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时代进步，为残疾人排忧解难[1]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九日）
在历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残疾人得到政府照顾的事实。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把残疾人、老弱者养起来的记载。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在社会救济方面，也都多多少少做了一点工作。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逐步形成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对残疾人工作做得更多些。这就是说，不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把这项工作看成是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的一个方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清理，禁赌、禁娼、禁烟。与此同时，把老弱孤寡残收养起来，后来成立了儿童福利院、养老院。随后，举办了一批伤残军人疗养院。为组织广大残疾人生产自救，还举办了生产合作社。我们办这些事情的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在性质上与旧社会根本不同。
今天来看，这项工作，是根据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来做的，虽然有了新的气象，但不可能做得很多。后来，由于盲目搞“大跃进”、“反右倾”，紧跟着又是“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残疾人福利工作也受到很大损失，这在四川也是可以看到的。成都市原来有个很漂亮的儿童福利院，占地二十多亩，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林彪的一号通令下来，说要搬迁出去，该院就被成都某工厂占有了，直到现在没有归还。现在的儿童福利院挤在一个破楼里边，娃娃们连个活动的地方都没有。在那里我还看到一个孩子得了肝炎，无法隔离，这情况就很严重了。国务院有个通知，要归还，但就给人家几十万元和几亩地算了结。这个事情恐怕说不通吧！？
我国的社会福利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结构，包括国家、集体和家庭三个层次。国家把救济、救灾管起来了；还办了一批福利工厂，办了一些特殊教育学校；对职工实行了公费医疗和退休养老制度；伤残军人由国家抚恤和安置。从目前来说，社会福利工作主要是靠国家负担起来的。集体也负担了一部分，比如，农村的敬老院和五保户，乡镇、村、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的福利工厂等；城市里还有群众包护组帮助残疾人解决困难，也是集体负担的。再一个层次是家庭，我国的家庭是比较稳定的，很多家庭把残疾青少年负担下来了。解放以后因病致残或因伤致残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家里养着，福利院只收没有直系亲属的孩子。现在，福利院开始收一些自费的残疾人入院，实际上也是家庭在负担。三十多年来，这套体系对于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对社会福利和残疾人工作产生了新的要求和压力。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如果大家都穷，有饭吃也就满足了，现在大家的收入都在逐步提高，这就拉大了一般群众和残疾人的距离，这一点大家已经看到了。对外开放了，我国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比，差距也很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工作做得相当周到，他们失业人员的救济标准，比我们拿工资的还高。美国最低工资标准一小时三美元。它还有一套社会保障制度，是配套的。看了这些东西，又是一个压力。现在，一些工厂借口竞争、提高经济效益，让残疾人回家。四川在这方面还做得比较好，如解雇残疾工人要经上级批准。有些地方，确实有变相解雇残疾人的，给本来就很困难的残疾人雪上加霜。随着改革开放，残疾人开始了一种新的觉醒，要求与健全人有平等的机会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大家的认识水平提高了，就产生了新的不满足和新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工作就应该为残疾人就业更好地创造条件，使他们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一时还很难满足这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搞好经济建设，然后逐年增加一点社会福利方面的费用。我听说四川有些地区还在减少民政经费，这就更难了。你原来的水平就低，再下降怎么得了。当然，总的来说，政府现在一下很难拿出大批的钱来增加民政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了另一条路子，这就是社会化管理的路子，成立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搞什么呢？就是协助政府，动员社会，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做些事情。这是一种新的路子。政府当然还是主体，但是应更多、更深入地动员社会支持。关于残疾人问题，我想，除了吃饭、穿衣等基本要求外，他还有其他要求。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参与社会生活为社会做贡献。这就要康复、要接受教育、要就业。我觉得这个要求是正当的。但是，由于社会提供的条件不够，使很多残疾人不能得到必要的康复、受到应有的教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做贡献。这就出现了矛盾，形成了残疾人问题。
国际上有这么一种惯例，看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水平，就看你对残疾人怎么样。眼光就盯在这儿。不光看你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多少，还要看你残疾人工作搞得怎么样。在北京有个笑话，有个总统夫人来中国，要看儿童福利院，但我们实在拿不出像样的单位，就请人家看了儿童医院。对待残疾人的问题，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我们这样说，不是要求在一个早晨就把这项工作搞上去。这是不实际的。但是，根据我们的条件，现在确确实实能做更多的工作。不需要花很多钱。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中国是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是很残酷的，尽管它比奴隶制度进步，但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要落后很多。资产阶级搞了几百年的人道主义，在群众中形成了一套思想道德体系，从小就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认为人道主义是一个崇高的原则。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教育。过去笼统地、简单化地批判人道主义，搞得人人自危、关系紧张，造成了很大损失。现在，我们要大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大家应该珍惜这面旗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更加具有广泛性、现实性、真实性。我们应当广泛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过去我摇着轮椅到街上去，就曾遇到一些孩子围着起哄。我的很多残疾朋友，也常受到侮辱。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很不应该发生的。如果领导干部的认识提高了，带头宣传、实践人道主义，关心、帮助残疾人，很多工作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社会风气也会逐渐改变，残疾人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
残疾人遇到的问题，第一是生活保障问题。很多残疾青年现在还没有生活来源，靠父母养活，有的靠哥嫂养活。我到浙江看了一个福利厂，那里的残疾人职工每月只发十八元工资，这在五十年代可以过得去，现在连伙食费都不够。所以，即使已就业的，也不能说他们的生活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残疾人的生活没有解决。
第二是教育问题。这次我和保卫边境作战的英雄谈了谈。有位盲人史光柱，是四川兵，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希望受教育，学盲文，学一技之长。好几个英模都要求学习。现在，整个残疾人的教育水平低于健全人，为残疾人办的盲聋哑学校，数量严重不足，使得这些人无法就学。一些重点中学不愿收残疾人，怕影响高考录取率。我们的高校，对残疾人关了门，不让残疾人参加。有一位残疾青年，母亲把他抛弃了，父亲与他相依为命，希望这个孩子有出息，千方百计供他上学。到了高考，分数也够，就是不录取，绝望的父子相继上吊死了。还有个残疾青年，由于高考上了分数线不录取，又受了点家里的压力，走投无路，吃药自杀，尽管抢救过来了，但内脏受了损伤，残疾更重了。新疆有一残疾青年高考成绩五百多分，在新疆考第一名，报考数学系，就是不录取。虽然他两腿不等长超过三公分，但生活完全能自理。他写信给数学研究所副所长、老科学家陆启铿。陆老的残疾比他严重，在旧社会上过大学，是我国有名的科学家。这个学生在信中写道，陆老你在旧社会能够上大学，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反而上不了大学呢？所以，这不是一个具体问题，这是个政治影响问题。
去年教育部发了两个紧急通知，各省市都录取了一批残疾学生进入大学，四川和北京是最差的，录取的比例最小。今年修改了标准，但新的标准，还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我们的信访组也作了调查，四川又是倒数第一。为什么别的省市能够解决，四川就不能解决呢？同样的政策嘛！大学不让考，中学怕影响升学率就不愿意收，这是一环套一环的。更严重的是农村的残疾儿童，上学就更没保证了。谁都看到，搞了承包以后，有些人不愿意上学了，大约三百多万残疾儿童没有上学，这也是很大的问题。请我们的父母官一定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残疾人的教育搞上去，那么，随着社会进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这部分人就会越来越由于不适应而脱离社会，脱离现代化。到了那个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第三个是就业问题。前两年民政部、劳动人事部和各地政府推动了一下，发展比较快，但差距仍然很大。我们的口号是让残疾人以平等的机会进入社会。就业不充分，不稳定，怎么平等“进入社会”呢？这里有职业培训问题，为残疾人创造劳动条件问题、无障碍环境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平等对待残疾人的思想，要实践人道主义，把残疾人当人（不是二等公民）看。有了这个思想，各种问题都好解决了。上街，马路上有个这么高的台阶，轮椅上不去。很多公共建筑没有走轮椅的坡道和方便残疾人的设施。残疾人不能上剧场，不能到邮局，不能到政府机关，不能到商店、旅馆、机场和其他公共场所，这怎么能“进入社会”呢？不能“进入社会”，怎么参加生产劳动，怎么就业呢？现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法律规定，凡公共建筑都必须有为残疾人提供方便的设施，否则，就不许你建。不久我们国家也要订这样的法律，这是肯定的。现在我希望我们的父母官们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在你这里修建什么公共设施，是不是提醒一下设计部门和审查部门，请他们为残疾人想一想。你用笔画上两笔就解决了。（杨汝岱：我们今后的新建筑就把它考虑进去，不然的话，以后再去改就麻烦了。）是的，以后再去改造，浪费就大了。
这是说，残疾人就业问题、平等参与问题，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希望全社会都来重视、关心。还有一个康复问题，这是先行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平等参与的前提。医疗后的康复，在国际上看得很重，在我们国家还是个新问题，连什么是康复都还不太清楚。这怪不得大家，因为封闭呀，不交流不知道啊。人总是要老的，要生病的，生了病就有一个康复的问题，残疾了，更有一个康复的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恢复功能，补偿缺陷。总的来说，残疾人遇到的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希望我们的党委、政府了解这一方面的情况，首先解决认识问题，制定法令措施，综合治理。
残疾人事业不仅仅是福利事业，它首先是一项“社会工程”。我们的社会过去只是为健全人考虑的，应该说，那是个有缺陷的社会。社会是人人的社会，包括残疾人。这就要重新设计、重新建设我们的社会，这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了。
我看了西德一些资料，西德变化很大，但有几样东西是不变的，就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几个基础的东西。其中有平等、自由竞争的原则，有安全的原则。安全的原则，就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不仅是指你出门会不会被人捅一刀子，主要是失了业有救济金，残疾了生活有保障，社会环境不断改善，等等。有了安全感，整个社会就会稳定，就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它把安全感看做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
这个问题，我们国家也开始重视了。我们以前搞五年计划，只讲经济发展多少，现在把社会发展提出来了，这是我们几十年痛苦的教训和经验的总结。现在我们的父母官感到压力大，就是因为三十多年的“欠账”要今天来还，特别是社会发展方面的欠账太多，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环境的改善，这里面就有残疾人工作这一块。我们多年来基本上没有盖宿舍，没有搞公路建设，没有搞基础设施建设。多年来工业企业包括福利工厂没有认真进行技术改造，以至工艺落后、产品老化是普遍问题。福利院、福利设施没有什么大变化就更不用说了。现在要逐步改造。（杨汝岱：城市工作的压力最大，很多方面不行，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这类问题。）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以前经济一紧张，就下命令不能盖楼、堂、馆、所，你的电影院就建不起来，群众的文化生活就解决不了，那些小青年的精力无处发泄，就会胡闹。在北京，就有一些人在街头下象棋、打扑克、瞎折腾、起哄，使社会精神文明受到很大影响。
现在提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要协调进行，这是吃够了苦头以后认识到的。今年，劳动人事部等部门在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在“七五”计划的建议这个文件上，就以比较多的篇幅肯定了社会保障工作在我们国家的地位。在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把社会保障提到这么高的地位。近些年，要在社会保障上花很多钱，我看也不可能。但探索新的社会保障系统的雏形还是可能的。理顺了工作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就能在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个阶段，一定要妥善安排社会福利工作，积极开展残疾人工作。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事情办好一点，这对社会将起很大的稳定作用。
今天，我就介绍这么一点情况，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地区，自己管辖的工作范围内，把这些工作做好，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这是邓朴方同志在四川省委召集的市、地、州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