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相关概念
既然是研究毛泽东的宣传思想，那么首先要了解“宣传”“毛泽东关于‘宣传’的概念”“毛泽东的宣传思想”这些概念的定义和范畴。
一 三个核心概念
（一）关于宣传的定义
古今中外，给“宣传”下的定义共有一百几十种。
在中国，早在甲骨文中就已有“宣”字。据《史记·龟策列传》《淮南子·本经训》记载，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纣王兵败后死于“宣室”。“宣室”就是“通光透气之室”。通光透气是指空气光线的流通，转意为“由小变大”的流通，“宣扬”“宣畅”“宣言”（按古文义来说）都含有扩大的意义。“宣”的另一种解释是显示天命，所谓“风回转所以宣阴阳”，“宣阴阳”即显天命，以后就和“圣命皇权”相联系。“宣话”“宣谕”“宣旨”是传达皇帝的命令；“宣赦”是皇帝大赦罪犯；“宣慰”是皇帝安抚军民。“宣”意味着君主对臣下，指挥者对服从者，教育者对被教育者。源自汉文的日文中的“宣”字，也和古汉语同义。
“传”字最早出现于周朝金文中。按《说文解字》的释义，传（繁体字作傳），左边原义为“人”，右边义为“六寸薄”，“專”上半部为牵马之意。“傳”字意为行夫驾着马车，手持六寸长的竹简。这可以是君王向臣子传达命令，例如《左传》中有“晋伯以传召伯宗”；也可以是臣子向君王传达自己的想法，《左传》也有传者“以车驾马诣京师”；还可以是平级之间的传通，《说文解字》引“司局迁乘传行天下”。
据考证，较早将“宣传”两个字合为一个词的，是一千六百多年前东汉末年的陈寿。他在《三国志·蜀书·彭羕传》中写道：“先生（刘备）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这里的“宣传”二字指的是“宣上命于下”的意思。以后在汉语中，“宣传”都作“传达宣布”解释。《三国志·魏书·贾逵传》：“今城中强弱相陵，心皆不定，以为宜令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这是建议占领军派一个新降的将士，以现身说法去说服当地军民服从占领军的意思。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是古词意义的一种发展。起源于1632年罗马天主教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Pope Gregory XV）创立的“信仰宣传委员会”（Congregation For Propagating The Taith）。该委员会简称“宣传”（Propaganda）。其任务是派遣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宣扬教义，传达“圣父”“圣子”的福音。这和古汉语的“宣天命”不谋而合。不过，“宣传”一词的广泛应用，并不是仅仅出自宗教的力量，而是主要兴起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革命时期。后来通过日文的译介引进中国，并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广为人知。中国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汉语史稿》中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和中日甲午战争后，曾发生过外来词的大量涌入，从而产生大量西洋词汇假道日语中的汉字而回流汉语。据此判断，在这一时期，是日本人用汉字“宣传”来意译propaganda，随后又回流中文语词中的。
那么，现代意义的“宣传”一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其实，随着宣传活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宣传本质属性的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宣传活动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它涉及的社会目的、对象、范围、作用等不同，所以概念也很不相同。不少宣传家、理论家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解释，对宣传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
一类认为，宣传是一种舆论和心理控制。如：
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克列奇、克拉奇菲尔德、巴依诺门等认为：“宣传可以操纵群众的行为，而又要使这个群体里的每一个成员还以为他是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3]
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厄尔龙（Jacques Ellul）在其所著的《宣传：人们意见的形成》中指出：“宣传是一种由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控制的传播，企图由此影响群众之心理，使群众积极或消极地参与行动，并在心理上与群众结合在一起。”[4]
葛德林（G·E·G·Catlin）则认为：“宣传就是用适当的情绪或理智的方法在心理上注入某种见解。”[5]
林秉贤认为：“宣传是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通过某种手段无法实现目标时，所施以的一种心理策略。所以说，宣传是一种有意的控制社会心理的活动。”[6]
黎元江认为：“宣传是主体借助符号对客体进行以政治心理为主的心理引导的行为。其中最本质的规定是，宣传是心理引导。”[7]
另一类认为，宣传就是传播观念、影响他人。如：
前苏联学者肖·阿·纳索拉什维里在其所著的《宣传心理学》中指出：“宣传工作的目的是要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8]
英国学者坎伯尔·斯特阿特卿在其所著的《克尔之家的秘密》中指出：“所谓宣传就是为向别人施加影响而陈述事物。”[9]
李炎巨、陈开国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宣传就是宣布、传播一定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以影响群众的政治活动，它是一定阶级和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其它斗争的重要手段。”[10]
李良荣认为：“宣传是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11]
戴元光认为：“宣传是宣传者（团体代言人）通过传播媒介传播信息，以左右和影响众多接受者思想和行为的一种对策。”[12]
李德平、郭强认为：“宣传是一种借助一定物质载体进行的传播活动，它是人们传播思想、观念和信息以影响对方的社会性行为。”[13]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卷中关于“宣传”的词条是这样表述的：“宣传是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态度，引导人们的思想及控制人们的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
英国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宣传的定义也大致相同：“宣传是一种借助于符号（文字、标语、音乐、服饰、徽章、发式、邮票及硬币图像等等）以求左右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为的有系统的活动。”
上述各种有关宣传的定义；之所以各有差别，有的固然是由于根本的政治理论上的差别，有的则是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有的比较注重从宣传的目的来界定宣传的定义，有的比较注重从宣传的现象来界定宣传的定义；有的比较注重从宣传的本质来界定宣传的定义；有的比较注重从宣传的政治性来界定宣传的定义；有的比较注重从宣传的社会性来界定宣传的定义。
而我们认为，要给宣传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还得从它的本质特征入手。
宣传有什么本质特征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任何阶级、阶层和政党都有其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所进行的宣传，仅仅是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所采取的一种争取群众支持的手段。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14]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5]这些充分说明，宣传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任务所采取的一种争取群众、团结群众的手段。
第二，通过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施加影响，使之朝着自己预定的方向发展。宣传是一种以理服人的过程，也就是说宣传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强迫命令。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6]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又说：“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17]宣传不能是强制性的，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第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活动。宣传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活动，它既是社会存在的自觉反映，同时又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它具有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并进而推动客观世界变革的作用。
根据上述特征，我们可以把宣传定义为：广义的宣传，是泛指人们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观念、主张等一切方面的交流和影响。狭义的宣传，是专指阶级、政党、国家和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其特定的政治目的，有意识地传播和阐明自己的理论、观念和主张，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施加影响，使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的一种社会活动。
（二）毛泽东关于“宣传”的定义
什么是宣传？关于这个概念的含义，毛泽东的解释是相当宽泛的。他说：“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18]行动本身也是一种宣传，他说过：“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19]毛泽东关于“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20]的著名评价，也是从长征这一行动本身来论证其宣传上的意义的。毛泽东一向把宣传工作视为全党的任务，而不仅仅是宣传工作者的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新闻媒介也看作是主要的宣传机关。在他看来，“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指党的七大——笔者注）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21]在这里，“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的观点，明确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以及其他干部的双重任务。他们既是某一方面的实际工作者，又是党的宣传工作者，二者既有区别，又是融为一体的。这体现了毛泽东两个方面的思想：其一，革命战争年代，宣传思想工作十分重要，需要全党全军全体革命干部群众随时随地做好宣传工作；其二，宣传工作就应该包括教育、新闻、文艺等文教工作。这从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1940年10月14日）就可以看出。这个《决定》把党的宣传工作范围规定为：
1、领导和进行党外的宣传工作及鼓动工作（包括对敌伪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内）；2、领导和进行党内的教育工作，一般党员教育和干部教育（包括党校及干部训练班在内）；3、指导和进行国民教育；4、指导和推动文化活动（指文化、文艺与学术上的活动）；5、领导和组织党报的出版与发行，并编审和出版各种书籍、教材及宣传品；6、研究敌人方面与同盟者方面的政治动向及宣传政策，并及时提出我们的宣传对策；7、影响和指导非党的文化、教育、宣传、鼓动等机关或组织。
《决定》还要求“党的各级宣传部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政治任务及党的建设的需要来规定自己在每一时期中具体的工作任务”[22]。
这就明确了党的宣传工作包括党外宣传鼓动、党内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化活动、新闻出版、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从那时至今70多年，这一工作任务或者说范围没有大的改变。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载：中共中央宣传部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1924年5月，中央正式决定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罗章龙为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取消。197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成立。主要职能是：负责指导全国理论研究、学习与宣传工作；负责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协调中央各新闻单位的工作；负责从宏观上指导精神产品的生产；负责规划、部署全局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配合中央组织部做好党员教育工作，负责编写党员教育教材，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和改进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受党中央委托，协同中央组织部管理文化部、新闻出版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管理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和代管单位的领导干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部长的任免提出意见；负责提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指导宣传文化系统制定政策、法规，按照党中央的统一工作部署，协调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23]
与毛泽东关于“宣传”一词含义相适应的是他关于宣传形式的说明。在毛泽东看来，宣传工作不是为了宣传而宣传，而要注重效果。宣传要从实际出发，要有针对性，要讲求艺术。要善于运用各种各样的丰富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和途径开展宣传，最大限度地发挥宣传工作的实际效果。仅《毛泽东选集》提到的就有十多种，如标语、图画、歌谣、壁报、讲演、群众大会、谈话、传单、布告、宣言、论文、报纸、书册、戏剧、电影、募捐活动等。实际上把传播信息的全部形式，有声的和无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都包括了进去。形成全天候、全方位、立体式的大宣传格局，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重视和运用这种强大的宣传力量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宝贵经验之一。
毛泽东一贯主张采用标语、口号、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形式多样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开展党的宣传工作。1931年，毛泽东曾明确要求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以帮助群众答疑解惑。《时事简报》很好地发挥了宣传的作用，打破了群众保守思想观念，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激情，在中央苏区推动群众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广泛地动员群众支持抗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24]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要求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团结抗战这一方针。通俗、丰富的宣传形式，具有极强的渲染力和感染力，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也很容易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达到了很好的宣传传播效果，有效地推动了群众支持抗战、参与抗战。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也多次指出，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群众集会场合，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群众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从毛泽东对宣传工作的论述和对宣传工作的要求来看，毛泽东所理解的宣传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以及党领导的传播机构，向全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团结和引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鼓动工作。党的宣传工作的实质是，正确地运用革命理论，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革命自觉性，提高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并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对人民的影响，以实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党的宣传工作，实际上代表了党在整个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
（三）毛泽东的宣传思想
1.关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思想带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发展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很好地发挥了指导作用。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包含六个方面：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
其中，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就蕴含着他的宣传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毛泽东看来，宣传思想工作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他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精辟地论述了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毛泽东还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的重大作用。他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等许多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名篇，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政党。他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既是建党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他的宣传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其标志性的著作主要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给“毛泽东思想”下过两次权威的定义，一次是中共七大，一次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于延安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关于毛泽东的宣传思想
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宣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深刻揭示了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工作方法等关键问题，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体系。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很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目的、方针、原则、方法、途径等方方面面都有所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毛泽东把宣传思想工作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来抓，提出了“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观点。毛泽东的宣传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党内教育”和“通俗教育”两方面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具体来讲，在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就要服务于革命。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提出，《政治周报》的出版就是为了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15年后，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进一步指出：“中国工人的任务是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其二，毛泽东倡导实事求是、联系实际的宣传思想工作原则。他认为，宣传思想工作要“讲真话”“不装”“不吹”。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就必须要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
其三，毛泽东强调要坚持说服教育为主、进行疏导的宣传思想工作方针。他强调：“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其四，毛泽东认为，做调查研究，从对象实际出发，是宣传思想工作的工作方法。他强调，“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才能针对实际情况开展有效的宣传思想工作。“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二 几对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一）宣传与传播
关于宣传与传播的关系，学界多有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黎元江认为，宣传从广义上说，应是一种传播行为，所以把宣传作为传播学的分支来看待，也未尝不可。事实上，有些传播学专家就是将宣传称为“政治传播”的。不过，宣传不包含一般的传播行为，仅仅包含对社会心理具有引导作用的传播行为，而且是以引导政治心理为主的传播行为，所以，宣传学所要研究的，应集中于同以政治心理为主的社会心理引导有关的传播行为。[25]
李德平、郭强认为，传播（Communication）是人际信息的交流行为。原意在通讯、传达、交换（意见）、交流、交通等。就范围来说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体育等内容；就过程来看可分为大众传播，群际传播，人际传播和自身内向传播；就载体的形式来说：有声音、语言、图像、符号等；就媒介形式来讲，有报纸、电台、电视、电影、书籍等。宣传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通过各种传媒将特定阶级，群体或个人的政治主张、意图、观点晓之于众，影响于众的行为过程。就范围而言，主要包括政治、军事、思想、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内容；就过程来看，可以分为社会宣传，群体（团体）宣传，人际宣传；其传媒与大众传播相同；组织形式比较严密。宣传与传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传播比宣传包括的内容多，宣传是传播的内容。其次传播对信息偏重于发散、分享。宣传则一般都要将信息进行加工后再传播。所以宣传发出的信息更带有政治色彩和倾向性。再次，传播与宣传要求的效果不同。传播效果不及宣传效果要求得高，许多信息的传播，只是要求发散而已，并不要求反馈、调整。但宣传的目的就是取得效果。无效果的宣传是没有意义的。[26]
林之达认为，传播与宣传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第一，宣传与大众传播在发出信号的原因上的区别，与宣传同传播的区别相同，即，宣传者在发出信息以前就已经有想通过信息的作用使接受者理解、接收、赞同自己的观点、主张的动机和目的。第二，宣传与大众传播在信息渠道方面的区别，与传播同大众传播的区别相同，即，大众传播一定要通过印刷、电子等先进媒介，而宣传则不一定通过它，面对面也可以。第三，宣传与大众传播比起来，由于强调事先的目的性，而大众传播又强调传播媒介的先进性，这就决定了宣传对象就不如大众传播那么多、那么杂、那么散、那么不确定。第四，宣传把宣传目的的实现放在首位，而大众传播则把经济效益放到首位。
张笃行、张成形对传播与宣传关系的看法是：传播是人际信息交流的行为。原意为通讯、传达、变换（意见）、交流、交通，等等。就范围而言，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娱乐、体育等各种信息的传播。从过程来看，可分为大众传播、群际传播、人际传播和自身内向传播。就载体的形式来讲，有声音、语言、图像、符号等。就媒介的形式来说，有报刊、书籍、电台、电视、电影、广告等。宣传是为特定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将特定的阶级、群体、个人的政治主张、意图、观点晓之于众的过程。这是大众传播的一个内容。就范围来言，主要包括政治、军事、思想，还包括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娱乐等部分信息组成。从过程来看，可分为社会宣传、群体（团体）宣传、人际宣传。从宣传的媒介来看，一般都较为严密，特别是社会宣传组织更是这样。[27]
之所以把“传播”列为本书一个重要概念，一是因为宣传与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是因为毛泽东的宣传思想与传播学理论有着众多暗合之处，毛泽东在宣传实践中已经在自觉运用。如“魔弹论”——宣传具有强大效果；劝服理论——宣传要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等等。
（二）宣传与新闻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习惯于将新闻与宣传混为一谈。甚至以为用政治宣传的模式可以取代新闻传播的规律。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和联系往往成为人们深层意识中的一个“盲点”，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及其内在要求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常常受到来自行政方面和各种社会利益团体的干扰，而宣传本身的规律性和艺术性也经常被忽略。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宣传是“阐述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争取特定对象达到既定目的的活动方式，在阶级社会里，通常是一定的党派、团体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重要手段”。而新闻又具有传播一定思想观点以影响舆论的作用，各种政治力量与社会集团自然利用它作为宣传工具、宣传手段，为推行自己的思想、方针、政策服务，在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所以，人们才容易将新闻与宣传混为一谈。其实，新闻和宣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闻与宣传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新闻是报道客观存在的事实的，具有客观性。而宣传则是向人们灌输观念，所以它较多地体现了人的认识和主观能动性。但新闻在宣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新闻与宣传科学地区别开来。新闻传播信息，宣传传播观念，这是两者最基本的区别，由此引起其他一系列区别。
新闻与宣传的主要区别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传播内容不同。新闻传播的是客观事实，而宣传以陈述观点为主。新闻被定义为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宣传被定义为灌输或扩散一定观念，以劝服接受者的和目的性的社会行为。
第二，传播目的不同。新闻报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了解外界情况变化的心理需要，而政治宣传的目的则是表达一种意见、一种主张、一种对人对事的看法。新闻与宣传目的的不同体现出价值取向的不同。
第三，价值构成不同。新闻价值的构成，取决于新闻事实与公众利益的密切关系。新鲜性、重要性、知识性、趣味性等由于能够引起人们的共同兴趣，均可以构成新闻价值的因素；而宣传价值的构成，则取决于宣传内容与宣传者的利害关系。
第四，宣传重操控，新闻重沟通。宣传的本质在于其功利性，旨在对宣传客体进行操控和控制。新闻传播则以环境变化的最新信息来沟通整个社会。
第五，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政治宣传，发布某些信息，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时效、迅速、准确是新闻的生命。
第六，宣传重反复，新闻重新意。宣传受预设、恒定目标的引导，需要以相同的内容对宣传客体进行反复的灌输，而新闻传播期待的是“朝朝新世界”，忌讳老生常谈。且宣传重渲染的艺术，而新闻重客观事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28]
（三）宣传与教育
宣传工作与教育学同样关系密切。宣传工作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它包含着一定的教育因素，是教育活动的特殊形式。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的规律、原理和方法的科学，是整个教育科学体系中的基础科学。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活动中，一般都是运用教育学方法，遵循教育的规律和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宣传思想工作也可以称为宣传思想教育学。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地位，培养和造就亿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要靠长期的全面的教育才能实现。由此决定了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和教育工作紧密结合。教育学方法的根本特点，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这个根本特点与宣传思想工作的要求也十分近似。因此宣传与教育息息相关。[29]
三 与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相关的几个概念
（一）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是毛泽东的宣传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的许多内容就是由其新闻思想而来。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主要包括：
1.新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事业的灵魂。毛泽东认为，通讯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其性质都是由它们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即都毫无疑问的具有阶级性，为一定的阶级的利益服务。毛泽东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30]在我国，通讯社、报刊和广播电台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强调，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事业的灵魂，党报党刊要坚决按中央的政策进行宣传，不能搞独立。
2.新闻工作要践行群众路线，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全党办报”是对马列主义新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纲领。在1942年全党整风期间，党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党报的新闻改革，正式提出“全党办报”方针，并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门决议。1948年，毛泽东对“全党办报”又作了全面完整的表述：“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31]
3.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讲真话，传播真理。新闻工作的基本特性是运用新闻手段反映和评论事实，引导社会舆论。毛泽东指出，报刊宣传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十分重视报纸的社会功能，高度评价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32]
4.新闻宣传要有旗帜鲜明、尖锐泼辣的战斗风格和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文风。毛泽东身体力行，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他要求报刊文字生动，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毛泽东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毛泽东强调，必须废止“党八股”和“洋八股”，少唱空洞抽象的调头，“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3]。
5.建设又红又专的新闻队伍是办好报纸、做好新闻工作的关键。毛泽东明确指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只有这样，新闻宣传工作才能够做好，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34]而解决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一普遍的问题，也只有好好地学。[35]1957年7月，毛泽东在《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中提到：“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36]
此外，毛泽东还强调了新闻宣传工作要讲求策略和艺术；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党报上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毛泽东的文化思想
毛泽东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之一。它是建立在对于文化的本质及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整体考察之上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给文化下了科学的定义，揭示了文化的本质，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文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作用；二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提出并阐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三是毛泽东探索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制定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哲学的角度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37]
毛泽东的这个定义是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提出的。他在肯定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观念形态的文化对于政治和经济起着“伟大的影响和作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38]
毛泽东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就是根据中国革命的任务提出来的。“民族的”，就是同帝国主义文化对立的；“科学的”，是同封建主义文化对立的；“大众的”，则是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或文化专制主义对立的。当时提“民主”就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逻辑。[39]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文化战线的重要性。他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40]在这个讲话中，他充分地论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他认为，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他指导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实践，对中国旧教育的改造和新教育的创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毛泽东关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将政治作为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任何社会的经济、文化都是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学校教育更应该重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2.教育的对象是工农群众。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41]因此，教育为工农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宗旨，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宗旨。“干部子弟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42]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教育观，主张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3.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3]。这一教育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即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科学文化知识，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革命的“本钱”。毛泽东在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中，又特别强调学生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他说：“虽然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是灵魂，是统帅，是生命线，但作为学生来说，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代表一切，学校是以教学为主，是传授知识（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基本的部分之一。”[44]
4.教育的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结合。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45]又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46]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将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学习态度作比较，并指出理论脱离实际、本本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强调“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47]。
5.重视知识分子的教育。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历来都很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很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知识分子问题划入人民内部矛盾，并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48]
6.重视干部的教育。干部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49]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教育和培养干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39年5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50]这是我们党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组织的最早表述。
7.教育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毛泽东认为决定教育性质的核心问题就是教育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这是决定教育培养什么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教育作为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自然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样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这既是经过长期革命教育的实践形成的，也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强调：“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51]党主要通过制定教育方针、政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教育工作进行领导。
（四）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
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它看成“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内容和方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他的宣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坚持实事求是，讲究实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有灌输教育的原则；民主的原则；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循序渐进的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马列主义教育；历史知识教育；理想教育；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强调革命纪律教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阶级觉悟的教育；革命精神的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重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强调发扬民主，以理服人；教学要有针对性；民主的方法；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法；言传身教方法；对症下药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宣传鼓励的方法；警示教育方法；调查研究方法。[52]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思想政治思想在毛泽东的宣传实践和宣传理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毛泽东的宣传思想包含了他的新闻思想、文化思想和教育思想、思想政治思想。
但毛泽东的宣传思想不是简单地包含着他的新闻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和思想政治工作思想，而是与这些思想既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又是同步同向、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内在逻辑关系。
首先，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强调新闻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要求践行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旗帜鲜明的、尖锐泼辣的战斗风格又为百姓所喜爱，要建设又红又专的新闻队伍等，这些内容与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高度契合，宣传工作不一定是新闻工作，但新闻工作却是宣传的一种形式或者方式。毛泽东的新闻思想通过革命实践推进了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的形成，而他的宣传思想又不断地指导着新闻工作这种宣传形式的开展，两者相互促进。其次，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中国革命、建设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这使文化创作和传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宣传工作更具有感染力和渲染力，为群众所接受。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丰富了他的宣传思想的内容，提高了宣传效果，而他的宣传思想则为其文化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两者相得益彰。再次，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它的对象是工农群众。教育以内容分则包括思想、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要重视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教育，并且领导权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这些与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的目的、任务和原则是相契合的，两者可谓同步同向。通过教育群众为中国革命、建设培养群众基础和人才保障，有利于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宣传工作丰富了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教育为宣传建立群众基础。最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与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毛泽东的宣传思想与其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的方针原则、内容、方法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取长补短。而毛泽东的宣传思想在范畴上比其思想政治工作思想要广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为宣传思想提供检验的渠道，而宣传思想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方法的支持。所以，毛泽东的宣传思想与新闻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存在内在逻辑关系。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页。
[2] 本节罗列论著不再一一出注版本刊物，如下文引用再注明。
[3] 范明：《中外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 [法]厄尔龙：《宣传：人们意见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页。
[5] 黎元江：《中国宣传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6] 林秉贤：《社会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7] 黎元江：《中国宣传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8] 黎元江：《中国宣传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9] 黎元江：《中国宣传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0] 李炎巨、陈开国：《宣传工作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1] 李良荣：《再论新闻和宣传》，《新闻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
[12] 戴元光主编：《现代宣传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3] 李德平、郭强主编：《实用宣传学》，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2年版。
[14]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1101页。
[2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页。
[23]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摘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辞典》）。
[2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25] 黎元江：《中国宣传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26] 李德平、郭强主编：《实用宣传学》，香港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0—11页。
[27] 邵培仁主编：《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47页。
[28] 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9页。
[29] 宋锡仁等编：《宣传学讲授纲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9页。
[31]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32]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0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36]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39] 邓力群：《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1479页。
[42]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4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0页。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4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9页。
[49]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5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6页。
[52] 白海若：《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