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心——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从普希金到列夫·托尔斯泰的近百年间，优秀、杰出乃至于伟大级的作家辈出，可以传世的佳作如林，被人称为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中国的诗歌史呢？我们可以回答说，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从初唐到晚唐，它由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诗人以诗的黄金铸成。
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早已曲终人散。那金色的帷幕从初唐的前浪中徐徐升起，盛唐时到达演出的高潮，中唐时仍然波澜叠起，至晚唐才在大江东去的涛声中轰然落幕。然而，曲虽终而留下的经典作品却生命长青，人虽散而留下的不朽诗魂却传扬后世，世世代代“掌声响起来”。
时隔千年，唐代诗人们的痛饮狂歌、长吟短咏、月夜敲诗、锦囊觅句，我们都无由得见了，不免令人惆怅，临风怀想。然而，春之晨秋之夕，当我展读他们抒写有关创作体验的诗章，却仍然可以做贵如黄金的隔世对话，手捧不谢的春花的灿烂，心挹长在的秋光的清凉。
一
辞赋文章能者稀，难中难者莫过诗。
直应吟骨无生死，只我前身是阿谁？
——杜荀鹤《读诸家诗》
现代文豪高尔基曾经说过，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他可以说是晚唐杜荀鹤千年后的异国知音。杜荀鹤在读了许多诗人的作品之后，将诗歌与其他类型的文学体裁相较，感慨油然而生。他认为擅长辞赋文章的人就已很稀少，如果说艺术就是征服困难，那么困难中的最困难者，难以达到完美的境界者，就莫过于诗了。我想，在杜荀鹤的心目中，文学创作就有如攀登险峻的高山，能够凭借自己的脚力、毅力与才力攀缘而上，在半山或半山之上领略山下的风光，就已经并非易事，何况是跻身绝顶，一览诗世界的万千风光呢？
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在唐代文学的殿堂里，更是称孤道寡，南面而王，远不像现在早已成了没落的贵族，其显赫尊贵的地位，早已被以前居于下僚的小说取而代之。杜荀鹤对诗的推崇，自然有其时代的原因与背景，然而，对于他个人而言，他为什么会发出“难中难者莫过诗”的感叹？为什么他的前人似乎没有过同样的叹息，而只有他同时代的卢延让在《苦吟》中说过“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
杜荀鹤所处的时代是晚唐。煌煌盛唐，已是往昔的光荣和回忆了，继欲振乏力的中唐之后，唐帝国已经到了衰落的“独自怎生得黑”的尾声。军阀割据，政治黑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杜荀鹤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诗人，却偏偏要继承杜甫、白居易等人关心民瘼、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传统，想使贪吏廉、邪臣正，挽狂澜于既倒。他的《自叙》诗说：“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入仕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单行道，但他却“怕作乾坤窃禄人”，与其尸位素餐，窃取民脂民膏，还不如从事诗歌创作。但他又不甘心于只是如“小男人”“小女人”一样吟风弄月，无病而呻，偏偏要“诗旨未能忘救物”，这能不触犯有权有势者而见容于时吗？他的《唐风集》录诗300首，许多诗篇是晚唐时代的见证，留下了一位正直的诗人在艰难时世的心声。他写于今日安徽省阜阳县的《再经胡城县》：“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讥刺地方官吏残民以逞，虐民邀功，直言无忌而痛快淋漓。又如《乱后逢村叟》的姐妹篇《山中寡妇》：“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描绘乱离，抨击暴敛，字字血，声声泪。写过“三吏”“三别”的杜甫如果看到这样的后来人，他能不欣然赞赏吗？
文学创作当然应该多样化。在文学的园地里，应该是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各呈一时的艳丽与芬芳。即使是牡丹，尽管它是“王者之香”，有“国色天香”的盛誉，但如果只是它一花独放，也未免单调和寂寞。然而，文学既要多样化，也要有主旋律，这就是真实而艺术地表现时代的面貌和人民的心声。杜荀鹤在盛唐与中唐众多诗人的出色创造之后，知难而上，迎难而进，“难中难者莫过诗”，他面无惧色地迎接了时代的挑战，也向严酷的时代掷去了他决不妥协的战书。
“难中难者莫过诗”，除了在诗中说真话和表现真相之难，当然也包括诗歌艺术的难度与高度，就诗本体而言，这甚至是诗之所以为诗的主要方面。除了李白那种天才杰出、天马行空的诗人，唐诗人多为“苦吟型”，杜荀鹤这位命运坎坷的诗人，对诗的艺术与诗的境界的追求，更可谓呕心沥血，远非今日众多的率尔操觚、以为分行即诗者可比。杜荀鹤作品中自叙“苦吟”与“吟苦”之处，至少有10余次之多。如“苦吟天与性，直道世将非”“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苦吟无暇日，华发有多时”“烛共寒酸影，蛩添苦楚吟”“四海内无容足地，一生中有苦心诗”“无人开口不言利，只我白头空爱吟”“闷向酒杯吞日月，闲将诗句问乾坤”。我逐一引来，杜荀鹤虽然似乎陷身于无边的苦海，但好诗写就之日，就是他回头是岸欣然独笑之时。
1000年后，我看到的是一位风尘仆仆而精诚专一的攀山者，不辞劳苦地攀登诗的山峰。虽然盛唐的李白、杜甫已高入云霄；中唐的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他也只看到渐行渐远的背影；晚唐的李商隐和杜牧呢，也已行进在他的前头，然而，杜荀鹤也可以自慰了，在晚唐的西风残照甚至暮色苍茫的天空，他也增添了一道悲凉而绚丽的霞彩，他也在高处领有一方自己的风景。
二
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忧花阵被风欺。
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
——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其六
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及批评的关系，好像征车的两扇轮辐，有如飞鸟的两翼翅膀，它们互为依存，又彼此促进。诗歌理论与批评，因创作而得到由感性而知性的概括与升华，反过来给创作以积极的影响；诗歌创作因为有理论批评的规范，在感性的天地里才有指引道路和方向的指南针。一部征车要驰驱于长途，如果少了一个轮子则将不良于行；一只飞鸟虽说长天空阔，如果少了一翼翅膀，恐怕也难以翱翔万里。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开采出这个时代的黄金的，不仅有千千万万的诗人，而且也有出色的诗论家。司空图，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在唐代诗歌盛大精彩的演出中，司空图假若没有出席，当然绝不至于使演出冷场，但没有他独特的保留节目，我们今天则不免会为之遗憾和叹息，而《中国诗歌美学思想史》之类的专著，也会少了一个闪光的章节。
唐代的山西盛产诗人，王勃籍贯绛州龙门，王之涣郡望晋阳，白居易祖籍太原，而司空图的故里则是河中虞乡（今日的山西永济）。他生当晚唐，但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曾说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对他颇为欣赏。他感慨时事，流连景物，颇有一些可圈可点的篇章。如“日炙旱云裂，迸为千道血。天地沸一镬，竟自烹妖孽”（《华下》），写夏而兼咏世事，意象鲜明而警策；“帝业山河固，离宫宴幸频。岂知驱战马，只是太平人”（《华清宫》），讽刺昏君误国，同情百姓黎民，在以华清池为题的诗作中，是木秀于林之作；“乌飞飞，兔蹶蹶，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黏日月”（《短歌行》），在众多咏叹时间与生命的作品里，它的奇想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全唐诗》收录他的逸句，有“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苏东坡看到的原句是“棋声花外静，幡影石坛高”，他赞叹说“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长期以来，当代的文学批评常常不免碍于权力与权势，近些年来又往往媚于俗情与孔方，以前多棒杀之辞，现在则多吹捧之曲。苏东坡与司空图是隔代之人，毫无世俗的利害关系，而且他是一代文宗，他对司空图的称美岂是浪许的吗？
不过，司空图的主要成就还不在诗创作，而是诗理论，也即是他所谓的“赏诗”。他无意于朝中功名，弃置中书舍人这一中央机关的较高职位，归隐于中条山的王官谷，屡辞朝廷的征召。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旦为官作宦，就可以高踞于百姓包括一般知识分子之上。而旧时代的一位读书人，竟然能将“赏诗”置于一般人趋之若鹜的世俗功名之上，称为他心目中的“第一功名”。杜荀鹤虽然也说过“世间何事好？最好莫过诗”，但他仍然不及司空图的极而言之，而且终其一生都混迹官场。司空图如何“赏诗”？具体情形我们只能托诸想象了，但他除了名文《与李生论诗书》之外，还留下了名著《诗品》，这就是他“赏诗”的心灵的记录。后人一提到司空图，就会想到他以上的名文与名著，不少学者还发而为文章为论著，有谁，还会理会他任过什么“礼部郎中”“中书舍人”这些如同过眼烟云的官职呢？
《与李生论诗书》和《诗品》，创造性地提出了诗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韵味说”，强调诗歌的情趣韵味，又形象地描述了诗的24种风格，前所未有地标举诗的风格和风格的多样化。他的诗论，是对前人诗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有他自己的许多创获。以后宋代严羽的“妙悟说”、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等，其中都可以看到司空图的流风余韵。中国诗歌史上有三部以“诗品”命名的诗论著作，即南朝钟嵘的《诗品》、唐代司空图的《诗品》、清人袁枚的“惜其只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的《续诗品》。有人说“三者鼎立，各有千秋”，“各有千秋”也许大体不错，但“三者鼎立”却未必然。钟嵘有开创之功，任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者的功绩，都不应该抹杀；袁枚企图续貂，其情可感，但他续的虽不是狗尾，其影响与司空图相较，却不可以道里计，鼎立既不可能，连貂尾也难以算上。
我尤其欣赏的，是司空图《诗品》的富于文采的评论语言。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特别是诗歌评论，是一种审美印象式的批评，其长处就是强调审美者对于作品的直观感悟，而出之吉光片羽式的富于文采的语言，读者所获得的是一卷在手如坐春风的审美愉悦。司空图于此可谓承前启后。“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豪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含蓄》），“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悲慨》），“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形容》），读如此理论文章，如夏日饮佳茗，沁人心脾；冬日品美酒，醺然微醉。今日某些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章，缺乏个性、感情和文采，过去君临天下的是老八股，现在横行天下的是洋八股，读那些新老八股文章，只觉味同嚼蜡，毫无兴致。
司空图的功名，没有题在帝王的“麒麟阁”，而是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之中。1000年后，我来“赏”你的诗和诗论，旷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司空图，你会不会欣然一笑？
三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白居易《伤唐衢二首》其二
我们应该感念唐衢，因为他，白居易才先写了长诗《寄唐生》，在他去世后又作了《伤唐衢二首》。如果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那么，从这些诗中也可看到他的文学观的吉光片羽。
农人面对田野而劳作，作家面对稿纸而耕耘。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要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中国最早的大约要数司马迁了。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之辞，除了说明身处逆境发愤写作之外，也表明写作是为了匡时警世，经世致用，同时也是个人的精神寄托与生命的价值实现。这一精神传统，如同接力的火炬，被一代代有理想有情操的作家高擎而相传。时至新文学时代，鲁迅先生为什么弃医从文，这是人所熟知的了，不论他有多少不足与局限，但星斗其人，也星斗其文，让我们至今仍然心怀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之情。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法国某大机构曾以“为什么写作”为题，向世界范围内的知名作家征答，刚从狱中出来而缠绵病榻的胡风，以歪歪斜斜的字迹，写出了他堂堂正正的心声：“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规律，阐明它内含的精神力量而写。”他举起的，正是历代的先贤往哲传递过来的火炬，只不过因为时代不同，这火炬具有不同的形态、热度和光泽。
这种精神的火炬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也曾经传递并高举在白居易的手上。这位中唐时代的大诗人，尽管他的仕途也有过挫折与坎坷，但比较前代的李白、杜甫和同时代的孟郊、贾岛，比起许许多多困顿以终的读书人，他算是仕途通达春风得意的了。他本可以不去触犯那些权贵豪门，本可以雪月风花地优游岁月，本可以写很多不痛不痒的闲适之诗，在那个军阀割据于外宦官弄权于内而昏君荒淫于上的时代，国事日非而人民日苦，他本可效法燕舞莺歌而全身远祸，然而，他却要和好友元稹一唱一和，在诗坛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发起一场“新乐府运动”，认定“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在《寄唐生》中，他引唐衢为同调，说自己只能长歌当哭：“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而《伤唐衢》中的“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不仅是他对“为什么写作”的重申，也是对亡友的表白与表态。最能体现白居易上述写作主张的作品，是《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这两组大型组诗，是他自己所说的“讽喻诗”，也即我们今日所说的“讽刺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是“忧蚕桑之费也”的《红线毯》；“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伤农夫之困也”的《杜陵叟》；“翩翩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这是“苦宫市也”的《卖炭翁》。“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这是组诗《秦中吟》中的《轻肥》与《歌舞》。这些作品引发我们的岂止是历史的记忆，还有现实的联想，而白居易的矛头直指的是腐败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这，需要何等凛然的勇气和浩然的正气？
即使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也不可能终日金刚怒目，气冲斗牛。白居易还有许多清新优美的抒情诗，和堪称双璧的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他的琴弦既弹奏时代的也是他心中的风雨雷霆，但也有令人悦耳动心的小溪流水的变奏。不过，没有前者，当年在河南滑县李翱家里，忧国忧民的被称为“唐衢善哭”的唐衢，与白居易就不会那样一见如故，在读了《秦中吟》之后嗟叹流涕地写成30句和诗，而我今天对他也不会如此敬重了。当今之世，有一万个作家，对“为什么写作”就会有一万个回答，为了地位，为了虚名，为了金钱，为了职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未能免俗，我说“包括我自己”，是自省也是自警，因为有些自命清高者往往庸俗不堪，有些冠冕堂皇者恰恰并非正人君子，但我所向往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毕竟是不辜负只此一回而不能预约来世的生命，毕竟是让自己的劳作有益于社会趋向真善美，有益于净化与美化人生。
四
一卷疏芜一百篇，名成未敢暂忘筌。
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
——郑谷《卷末偶题三首》其一
民间有句谚语，有道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诗歌创作何尝不是如此？平庸的陈陈相因的作品，制作得再多也只是如同一筐烂杏，而优秀的具有独创性的篇章，则好像即使只品尝一口也余香满颊的鲜桃。如果要效法诗歌中的博喻，西方诗歌中所谓的“莎士比亚比喻”，那么，粗制滥造的作品再多，也只是海滩上的沙粒、旋开旋败的明日黄花、天空中的过眼烟云，而那些精妙的青钱万选之作，则如同大海中的珠贝、夜空中的星斗、人类精神王国里开不败的花朵。
晚唐诗人郑谷，诗名在唐代虽不算很盛，但在晚唐诗坛的圆桌会议上，也仍是有一席之地的诗人。咸通年间，他与许裳、张乔等人酬唱往还，号称“咸通十哲”或“芳林十哲”，同时代的司空图还盛赞他“当为一代风骚主”，而且他还有“一字师”与“郑鹧鸪”的美名雅号。湖南的诗僧齐己作《早梅》诗，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之句，他携诗向郑谷请教，郑谷一语中的地说：“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齐己心悦诚服而称其为“一字师”。郑谷的绝句，人称有盛唐余韵，青莲嗣响，如“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雪中偶题》），就曾广为传诵。有人称赞他善将诗意绘为图画，而苏轼也有“渔蓑句好应须画”之句，柳永《望远行》中的“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逦渐迷鸳瓦。好是渔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竟全是脱胎自郑谷之诗，他不怕郑谷去法院起诉他“抄袭”吗？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也是历代广获赞赏的名篇：“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生于潇湘长于潇湘的我，每读此诗特别是此诗的结句，更觉其间的悠悠离思、茫茫别意分外动我情肠。而他的成名之作《鹧鸪》，也仍然和潇湘有不解之缘：“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南方有鹧鸪，而“鹧鸪”又是唐时南方咏叹离情别绪的曲调，郑谷是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人，他当然对此更未免有情。如同崔珏以《鸳鸯》诗得名，人称“崔鸳鸯”，而此诗历代至少有数十位诗家予以赞扬，他也因此被誉为“郑鹧鸪”，可见真正的诗名并非浪得。
如果以围棋的段位而论，李白与杜甫当然是超一流的顶尖国手，但郑谷的段位也不会很低，大约在七八段之间吧？他曾自编己作300首诗为《云台编》三卷，上述这首《卷末偶题》，应是编定自己的诗集之后的感慨吧？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荒疏芜杂，虽然诗成名就，却不敢忘记前人的作品对自己的滋养熏陶，其中就包括唐玄宗时代的诗人王湾，而且他还极为自谦地说，自己的作品再多，也抵不上王湾的“海日生残夜”一句，万古流传。王湾官位不显，只是小小的“洛阳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局级干部，其生卒年均不详，因为后来他“不知所终”。《全唐诗》王湾存诗仅10首，多为唱和奉赠之作，如生长不良而稀稀落落的林地，无甚可观，但其《次北固山下》却卓尔不群，一枝独秀：“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传诵至今的名诗，中间二联又是古今传诵的名联。江南春江的美景，让北方的洛阳人王湾写得如此出色，南方的诗人如何不钦羡而羞愧？唐代殷璠在编定《河岳英灵集》时，收王湾诗八首，其中的《次北固山下》作《江南意》，他说：“‘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以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张燕公，即唐初与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可见张说与殷璠对此诗此句的推许，也无怪时至晚唐，郑谷就像一位预言家：“一句能令万古传。”“万古”我无由得知，除非万古之后的后人设法给我报讯，至少在1000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出面证明“情况属实”。
在诗歌领域里，首先是以质取胜而非以量争长。你写的分行文字成千上万，如果是平庸的甚至是粗制滥造的，那出生就等于死亡，很快就将为时间和读者所遗忘，如清代乾隆名下与《全唐诗》等量的诗作。你只写了几首诗一首诗甚至是一句诗，如果它们确实不同凡响，出生后即永不衰老，并牢牢地镌刻在世间众生代代相传的记忆里。王湾如此，自称“得句胜于得好官”的郑谷也是如此。古今中外的文坛，时间的长风吹过去，尘沙荡尽，浮名荡尽，纷纷攘攘的喧嚣均荡尽，粉饰虚夸的自吹自擂与他吹他擂均荡尽，留下来的，是无情的岁月也无法磨损的宝玉与珍珠。
五
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
十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
——韦庄《题许浑诗卷》
韦庄是晚唐的名诗人，也是唐代最有见地和贡献的诗选家。一个人如果同时身为诗人又兼诗选家，那么他写诗是创造美，而选诗呢，则为选示美。或者说，他自己进行诗歌创作，是正经八百地和缪斯恋爱，而以爱美之心选辑别人的佳作，就有些像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婚外之恋了——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韦庄是名诗人韦应物的四世孙，也许是他的血管里流着祖先的血液，因而也以诗词名世。他曾作现存唐诗中最长的叙事诗《秦妇吟》，篇幅超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而他的抒情诗也多是伤时感事，缘情而发，其七绝更多情致悠永的可诵之作。“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写兴亡之感而含蓄空灵，好像吹奏一支如怨如诉的洞箫；“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古别离》），咏别离之情而情景交汇，有如弹奏一把如怨如慕的琵琶。
以上所述都是人所熟知的了，我还要特别拈出两首。一首是《女仆阿汪》，不唯唐诗中写下层人物的诗不是很多，写女仆的诗更是绝无仅有，而且此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难得的人性与人情之美：“念尔辛勤岁已深，乱离相失又相寻。他年待我门如市，报尔千金与万金。”韦庄入蜀之后，王建称帝，他位居宰相之职，不知那时阿汪是否仍然健在，而韦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没有？另一首为《虎迹》：“白额频频夜到门，水边踪迹渐成群。我今避世栖岩穴，岩穴如何又见君？”一语双关，动乱的唐末苛政猛于虎，乱军也猛如虎，从中可见诗人对乱世的感慨和对人民的同情。韦庄的词，与温庭筠齐名而号称“温韦”，成就似乎更在其诗之上。他的词，以清新婉丽之笔，写男女相悦相离之情，兼寓家国身世之感，如“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菩萨蛮》），如“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如“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女冠子》），读他的这些绝妙好词，你如同去听一场高水准的余音绕梁的独唱音乐会，即使曲已终而人已散，你还会迟迟不忍也不想退场。
一个人双管齐下，能同时在诗与词的天地里笔花飞舞，这已经难能可贵了，然而韦庄却还心有旁属，去充当一位选美的诗选家。唐人选唐诗，现尚存选集10余种，其中就有韦庄编选的《又玄集》。此集在光化三年即公元900年他入蜀前编定，地在长安，他自序说选作者150人，诗300首。做一位有眼光的处心公正的选家，选出一部比较完备而有影响的诗文选本，也并非易事，过去流行不衰的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清人蘅塘退士孙洙所选的《唐诗三百首》，就能说明此中消息。选家首先要有眼光，既不趋势，也不媚俗，同时要公平如镜，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亲疏决定取舍，如同时下的某些诗选文选一样。韦庄深知创作的甘苦，具有相当高的鉴赏水平，而且又时当唐代的尾闾，有利于对唐诗的长河做追波溯流的回顾。
“入华林而珠树非多，阅众籁而紫箫惟一”，韦庄认为，一位诗人真正优秀的作品不会很多，因此，他选诗的主要标准，是选唐代的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并兼及民间地位低微的诗人的佳作，以及一些女诗人的上乘之篇：“故知颔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脉洪澜，任归东海。”其中，他特别从艺术上强调“清辞丽句”，而在《题许浑诗卷》中，他又着重标举作品的“字字清新句句奇”。
“清新”，就是富于创造性而不陈旧与陈腐；“奇”，就是脱俗与去熟而追求奇创，用今天的语言，就是反对一般化与雷同化，因为喜新厌旧，好奇务新，是诗歌的基本审美规律，也是读者所普遍具有的审美心态。韦庄的《又玄集》，所选多为代表性诗人和代表性作品，是一个颇有价值的选本。他虽然赞美许浑“十斛明珠量不尽”，但赞美归赞美，尽管他和许浑的交谊不浅，但也只选了三首。如果是时下文坛的哥儿姐儿们互选，那就会互通有无而多多益善了。
韦庄这个选本的诸多优点与价值都可以忽略不计，仅有我于下所说的一宗，他就值得我奉致千载之后的感谢信了，那就是他空前地选了杜甫的诗，包括杜甫的代表作之一的《春望》，并且将杜甫排在选本之首，数量则有七首之多，也是所选诗人中的首位。杜甫生前与死后的一些唐代诗选本，竟无一例外地遗漏了他，只有晚唐顾陶编成的《唐诗类选》，在序言中称“李杜”为“杜李”，并选了多首杜诗，可惜此本已经失传。韦庄独具慧眼，隆重地为杜甫“平反”，让杜甫在其诗选中高居榜首，“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的杜甫有知，该会为百年后有如此知音而感到安慰吧？
六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贾岛《题诗后》
诗歌，是绘画的姐妹，也是音乐的比邻。
无论中外，诗歌都讲究音乐之美。德国的杰出诗人海涅，他的诗不仅为广大读者诵读讽咏，谱成乐曲供人歌唱的，至少在3000阕以上；18世纪英国诗人彭斯和19世纪前半叶法国诗人贝朗瑞，都被称为“人民的歌手”，他们的许多作品与音乐结缘之后，更是不胫而走；丘特切夫与普希金、莱蒙托夫一起，被称为19世纪俄罗斯三大诗人，先后曾有150位音乐家，为他的300多首诗作谱曲。中国的远古时代，诗歌、音乐与舞蹈原就跳的是手拉手的圆舞曲，我们古典的缪斯，不仅有善于捕捉形象的慧眼，而且有美妙的歌喉。《诗经》被称为“乐经”，其中的诗章和舞蹈相配合而可以歌唱；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也与音乐缘结不解，《九章》固然被之音律，《九歌》也是改写加工的民间祭神的乐歌。汉魏乐府是当时合诸新乐的乐章，唐诗中的绝句更是可以配合从西域传进的“胡乐”而歌唱。宋词，是不仅诉之视觉也诉之听觉的以供弦歌的音乐文学；元曲中的“散曲”，也是可以歌唱而伴之管弦。音乐与中国诗歌的如漆如胶的关系，在明清时代已逐渐疏远，而20世纪之初新诗伊始便宣告解除“婚约”。新诗诞生80年来，只有极少数的篇章可以入乐歌唱，如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如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如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与《乡愁四韵》，它们企图和音乐破镜重圆。新诗中有些作品尚可默读或朗诵，而大量毫无节奏感旋律美的玄虚晦涩怪异的所谓诗作，看起来都如同天书不知所云，更不要说吟咏或者吟唱了。
诗，因为有音乐的翅膀而高飞远引。古诗人的“吟”，其实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唱”。杜甫说“赋诗歌句稳，不免自长吟”（《长吟》），又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孟郊说“夜学晓未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卢延让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苦吟》），而杜荀鹤呢？他的《秋夜苦吟》也够苦的了：“吟尽三更未著题，竹风松雨花凄凄。此时若有人来听，始觉巴猿不解啼。”他在《宿栾城驿却寄常山张书记》中又自道苦辛：“一更更尽到三更，吟破离心句不成。”不论在家中还是在客舍，他都在加晚班吟诗，吟到三更，不是题目还没有想好，就是句子尚未敲成，如此敬业，至少应该评为诗创作的劳动模范。总之，他们都是自己诗作的自吟自唱的歌手。如果能听到这些籍贯不同的诗人南腔北调的吟唱，你不仅会大饱眼福，更会大饱耳福。
贾岛的大名，素来也在“苦吟诗人”之列。他在《戏赠友人》中曾说：“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有辘轳，吟咏作縻绠。”对于写诗吟诗，他出口成章，不，出口成“喻”。本文首引的《题诗后》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说的是哪“二句”呢？吟唱起来就热泪横流，是艰苦劳动后获得成功的得意，还是得意之余深感好句的来之不易？原来他有一首《送无可上人》：“圭峰霁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离寺，蛩鸣暂别亲。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贾岛“推敲”的故事颇为有名，《题李凝幽居》中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之句，得到韩愈的爱赏，也获得了历代许多知音。但“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呢，他也颇为自珍，他说如果知音不赏，或者没有赏识的知音，他就会“下岗”不干，跑回故乡的秋山去高卧。贾岛对文学创作的这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实在值得我们今天那些粗制滥造以创作丰富自乐的作家学习。如果我们还能亲耳听到他的“一吟双泪流”的吟唱，也许还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呢。
盛唐时代旗亭画壁的故事，说明唐代的绝句就是唐代可以歌唱的乐府。元稹赠白居易的诗说：“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白居易回答他的诗也说：“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由此可见，他们的诗都可以“唱”。“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王维的名作《渭城曲》，又名《送元二使安西》，又名《阳关曲》。此诗一出，即轰传入口，但七言四句之唱，还无法完全表达那一唱三叹的情致，因此在传唱的过程中，乐人就做反复咏唱的加工，谓之“叠唱”。白居易在《对酒》中，就曾说“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故此诗还有一个美丽的别名——《阳关三叠》。王维这首诗，千百年来传唱不衰，也活在现代人的心里。犹记有一年的高秋之日，我从美国探亲归来路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的友人黄维梁教授邀我去该校中文系，与学生座谈散文创作和诗歌朗诵。我选了王维此诗，先以普通话朗诵，继之以长沙话按传统的调式曼声长吟，最后引吭而唱《阳关三叠》。娴于诗学的维梁，对此也如“唱”家珍。于是我们相视莞尔，即兴合唱，其音也扬扬，其乐也洋洋。至今犹记秋阳晴艳，阳光在树林里摇金呵跃金，几净窗明，王维的永远流传的古典诗句，唱亮唱湿了几十双青春而明亮的眼睛。
唐诗的可以歌唱的传统，今天的诗作者应该做适当的继承，至少应该重视加强自己的作品的音乐美感。“一吟双泪流”呵，今天到哪里去邂逅如此动人的新诗呢？
七
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杨敬之《赠项斯》
在年未弱冠的大学时代，我和诗歌理论与批评就订下了白头偕老的盟约，从1959年在《诗刊》发表试笔之作算起，和缪斯相亲相近也有数十度秋月春花。自以为此情难了，不料几年前我忽然变心，弃旧好而恋新欢，移情别恋散文创作。促成我的“婚外之恋”的，除了内因方面对前者的倦怠，外缘则是友朋的鼓励了，其中使我尤其不能也不敢忘记的，就是贾宝泉先生。他是一位卓然有成的散文家和散文理论家，也是一家颇有影响的散文刊物的主编，数年前我们一面不识，非亲非故，也无任何世俗的功利，忽接他的约稿大函，这是刊物主编向我约散文的第一人，令我又惊又喜。此后，蒙他多所激励，虽然他促成了我对旧好的决绝，却令我感激，而每读唐诗人杨敬之的《赠项斯》，我总不免油然而兴由古及今的联想。
乐道人善，乐于提携，这是一种善良宽厚的人品，作为有一定权位而且同行但却具有这种品格的人，他当更具有蔼然仁者的风范和光风霁月的襟怀。杨敬之是中唐诗人，官居大理卿，检校工部尚书兼国子祭酒，官高而工诗文，姚合在《寄国子杨敬之祭酒》一诗中，赞扬他“日日新诗出，城中写不禁。清高疑对竹，闲雅胜闻琴”。他所作的《华山赋》，深得韩愈和李德裕的赞赏，传布士林，而韩愈在《答杨子书》中，也曾提到孟郊、崔群、李翱等人对杨敬之的交口称誉。这样一个身居高位而又擅长诗文的人，对他人的作品很容易出之以视而不见的轻慢与轻忽，或者出于褊狭自私心理的排斥与贬低，古今文坛均不乏其人。但是，杨敬之却不然，历史记载他“爱士类，得其文章，孜孜玩讽”。例如他就与坎坷不达的李贺颇为友善，十分欣赏他的作品。台州（今浙江临海）人项斯，是一位隐居30多年的落魄士子，他手持诗卷去谒见杨敬之，杨一见如故，写了《赠项斯》一诗，项由是声名鹊起，终于在会昌四年（844）登进士第，授丹徒县尉。虽是小小的县尉，但对于封建时代拥挤在仕途之羊肠小道上的读书人，也可以聊以自慰了。
项斯的诗传至今日的不少，在唐诗之林里，虽然未能一枝秀出，但也有他自己的风景。如写友情的《途中逢友人》：“长大有南北，山川各所之。相逢孤馆夜，共忆少年时。烂醉百花酒，狂题几首诗。来朝又分袂，后会鬓因丝。”写离别的《赠别》：“鱼在深泉鸟在云，从来只得影相亲。他时纵有逢君处，应作人间白发身。”都可吟可诵。而题为《长安退将》的“塞外冲沙损眼明，归来养病住秦京。上高楼阁看星坐，着白衣裳把剑行。常说老身思斗将，最悲无力制蕃营。翠眉红脸和回鹘，惆怅中原不用兵”，在写老将的众多唐诗中，这首诗仍有自己的特色。至于“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试新船。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不逢寒便老，相问莫知年”的《蛮家》，歌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生活，这在唐诗中就近乎是空谷足音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杨敬之本人的作品多已散失，只留下诗二首，断句四句。从他的断句“霜树鸟栖夜，空街雀报明”“碧山相倚暮，归雁一行斜”，可见他的诗艺有相当水平。然而，我们今日虽然不免遗憾，但值得庆幸的是，《赠项斯》一诗毕竟全璧留存，而“逢人说项”也成了中国成语中的一颗明珠；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人为文坛留下了一种高尚的精神范式，至今仍是一方明镜。
项斯诗作的流传，很大程度上当然应该归功于杨敬之的“说项”。有时我不免遐思远想，唐代诗歌的繁荣，除了大家常常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诗人之间的互相切磋激励，特别是有地位而年长的人对布衣对后辈的扶持，是否也是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原因呢？同辈之间不必说了，如李白和杜甫（李杜）、白居易与元稹（元白）、刘禹锡和柳宗元（刘柳）、刘禹锡与白居易（刘白），更值得我们怀想的，是前贤对后进的青眼，如顾况与白居易、韩愈与贾岛、孟郊和李贺。年轻的白居易初到长安谒见顾况，奉上他的以《赋得古草原送别》开篇的诗卷，如同学子奉上考卷给试官，心中该是何等忐忑！如果顾况既没有识珠的慧眼，又没有提携后进的热心，不说诗史上就没有白居易，他的脱颖而出至少要推迟若干年月。韩愈如果不降尊纡贵去看望少年的李贺，李贺就不会立赋《高轩过》，就不会深受鼓舞而诗思更加如同喷泉。同样，“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赠贾岛》），韩愈看重孟郊，而对因“推敲”诗句而冲撞了他的仪仗的贾岛，他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引为诗歌的同道和良友。韩愈是一代文宗，他飘扬的文旌，对后辈是呵护也是激励与召唤。
“到处逢人说项斯”，千年之后，文人相轻之风愈演愈烈，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病症愈益流行，杨敬之的风标也因之愈加令人回眸怀想。
八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天宝五载，也就是公元746年，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应试落第后漫游齐鲁与吴越的杜甫，已经从25岁意兴飞扬的青年进入了35岁的哀乐中年，他又一次西入长安，再次开始他踏入仕途的努力。10年后，他的种种努力与挣扎终归泡影，这位伟大诗人履历表中添上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10年京华旅食生涯。
天宝九年（750），韦济由河南尹调任尚书省左丞。贫困潦倒的杜甫，以前曾向他投赠过一首诗《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这回又连续上诗两首，大约相当于现在包括自我介绍在内的求职材料，即《赠韦左丞丈济》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后一首诗里，杜甫不无自豪地说，他年少时就由乡贡而去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他的赋可以和西汉的大赋家扬雄匹敌，而诗则可以与三国时的大诗人曹植相比，名书法家李邕和名诗人王翰虽然都是前辈，但前者希望和他认识，而后者则愿意做他的邻居。向来并始终谦逊的杜甫，如上自负的豪言壮语并不多见，这，也许是要求别人引荐，也就要把履历写得光彩一些，如同现在申报职称材料，不免要附上某某权威或某某名人对自己的评价；另一方面呢，该是杜甫遭受了多年的压抑与挫折之后的心理反弹吧？那位身居要津的韦济，虽然据杜甫说对他“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却口惠而实不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直至天宝十四年（755）秋，杜甫才由一介布衣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因为“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才改任正八品下的看守兵器甲仗、管理门禁锁钥的小吏。不过，高官韦济之流早已不知何处去了，如果不是杜甫的诗，恐怕除了唐史专家，已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而杜甫的诗却长留于天地之间，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语，则不仅是杜甫宝贵的经验之谈，还可以作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座右之铭。
在向韦济赠诗的同一年，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而流传至今包括杜甫40岁以后作品的《杜工部集》，也才1000多篇，作于天宝九载以前的已不足50首，可见至少有1000首以上的杜诗因种种原因而散失了，如同许多本应为我们拥有的珍宝，我们尚未见到就已经永远失去，思之令人叹息！然而，40岁的杜甫说自己“读书破万卷”，这却毫不夸张，暂且不论他40岁以后的许多力作，仅40岁以前他就已写出千多首诗篇，其中流传的《画鹰》《房兵曹胡马》，特别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望岳》，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既是杜甫自己的创作谈，又可以视为他对唐诗获得光辉成就原因的一个概括。后一点，今人似乎很少论及，我如此揣度前贤，杜甫会同意吗？
唐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辉煌的顶峰，重要原因是唐代以前的1600年诗歌史，以北之《诗经》南之《楚辞》开始，历经汉魏六朝八代的发展，在思想精神、诗体形式、艺术手段、风格流派以及语言艺术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宝贵的传统。唐代诗人整体上都勤奋好学，含英咀华而南北交融——读书破万卷；继承前代的优良传统，唐代的诗人都积极进行艺术创造，不愿和前代的诗人诗作雷同，而力求开创出新的诗世界——下笔如有神。如同早霞的仪仗队已经布满天空，金色的太阳就要喷薄而出；如同千百条河流已经汇集到海边的出口处，尾闾东注就要汇合成浩荡的汪洋。
杜甫当然是唐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杜甫绝对早慧而且极具天才，但他又是一位“读书破万卷”的集大成的学者型诗人，而且将后天的学力和天才的创造——“下笔如有神”，结成诗的良缘。没有传承，就没有开疆拓土的基地；没有创造，就只能固守旧有的田园。杜甫在生活道路上穷愁一生，在诗歌领地上却成为一代王者。暂不论这株参天大树的整体，且仅仅摘取一枝一叶吧。《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携手日同行”，源自《诗经·邶风·北风》中的“携手同行”；《佳人》中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源自《诗经·小雅·四月》的“相彼泉水，载清载浊”；《登高》的“无边落木萧萧下”，源自《九歌·山鬼》的“风飒飒兮木萧萧”；《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的“秋风袅袅动高旌”，源自《九歌·湘夫人》的“袅袅兮秋风”。庾信《奉和赵王隐士诗》的“野鸟繁弦啭，山花焰火燃”，启发了他《绝句二首》其二的“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灵感，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的“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被他《宿江边阁》的“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推陈出新，而其《放船》中的“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不也是脱胎自阴铿《和傅郎岁暮还湘州》的“棠枯绛叶尽，芦冻白花轻”而青出于蓝吗？
杜甫能登上唐代诗歌的绝顶，与李白并肩而立，令后人以高山仰止的心情遥望和瞻望，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读书破万卷而转益多师，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如同银行中有巨额的存款，才可能出手不凡。当代有的作家，先天本来不足，后天又严重失调，根基浅薄，还以没有读过某某古典名著为荣，有的人的写作量远远超出自己的读书量，又偏偏要以作品数量示人骄人，这就好像手头本无几文积蓄，入不敷出，却又要大肆挥霍，虚夸示众，正如《红楼梦》中所说，架子虽没有倒，内囊却全上来了。即使一时可能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最后还是会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让我们听取千年前杜甫的自白和忠告吧。
九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杜甫《南征》
对于一个不入流的作家，有没有知音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本身就没有重量。一位优秀的杰出的作家没有知音，不论他如何淡泊世俗与名利，也会感到不被理解不被认识的痛苦。而一位伟大的作家呢？
安史之乱中，杜甫陷身于安禄山占领的长安，后来因大云寺的僧人赞公的帮助，乘乱从金光门逃出，步行至甘肃的凤翔，肃宗授他为“左拾遗”，不久因为上疏营救罢相的房琯，几遭杀身之祸，幸亏张镐进言才得免于难。肃宗特许他回鄜州探视家小，实际上等于放逐。这倒是成全了作为诗人的杜甫，他以沿途和到家后的见闻与感受，写成了有名的《羌村三首》与《北征》，并从此与官场无缘而有缘更深入百姓的生活。
《北征》长达140句，是杜甫古诗中篇幅最长的一首，因其身世之感与时代社会的两相交织，故被称为“古今绝唱”而常为后人提及。他晚年流落湖湘，在《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中说“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之后，大历四年（769）的春天，在从岳阳到长沙或是从长沙到衡阳之间的孤舟上，老病的他又写了一首《南征》。《北征》与《南征》，是北与南、前与后交相辉映的诗篇，前者具有史诗的规模，波澜迭起，所以分外引人瞩目，而后者是抒情小品，细流涓涓，因而不太为人所注意。其实，如果不以篇幅而论，《南征》应该是《北征》的姐妹篇。过去，一些年长的姐姐，不也常有可爱的小妹吗？何况这首诗的结句，是杜甫内心的创作痛苦的罕见的流露，其间透露的消息，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大历五年（770）秋冬之交，杜甫逝世于潭州到岳阳之间的汨罗江的上游，终年59岁，生时默默无闻，死后也默默无闻。绝非廉价的广告，也绝非小圈子的私心，秉性忠厚而谦逊的他，生前总是不遗余力地推重前辈、推许同辈和推许晚辈，而“念我常能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但却从不善于也不喜欢推销和宣传自己，和时下某些作家之善于乐于自我炒作大异其趣。有的人写所谓的创作谈或别的什么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少不了要引自己的大作为证，涂脂敷粉而得意扬扬，这正如古希腊泰勒斯的一句名言所说：“自知最难。”杜甫对自己的才能与作品甚至包括诗学遗传都相当自信，他说“诗是吾家事”，很以他的祖父诗人杜审言而自豪，他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也不无得意地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可见他少年早慧。然而，杜甫却无心在文坛与他人争一日之短长，更不像时下某些作者一样，千方百计地贬低别人以显示自己的高明，他不争一日而争千秋。诗歌，是他的呼吸和生命，是他对时代的答卷，是他对历史的通牒，而不是一种自我表演，或是换取名利的工具。然而，任何作家，包括说过“作为一个不愿抛头露面的人，我的雄心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包括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只寄去1000字的书面发言，并且在结尾时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已经讲得太多了”的美国作家海明威，都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为读者所接受和欣赏，不然，作家为什么不只写绝对仅供自我阅读的日记呢？“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生命行将走到终点的杜甫，回首自己一生纸上的歌哭，终于发出没有知音的长叹息，1000年后，我听到的，是他发自胸臆不吐不快的莫大痛苦与悲哀。
杜甫的同时代人，曾经赞扬过他的，除了地位较高的韦济和严武，还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任华，晚年在湖湘还有寂寂无名的地方小吏郭受与韦迢，但他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却没有任何表示，一律“沉默是金”。对王维，他誉之为“高人”，称其诗“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十二首》），但王维却没有写过诗给他。他曾和高适、岑参同游，有的还曾同事，对高适是“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书记》），“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奉简高三十五使君》）；“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对岑参也倍加赞扬，但高适和岑参赠杜甫的诗，却绝口不提他的作品。他在夔州读到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后，极力赞扬说“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但元结编唐诗选《箧中集》，却未选杜甫的诗。当时还有几种重要的诗选本，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收诗的年代和杜甫的生平大致重合，但也均遗漏了他的名字，同时代的芮挺章的《国秀集》主选盛唐之诗，竟也不及杜甫之作，其不可思议，如同今人要编一部现当代诗选，竟可以把艾青打入冷宫，当然，青年诗作者中的狂人，早在1980年之初就扬言“要把艾青送到火葬场去”，那自当别论。
最令我心怀不满的是李白，以及后人加工的李杜交谊的佳话。杜甫年轻时曾经和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漫游燕赵齐鲁，前后写了14首诗给他。“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独具慧眼地推许他是诗坛的天下第一高手；李白流放夜郎，他又写了《梦李白二首》：“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对李白是何等情深谊长。然而，李白只给杜甫写过两首诗，即《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并只字未提他的作品，惜墨如金。但是，这位诗仙对杜甫之外的人也曾用墨如泼，“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对孟浩然的赞美是人所熟知的了；而对名字与作品都不传的刘都使，他也曾夸赞“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赠刘都使》）；对韦良宰太守，他也称道“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对和尚仲浚，他也称许说“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对李白，杜甫是终生心中藏之，何日忘之，李白却在写了上述平平浅浅的赠杜甫的两首诗之后，就干脆把他忘记了，以后再未见提及。至于《戏赠杜甫》一诗，究竟是出自李白手笔，还是好事者所为，今日也难确定，而且此诗语涉讥嘲，李白再大大咧咧，对杜甫尚不致如此吧？总之，如果李白以后有赞扬杜甫作品的诗，却被历史所遗失，我还稍觉慰安，但从杜甫的“未见有知音”看来，这种可能性几等于零，因为如果有了李白的评价，杜甫就不会有这种叹息，也许在杜甫的痛苦中，就有李白未能成为“知音”的痛苦，也许这种痛苦，还是他的痛苦中最大的痛苦。今人大谈李杜之如“双子星座”，情谊深长，诗坛佳话，我以为如单说杜甫则可，一定要包括李白，那只能说是出于好心的一厢情愿和凭空想象。
杜甫受到同时代人的冷落，原因恐怕出自多方，但他地位低微而时人又缺乏慧眼卓识，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时下某些作家、评论家和研究当代文学的人，也常常只喜欢赞扬有交情的作者，反复炒作已出名的作者，甚至吹捧或有权或有钱而作品并不见佳的作者，对地位不显名声不著的新秀或无名之辈，则往往十分吝啬。杜甫的地位与价值，要到中唐才逐渐被人所识，其中韩愈功莫大焉，时至晚唐，他的诗终于获得我们今日所艳称的“诗史”之号（见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至于“诗圣”之尊，则要迟至南宋了，见于诗人杨万里的《江西宗派诗序》。他远没有当代的聂卫平幸运，在中日围棋擂台赛11连胜之后，就戴上了“棋圣”这一至高无上的冠冕。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呵，在云梦泽之南岸，在杜甫南征过的湘江之滨，千年后撞击我心灵的，是他那悠长而又悠长的叹息！
十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其一
1000多年的时光滔滔逝去了，唐朝已经成为遥远的古代，但晚年的刘禹锡用他的竹笛吹奏的《杨柳枝词》，却依旧青春。
1000多年后，我在江南时常侧耳倾听。刘禹锡学习民歌又自出机杼，在写出《竹枝词九首》《浪淘沙词九首》和《踏歌词四首》之后，于61至63岁任苏州刺史期间，这位崇尚生命在于创造诗歌在于创新的诗人，在人生的晚年，又吟唱出他的得意之作《杨柳枝词九首》，而“听唱新翻杨柳枝”冠于其他八首之前，既是组诗的序曲，也是组诗的纲领。“梅花”，指汉乐府民歌横吹曲中以笛吹奏的《梅花落》，这一歌咏梅花的笛曲，原出塞北，用西部羌人的笛子吹奏；而西汉淮南王刘安属下的文人小山作的《招隐士》，其首句就是“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全诗多次咏及桂树。刘禹锡说，北方塞外，有以羌笛吹奏的《梅花落》的曲调，南方则流传淮南小山作的《招隐士》的歌词，其曲豪壮其词缠绵，但却都是前朝的旧曲老调了，新的日月需要新的歌声，且听我唱一曲新编的《杨柳枝词》吧。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年花胜去年红，“新翻”一语，表现的正是刘禹锡强烈的生命意识，以及他的革新与创造的精神，我们如同仰望蓝天劲健的鹰翅，如同遥望大海奋进的风帆。
夕阳西下，第二天升起的是又一轮新的朝阳；万花纷谢，明年开放的是又一树新的花朵。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守成而在于创造，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守旧而在于创新。唐诗最大的特点，它的传唱不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创造性。近300年的唐诗，题材领域屡经重探与开拓，创造了“绝句”与“律诗”这一近体诗的新的诗体，对“古风”“歌行”等古体诗也赋以新意，追求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诗歌语言的试验与创造也成就斐然，它不沿齐梁，不袭汉魏，有唐一代的新诗，如同新鲜名贵永远也不会腐败的水果，使千年后的我们观之仍然一新耳目，品之而口颊留香。“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在唐人之前，有谁以这种如椽之笔，抒写过西部边塞的风光呢？它令今天的新边塞诗人也心慕手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在李白之前，咏月亮的诗人确实不少，有谁，能像他那样，使得月光成为天下所有流浪人的乡愁呢？数十年前，原籍湖南的台湾诗人洛夫，就曾以《床前明月光》为题赋诗：“不是霜呵／而乡愁竟在我们的血肉之中旋成年轮／在千百次的月落处／只要一壶金门高粱／一小碟豆子／李白便把自己横在水上／让心事／从此渡去。”隔着一湾海峡，落满他心头的，仍然是千年前李白的月光。
300年的唐诗虽然有初盛中晚之分，但初盛中晚只是不同时期的河床，其中奔流的都是活泼的富于生命力的诗的流水。唐诗上承以前1600年古老而活水长流的阔大水系，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开辟了自己独特的河道，其中的优秀作品是永远也不会凝固的波浪。刘禹锡的诗呢？唐代不少诗人均有美名，刘禹锡则有“诗豪”之称，这一美称来自刘、白齐名而与刘禹锡交谊深笃的白居易。白居易是自负和自信的，但他惊叹说“诗敌之劲者，非梦得而谁”，“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这，固然和他豪爽豁达的性格与爽健豪雄的诗风有关，但也源于他的诗歌力求创新与创造的豪气。在政治诗、咏史怀古诗、风土民情诗和抒情酬唱诗的领域内，他跃马扬鞭，纵横驰骋，尽显诗豪的英风胜概。今天的读书人，谁不知道“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有谁不知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今天，卡拉OK虽然遍布城乡，声光化电使你享受现代文明，但是，“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那山野江边的天籁难道不使你在现代的红尘中悠然回首？刘禹锡北返洛阳经过扬州，和因病罢苏州刺史的白居易相逢。白居易在宴会上作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诗不免消沉，千年后我们还仿佛听到他的声声叹息，但刘禹锡回答他的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颈联得到白居易的激赏，称为“神妙”，至今仍是千年时间的风雨未能磨损分毫的警句。只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才有生生不已的艺术创造，而只有创造，才是个人与时代富于活力的标志。千年回首，你对唐诗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难道不会心向往之吗？
生命与艺术都不是贵在守成而是贵在美的价值的创造，一潭静止的死水激不起半点波澜，一条奔腾的江河才歌唱青春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