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道主义的谈话[1](二○○六年四月十二日)

请大家来一起谈谈人道主义的意见是我提出来的。李所长、衣校长在中央政治局讲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的报告里面，有一大段讲到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不能回避，我看到材料时挺有感触的。

人道主义这个题目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对待俘虏和被关押的战犯讲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人道主义被提出来，引起了很多争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两种说法，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区别，要划清界限。总的来说，当时还是认为人道主义对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会发生冲击，还是一个禁区。

我们提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这么个说法，也有很多人不赞成。作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只有能力实践人道主义，而没有能力把人道主义思想推得更广。我的初衷其实很简单，中国的人道主义是少了还是多了?如果人道主义多了，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产生那么多非人道的现象?如果是少了，为什么老是要批判?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讲社会主义一定要讲人道主义。

后来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又提出个想法，讲“人道主义不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之外，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之内”;还有一个就是人道主义应该作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当时我也给身边的同志讲，理论的问题我们不要碰，我们自己讲自己的。每次我们中国残联开会都要讲人道主义，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我们要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人道主义是我们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旗帜。我们每次都讲，而且大张旗鼓地讲，来来回回搞了将近二十年。

人道主义思想现在在全国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但是回想起来，我们当时提出的两个目标实现了没有?一判断，还没有实现啊!二十年前提出的东西好像标准也并不高，怎么还没有实现?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是之内呢?弄不清楚。衣校长也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至于说人道主义作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似乎更简单，不必涉及更多更深的理论问题。但是，我们所有的党的文件里面，所有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里面，还有我们的各种教学大纲、教材里面，极少出现人道主义，个别地方出现的人道主义还是我们中国残联提出来的。

最近的是中央文明委关于未成年人思想教育纲要里面加入了一个人道主义，还有一个是一九九○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里面讲到了要讲人道主义。开始我们中国残联的意思是只写人道主义，但后来妥协成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没有想到，那个教育提纲里现在还是写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江泽民同志几年前在给《自强之歌》写的序言里面就讲“人道主义是我们的道德规范”，把人道主义作为道德规范提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可喜的一步。

但是，问题并不能就此止步了。因为人道主义不能仅仅作为一个道德规范，人道主义还有思想，要有一套思想体系，这个思想是针对中世纪与人权对立的神权的一个新思想武器，是进步阶级提出的进步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我们应该把人道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国家的基础思想。衣教授你们提出来的是作为一种价值观，思想也可以是一种价值观，这是不矛盾的。胡乔木同志也曾提到价值观。在此以前，中国还没有理论家把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提出来，就单纯的一个论点来说，就已经比以前进了一步。如果把人道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观，可能就会过头，唯物主义何在?唯心主义又何在?如果这样认识，就会造成反对人道主义的效果，就会把人道主义弄成禁区。所以，人道主义仅仅成为道德规范恐怕不够，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价值观应是可取的。

我们后来又提出，仅仅强调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区别也不全面，我们为什么不多讲讲共同性呢?讲共同性也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我们也就读过《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之类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争论的问题不甚了了，似懂非懂。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总是希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抛弃人道主义，要把人道主义的旗帜举起来。人道主义不单是一个思想体系的问题，还牵扯到许多现实问题，是现实的需要。如现在提出的人权，我们以前是回避的，我就主张把人权的旗帜扛过来。以前多被动啊!现在我们主动了，我们也会发表《美国的人权白皮书》，不管有多大力量，总是一个武器吧。

所以我讲“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内”，不能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在我们党的各种文件里面，“人道主义”应当有一定的位置。从我个人来讲，只是希望人道主义能够在马克思主义里面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我们没有能力，只能在旁边摇旗呐喊。但是，让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基础思想，我们希望有所作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理论上给它一定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党的文件里，在各种方针政策里，都能体现人道主义的思想。

我为什么要推动人道主义?就因为对于非人道的东西深恶痛绝，这是我的基本动力。应该说，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不讲人道主义的，我也是讲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都是很“左”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搞起来?为什么一煽乎就起来了?我们这些年轻人都相信“以阶级斗争为纲”，都接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社会主义变质。但是，今天反过来一看，这个东西不行，没有人道主义就会出现许多问题。所以，我就坚定地宣传人道主义，前前后后推了二十多年，虽然小有成绩，但还没有大的改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道主义在我们国家没有恰当地位的基本现状。

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好，讲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也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强调的是一个区别。好像我们虚弱了一点，没有自信了，好像讲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就要丢掉了，就害怕了。我自己认为我很坚强，我对人道主义就不害怕，不挂马克思主义，不挂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能砸掉吗?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人道主义，基础内容应该是承认的，至于在哪个层面上表现是另外一回事。基础内容大同小异，就是讲人的生存、价值、自由，或者延伸到人权，或者“以人为本”，我觉得强调的是一个共同性。我们要强调我们自己的意识，孔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传统文化还得要。不能要求人人都为人类解放而斗争，也不能要求人人都是雷锋，人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也不能要求人人是马克思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不能认一个死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现在讲人权都是从政治层面上，我也不赞成“天赋人权”，人权是抢来的。最开始人和狼斗争，人把狼打死了，就有人权了，狼把人吃了就是“狼权”。然后是奴隶的权利，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人权是不断斗争的结果。人权不是天赋，所谓“天赋人权”只是表明人的一种理想。那年我在工作会议上讲到过美国的《独立宣言》，讲到过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2]，美国在《独立宣言》里讲人权，明明白白写着“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现在西方政客就是不讲生存权、发展权，单讲政治权利。我们做残疾人工作还要讲人权，残疾人现在还很困苦还受歧视，我们还是要维护残疾人的权利。在这里，生存权、发展权和政治权都是有的。

中国有民本的传统，所谓民本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一种态度，是一种政治态度。民本主义与人道主义是有区别的。应该说借鉴传统文化，与人道主义结合是没有障碍的。东方社会讲究集体主义，在中国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可能产生很大冲突。我们在提倡人道主义的时候，应该把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关系处理好。是冲突的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能够创造出互补的关系吗?

中小学教学应有人道主义教育，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可不可以再加一个人道主义教育?我们虽然做的是残疾人工作，但也看到了整个社会的很多问题，很多丑恶的现象，像煤矿的矿难这样非人道的事情太多了。教育又和残疾人事业有密切的关系，我只是希望注重我们国家的基础思想，基础思想应该体现在教材里面。

[1]这是邓朴方同志在中国残联党组中心组学习会上的谈话。参加学习的有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王新宪、理事长汤小泉、常务副理事长吕世明、副理事长程凯、原副理事长王智钧、研究室主任张宝林等人;应邀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有黑龙江大学校长衣俊卿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李景源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陈志尚教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韩庆祥教授、《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编辑彭国华、《求是》杂志社政治部主任常光明等人。

[2]参见二○○四年一月十三日邓朴方同志在中国残联第四届主席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收录于《人道主义的呼唤》(第三辑) 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