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夜间的战斗

1

1575年3月21日，一个证人来到弗留利奇维达莱城（Cividale）的圣方济各修道院（monastery of San Francesco），找教区副主教雅各布·马拉科阁下和阿奎莱亚（Aquileia）、康科迪亚（Concordia）两主教辖区审判官和圣方济各会修士朱利奥·德阿西西。此人是奇维达莱城附近布雷扎诺村（Brazzano）的神父巴尔托洛梅奥·斯加巴里扎，他报告了一周前发生在他们村里的一件怪事。[1]这事他是从一个布雷扎诺磨坊主那儿听来的，此人名叫彼得罗·罗塔罗，他儿子得了一场怪病快要死了。彼得罗·罗塔罗打听到邻村亚斯科（Iassico）有个叫保罗·加斯帕鲁托的人，能替人驱邪，还常说自己“夜里和巫师、小妖魔一起四处游荡”。[2]这件事引起了斯加巴里扎神父的好奇，于是他找来了这个人。加斯帕鲁托承认他曾对那孩子的父亲说了这样的话：“这个小男孩被巫师们施了魔法，但在他着魔时，‘流浪者们’就在那附近，他们从巫师手中夺回孩子，要不是这样，孩子早就死了。”接着，他又给孩子的父母一道治病的秘密符咒。斯加巴里扎的问话步步紧逼，加斯帕鲁托只好又说了一些：“在四季斋期的星期四，他们被迫和这些巫师一起去许多地方，例如科尔蒙斯（Cormons）、亚斯科的教堂前，甚至是维罗纳（Verona）周围的乡村。”在那儿，“他们嬉闹打斗，骑着各种各样的动物跳舞，互相之间无所不做；另外……女人们用高粱秆鞭打与她们在一起的男人们，而男人们只有茴香束”。[3]

虔诚的斯加巴里扎神父对这些奇异的故事感到不安，于是马上赶到奇维达莱去请教审判官和主教。碰巧在那儿，他又遇见了加斯帕鲁托。于是，神父就把他叫上，一同到圣方济各修道院来。在审判官面前，加斯帕鲁托很快确认了他的言论，接着又提供了神秘的夜间聚会中的一些细节：“女巫、男巫和流浪者又热又累地从聚会上返回，碰巧从人家的屋子前经过时，如果在桶里发现清澈、干净的水，就会去喝个痛快，如果没有，他们就到酒窖里去打翻所有的酒”——加斯帕鲁托的话提醒斯加巴里扎，每个人都必须在屋里准备现成的清水。但是由于神父不相信他的话，于是加斯帕鲁托试图让神父、审判官和他一起参加一次神秘的聚会（复活节之前将会举行两次聚会），而且“一经承诺，到那时就必须去”。他说还有其他人参加在布雷扎诺、亚斯科、科尔蒙斯、戈里齐亚（Gorizia）和奇维达莱的聚会，但他们的名字不能透露，因为“由于他说出了这些事，已被女巫痛打了”。尽管斯加巴里扎十分困惑，但他还是努力从加斯帕鲁托的故事里寻出意义，他得出结论，认为现实存在，或表面看起来存在像加斯帕鲁托这样的巫师，“他们是行善的一类，叫做‘流浪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本南丹蒂’……他们制止邪恶”，而另一些巫师“专门作恶”。[4]

几天过去了。4月7日那天，布雷扎诺的这名神父又来到宗教法庭，禀报了他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到亚斯科去做弥撒并偶遇加斯帕鲁托的情形。弥撒完毕，神父按照惯例参加为向他表示敬意而准备的丰盛晚餐。“在餐桌上”，斯加巴里扎说，“我说到这个季节的适宜之事，即谨防原罪，追求美好圣洁的事业”，加斯帕鲁托那个家伙以代表身份正好在场（他一定十分富裕，其他文献可能会提到他的仆人[5]），他打断神父的话，描述前一天夜晚一群平常人的“事迹”：“他们划着船乘风破浪……在因得里河（Iudri）[6]上航行，狂风大作，不久波涛汹涌，有个人害怕极了，一直躲在别人的后面……他们在邻近乡村进行马上枪术比赛，并忙于日常消遣活动，一刻也不闲着。”这话极大地唤起了神父的好奇心，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我让他和我一起回去，好好待他，以便尽可能地让他说出更多的细节。”但这无济于事。[7]

尽管想从保罗·加斯帕鲁托本人那儿证实斯加巴里扎禀告的内容仍属枉然，但是病孩子的父亲彼得罗·罗塔罗却能证实这些。当时，罗塔罗怀疑儿子中了邪，就去求保罗帮忙。因为众所周知，保罗“是一名与巫师们一道四处游荡的本南丹蒂”[8]。加斯帕鲁托曾经详细地和他谈论过夜间的聚会[9]：

他们有时到这个村子去，有时到那个农庄去，可能去格拉迪斯卡（Gradisca），甚至去维罗纳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互相之间打斗嬉戏，另外……作恶的女巫和男巫携带并使用地里摘的高粱秆，男女本南丹蒂则使用茴香秆；他们时常出现，但总是在星期四……要举行盛大活动时，他们就会找一个最大的农场，用几天时间来准备；女巫和男巫出门做坏事时，一定会被本南丹蒂追打，本南丹蒂阻止他们作恶，不让他们进别人的屋子，因为如果他们在桶里找不到清水，便会到酒窖里去，往酒桶里扔垃圾，糟蹋美酒。

在法官的追问下，罗塔罗又补充了一些有关加斯帕鲁托所说的他去参加这类聚会的方式，就是那些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灵魂出窍，骑着野兔或猫出游等。罗塔罗还听说，甚至在奇维达莱城也有这么一个巫师，那人名叫巴蒂斯塔·莫杜克，是个公众传令员。此人在广场上和朋友谈话的时候，宣称自己是一名本南丹蒂，时常在夜间出没，“特别是在星期四”。照他所说，奇维达莱的一个贵族特罗亚诺·德·阿蒂米斯可以做证。特罗亚诺被传上法庭，他说，他在和内弟于广场聊天时得知，“巫师中有些人就在布雷扎诺，甚至有一个在奇维达莱，就离咱们这里不远”。那时他注意到巴蒂斯塔·莫杜克就在附近，于是便问道[10]：

“那么你是其中的一个巫师吗？”他告诉我他是个本南丹蒂，特别是在星期四的夜里，他和其他人一起出动，他们在某个地方聚会，举行婚礼，唱唱跳跳，吃吃喝喝；在回家的路上，那些搞恶作剧的家伙就闯进人家的酒窖喝酒，然后往酒桶里撒尿。如果本南丹蒂不上前阻止的话，酒就会洒得到处都是。他又对我讲了些类似的事情，但我并不相信，所以没有再问下去。

教区代理主教马拉科和审判官朱利奥·德阿西西必定赞同奇维达莱这名贵族轻蔑的结论：这只是个夸张的故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事实上，听取了这番证言之后，因加斯帕鲁托的揭发所展开的审讯就已经停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五年以后审讯会由另一名审判官主持，重新开庭。

2

也许证据既模糊又间接，但它丝毫不影响我们确信，在16世纪下半叶，奇维达莱及其周边地区确实存在一种复杂的信仰（不限于个人的、私下的范围）。这种信仰没有其他的记载，而且奇怪地与众所周知的传统相混杂。在星期四夜晚集结的女巫和男巫沉溺于开舞会、做游戏、办婚礼、开宴会，让人立即联想起半夜拜鬼仪式的画面；而经由鬼神论者详细描述、整理的半夜拜鬼仪式，则至少从15世纪中叶就开始遭到审判官的谴责非难。[11]但是，本南丹蒂描述的聚会与流行于传统中穷凶极恶的半夜拜鬼仪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没有对魔鬼（实际上没有丝毫证据能证明其存在）效忠宣誓，没有发誓背弃对上帝的信仰，没有践踏十字架，也没有玷污圣礼。[12]这种聚会的实质是一种含糊的仪式：女巫和男巫手拿高粱秆与手持茴香秆的本南丹蒂比武作战。

本南丹蒂是些什么人呢？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反对女巫、男巫和他们邪恶的阴谋，治愈了一些因巫师的加害而受伤的人；另一方面，和他们的假想敌一样，他们骑着兔子、猫或别的动物参加神秘的夜间聚会（对此他们在挨打的剧痛中不置一词）。这个模糊性甚至反映在语言上：男巫、女巫（作恶的男女）与男女本南丹蒂的概念之间存在深层的差异，甚至是完全敌对的，这种差别在一般层面上似乎让人难以把握。因而，像斯加巴里扎这样的乡村教区神父（颇有意义的是，他最早粗略地翻译出“流浪者”这个在他看来奇怪的词，当然这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本南丹蒂”）和磨坊主彼得罗·罗塔罗用“本南丹蒂——巫师”来称呼他们，其中，“本南丹蒂”这一形容词只有在和已有确定概念的名词“巫师”相联系时才具有意义。斯加巴里扎这样断言：本南丹蒂是巫师，但是是“好的”巫师，他们竭力保护儿童和人们的粮食，使之不受背信弃义的邪恶巫师侵害。因此，从一开始，本南丹蒂就是以一种矛盾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形象今后会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存在。

3

五年之后，1580年6月27日，一名新审判官费利切·达·蒙特法尔科修士[13]，重新拾起他前任丢下的悬而未决的案子，传两名本南丹蒂中的一个——保罗·加斯帕鲁托上庭。加斯帕鲁托声称并不知道审判官为何要传唤自己，他已供认过，每年也从教区神父那儿领圣餐；他从未听说在亚斯科“有过着邪恶生活的路德教徒”。[14]费利切问他是否知道有人是巫师或是本南丹蒂时，加斯帕鲁托给出了否定答案。他突然发出一阵大笑：“不，神父，我真不知道……我不是本南丹蒂，那不是我的名称。”审判官接着又用问话发起进攻：“你曾试图治好彼得罗·罗塔罗的儿子，是吗？”“罗塔罗来找过我，”加斯帕鲁托答道，“但我对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没办法帮他。”“你曾对上一任审判官和亚斯科的教区神父谈到过本南丹蒂，有这回事吗？”开始加斯帕鲁托否认了这一点，后来他又很高兴地承认自己梦见与巫师作战。但面对审判官用无休止的问题提醒他五年前的谈话细节，他发出一阵阵的笑声，不断地作否认的答复。修士最后问他：“你为什么这样笑？”这时加斯帕鲁托的回答出人意料：“因为您问的都是些不言自明的事，它们与上帝的意旨相违背。”[15]审判官更困惑了，追问道：“问这些事怎么是违背上帝的意旨呢？”这个本南丹蒂这才意识到他说得太多了，他回答道：“因为您问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他继续否认五年前的一切，但审判官继续提问：他是否谈到过夜间与巫师的战斗，他是否邀请了斯加巴里扎和审判官参加这样的聚会？加斯帕鲁托闭上眼睛，固执地坚持说他已记不起这些了。费利切让加斯帕鲁托回忆其五年前的描述，巫师和本南丹蒂作战之后精疲力竭地返回，当他们在房子里找不到水时怎么进入酒窖，“往酒桶里撒尿并糟蹋美酒”。加斯帕鲁托听完后嘲讽地大笑起来，大声喊道：“哦，我的天！”但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打破沉默，费利切修士承诺，如果他说出实情就会得到宽恕，可这仍是徒劳。审讯到此为止，加斯帕鲁托被投进了监狱。

4

同一天，另一个本南丹蒂、绰号“甘巴·索库拉”的公共传令员巴蒂斯塔·莫杜克也受到了审讯。他在特雷维尼亚诺（Trevignano）出生，但之后三十年在奇维达莱生活。他同样声称自己已经忏悔，并且定时领圣餐，还说自己并不认识任何异教徒。但当他被问到巫师和本南丹蒂时，他平静地回答道：“我不知道是否存在巫师；但对于本南丹蒂，除了我自己，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16]费利切接着问：“本南丹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但莫杜克似乎对自己草率的回答感到后悔，试图把他的话解释为一个玩笑：“我所说的本南丹蒂是指那些付给我丰厚报酬、我能欣然前往拜访的人。”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承认了他曾告诉过一些人他是一名本南丹蒂的事，他补充说：“我不能供出别人，因为我不愿违背神的意旨。”（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没有迹象表明莫杜克和加斯帕鲁托互相认识，或者曾见过面。）莫杜克毫不犹豫地谈论他自己：

我是一名本南丹蒂，因为我一年中有四次在四季斋期里和别人在夜晚并肩作战，我的灵魂以隐形的方式游走，躯壳留在床上；我们为基督服务、四处奔走，而巫师是为恶魔服务的；我们拿着茴香束，他们手持高粱秆，双方相互打斗。

不难想象，审判官被这些本南丹蒂弄糊涂了，从各方面来说他们都酷似真正的巫师，而这些巫师又正是本南丹蒂作为基督信仰的卫道者所反对的对象。然而莫杜克并没有立即停止叙述：“如果我们胜了，那么这一年就会丰收。但如果我们失败了，则会闹饥荒。”接着他又修正了这个说法[17]：

在战斗中，我们一时为小麦和别的谷物而战，一时又为家畜而战，其他时间我们则保护葡萄园。所以说我们在四个时节为地里的所有果实而战，如果本南丹蒂胜了，那么这一年就会丰收。

因此，我们可以从本南丹蒂夜间集结的核心内容中看到一种祈求农业丰收的仪式，这种仪式一丝不苟地模仿了农业年中的主要活动。

莫杜克接着说他已经脱离本南丹蒂团超过八年，“如果团员们愿意，他们在20岁时加入，40岁时可以退出。这个团里的成员都是那些出生时有胎膜的人……到了20岁，他们就像士兵一样被鼓声召唤，而且他们必须响应”。这时费利切打断了他，试图给这个本南丹蒂出个难题：“我们知道许多绅士出生时有胎膜，而他们并不是流浪者。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看出修士似乎想对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不用那些对他来说陌生的大众措辞）但莫杜克仍坚持他的立场：“我是说每个生下来有胎膜的人都得去。”审判官坚持认为自己知道进入这个“职业”领域的真实情况，但莫杜克说的话又让他难以置信；莫杜克简单地回答道：“灵魂离开身体、四处游荡，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个本南丹蒂的回答必定在费利切修士的头脑中引起了极大的怀疑，他问道：“是谁召唤你的呢？上帝、天使、一个人还是一个恶魔？”“他与常人无异，”莫杜克告诉他说，“他只是在我们所有人之上罢了，他敲着鼓，召唤我们。”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补充说：“我们是一个大集体，有时我们有五千人或者更多……有些人是一个村子来的，他们互相认识，另外的人则不认识。”审判官并不罢休：“是谁给那个召唤你们的人最高的地位？”“我不知道，”莫杜克说，“但我们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因为我们为基督信仰而战。”至于队长，“他是本南丹蒂团的首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当到40岁；他从科隆（Cologne）来，28岁，身材高大，红胡子，白皮肤，有妻室，有贵族血统”；他的徽章是白色的，“他高举着的横木上挂着的旗子是黑色的”。他又补充道：“我们的旗手举着的旗子是白色、丝质、烫金，绣着狮子”，而“巫师的旗子则是红色、丝质、烫金，绣着四个恶魔”；他们的队长是个长着黑胡子、又高又大的德国人。他们在各地作战，在阿扎诺（Azzano）境内，在库尼亚诺（Cuniano）附近，有时“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或在科吉尼斯（Cirghinis）附近的某块地里”。

但审判官仍要求知道更多，最首要的，是其他本南丹蒂的名字。莫杜克拒绝了，理由是“我将受到整个团的报复”，他甚至拒绝透露巫师的名字。[18]费利切坚持道：“如果真如你所说，你们是为了上帝而战，我希望你把那些巫师的名字告诉我。”但莫杜克十分倔强，他声称他不能揭发任何人，“不管他是朋友还是敌人……因为我们必须永远遵守的规定是不允许泄露作战任何一方的秘密……这是双方队长共同发布的命令，两边的人都得遵守”。在修士又一次提出异议（“这只是一个借口；既然你肯定你已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那么你可以不必遵守他们的规定，所以还是告诉我那些巫师是谁吧”）后，莫杜克才供出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据称是靠挤牛奶为生的妇女。对莫杜克的审讯到此为止。从调查的角度看，他的回答显然没坏到让他落得一个不好的处境，因为费利切把他放走了。

5

6月28日，保罗·加斯帕鲁托第二次受审。一天的监禁使他相信，坚持否认毫无益处，于是他承认自己在28岁时应维罗纳本南丹蒂团队长的召唤，加入了本南丹蒂团，一待就是十年，四年前退了出来。[19]审判官问：“为什么你昨天不把这些告诉我？”加斯帕鲁托答道：“因为我害怕巫师，他们会在我床上攻击我，还会杀了我。”修士又问了一个问题：“你第一次去时，知不知道是和本南丹蒂同往？”加斯帕鲁托开始滔滔不绝：“是的，神父，因为开始时一个维琴察（Vicenza）的本南丹蒂巴蒂斯塔·维琴蒂诺告诉我了。他35岁，是个农夫，长着黑色的络腮胡，身材修长，体格矫健。”巴蒂斯塔出现的时候是在“12月，在圣诞节的四季斋期里，一个星期四的夜里第四个钟头，刚睡下不久的时候”。这里，就像我们从莫杜克的审讯中看到的，潜在于本南丹蒂仪式中的主旨又一次分外清晰地显现出来：“他告诉我说，本南丹蒂的首领正在召唤我去为保护庄稼而战，于是我回答他说：‘为了庄稼，我愿意去。’”

费利切打断了他的话：“如果你睡着了，你怎么能回答他，又怎么能听到他的声音呢？”加斯帕鲁托解释道：

“我的灵魂回答了他，”他又补充说是他的灵魂出窍了，“如果灵魂出去了，碰巧又有人掌着灯在躯壳边张望良久，那么灵魂就不会回到躯壳里去，直到在夜里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才可以回去。如果躯体看似死去，而又被埋掉的话，灵魂则不得不在世界上到处游荡，直到躯体真正死亡的那一刻到来。”

审判官接着问加斯帕鲁托，在巴蒂斯塔·维琴蒂诺出现的那夜之前是否认识他。“不认识，神父，”加斯帕鲁托平静地回答，“但他们知道谁是一名本南丹蒂。”“他们是怎么知道谁是本南丹蒂的呢？”“本南丹蒂的队长知道这个。”[20]

接着加斯帕鲁托开始描述他所属的那个本南丹蒂团，与莫杜克的叙述只有一点细微的差别：“我们只有六个人……我们用荚莲枝战斗，就是在祈祷日游行中，我们在十字架后面扛着的那种长杆；我们的旗子是白色、丝质、烫金的，而巫师也有一面旗子，黄底上绣着四个恶魔。”[21]他接着说他们和巫师在维罗纳和格拉迪斯卡的乡下开战，审判官插着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你该去哪儿？”加斯帕鲁托解释说：“在上一个四季斋期期间，本南丹蒂与巫师相互挑战，然后他们就定下地点。”这时，修士问他是否曾答应把别人带进这场“战斗”，他似乎有些恼怒，很快答道：“是的，我答应过上任审判官；如果他和我一起去的话，您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盘问我了。”他们的队长“是从维罗纳来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相信他是个农夫，中等身材，长相富态，红色胡子，30岁左右”；加斯帕鲁托不知道他是怎么当上队长的。

加斯帕鲁托的故事与莫杜克的相似，以对两个巫师的揭发结束——他们一个从戈里齐亚来，另一个从卡波迪斯特里亚（Capodistria）附近的基亚纳村（Chiana）来。审判官似乎很满意，他放了加斯帕鲁托，命他二十天之内再来一次，这次不是去奇维达莱，而是在乌迪内的圣方济各修道院。

6

以上所描述的审判发生在6月28日。加斯帕鲁托在乌迪内失约，没有去见审判官，他后来解释说自己病了。尽管如此，9月24日审判官还是下令把加斯帕鲁托逮捕收监。两天以后，对这个本南丹蒂的审讯重新开始。

到目前为止，莫杜克和加斯帕鲁托的证词几乎完全吻合。但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不同之处。加斯帕鲁托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在一个关键环节上修改了供词。“我想我应该说实话，”他在审讯开始时这样宣称。审判官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谁带你加入本南丹蒂团的？”问这个问题是想在加斯帕鲁托的回答中找到本南丹蒂暗中违反《圣经》戒律的证据。加斯帕鲁托的回答却出人意表：“是上帝的天使……夜里，在我屋里，大约是入夜的第四个钟头，我刚睡下时，一个天使出现在我面前，他全身金色，就像祭坛上的天使一样。他呼唤我，于是我的灵魂游了出来……他叫着我的名字，说：‘保罗，我要让你成为一个本南丹蒂，你将为庄稼而战。’我回答道：‘我服从你，我愿意去。’”[22]

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个变化呢？面临延期的审讯和再次入狱，加斯帕鲁托在他本南丹蒂角色中着重强调基督教的动机，极力从步步紧逼的审问中脱身——乍一看，这样的设想是合情合理的。也许，他认为只要引入一个天使就能做到这一点，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反而因此恶化。但是，有两点我们应该记住：第一，在1618—1619年和1621年的两次后期审讯中，加斯帕鲁托提到的天使参与并且会再来参与（即使仅是短暂地现身）本南丹蒂聚会的细节[23]；第二，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加斯帕鲁托被带回牢房后向莫杜克提到了这个天使，这样看来，加斯帕鲁托关于天使的供词不像是他为自己辩护而作的、一时冲动的杜撰。总之，我们有理由假设，因为加斯帕鲁托认识到审讯内在的危险性，才在最初的证供时小心翼翼地对天使出现的事实保持沉默。

加斯帕鲁托刚说完金装天使出现的事，审判官就突然插入一个心怀叵测的问题：“他向你许诺了什么吗？是女人、食物、舞蹈，还是别的什么呢？”加斯帕鲁托提到天使一事，正中费利切的下怀：他觉得自己有理由相信，本南丹蒂活动的本质是残暴的，这种活动与半夜拜鬼仪式相同。加斯帕鲁托激烈地否定这一点，并且通过将控诉的焦点转移至敌人，即巫师，来保护自己，他说：“他什么也没有许给我，但是其他那些人的确在那儿手舞足蹈、跳来跳去。我们因为要与他们作战，才会看见他们。”这时审判官转向加斯帕鲁托供词中另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个天使召唤你时，你的灵魂跟着他去了哪儿？”“它游离了身体，因为它在身体里无法说话，”加斯帕鲁托答道。此刻，审判官的提问又是一转，迅速接应上去：“是谁告诉你，如果要和那天使对话，灵魂必须游离身体？”“天使本人告诉我的。”“你见过他几次？”“我每次夜里出去都能见到他，因为他总和我在一起。”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他本人就站在我们的旗帜那儿。”[24]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了在审讯加斯帕鲁托时相当于他独白的供词，这些供词只有在审判官提问要求澄清事实时才被打断。只要本南丹蒂夜间活动的传言仅仅是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尽管这会让人心里犯点嘀咕，但因为它还没有超出传统的鬼神论的系统，费利切就仍然只能以一种混杂着轻微的惊讶和无偏见的好奇的冷淡态度面对它。但是有了加斯帕鲁托突然提供的那样一个开头，审问的技巧也就随之改变，变得明显地带有提示性。审判官已经正式开始朝这方面努力，他企图使这名本南丹蒂的供词向已经存在的模式——半夜拜鬼仪式靠拢。

一开始，他就巧妙地把恶魔的品性赋予那个天使：“天使在你们面前出现或消失时，吓唬你们吗？”“他从不吓唬我们，相反，每当本南丹蒂团解散时，他都会祝福我们。”加斯帕鲁托回答得很坚决。“这个天使没让你们崇拜他吗？”“是的，但我们崇拜他正如崇拜我们教会里的耶稣基督。”此时，费利切变换了主题：“这个天使有没有带你去过什么地方，在那里，华丽的宝座上坐着其他人吗？”不用说，加斯帕鲁托的故事里并没有提到恶魔或宝座。这一次加斯帕鲁托的回答仍然果断且满含愤怒：“那不是我们团里的一员，上帝不允许我们与荒谬的敌人混杂！只有巫师们才有华丽的宝座。”审判官继续问下去：“你亲眼看见过坐在华丽宝座上的巫师吗？”加斯帕鲁托摇着胳膊，意识到他已落入了审判官的圈套：“没有，先生，我们除了战斗什么也不干！”费利切依然穷追不舍：“哪边的天使更可爱些，你们的还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个？”加斯帕鲁托不顾一切的绝望回答使得他的证供自相矛盾：“我不是告诉您我没有看见那些宝座吗？我们的天使美丽纯洁，而他们的恶魔则阴暗邪恶。”[25]

7

此刻，审讯已接近尾声。从总体上看，审判官已经成功地使加斯帕鲁托的口供与他自己的观念和神学先见相适应：本南丹蒂和女巫的战斗正是半夜拜鬼仪式，而虚妄地宣称受到神灵保佑，并在某个天使的引导下作战的本南丹蒂团也是邪恶的。在审判官提问的压力下，加斯帕鲁托的自信似乎褪去了很多，仿佛他坚信的事实突然间起了变化，变得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一两天之后，又一次站在费利切面前，他宣称：“自从您告诉我说那家伙能变成天使，我就相信那个天使的出现的确是恶魔对我的诱惑。”10月2日对莫杜克的审讯中发生了同样的事。莫杜克说：“自从我听狱中的一个朋友说起天使在他面前出现的事，我就察觉到这是件罪大恶极的事儿，因为我们的上帝只授予天使为灵魂提供智慧的启示，却并没有派他们把人的灵魂带出躯体。”[26]这些显然是收回原有供词的告白，但它们是肺腑之言吗？对此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如果要问从这次审讯中显示出什么的话，那么应该是这样的事实——在审判官固执的逼问中两个本南丹蒂表现得很团结，对于审判官的精神和信仰世界而言，这一切都证实了存在一场信仰危机——它可以预示和概括一种宗教崇拜的大致演化过程，这种崇拜逐渐发展，从最初状态趋向自我界定，一共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但是传统的信仰并不会轻易绝迹。莫杜克坚决宣称他现在相信了所见异象的邪恶本质。尽管他极谨慎地表述这些观点，但还是要重申一个对他来说不争的事实[27]：

某种本不可见却化作人形的东西在我睡梦里出现。我想我是睡着了，但实际上又似乎没有睡着，他好像从特雷维尼亚诺来。因为我把自己出生时的胎膜戴在脖子上，所以能听见他说话。他说：“你必须跟随我，因为你有我的一部分。”我对他说，如果我必须跟随他，我会去的，但我不想背离上帝。而后他说这就是上帝的事业，因此我在二十二三岁时就跟随他了。

至于他早已提到的、作为本南丹蒂独特标记的胎膜，莫杜克则强调说，他的脖子上一直是有一个的。但是后来，他丢失了胎膜，就再也没在夜间出去，因为“那些有胎膜却不佩戴的人是不能去的”。

此时，费利切突然在又一个小冲突之后终止了尚不明晰的审讯进程，牢牢地把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里。他问莫杜克：“你看见巫师在那里做什么了吗？”这是一条诡计，早些时候在加斯帕鲁托身上取得了成功，显然，审判官想促使莫杜克承认在本南丹蒂的聚会上存在巫师的半夜拜鬼仪式。早先莫杜克已经明确说过巫师手持高粱秆为恶魔而战[28]，正是这些话使审判官产生了这样的误解。然而，莫杜克避开了陷阱：“不，先生，除了在四季斋期里我们跟他们开战外，我没看见过他们，他们还会在星期四出现……巫师总在星期四出来害人，我不知道是否有个人召他们出来。”他又补充道：“巫师们毕恭毕敬地向他们的队长行礼祈祷，那些首领身上披着黑衣，颈上戴着链子，出巡时严肃庄重，而且他们坚持要求巫师们向他们跪拜。”审判官的下一个问题虽在意料之中，却话锋一转：“你们本南丹蒂向自己的队长下跪吗？”莫杜克带着勇敢的骄傲答道：“不，先生，我们只行脱帽礼表示敬意，就像士兵对军官一样。”审判官的问话又一转：“下跪以后，巫师还有别的活动吗？”“先生，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并不清楚。”费利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声咆哮起来：“你怎么能让自己相信这是上帝的事业？一个人既没有能力隐去形体，又没有能力使灵魂出窍，上帝的事业也不可能秘而不宣地实现。”这是一次猛烈的、正面的攻击。而莫杜克并没有试图抗辩，而是给出了一个借口：“那人一再求我，说：‘亲爱的巴蒂斯塔，起床吧。’那时我恍惚处在半梦半醒之间。由于他年纪比我大，我被他劝服了，觉得这也合适。”同时莫杜克承认自己轻信的错误：“是的，先生，在那人告诉了我关于天使的事以后，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件邪恶的事。”然而，他仍禁不住坚持认为本南丹蒂聚会具有正统甚至是虔诚的特质。[29]他说：

我第一次被召唤时……队长握着我的手，说：“你能成为一个好的公仆吗？”我回答说，当然。……他并没有许诺我任何东西，但他对我说，我是在执行上帝的事业，如果去了，死后就一定能够上天堂。在那儿我们没有提基督的名字，没有提圣母马利亚，也没特别提及任何圣徒，在那儿我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自己身上画十字或者用手画十字。但实际上他们会笼统地谈到上帝和圣徒。他们说：“愿上帝和圣徒与我们同在。”只是不一一点名罢了。

显然是被审判官又一个暗藏的陷阱所诱导，莫杜克马上补充道：“在人到齐以前，我们什么也不干，既不吃也不喝，但是当我们回家时，我希望我能有一枚斯库多（scudo，16—19世纪流行于意大利的货币），每次都能在酒窖里喝个痛快，我们从门缝中进去，爬上酒桶，用管子喝酒；巫师也一样，但他们喝过之后会往酒里撒尿。”也许是对这种夸张至极的故事感到愤怒，审判官缩短了审讯过程。他责怪这个本南丹蒂没把这些夜间的消遣向他的告解神父坦白。“亲爱的先生，”莫杜克带着惊讶和愤恨的情绪回答道，“难道我没有告诉过您，仅仅因为说了几件事我就被打得肋上、背上、手臂上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吗？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把它告诉神父的原因。”

8

审讯结束，两个本南丹蒂被释放了，但宗教法庭命令他们随叫随到。由于主教和奇维达莱地区行政长官在司法权上存在冲突，对于本南丹蒂的宣判一搁就是一年多。[30]实际上，直到1581年11月26日，审判官才传令莫杜克和加斯帕鲁托到奇维达莱的圣方济各教堂去接受公开判决。

在审判中，两人供词中包含的异端邪说[31]被详细地列了出来。其中有几点作为特别有价值的量刑证据被单独挑了出来：莫杜克关于一个人只要是本南丹蒂而且为信仰与巫师作战就一定能上天堂的声明；加斯帕鲁托对假天使的敬慕所表现出来的偶像崇拜；最后，两个人因对告解神父隐瞒他们夜间的活动而显得罪孽深重——这是种保持缄默的罪过。[32]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针对加斯帕鲁托的判决中，由于他暗示一个真假难辨的天使出席了本南丹蒂聚会，因而法庭考虑对他提出更重的起诉。在对他的判决中使用了更尖刻的言辞，因而，没有使用在莫杜克的起诉书里的措辞“你和本南丹蒂长期共处”，而是更精确的“你和被你称作本南丹蒂的巫师长期共处”；而且，“邪恶的法术”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更进一步的，在另一次把邪恶的半夜拜鬼仪式与本南丹蒂聚会相提并论的尝试中，一个错误的观念被引入到莫杜克的判决中去：“你怂恿别人跟你一起去……而且你不许那些跟你去的人提及上帝和使徒的圣名，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得不留下来。”相反，根据斯加巴里扎留下的案底，加斯帕鲁托仅仅局限于说出这样的话：“当我在那儿时，即使我们可以看到些疯狂的舞蹈，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否则我们将会被强令待在原地。”[33]两人都被赦免了革除教籍这种惩处异端的相当严厉的惩罚，只分别被判了六个月监禁。另外，他们必须在年中指定的日子里进行祈祷和苦修，其中包括四季斋期，以便获得上帝对他们曾在这些日子里犯下罪行的谅解。不久，连这种处罚也被赦免了，条件是这两个本南丹蒂必须在城里待满两周。就在同一天，判决宣布之后，他们“当着所有在场人的面”庄严发誓弃绝原先的谬见歧途。[34]

9

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个本南丹蒂的故事展现的画面在几十年内不会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第一阶段的信仰问题来说，这些证据不失为流传下来的最为丰富的信息来源。从他们的供词中我们看到，本南丹蒂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独特的派别[35]，他们有一个领袖，有一个军队式的组织，以秘密的私人关系相联系——这种相对脆弱的联系被本南丹蒂们屡次三番地打破，不是出于多嘴好辩，就是出于他们天真的夸夸其谈。这一派别的成员（他们分布在整个弗留利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主要是基于一个共同点联合起来的，即出生时有胎膜，或者说，出生时被羊膜包裹。

根据同一时代的几个证据（其中大部分从弗留利流传出来），各种各样的迷信都与“胎膜”有关，或者说是与胎盘有关：据说它可以被用来保护士兵免受风暴袭击，使敌人撤退，甚至能帮助律师打赢官司。[36]当然，它是附有魔力的东西。从圣贝尔纳迪诺（San Bernardino）这个在一次讲道中抨击过胎膜崇拜的神父那里得知，迷信活动风靡于他所处的时代，为了增强这些魔力，人们甚至为胎膜举行弥撒。[37]巴蒂斯塔·莫杜克肯定他的胎膜是他出生时他的母亲给他的，同时他还被提醒需要一直戴着胎膜。有一次，他在罗马让一个修士为这曾与他一起受洗的胎膜做了三十多场弥撒。加斯帕鲁托在其供词中承认：“在天使出现前的一年，我母亲把我出生时的胎膜给我，说她曾让胎膜与我一同受洗，使它望了九次弥撒，通过祈祷与阅读《圣经》为它祈福；她还告诉我，我是一个天生的本南丹蒂，等我长大了，我就会在夜里外出，那时我必须把胎膜戴在身上，和其他本南丹蒂一起与巫师作战。”可见，胎膜的一般属性中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一个出生时裹着胎膜的人命里注定要成为一名“职业的”本南丹蒂；另外，莫杜克认定“那些有胎膜却不佩戴的人是不能去的”。在意大利很多地方的民间传说中都有一种强有力的传统，认为生下来就有胎膜的孩子将来注定要变成巫师。[38]这些地方包括弗留利和伊斯特里亚（Istria），那儿的信仰正好呼应了我们这里所研究的信仰。但是这种相似性并没有告诉我们“生下来就有胎膜”和成为本南丹蒂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怎样形成的。在新添加的证据的帮助下，我们将试图弄清这一点。

人们在一个特定的年龄段加入本南丹蒂，这一年龄与人的成年大致相当（莫杜克20岁时加入团体，加斯帕鲁托在28岁加入）；就像在军队里一样，大约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成员就可以解除夜里到各处去巡查、战斗的职责。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在加入的时候一般都会获得一些忠告；实际上，这种忠告是人们所期望的，就像我们从加斯帕鲁托的母亲对儿子的训诫中看到的。正像莫杜克所说，那些生下来有胎膜的人“到了20岁，他们就像士兵一样被鼓声召唤”。那么，无论是一个天使还是一个本南丹蒂在召唤，他们都已经知道“他们必须走了”。

10

我们把本南丹蒂作为一个派别来讨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派别，用本南丹蒂自己的话来讲，他们的仪式有近乎梦一样的特性。但实际上，本南丹蒂所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灵魂出窍参加聚会的真实性。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对巫师的审讯中能看到与之一致的态度，在别处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引证多梅尼卡·巴尔巴雷利的案例：巴尔巴雷利是诺维（Novi）的一个女巫，在1532年被摩德纳宗教法庭提起公诉。她证实她不顾一切地想去参加“狄安娜”的活动，因为有人得知了此事，所以她被看管起来，没法脱身。她一直躺着，差不多有两个小时，就像死了一样，直到看守她的人不停地摇她，她似乎才醒了过来，说了下面这些话：“你们看不住我，我真的上那儿去了。”她还叙述了很多在夜间聚会里干的邪恶勾当。[39]这与前面的内容有很多共同之处：梦中行走、“灵魂出窍”被认为是真实的。由于这个缘故，女巫便嘲笑看守她的人，因为她相信她自己或她的灵魂真的去参加“夜间聚会”了。

之后我们会考察，对巫师和本南丹蒂来说，“灵魂出窍”的含义是什么。同时，我们应首先留意，两个团体都宣称在出发去参加聚会之前，他们会陷入深度的虚脱或昏厥，个中原因曾被广泛地探讨。无疑，这在对巫术的解释方面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使我们能（其实我们还不能）判定这些昏厥的确切性质，一个真正重要的因素仍旧有待解释：巫师和本南丹蒂宣称所看到的一切究竟有什么含义？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我们至少应该提出的。

已有的解释从根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猜想那些女巫和男巫是些遭受癫痫症、歇斯底里症或其他难以判断的精神疾病折磨的人；另一种解释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伴随幻觉的意识缺失，其原因是含有催眠剂或麻醉剂的药膏在起作用。让我们从第二种可能性开始讨论。

众所周知，巫师在前往参加半夜拜鬼仪式之前都要涂油以显示神圣。15世纪中叶的西班牙神学家阿方索·托斯塔多在他对《创世记》的评论中曾经简短地提到西班牙巫师，说他们通常会念几个固定的词，然后把药膏涂在身上，之后便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这时即使用火烧他们，弄伤他们，他们也没有一点儿知觉。但是当他们醒来之后，他们就声称自己去了这儿或那儿会朋友、赴宴、调情，有些还是非常遥远的地方。[40]半个世纪后，乔瓦尼·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当时他认识一个老太婆，是个公认的涂油的女巫，正是她详细记录了所用药膏的原料。当代的两位学者重复这项试验时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论。[41]尽管如此，如下假设似乎还是合理的：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有部分已招供的巫师曾经使用过能使他们进入幻觉或精神迷狂状态的药膏。

然而，这一假说并不能轻易地适用于本南丹蒂。不管是加斯帕鲁托还是莫杜克都没有提到过药膏。他们只说到深度睡眠和使他们失去知觉的昏睡状态，并因此而任由灵魂游出身体的经历。即使在后来对本南丹蒂的审讯中，我们也仅仅发现两例使用药膏的案例。拉蒂萨纳（Latisana）的一个牛倌梅尼基诺承认自己是个本南丹蒂，他明确地说自己曾在夜里化作烟雾外出，与巫师作战。在威尼斯宗教法庭1591年对他的审判中，审判官以惯常的暗示性态度提问，“当他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化作一股烟雾出去时，有没有给自己涂药膏或油？……或者，他有没有念什么符咒？”起初，被告人对这一暗示的反应极为强烈：“不，以圣徒、上帝、四福音书的名义，我没有涂油，而且什么也没念。”但在后来对他进行重复讯问时，他又承认了第一次劝他夜里出门的本南丹蒂曾告诉他“在出门的头天晚上用灯油”涂抹身体。[42]这是一次谨慎的、也许并不完整的供认，而且从帕尔马诺瓦（Palmanova）一个木匠的口供里也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那个木匠向阿奎莱亚的审判官告发了克雷蒙斯一个名叫梅尼卡的名气很大的妓女，说她是一个本南丹蒂：“她自己承认夜里出门时往身上涂油和奶油，灵魂出去了身体却留了下来。”[43]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只是第二手的、非常晚近的证据（这次审判发生在1626年），而且它或许只说明了在这一时期人们刚开始使本南丹蒂和巫师形象重合为一。[44]总之，在残存的审判案例中，本南丹蒂使用药膏的证据是如此稀少，以至于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本南丹蒂的行为。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假说。许多巫师是癫痫病患者，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许多中邪的人受尽了歇斯底里症的折磨。但是，下面的事实仍然几乎没有疑问，即我们面临着许多在病理学的领域里无法解释的症状。首先，统计学上的结果无法解释，由于“病人”的数目如此巨大，甚至连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第二，所谓的幻觉，并非局限于个人的、私密的领域，它具有一个明确的文化基础。例如，我们马上可以想到在一年中确定的一段时期——四季斋期——这种幻觉会一再出现。这种典型的幻觉相当于一种民间宗教信仰，或者说是一种独特的离经叛道的神秘主义。同样的推论可用于本南丹蒂，把他们所说的昏厥和沉睡归因于癫痫病发作的折磨好像是天经地义，但是，实际情况是：只有一个本南丹蒂——一个名叫玛丽亚·潘佐娜的妇女（她开始在拉蒂萨纳的宗教法庭受审，后来于1618—1619年在威尼斯受审）——表现出受尽了“讨厌的病痛”癫痫症[45]的摧残。诚然，因为在她的案例中，疾病对她的侵袭相当频繁，甚至在她受审的时候也会发作，四季斋期里疾病似乎也必然会发作，就像本南丹蒂举行仪式时躯体的昏睡。然而，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料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本南丹蒂昏厥的性质依然是个谜。无论如何，不管这种让人疑惑的昏厥是含有麻醉剂的药膏所引起的，是癫痫病发作所引起的，还是用某种特殊的让人精神恍惚的方法造成的，本南丹蒂和他们的信仰带来的困惑都只能基于民间宗教史，而不是从药理学或精神病学的角度加以解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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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知觉这种巫师和本南丹蒂共有的症状，被理解为灵魂与躯体的分离。圣罗科的玛格丽塔于1571年被卢卡（Lucca）的行政官和长老处以火刑，她曾宣称：“我去的那个聚会，参加者都不以人形出现，他们的躯壳留在家里，灵魂则游离出来。”[47]另外，她的一个同伴、圣马卡里乌的波利塞纳（她遭遇了与前者相同的命运）当众宣布：“我在我的一个姑妈佩斯卡利亚的莱娜劝说下，开始接触巫术；她去世以后有大约一年时间我什么也没干，后来，我开始在她召唤我，对我说‘我们走吧’的时候出去。我只有在听到她的声音之后，才把带在身边的药膏涂在身上……然后我就变成一只猫，将躯壳留在家里，下楼，从大门出去。”[48]这是在严刑拷打时留下的供词，或者至少是在受到严刑拷打影响的审判过程中留下的。[49]但是，这里有价值的并非她们证词的可信度，而是供词证实了她们的这种信仰曾经广为流传，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信仰不为审判官承认。

灵魂从身体里游离出来，毫无生命的躯壳被丢在一边，这种游离被理解为一种真正的分离，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事件，几乎和死亡一样。圣罗科的玛格丽塔对卢卡的行政官和长老宣称（在她的同伴波利塞纳的供词中，这一细节也重复出现），当他们去参加半夜拜鬼仪式时，“如果碰巧我们翻了个身、脸朝下的话，我们就会丢掉魂魄，身体也就死了”[50]；而且，如果“灵魂在黎明前的鸡叫时分没有回去的话，我们就不能再变回人形，躯体会停滞在死亡状态，灵魂就只能留在猫身上。”[51]而那个叫加斯帕鲁托的本南丹蒂告诉罗塔罗，“当他（加斯帕鲁托）去参加这些聚会时，他的躯体留在床上，灵魂四处游荡”，还说“他外出时，如果有人靠近他躯体躺的那张床并叫唤他，他是不会回答的，那人也不能移动他的躯体，即使尝试一百年；另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没有返回的人，以及说了或做了什么的人，他们的灵魂就会仍然游离于身体之外，等到躯体被埋葬了，灵魂就会永远游荡下去”。[52]在上面两个案子中，离开躯体去参加巫师聚会或参加本南丹蒂打斗的灵魂都被认为是真实、有形的，通常是转化为一个动物。在另一个于1589年在卢卡开庭审理的审判中，一个来自皮耶韦——圣保罗（Pieve San Paolo）的老太婆克雷扎亚被控告施巫术。她说：“四十年前或更早以前，我认识一个叫詹娜的女巫，每次她睡着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一只老鼠从她嘴里窜出来；那是她的魂魄，但我不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53]1580年10月1日，审判官费利切·达·蒙特法尔科审讯加斯帕鲁托的妻子时，她声称自己并不知道丈夫是不是本南丹蒂；但是，她记得，有一个冬天的夜里她从梦中惊醒，想叫醒保罗安慰自己，“尽管叫了他十多声，使劲摇他，也没法弄醒他，他还是仰脸睡着”；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他在自言自语：“这些本南丹蒂说了，当他们的灵魂离开身体时，会以一只耗子的形象出现，灵魂回来时也是这样。他们还说如果灵魂出窍时躯体被翻了个，灵魂就再也回不来了，人就会死去。”[54]的确存在把灵魂看作一只“耗子”的信仰（不仅限于弗留利地区[55]），这种信仰后来在1648年对一个声称是本南丹蒂的少年的审判中得到了印证：在他参加的半夜拜鬼仪式上（那时人们已经完全把本南丹蒂与巫师等同起来了），有些人“灵魂和躯体都来了，以男人和女人的形象出现”，而另外一些人则“变作了耗子的模样”，就是说，他们只是“灵魂”来了，躯壳还留在家里。[56]灵魂作为一个有形实体的概念在本南丹蒂中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1626年被告发的克雷蒙斯的梅尼卡宣称，她离开躯壳参加聚会是因为她以为其他人也喜欢这样。[57]而且，这种迷信甚至在巫师和本南丹蒂圈外都非常著名。例如，16世纪早期，在维罗纳，吉安·马泰泰·吉贝蒂主教不得不禁止民间的这种风俗：为了让死者的亡灵得到解脱以便升入天堂，人们常常掀掉新近亡故的人家里的屋顶。[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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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巫师都坚持认定自己灵魂出窍去参加半夜拜鬼仪式。吉艾阿托（Gaiato）的一个妇女，名叫奥尔索利娜，绰号“拉·罗萨”，于1539年接受了摩德纳宗教法庭对她的审判。法官问她是亲自去参加半夜拜鬼仪式呢，还是在睡梦里去的。她回答说：“有很多人只是灵魂去了，但是有些人的肉身也去了”；至于她自己，“她总是亲自去”。[59]从最早的迫害开始，那些探求巫术真正特性的人就对以下两种可能的说法有着激烈的争论：巫师是“在梦中”赶赴半夜拜鬼仪式，还是“亲自”去了。

当然，这里不是回顾这场冗长争论的地方[60]，但是概括相异论点所持论据却不难办到。那些鼓吹“聚会”具有真实性的人（直到17世纪下半叶都居于主流地位），由于他们的地位确立了令人尊敬的权威形象，使他们的立场得到包括公共舆论在内的广泛接受。排除他们个人性情、社会条件和被告人出生地这些与梦境或幻想有关的差异[61]，巫师们的言论实际上十分相似。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以下这些几乎都是真实存在的：恶魔的药膏所具有的魔法属性，巫师变成了动物，到也许很远的地方进行夜间作战，聚会时魔鬼的出席，等等。与之对立的一派，是那些认为半夜拜鬼仪式并不存在的人；他们断定那只是一些出身低微、年老体弱、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人，及粗俗的乡下人或女人们胡思乱想的结果，正如安德烈亚·阿尔恰托嘲讽的，与其让这些人上火刑柱，不如送他们治疯病的草药。他们借用著名的《主教教规》（Canon Episcopi，源于德国一部有关忏悔的作品，很可能创作于9世纪晚期）与对手辩论，坚持认为不管是在自然还是超自然领域都不可能存在巫师的夜间战斗。[62]约翰·魏尔医生支持这种理论，他的论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随着欧洲各地对巫师的迫害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理论在整个17世纪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获得优势，最终确立了无可争议的地位。

这种由审判官、法学家、神学家建构的争论，无疑是上述两个本南丹蒂的审判官要面对的。他们描述的夜间聚会和战斗是梦境、幻想，还是真实的事件呢？从某些方面看，有些事实是确定无疑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对于本南丹蒂自己，即使只是他们的灵魂参加，聚会和战斗也是相当真实的。但是法官们拒绝认同这一判断，在结束审讯的宣判中，加斯帕鲁托和莫杜克被指控和本南丹蒂一起“行事”，还胆敢“相信和肯定”在有些场合，灵魂能够离开身体，又能够随意回到身体里去。相似的概念混淆还出现在许多其他的巫术案里，这当然不是偶然现象。巫师和本南丹蒂同样讲到了灵魂离开身体会变成一只猫、一只耗子或别的动物（这都是这一时期神学家和审判官详细讨论的灵魂变形状况），他们清晰地描述了昏睡时经历的深度迷失方向的痛苦感，都希望能有办法控制这种症状。但是这种经验没能成功地传达出来，而且关于灵魂离开身体的叙述也遭到了非难。巫师和本南丹蒂的供词既作为一个幻觉和想象的概念，又作为与之相对的、确实可知的半夜拜鬼仪式的概念，被蛮横地纳入了审判官的案录。

13

迄今为止，我们论述的内容有助于解释审判官费利切在审讯中发起一连串提问攻势的缘由。在最后一次开庭时，公证人观察到加斯帕鲁托的妻子没有眼泪的哭泣，这被认为显然足以证明巫术的存在，并和恶魔脱不了干系[63]；对加斯帕鲁托和莫杜克的审判例行公事地归入用红字写着“Processus haeresis contra quosdam strigones”（反对某种巫师的异端审判）的卷宗里——这一切一点都不出人意料。

然而，当我们回到本南丹蒂所说的夜间聚会举行的仪式，就能清晰地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半夜拜鬼仪式没有相似之处。他们的仪式几乎无须解释，其意义清晰明确，我们论及的仪式不是被机械地重复着、让人麻木不仁的迷信活动，而是些真正激昂热烈、令人感动的经历。[64]本南丹蒂拿着茴香束，与手拿高粱秆的女巫、男巫作战，他们这么做仅仅基于这样一种意识：他们身陷一场“出于对庄稼的爱”而进行的斗争，为了确保他们所在的团体获得丰收即获得充足的粮食、小米，并获得葡萄园的丰收，事实上，他们的战斗是为了“田野里所有果实”的丰收。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农业仪式，在弗留利的边远地区一直存留到16世纪末，因为那些地区远离交通要道，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65]很难说这种仪式性的崇拜是何时兴起的，但时至今日，我们还能辨认这种仪式本身表现出的宗教崇拜的复杂性。

本南丹蒂在四季斋期星期四的夜晚出现，这是一个起源于古老农业周期的节日，后来并入了基督历法[66]，它象征着季节转换和一年中新旧交替的危险时段，并且预示着一年的耕种、收获、收割，以及秋天葡萄园的丰收。[67]正是在这种关系到社区兴盛的时刻，本南丹蒂站出来保护地里的物产不被男女巫师，以及他们认为暗地里威胁土地肥沃的恶人夺走：“如果我们是胜利者，这一年就会丰收；但是如果我们输了，就会发生饥荒。”

的确，在完成这一慰藉性职责的过程中本南丹蒂并不孤立，教会本身也尽力保护收成，防止频繁而又有毁灭性的饥荒。他们组织祈祷，通常在耶稣升天日前连续三天到农田四周游行，在这些日子预测收成的传统也一直保留了很久——第一天预测蔬菜和葡萄的收成，第二天是麦子，第三天是干草。[68]另外，在这段时间，坏天气引起的灾难也被归因于上帝对过往罪恶的惩罚，这种想法在弗留利尤为普遍。1596年4月9日，克莱门特八世赦免了波尔切尼克（Polcenico）地区的人，没有革除他们的教籍，就是为了避免那里的农民遭遇农作物歉收。1598年3月26日，他同样赦免了圣达尼埃莱（San Daniele）地区的人，因为那个地区连降冰雹，收成很糟。[69]但是如果认为祈祷日的游行和教皇的赦免还不够的话，那么在这里，本南丹蒂的安抚仪式作为一种无言的竞争出现了。正如加斯帕鲁托所描述，本南丹蒂在保卫土地丰产的战斗中所用的武器是绵毛荚蒾或荚莲，是“祈祷日游行队伍中我们放在十字架后面的长杆”，这一点当然并非偶然。由于其中杂糅着神圣和邪恶，审判官禁止加斯帕鲁托（这一禁令同样作用于他的家仆）在祈祷日游行中携带这些长杆，实际上就是命令他们待在家里。[70]

显然，我们并不是据此暗示16世纪末弗留利的农民仅仅试图通过宗教游行和迷信活动来保护他们的庄稼和收成，相反，细致的田间劳作能够而且实际上可以轻易地和以下信仰共存，它们是对教会仪式，以及对本南丹蒂得以凯旋的夜之战能够带来利益的信仰。正是在这些年里，也正是在这群农民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自然主义倾向；就像1595年因坚持不恭的言论而遭宗教法庭非难的卡尔尼亚镇农民尼科洛·佩利扎罗，他坚持说：“教士们于主显节那天在地里念的祝祷、洒的圣水对藤蔓、枝干结果子没有一点儿帮助，只有粪肥和人们的勤勉才管用。”[71]但是，除了“人文主义”式地把人力提升到高过自然的地位，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宗教争辩的影子。实际上，佩利扎罗被怀疑是路德教徒，他的言论是在传达他对天主教教士和仪式的嘲弄和轻蔑。

因此，本南丹蒂手拿茴香秆与手持高粱秆的巫师作战。我们并不明白巫师的武器为什么是高粱——除非能确定它等同于扫帚这种传统的巫师标志［所谓的“扫帚高粱”（broom sorghum），是最普遍的高粱品种之一，属粟米类］。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特别是鉴于我们将要提出的，对残暴的半夜拜鬼仪式之前，巫师和本南丹蒂进行夜间战斗一事的看法。但显然这又是一个必须谨慎推演的观点。无论如何，对本南丹蒂来说，高粱似乎成了巫师邪恶力量的象征。布雷扎诺的教区神父巴尔托洛梅奥·斯加巴里扎曾报告他和加斯帕鲁托的谈话：“他请求我不要在地里种高粱，而且无论何时他在地里发现了高粱，就会把它们拔掉，并且大声诅咒那些种高粱的人；当我说我想种高粱时，他就开始咒骂我。”[72]相反，茴香作为普通药材，人们熟知它的治疗功效，故被认为具有驱赶巫师的力量是毫不奇怪的：莫杜克证实本南丹蒂吃大蒜和茴香，“因为它们可以防御巫师”。[73]

据推测，这种战斗是对更古老的丰产仪式的重演，并在一定范围内使其合理化。在那些仪式上，两群青年人[74]分别扮演丰产守护者和破坏丰产的邪恶者，双方象征性剥除挂在腰上茴香秆和高粱秆以刺激自己的繁殖力，以此象征社群土地的丰产。[75]这一仪式可能渐渐演变成真实战斗的象征，敌对两派并不确定的斗争结果将奇迹般地决定土地的肥沃和收成的命运。[76]在其后的阶段，这种仪式不再公开进行，而是不稳定地存在于梦境和幻觉之间，存在于纯粹内在的情感层面——但它仍然没有滑向纯粹的个人幻想。

这种关于农业崇拜的上述描述纯粹是一种猜测，只能在强有力的证据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证实，但是，现在还没有这类证据。在本南丹蒂的陈述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为这种假定的原始宗教仪式的遗存。更加合理的解释是，本南丹蒂反抗巫师的战斗与曾经上演并且至今在中欧北部一些地区仍旧存在的冬神和夏神（或者是冬神和春神）的竞赛仪式有渊源。[77]例如，竞赛的双方都悬挂植物：冬神是松枝或冬季的其他植物，夏神是稻穗、花朵等物。虽然本南丹蒂所说的高粱和茴香生长于同一个季节，它们之间是否有什么可比性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地区，冬神和夏神间的竞赛有可能是与更古老的驱逐死神和巫师的仪式联系在一起的。[78]在这种仪典中，无疑是为了获得丰收，死神或巫师的塑像被人们用棒子或石头敲碎，最后被庄严地抬出村子扔掉。这种象征性驱除严冬的仪式，和本南丹蒂给巫师带来的打击之间又有什么可比性呢？也许是有的，但存在这些相似性的同时，也存在很多差异。首先，冬神和夏神之间这种仪式性的战斗是每年在各处只举行一次的宗教仪式，而本南丹蒂宣称他们每年在四个时节（在四季斋期里）与巫师作战。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两种仪式的内容完全不同。冬神和夏神的竞赛象征的是季节的平稳交替，夏神必然胜利[79]；相反，本南丹蒂和巫师之间的战斗，是一场丰收和饥荒之间结果不确定的冲突，一场在明确的仪式下进行的真正的战斗。这里，人们能显著地感受到新旧季节的对比，实际上这是一场决定社区实际物质贮存的较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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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南丹蒂的供词中，不同来源的宗教元素同时被赋予了这一农业仪式，它的内在动机似乎能够自圆其说。莫杜克和加斯帕鲁托都坚持说，他们不能谈论他们所参加的夜间聚会，因为如果这么做了，就是在无视上帝的意旨；而且莫杜克反复强调一点：“我们夜里出去是为基督服务，而巫师却是为恶魔服务。”本南丹蒂团是一个神圣的实体，实际上是一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上的农民军队（“我们相信团队是上帝赐予的，因为我们为基督信仰而战”）：根据加斯帕鲁托描述，本南丹蒂团的队长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据莫杜克叙述，本南丹蒂团虔诚地向上帝和圣徒祈福，而且团队成员死后注定会进天堂。

对比“为保护庄稼”而战和“为基督信仰”而战，的确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诚然，在这种流行的民间宗教里，各种因素互相交织、融合并不令人吃惊。但我们的疑问应该深入一步：这种由本南丹蒂执行的农业仪式为什么会基督教化？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这个过程是“自发”地在整个弗留利地区实现的。这种仪式的基督教化也许是因袭遥远的过去的一种做法：如何在教会的眼皮底下，让一种不那么正统的宗教仪式受到保护（就像青年团体在圣徒的庇护下自行举行庆祝丰收的古老仪式）[81]；抑或这种古老的农业仪式是受到了那些坦诚地怀着圣洁的基督信仰前来参加祈求土地丰产美事的人的影响，因此逐渐变得基督教化。最后，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因为面对他们的敌人即巫师的步步紧逼（下面将会讨论到），本南丹蒂本能地把他们的行动目的和基督信仰结合了起来。

以上这些猜想也许都有一定的真实性。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基督教化的尝试不会（也不可能）成功，也当然无法为审判官所接受。几十年后它就销声匿迹了。有两个基本要素在本南丹蒂的混合信仰中共存：农业崇拜（也许是两者中更古老的一种）和基督教信仰，另外还有一些与巫术相似的成分。当审判官无法理解第一种要素又坚决否定第二种要素时，这种神话和宗教的混合体，就断绝了其他所有退路，不可避免地以最后一种组成部分，即巫术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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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讲的是本南丹蒂。现在到了谈谈他们敌人女巫、男巫的时候了。最初，他们在加斯帕鲁托和莫杜克的供认中以本南丹蒂对立面的形象出现——在这儿指外表上的、切实的对立：“我们的队长面皮白净，他们的队长脸庞黝黑”，“我们标杆上的旗帜是白色、丝绸、烫金的，上面有一只狮子……巫师的旗帜是红色、丝绸、烫金的，绣有四个黑魔”。[82]但是女巫和男巫在他们的聚会地干了什么呢？除了和本南丹蒂打斗以外，“他们手舞足蹈、跳来跳去”，加斯帕鲁托叙述道。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没有任何因素导致了后来成为惯例的半夜拜鬼仪式穷凶极恶的污名，例如恶魔到场、亵渎圣仪、背弃信仰等。诚然，这里的某些细节指出了往这方面发展的倾向，如巫师旗帜上描绘着恶魔和莫杜克所叙述的“我们出来是为基督服务，而巫师是为恶魔服务”。但是，这些都是孤立事件，而且很可能是在此后的时代里它们才能算是“名副其实”。人们显然不是按照神学措辞中的罪来描述巫师的特质，而只是说他们破坏丰收、带来饥荒、向孩子施巫术。但即使在以下的第二个例子里，他们也必须击败本南丹蒂顽强不屈的对抗。磨坊主彼得罗·罗塔罗的儿子“被巫师控制，但……魔力生效时‘流浪者’就在附近，他们从巫师手里夺回孩子”。实际上，本南丹蒂能迅速识别出巫术行为的受害者。“这能被查明，”加斯帕鲁托说，“因为他们身上没留下一点儿肉，他们形容枯槁，皮包骨头。”如果本南丹蒂及时赶到，他们还能试图通过以下方法救下着魔的孩子：连续三个星期的星期四用天平给孩子称体重，“当孩子称体重时，本南丹蒂队长就用天平制服害人的巫师，甚至可以杀了他……若孩子恢复体重……说明巫师干枯，然后死亡，如果孩子枯瘦，那就说明存活下来的是巫师”。[83]

这次审讯得到的第一个弗留利巫师聚会的证据也许会被认为纯属偶然。但当我们关注1634年后（在阿奎莱亚和康科迪亚的宗教法庭受理了超过850桩审判和公诉之后）对于传统的、邪恶的半夜拜鬼仪式的全面描述时，我们就不再会以为这是无足轻重的巧合或偶然。在此之前，有众多关于男巫、女巫夜间聚会的叙述，但是本南丹蒂总是在场，而且仪式也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同寻常，与加斯帕鲁托和莫杜克描述的相像。过于频繁的重现和时间跨越之长，都说明了此事事出有因，绝非偶然。

发生在弗留利的这些事实，显然与半岛其他地方，即摩德纳周边地区[84]公文所述的某些事实具有相同性质。古代民间信仰持续且缓慢地变化，在审判官无形的压力下，最终与早就存在的半夜拜鬼仪式融为一体。在摩德纳，最初对巫师夜间聚会的论述实际上与恶魔崇拜并没有联系，而是与对神秘女神狄安娜的崇拜有关（这种崇拜所具有魔力没有任何危害），我们知道在意大利北部，至少从14世纪末起就开始流行这种信仰。[85]据一个女巫（在1498年的一次审判中被提到，尽管她本人没有受审）所说，她过去常“在耕地里出没”，也就是去参加半夜拜鬼仪式。她描述的不过是一个平静的夜间聚会，人们在此聚会，直到天明，“吃些地里或园子里的萝卜”。[86]直到1532年才开始有玷污十字架、毁坏圣饼、与恶魔交往之类的记述。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个较晚近的历史背景中，“狄安娜”的形象虽然变化了，但是一直存在。[87]

我们看到摩德纳地区对半夜拜鬼魔仪的接受要比弗留利的类似过程早很多——实际上早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这也反映出了何谓弗留利的“边缘性质”。同时，与“狄安娜”崇拜（上面的信仰都是这一崇拜的分支）相比，本南丹蒂的信仰也许更具复杂性和持久性。不管采用的是哪种形式，都不妨碍我们公正地论断，民间最初对于半夜拜鬼仪式这种信仰是十分陌生的。当然，即使这样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其他地方，半夜拜鬼仪式的起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88]

16

对加斯帕鲁托和莫杜克的审判是有关男女本南丹蒂众多的系列审判案件中的第一件，本南丹蒂们都宣称自己在夜间与巫师作战以确保土地肥沃和收成丰厚。在我们已知的范围里，这种信仰（我们曾在推测该仪式可能的起源时提出过）并不见之于在弗留利以外审理的无数关于巫术或迷信案的任何一例。唯一不寻常的例外，是1692年尤尔根斯伯格地区（Jürgensburg）对一个利沃尼亚狼人的审判，这一审判发生在加斯帕鲁托和莫杜克案件一个多世纪后，而且是在欧洲的另一个角落。[89]

被告是一个叫蒂斯的八旬老翁，他直率地向法官供认他是一个狼人。然而他的叙述与德国北部和波罗的海国家流传的“变狼狂”的概念完全不同。蒂斯说他曾被伦贝格（Lemburg）一个名叫斯凯斯坦的农民（这时他已经死了）打破了鼻子。斯凯斯坦是一个男巫，他和同伴一起把谷种运到地狱里去以便让地里长不出庄稼。蒂斯和其他狼人就追到地狱和斯凯斯坦作战。斯凯斯坦用缠着马尾的扫帚（这里再一次出现了这种传统巫师的象征物）击中了蒂斯的鼻子。这种遭遇并非偶然，因为每年在圣诞节之前的圣露西亚节、圣灵降临节、圣约翰节的夜晚，狼人都会变成狼形，徒步步行到“海的那一边”的地狱去。在那儿，他们与恶魔和巫师交战，用铁棒抽打他们，追得他们像狗一样乱窜。蒂斯大声说：“狼人不能忍受恶魔。”法官对此十分疑惑，他们要求蒂斯解释，如果狼人不能容忍恶魔，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变成狼的样子下到地狱里去呢？老蒂斯解释道，只有这么做，他们才能把巫师偷走的东西——家畜、谷物和地里其他的果实带回地上。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前一年发生的事又会毫厘不差地上演：当时，狼人耽搁了下地狱的时间，发现地狱之门已经闩住了，因此就无法拿回被巫师夺走的谷物和幼苗。正因为此，上一年的收成非常糟糕。但是，这一年的情况大不相同，感谢狼人，不仅大麦和黑麦丰收，渔业也兴旺，这些都是因为狼人的功劳而获得了保障。

此时法官问到狼人死后的归宿。蒂斯回答说，他们像其他人一样下葬，只是他们的灵魂上了天堂；至于巫师的灵魂，下地狱是罪有应得的。法官们显然受了震动。他们问道，假使狼人是为恶魔而不是为上帝而战，那他们的灵魂怎么可能上天堂呢？老头断然否定了这种故意的曲解：狼人根本不是恶魔的奴仆，恶魔是他们的敌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就像忠实的猎狗——因为狼人正是真正的“上帝之犬”——恶魔才是他们追踪、搜寻、用铁鞭惩罚的对象。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类，若不是他们干得好，恶魔就会夺走地里的果实，那样的话，每个人都将被剥夺殆尽了。并不是只有利沃尼亚的狼人为了丰收与恶魔作战，德意志的狼人也这么做，尽管他们不属于利沃尼亚的团体，而且他们前去自己的地狱；同样，俄罗斯的狼人也在那一年和前一年为他们的土地赢得了丰收。一旦狼人们设法夺回被恶魔偷走的谷种，就把它撒向空中，好让它能不择肥瘠，重新于土壤中播种。

正像我们可以预见的，这时法官竭力要让蒂斯承认他曾与恶魔签订契约。但老头徒劳地反复强调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是“上帝之犬”，是恶魔的敌人，他们保护人们不受危险侵犯，保证收获的丰盛。法官用问题施压，老头却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句。然后教区神父被传进了法庭，他指责蒂斯，让他摒弃罪恶，不再说妄图掩盖罪名的可怕谎话。但这仍属枉然。盛怒之下，蒂斯对神父大嚷，说他已经听烦了有关他邪恶作为的话题，他认为自己的行为要比神父好，另外，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有那样作为的人。老头坚决捍卫他的信念，拒绝悔过；1692年10月10日他因迷信和偶像崇拜被罚鞭打十下。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或多或少与本南丹蒂有着并不明确的相似性的案例，也不是元史学意义上宗教原型的重复。[90]实际上，老狼人蒂斯的信仰与两个弗留利本南丹蒂案中出现的信仰基本相似：战斗是在某些特定夜晚以棍棒打斗方式进行的，目的是确保土地的肥沃；同时战斗过程被详尽具体地描述，甚至像利沃尼亚的巫师拿着扫帚的细节，都令人想起弗留利巫师用的高粱秆或粟米秆。在弗留利，战斗主要在葡萄园里进行，在利沃尼亚，战斗则是在大麦和黑麦地里进行。为富饶而战同样也被理解成这样一项工作，它不仅被上帝默认而且受到上帝保护，上帝还确保参加者的灵魂能够进入天堂。所有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很明显，从相隔甚远的利沃尼亚和弗留利两地幸存的证据看，它们所涉及的都是同一种农业崇拜，这种崇拜早期必定曾经在一个非常广大的地域范围里，也许是在整个欧洲的中部广为流传。另一方面，这些存留的证据可以通过弗留利和利沃尼亚的边缘位置得以解释（相对于传播这些信仰的中心区域），或者也可以解释为这两个案例都受到斯拉夫神话和传统的影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在德意志境内存在着为了富饶而进行夜之战的模糊的神话传说，这使我们倾向于相信第二种可能性。只有通过更为集中的研究，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并不仅仅是老蒂斯的信仰让我们记起了弗留利的本南丹蒂，因为连尤尔根斯伯格法官的反应都与乌迪内审判官的反应极为相似，他们同样都带着震惊和愤慨的混杂情绪，否定了被告人自相矛盾的吹嘘：本南丹蒂说自己是“基督信徒”，狼人称自己为“上帝之犬”。在两个案子中，法官们竭力想确认本南丹蒂或狼人同巫师一样，都是恶魔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不过，这里有一个差别值得注意。就我们所知，加斯帕鲁托和莫杜克是第一例被宗教法庭审讯的本南丹蒂；“本南丹蒂”这一特殊的名称当时并不为审判官所知。本南丹蒂将逐渐地呈现出巫师残暴的特性。在那场17世纪末利沃尼亚的审判中，我们见到了相反的现象。狼人的形象和特质，他们对人群和畜群来说是凶暴邪恶的灾难，这是尤尔根斯伯格的法官人人皆知的。但是老蒂斯却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形象：狼人是保护收成和家畜的，他们击退了破坏人类繁荣和土地肥沃的敌人即恶魔和巫师的一次又一次威胁。这一可能的古代信仰的复活也许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解释：17世纪末利沃尼亚的法官已经停止严刑逼供，抑或他们在审讯中已经懂得了正确向被告提问的方法。[91]由于蒂斯的值得尊敬的年纪，我们第一次获知狼人良好形象的出现要大大早于17世纪末。也许在很久以前的青年时期，或许是17世纪初，他就接受了这些信仰。然而这儿又有一个更为令人注目的证据。16世纪中叶，卡斯帕·波伊策尔在他的《优秀青年赠言选编注解》（Commentarius de praecipuis generibus divinationum）中提到了关于狼人和他们超常功绩的题外话，并在其中插进一段逸闻，说有一个里加（Riga）的年轻人，在一次宴会上突然扑倒在地，当时的一个目击者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个狼人。第二天，年轻人说他曾和一个变作火红色蝴蝶飞来飞去的巫师作战。波伊策尔评论道，狼人说他们赶走了巫师实际上纯属夸口。[92]上述所有事实都证明，“狼人是上帝之犬”曾是一个古老的信仰。但是，像弗留利的本南丹蒂一样，在法官的压力下，狼人最初的正面形象开始逐渐消失，进而堕落为后来意义上的形象可憎的狼人，成为家畜的残害者。

无论如何，基于利沃尼亚狼人这一惊人相似的对照案例，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提出：本南丹蒂和萨满教巫师之间存在一种真实的而不是类推的联系。从恍惚出神的现象，到跨上动物或变成动物的模样（狼，或者像在弗留利，变成蝴蝶和老鼠），出游以找回谷种或确保土地的肥沃，还有我们即将注意到的，参加为死者举办的游行（本南丹蒂借此取得预言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这一连串现象形成了一套连贯的模式，让人迅速回想起萨满教巫师的仪式。但是涉及波罗的海各国或斯拉夫世界的这些信仰的有关线索，很明显超出了这项特定研究的范围，因此让我们回到弗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