视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采取了宽松的文化政策，儒、佛、道、玄等百家争鸣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不无联系。史学在这棵十六国时代大树上，得到儒、佛、道、玄等百家争鸣的有利催化，成长为丰硕的果实。

第四，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史学，身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的承上启下期，并且已经打破了十六国割据政权之间、南北政权之间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双重禁锢。

首先在空间上，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交流活动已突破地域不同、民族差异的阻隔，努力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如史载，“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姚）兴敕关尉曰：‘诸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41]。如果说姚兴不拘限诸儒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出入西秦关隘的行为，仅仅是打破了十六国政权之间空间上的疆域限制，而且多半是文化层面上的交流活动。那么发生在公元437年，北凉与宋之间的南北王朝文化交流活动，则更多体现的是史学文化的交流互动。北凉王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其子沮渠茂虔重视文化建设，派使者向南朝宋“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42]。北凉所献诸书，多为北方尤其是河西学者所撰，其中的《时务论》、《三国总略》、《十三州志》、《四科传》、《敦煌实录》、《凉书》、《汉皇德传》、《亡典》、《魏驳》、《皇帝王历三合纪》、《赵传》及《甲寅元历》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史部书。最后在时间上，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自其亡国后仍在延续。如姚泓从弟姚和都，在北魏追撰《秦纪》十卷；段承根、阴仲达在北凉亡后，因“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43]；曾仕于后燕的范亨和曾仕于北凉的宗钦都在入魏后继续参撰前朝或北魏国史。

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上承先秦两汉魏西晋少数民族史学之优良传统，下启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少数民族史学大发展的广阔局面。它不以十六国政权为篡伪，而是作为正史来著述，开一代进步少数民族史观之先例，同时也为后来的少数民族史学撰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