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相由心生，心生万象。人作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和理性的实践存在物的有机统一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演绎着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的滚滚洪流。而置身其中，不断擎着文明大旗，斩风破浪、砥砺前行的人类，在跌宕起伏的征程中不断诉说着自我的情感、宣扬着族群的主张、传递着社会的信念、延续着人类的信仰。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人的心理活动在人类生产、生活和交往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占有着不可替代的席位，而由人的需要、人的情感、人的认识、人的思维和人的信念交叉织就的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弥漫在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人的精神性产物，更是伴随着人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的不断更新、发展和超越，塑造着人的精神状态、引导着人的情感生成、牵制着人的行为举止、规约着人的实践活动，进而潜在却又明显地影响着社会的演进和发展。

作为一种介于宏观社会心理和微观个体心理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氛围，在历史的车轮碾过一切时光的轰隆声中，社会心态作为一种神秘力量始终在场。从远古时代神秘图腾的膜拜中折射出的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生命的茫然和对于外界的恐慌，到农业社会小富即安的满足中反映出的对于土地的依赖、对于自我的约束和对于世界的封闭；从工业时代人定胜天的自信中凸显的对于技术的信任、对于人的超越和对于宇宙的开放，再到信息时代渴望交流的期待中演化出的对于知识的反思、对于人性的质疑和对于社会的回望，这些不断累积、叠加和发酵的社会心态，在被社会实践活动所左右和规定的同时，也因为相互之间的互动和交媾，成为影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并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因素。人的情感轨迹、精神状态、思想观点、价值观念和理想信仰，既是产生于人类生活生产等实践活动且被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心理历程，又是诱发、催生和牵制人的行为举止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心理因素。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群体性交往的需要成为人的主要心理需求，社会性活动的存在成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心态，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的情感、认知、思想和价值观念，并不再仅仅是个体的自我情绪宣泄和内心独白，更多的是群体性的价值宣言和整体性的心灵合唱。由社会心态构成、铸就和渲染的社会舆论、社会风尚、社会习俗甚至话语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信仰，在时代走到知识与技术并存、自由与秩序共生、发展与裂变同在的今天，愈加凸显心灵治愈和精神药方的突出作用。因此，接过心态研究的接力棒，负起心态培育的新责任，深入研究当下社会心态问题，对于破解社会心态的表象性难题、化解社会心态的根源性问题、推进社会心态培育的系统建构，进而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构建稳定和谐、运行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

社会心态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的客观现象，又是人类在对象化的感性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对象化世界，并是一个始终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展现新特征的过程。作为牵引、制导、影响和左右人们生活、生产和实践过程的一种精神力量，社会心态在群体性的社会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改革和发展进入到更具复杂性的今天，不断变化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实践形式，导致社会心态在保持相对静态的言说状态时，更多地凸显其动态发展的基本走样，对于人们的情感维系、情绪维护、认知维续和价值维持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相一致，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在生成一个复杂巨大的系统，并且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复杂性的一面。复杂社会条件下，社会发展过程的多重性，社会阶层分化的错综性，主体利益需求的多元性，民众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社会突发事件的极端性，网络社会参与的无序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性，使社会心态问题呈现更多的复杂性，尤其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发展之间的差异性、地域发展之间的差距化、文化建设过程的多元化、个体交往过程的交互性更是为构建和谐的社会心态提出了更加艰巨的挑战。因此，关注复杂社会的社会心态培育问题，适时展开复杂社会条件下心态问题研究，既是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研究不断深化的理论需要，又是改革关键期中国公民发展的心理支撑，更是信息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面发展和同步建构的客观需要，具有极强的现实急迫性和理论重要性。

理论总是反映着现实，遵循着实践，观照着时代。社会心态的冲突性、矛盾性和示范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秩序的失序性、动荡性和非平衡性，已经以十分突出的形式向我们告示着培育一种良好的、积极的、健康的社会心态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是当前复杂社会条件下，根治社会秩序失序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之一。党和国家已然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注中、从学界学者的跟踪研究中认识到社会心态问题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将社会心态培育问题纳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局，作为心理健康和谐的标志，形成构建和谐文化的强大力量。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里程碑式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四十二章“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中同样郑重提出了“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的任务目标，将社会心态培育问题作为国家宏观战略第一次予以明确确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同样将“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的目标作为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再一次予以提出。党的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更是将培育社会心态作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关键途径，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的新任务。从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部署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党和国家对复杂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问题的敏锐把握和高度自觉，同时也说明党和国家已然将社会心态问题以及由此构成的国民性格、公民心理、核心价值观和主流信仰的相关问题，提升到关乎民族国家人民群众的道德素养、文化强国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持续发展，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整体上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状态和性质，社会心态问题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对社会心态的研究也日益凸显其多元化、时代化和具体化特征。本文研究结合复杂社会条件下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和实践生成的心态特点，在深入掌握我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多样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在明晰当下中国的发展性与社会心态问题的冲突性密切关系的前提下，归纳总结和概括提炼我国目前社会心态的基本现状，重点研究复杂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的科学内蕴和时代特色、演进轨迹与嬗变特点、现实问题与制约要素、培育基点与培育理论、发展态势与调控方式，提出培育和谐的社会心态的总体目标，探索更具系统化、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和谐社会心态的培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