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成瘾的历史
我完全无法从兴奋剂中获得愉悦，而我有时却又疯狂地沉溺其中。我搭上自己的生活、名誉和理智，并不是为了追求愉悦。我只是想从痛苦的回忆、令人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和对即将降临的某种奇怪厄运的恐惧中逃离，兴奋剂就是一棵救命稻草。
——埃德加·爱伦·坡
我们去的第一家急诊不肯收我，他们说治不了“瘾君子”。尽管我母亲为了让我接受帮助已经努力了好几个月，但我最终点头同意的时候，她还是有些出乎意料。在迅速排除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后，她也不知道该带我去哪里治疗了。我最小的妹妹在那家医院做助理护士，我母亲并不希望她因为我的事感到尴尬。最终，我兜兜转转去了当时的沙利文县社区综合医院，在那里接受为期7天的治疗。
我躺在一张轮床上，握着母亲的手一边发抖一边哭。有时候，会有人给我打一针看上去毫无作用的药。护士没告诉我给我注射的是什么。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药物是纳洛酮，一种阿片类拮抗剂。这种药对吸毒过量的病人恢复意识非常有帮助，但对于已经处于戒断反应的人来说无异于虐待，因为它会加重戒断症状。这种药品的原理是解毒剂，能清除阿片类受体上残留的阿片类药物。（成瘾者及其亲属还有警察如今都可以用这种药物处理吸毒过量问题，这种用药方式无疑可以挽救很多生命。）
我猜测将纳洛酮用于戒毒的“治疗”原理是，这种药物能更快地清除体内的有毒物质。而其惩罚效果的原理是，它会加剧你的痛苦。纳洛酮会让戒断症状加剧，而医生没有经过我同意就使用了这种药，这是人们将成瘾同时视为罪恶和疾病的矛盾之处的另一种表现。他们甚至都没有动过一丝念头，认为成瘾者和其他患者一样也有知情同意权。尽管治疗和惩罚本应该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但事实上，严厉的说教在这里就是规定动作，而非特殊手段，当我寻求帮助时，这仍是大多数成瘾者必须经历的治疗过程。
在寻求专业帮助之前，我读过一些报道，说戒毒所会让成瘾者处在“极度尴尬的状况”，并毫不留情地责骂他们，在场所有人都会揪着他们的每个缺点和不足劈头盖脸大声痛骂，甚至冲他们吐口水。我听说这样的治疗会持续几个小时，中间不能去厕所，也不能睡觉，毫无隐私。他们无情地进行人身攻击，就是要击溃你的人格。我见过这类治疗项目顶着荣誉出现在名人慈善晚宴上，不加批判地出现在主流媒体中。我知道这些治疗项目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了。事实上，我之所以没有早点去住院治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传闻里住院治疗期间那些残忍且刻意的羞辱策略。
总而言之，我害怕其他人。我滥用药物原本就是为寻求情感保护和社交舒适。被迫变得更脆弱和“崩溃”，从而治愈毒瘾这个理念，似乎恰恰是我最不需要的东西。身处在无法逃脱的公开蔑视的中心，并且对环境毫无控制力，这对我来说形同地狱，毫无帮助。我无法忍受羞耻、自我厌恶和罪恶感，要是我真能为自己感到骄傲，也不会一天注射几十次可卡因了。
对于性格内向或敏感的人来说，缺少私密空间或时间、被迫进行长时间集体活动（哪怕这些活动是友善的）都会让他们倍感折磨。持续不断地对一个人进行充满敌意的人身攻击，显然会造成心理创伤，对那些童年经历过欺凌和虐待的人而言尤其如此，而有成瘾问题的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有过相关经历。一项研究发现，正常大学生接受一种戒毒中常用的“攻击疗法”后，有9%会留下持续的心理伤害。这种疗法对精神不够健康的人来说负面效果当然更严重。但那时，我觉得除了接受院方提供的治疗方案以外别无选择。
我当时还不知道历史如何扭曲了我自己对成瘾的看法，还有我对将要面对的治疗的看法。
动物使用改善情绪的物质的历史，可能会追溯到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崛起之前。很多物种都会主动寻找有兴奋效果的植物或腐烂果实产生的酒精。比如，大型猫科动物和宠物猫会吃猫薄荷，还会在其中打滚，它们这么做，除了取悦自己以外没任何其他原因（不过这也可能会顺便杀死寄生虫）。马会找一种疯草吃，而疯草的作用就如名字一样，会让马行为疯癫，即便马吃的时候感到恶心，也依然会接着吃。人们发现，山羊吃了咖啡豆之后，走路时会一颠一颠的，这就能看出咖啡的兴奋效果。有些考古学家甚至声称，人类最早开始种植粮食这一象征文明开端的事件，背后的原因并非对食物的需求，人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酿啤酒。
无论使用药物在物种演化史中的前身到底是什么，从来没有任何人类文明是跟毒品彻底撇清关系的。像音乐、语言、艺术和使用工具一样，改变意识的状态，也是人类的普遍追求。由于缺少替代品，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医会喝驯鹿和人的尿液，从而让毒蝇伞蘑菇的迷幻效果发挥到最大（经过代谢排出的物质的效果，比最初消化吸收的物质强很多）；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新西兰人则很享受化学家合成的未经验证的“研究用化学物质”。使用药物的行为，可以跨越时间与文化。从没有用药物改变过自己情绪的人非常罕见，从数据来看，没有用过药物的人才不正常。
的确，今天12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大约有2/3在过去一年喝过酒，有1/5都在吸烟（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男性吸烟比例竟然高达67%）。在21—25岁的群体中，60%的人都有过使用非法药物的经历，绝大多数人都吸过大麻，其中20%在过去一个月中有过此类行为。而且，约有一半人停止每天喝一杯咖啡之后会出现戒断症状。虽然美国人在药物使用方面令人震惊（在很多种药物的使用上都高居榜首），但我们仍很难说美国人对精神药品的偏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药物成瘾则罕见得多，一般来说，最常见的药物使用者中有10%—20%会成瘾，而这当中还不包括香烟中的尼古丁，尝试吸烟的人中有1/3会成瘾。而且，除了烟草以外，以上统计数据在不同时期的全国普查中基本一致，这些调查对比了曾使用过药物和当前仍使用药物并且达到成瘾标准的人数。对药物使用者的长期跟踪研究，以及对全球人群中的包括成瘾在内的多种精神障碍疾病发病率的研究，也都支持这一统计结果。虽然药物教育项目往往会避免公开宣传这些数据，但专家们依然得出一个共识：严重的成瘾问题只会影响那些尝试了最容易成瘾的药品的极少数人，且即便在这极少数人当中，不经治疗就能戒断成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情况。
重要的是，成瘾（addiction）这一概念，本身也是比较现代的。为了理解成瘾究竟是什么，以及人们对成瘾的看法是如何被扭曲的，了解这个概念的一些历史，同样需要知道政治和文化偏见是如何先入为主地影响解决成瘾问题的学科的。我自己对可卡因、海洛因成瘾问题的认知，也是在这种令人困扰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而只有知道成瘾和药物使用者的刻板印象的源头，我才能理解其破坏性有多大。如果不把这段历史考虑在内，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要以如今这种方式治疗成瘾，也无法理解为了改变这种方式，为何必须认识到学习在其中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成瘾”一词，是指一种束缚的社会关系：addiction的拉丁词根就是“被奴役、被束缚”的意思。如今被我们称作“成瘾”的行为，最初被视为一种自愿选择，虽然这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比如，《圣经》中将“酒鬼”描绘成“爱酒之人”；这里所说的成瘾是一种对愉悦的过度沉溺，而不是一种毫无乐趣的强迫行为。清教牧师塞缪尔·丹弗斯曾这样说道：“上帝降诸多灾祸给人，所以人才会沉溺饮酒，难以自拔。”这反映出人们将成瘾视为一种惯性，而非故意、频繁的放纵行为。那些屈服于酒瘾的人，被视为过于热爱醉酒状态，而除此以外，他们和其他种类的罪人别无二致。此后，人们不断重新认识了不健康的喜好与成瘾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们往往会误解这种关系，我会在后面的第十一章深入阐述这个问题。
英国著名的瘾君子托马斯·德昆西在1821年写下了著名回忆录《瘾君子自白》以记录自己的体验，他在书中也提到了这种毒品有着“强大力量”和“神奇效用”。他将过瘾感描述为“一种可以缓解所有人世间悲伤的万能药”“神圣享受的深渊”。德昆西也用同样慷慨的篇幅描述了戒断反应带来的巨大痛苦，但他仍总结说：“我自己的经历至少可以说明，鸦片即便在服用17年并滥用8年之后，仍然能戒掉。”但是，这位公认写下了世界上首部成瘾回忆录的作家，就像那些步他后尘的人一样，最后还是复吸了。而且，就像他的后继者会做的一样，德昆西说话自相矛盾，同时赞美和妖魔化毒品：一边对其致命的诱惑力大加警示，一边讲述自己先享受又戒掉毒品的传奇故事。
几十年后的19世纪中叶，“成瘾是一种化学上的奴役”这种观点逐渐流行开来。而同一时期的美国社会也充斥着针对种族和真正的奴隶贸易的争论，这可能并非巧合。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和奴役的观点，在成瘾和药物政策概念形成的开始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直面成瘾概念中的种族色彩，对于完善成瘾问题的定义、治疗方法和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曾签署过《独立宣言》的美国医生本杰明·拉什，是最早将酗酒称为一种“意志疾病”的人之一。他在1784年出版的第一本小书《烈性酒对人体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幸福的影响调查》中写下了18世纪初流行的这种观念。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对于那些豪饮者来说，酗酒产生的生理影响，最终会掩盖所有控制饮酒行为的努力（不过，奇怪的是，他认为这种问题只会发生在烈酒上，而过量饮用啤酒、红酒则没有这种问题）。但是，这种疾病观点直到几十年后才流行起来，最终推动了18世纪末及此后一段时间的禁酒运动的发展。
有趣的是，拉什同时也是废奴主义的倡导者之一，还创立了美国第一个废奴协会。但是，正如他看待成瘾的方式一样，他认为黑人其实是一种疾病。他把这种病称为“黑人病”（negritude），并且认为只有变成白人才能治愈此病（他相信这是有可行性的，因为他见过白癜风病人，这种疾病会导致深色皮肤上出现较浅色的斑块）。拉什本人似乎并没有将这种病与种族主义这种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挂钩，他将肤色和成瘾都视为疾病的事实，似乎确实只是一个巧合。
不过这也是个非常生动的巧合，因为药物政策总是与种族问题密不可分，跟谁是“自己人”、谁是“他者”这种观念纠缠在一起。事实上，描述种族主义者刻板印象的不良性格特征和有成瘾问题的人的不良特征几乎完全重合，而这并不是简单的巧合，这些特征包括：犯罪倾向、懒惰、滥交、暴力、自私、狡诈以及爱说谎。这些扭曲的性格特征，长期以来被用来推动制定严格的药物相关的法律，以及抹黑与禁用物质相关的种族和文化中的个体。
而且，有选择地强化这样的法律，又制造出了犯罪、种族、文化和药物之间的更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时期形成的历史根源，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当你看到媒体报道宣称“可卡因或海洛因成瘾正在向中产阶级蔓延”，或读到声称自己“并非你们眼中的典型成瘾者”的作者写的故事，你的见闻，本质上就是根植于种族主义对成瘾的幼稚看法的一种附和。这些附和行为的影响非常广泛，以至于那些自认为未被荼毒的人，也受到了实际的影响。
人们关于成瘾的概念，事实上落入了对种族、阶级和外来人的恐惧当中，因为这种观念最早应用于毒品问题，被用来当成禁止使用某些物质的理由。“我们”所偏爱的麻醉药品往往被人们视为非毒品、医用药品和营养剂，而“他们”上瘾的物质，则是非法使用的危险毒品。因此，瘾君子不会是“我们”这样的体面人，而是那些只能用极端手段才能制止的可怕、恶劣又疯狂的人。或者，准确一点说，如果他们被视为声名狼藉的少数人，人们就主张严厉的惩罚性治疗；而如果“我们”这样的人饱受成瘾的困扰，人们则会对他们特殊对待，用温和得多的其他方法来治疗。
比如，全美第一个反对可卡因的州法律，就是在歧视黑人的那个时代的南方获得通过的。历史学家戴维·马斯托说：“人们对可卡因成瘾的黑人的恐惧，正好出现在私刑泛滥的高峰时期，那时候法定种族隔离和选举法的目的都是要剥夺黑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南方的治安官声称，毒品让黑人成了神枪手，也让他们变得近乎刀枪不入，所以警方不得不使用口径更大的武器。更糟糕的是，毒品导致黑人男性时常性侵白人女性，而且还能用毒品来引诱“天真的”白人女性，如果没有毒品，这些女性永远想不到自己会跟其他人种的男性发生关系。
类似地，19世纪80年代支持禁止鸦片的人挑起了人们对修建了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的中国劳工的恐惧，随后加州和其他西海岸州最先通过了禁止鸦片的州法和地方法律。在美国南方，人们声称可卡因是导致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发生关系的罪魁祸首。但是在西海岸，人们针对中国男性和他们光顾的充满情欲氛围的“大烟馆”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指控，尽管这两种毒品从药理学上讲作用完全相反（可卡因是一种兴奋剂，而鸦片是抑制剂）。比如，当时加州的一个执法机构声称，警方发现“在毒品的作用下，白人女性和中国男人身体靠在一起，对于任何有点男子气概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堪入目的画面”。
在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报刊和政治竞选的助推下，1914年美国通过了《哈里森毒品法》。这部法律披着税务法律的外衣，其本质却是让可卡因、鸦片及其衍生物成为除某些医学用途外使用均为非法的物质。尽管关于药品标签的争议，还有医生、药剂师及产业内专业人士对销售控制权的争夺战等其他因素依然存在，但种族主义显然充斥着政治辩论和媒体报道，就连《纽约时报》这类一向谨慎的媒体都未能免俗。1905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标题为《罪恶如黑人的可卡因》的新闻，1914年刊登了一篇题为《吸可卡因的黑人是南方的新威胁》的专栏文章。某个专家在国会为支持反毒品法律作证时说道：“对于南方白人女性的大多数袭击，都是黑人吸食可卡因后大脑疯狂的直接后果。”
“大麻禁令”同样深受种族主义的影响。这项法案的主要支持者是哈里·安斯林格，他利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推动美国于1937年通过了这项有效禁止大麻的联邦法律。安斯林格作为前禁酒令时期的政府官员，从联邦麻醉品管理局（FBN）成立起就担任该机构的领导直到1962年。他坦白说，禁止大麻的主要原因是“这种东西有让人种退化的效果”。他声称“大麻烟卷会让黑人认为他们跟白人一样优秀”，并警告说“美国总共有10万吸大麻的人，大多数是黑人、拉美裔、菲律宾裔和娱乐业人员。爵士乐、摇摆乐这类邪恶的音乐，正是在大麻的作用下才诞生的。这导致白人女性会跟黑人、娱乐业人员之类的人发生关系”。尽管这种说法——以及1936年上映的《大麻疯潮》等电影——如今看上去非常可笑，却协助创造了人们今天能看到的药物法律。
当人们不把特殊的毒品跟“危险阶级”挂钩的时候，成瘾往往被视为医疗问题。比如，1906年颁布的《纯净食品药品法案》出台之前，“专利药物”的生产者需要把药物成分列出来，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频繁出现在“营养剂”和药店就能轻松买到的药品当中。这一时期的“典型的鸦片成瘾者”，其实是那些不小心买了无警示信息还大肆宣传的药物后产生依赖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对这些药物的依赖，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缓解病痛的医疗需要，又有多少实际上是成瘾行为？人们不得而知。但从历史记录来看，有些妇女服用这些药物完全是为了过瘾或逃避现实。尤金·奥尼尔的剧本《长夜漫漫路迢迢》中的角色玛丽就是这样一名女性。
然而，人们并没有把这些成瘾者看成社会的威胁。相反，他们是病人，需要怜悯、教育，需要保护起来，免受厚颜无耻的药品公司毒害，还需要医生的关爱。事实上，1906年的法案通过后的几年，单单是注明药品含有阿片类物质这一举措，就导致这些药品的使用量减少了25%—50%。这就足以证明，即便没有刑事定罪的措施也能影响最容易成瘾的药物用量，而且证明了教育是预防成瘾的一个有力环节。
不过，20世纪的人们对于成瘾的理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早些时候，拉什和其他人将酗酒描述为以失控为特点的一种疾病——饮用能损害人类自由的“烈酒”所导致的疾病。问题就在于药物本身，在这个例子中就是酒精：任何喝酒的人，只要大量饮酒、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都会上瘾，他们还会反驳说自己毫无过错。不出所料，正是这种思想最终导致了1920年到1933年的禁酒令。毕竟，如果酒精导致了酗酒——以及所有酗酒相关的家庭暴力、酒吧斗殴、贫穷和堕落——那么禁止销售酒类就会终结或至少能显著减少这些社会问题。
令人注意的是，随着其他药物法案的通过，针对外国人和移民的种族主义和偏见在确保禁酒令的实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支持者是3K党。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20年代的这股势力，正是通过积极参与禁酒令事件实现了复兴。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对禁酒令的支持是全国各地3K党成员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其他历史学家还描述了这一群体对私酒贩子的攻击，以及3K党和“反沙龙联盟”组织成员之间的重合度，后者对于禁酒合法化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这里的种族敌意并不仅仅针对黑人，事实上它主要针对的是支持禁酒令且过度饮酒的移民群体，比如德国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
当然，禁酒令的灾难性结果已经是臭名昭著了。尽管禁酒令似乎也产生了一些正面的效果，比如最初减少了饮酒相关的住院治疗和肝硬化死亡病例，而同时期其他发生了禁酒运动但没有执行禁酒令的国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趋势。有些保险公司估计，酗酒率在禁酒令执行过程中上升了300%。与此同时，谋杀率从1918年禁酒令施行前的每10万人中6.5人，上升到了1933年禁酒令废除时的每10万人中9.7人，涨幅近50%。到1942年，谋杀率又降至每10万人中6人以下。这表明，禁酒令与谋杀率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也许更糟糕的是，另一段不为人熟悉的事件表明，美国人会给他们讨厌的种种药物使用行为泼脏水：禁酒令时期，政府试图避免人们饮用工业酒精，这最终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研究表明多达1万人。面对这些本可以避免的死亡，无人担责，无人被捕。但1926年，柯立芝政府开始勒令制造厂家必须向工业酒精当中添加甲醇、汽油、氯仿、苯酚、丙酮等有毒物质，从而防止工业酒精流入私酒贩子之手。那一年，仅仅纽约市就有1200人因此中毒、400人死亡。很快，法律既无法实施又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弊端就非常明显了。
酗酒是大量饮酒的单一结果——随着禁酒令政策的失败，这种观念也变得不再可信了。废除禁令的运动和创立于1935年的匿名戒酒互助会开始宣传一种略有区别的疾病模型。他们没有把酒精视为酗酒的全部诱因，而是将饮酒视为一种症状。这样一来，问题并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使用者与药物之间的关系。尽管大多数人都能安全地饮用酒类，但酗酒者就做不到，他们对酒精“过敏”。酒精合法化，能让这类群体接受医学治疗，也能让正常的饮酒者不受影响，同时将酿酒业的控制权和急需的税金从不法分子手中夺过来。
通过禁酒令阻止酒精成瘾并没有成功，这一观点如今已经被普遍接受，至少在酒精上是这样。但是，这种观点在非法药物上，并没有这样深入人心，尽管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的成瘾率和酒精的成瘾率相当，而大麻的成瘾率则更低。
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在我戒毒的时候，成瘾显然没有被与其他疾病平等看待——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的。瘾君子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非常标准的刻板印象，而我如今认为，这种刻板印象是有害且带有欺骗性的：他们为了毒品会撒谎、行骗、偷窃、卖淫甚至可能谋杀。当然，我见过身边一些使用药物的人会做出上述行为，至少会撒谎、卖淫和偷窃。但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只要有成瘾行为的人都会这么做”这种想法是哪儿来的。我就是单纯地接受了这种道德规则。
由于我没有为获得药物而做出任何我觉得不道德的行为，因此我不觉得自己符合瘾君子的刻板印象，虽然我每天都会注射好几次。我曾天真地认为，贩毒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因为我希望别人也能给我提供优质的毒品！直到发现自己居然在思考去勾引“河狸”，我对自己的认识终于发生了转变。
必须指出的是，我对成瘾的概念也被一个事实所影响——当我开始吸可卡因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普遍认为这种物质是很容易上瘾的药物。直到霹雳可卡因出现，这种观念才被彻底颠覆，因为在八九十年代，成千上万的媒体报道都将它描述为有史以来发现的最易上瘾的毒品。这表明，要准确定义成瘾问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时候，这种科学误解无意间导致我使用了更多药物，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
1982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将可卡因描述成为一种非典型的成瘾物质。我要么是在家里从父亲订的杂志上读到的，要么是在哥大的课堂上读到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克雷格·范·戴克和罗伯特·拜克，他们认为那些吸可卡因的人的行为模式“和吃花生或者薯片停不下来的人所经历的差不多，它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其他活动，但是它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源泉”。换句话说，可卡因的上瘾程度，其实还不如我们对垃圾食品的上瘾程度。这一论断，随后很快就引来了社会的嘲笑和愤慨，那时的人们将一路飙升的犯罪率归罪于可卡因，晚间新闻也开始出现看上去骨瘦如柴的成瘾者。（现在很多专家认为，至少垃圾食品跟可卡因令人上瘾的程度是一样的，考虑到肥胖症极高的发病率，这一点都不令人震惊，但在那个时代，这种观点在别人眼中既荒唐又离经叛道。）
但是论文作者的目的，是反驳一个关于成瘾的令人沮丧的观点，这个观点从19世纪初“成瘾”这个术语开始用于药物问题时就出现了。带有镇静作用的药物，如酒精、鸦片、海洛因，会产生生理依赖，最初表现为要使用更多药物才能获得同样程度的过瘾感（耐受），之后，如果长时间持续大剂量使用药物，就会为了避免出现恶心、颤抖等不适的戒断症状而产生对药物的心理需求。
相反，像可卡因、冰毒之类的兴奋剂并不会产生彻底的耐受。事实上，它们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称为“敏感化”，即随着吸毒时间增加，剂量越低，毒品的效果就越明显（不幸的是，对于有成瘾问题的人来说，低剂量就能产生的更明显的效果也会令人不适，比如焦虑和偏执，敏感化影响的并不是让人产生愉悦感的效果）。兴奋剂药物的戒断反应也不会让人出现海洛因或酒精戒断后的生理疾病；几乎所有的症状都可以降级归类为“心理”而非“生理”问题，包括易激怒、渴求、抑郁和睡眠障碍。
由于兴奋剂药物成瘾有耐受问题，不会出现呕吐、腹泻这样的生理依赖症状，因而科学家认为，兴奋剂类毒品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可能会想要可卡因或快速丸[9]（speed），这种想法会持续不断，但你其实并不会像真正的海洛因使用者一样依赖它。那一时期，成瘾总体上被描述为一场针对戒断反应的不懈斗争，所以，如果一种药物并没有导致明显的生理戒断症状，那么它的成瘾性也就没那么强。因此，人们认为大麻、苯丙胺类药物和可卡因不是成瘾性物质，而海洛因和酒精则会产生真正的成瘾者。人们认为生理症状是真实存在而且可以量化的，但极度轻视心理症状，也不会严肃对待它。事实上，这两种症状最终都是通过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或结构变化影响身体并最终表现出来的，而这一点却被人们忽视了。
我当时也持这种观点——这也是我参加了美沙酮治疗项目的原因。我认为，只要通过逐渐减少毒品摄入量来缓解阿片类物质戒断症状，就能把我的毒瘾彻底治好，而且戒掉没有生理戒断症状的可卡因也不是什么难事。1988年，我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这种观点有误导性。
所以，我开始进行戒毒治疗的时候，我并不清楚成瘾到底是什么，但至少已经明白它“不是什么”。也就是说，成瘾并不单纯是避免戒断反应的生理需要，虽然这对我丝毫没有帮助。与心理渴望相比，生理戒断症状简直不值一提：对于成瘾来说，重要的是你想要什么，或者你相信自己需要什么（没错），而不是你是否觉得身体不舒服，或感觉身体有多么不舒服。在我对阿片类物质成瘾的过程中，有过五次熬过痛苦的生理戒断症状的经历。我发现我感到自己身体最糟糕的时候，并不是我渴求毒品的时候，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当我感觉好一些，认为戒断反应并不那么糟，能偶尔吸点儿并避免产生生理依赖，因而再度拿起海洛因的时候，那一刻才是最危险的。
我很快发现，身体和精神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以及精神和大脑、心理和生理的界限在哪里的问题）串起了关于成瘾的大部分关键问题和分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