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告与工作

修道制度源自东方。公元3、4世纪间，埃及人圣安东尼（Anthony the Great）为了远离世人、接近上帝，独自奔赴沙漠。后来又有几个人也这么做了。虽然他们没有一同出发，但后来走到了一起。这几个人便成为聚居修士。他们想要像耶稣一样，忍受贫困，坚守贞洁，听从上帝及其使者的旨意。西方的修道主义之父是努西亚的圣本笃（Benedict of Nursia）。他是公元6世纪的意大利人，在拉齐奥的卡西诺山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在此修行的聚居修士都要遵守他订立的生活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祷告与工作两部分（19世纪，一位本笃会修士用拉丁语将其概括为ora et labora，这句话广为流传）。有些人，如爱尔兰人，另有自己的修行方式。但中世纪的大型修道院大多都沿用了圣本笃的本笃会制度。其中最有名的修道院是公元910年在勃艮第建成的克吕尼修道院。两个世纪后，一位改革派修道院院长认为克吕尼修道院年久失修，便在向北100公里外的西托建造了新的修道院。最初建成的修道院渐渐地都有了各自的附属分支。这样，分散在各处的同门修士便形成了一个修会。比如克吕尼修道院形成了克吕尼修会、西托修道院形成了西多会等。这些修会都以严格、朴素而著称。

不仅男性可以进入修道院，女性也可以。女修道院设有修女院长。中世纪最著名的本笃会修女院长要数宾根的希德嘉修女（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她是一位神秘主义者，能够预言未来，此外还从事医学工作。她创作的圣歌传唱至今。她的修道院现位于德国西部，20世纪初曾被重新修建。现存的女修道院还有很多。读者不妨去看一看葡萄牙的阿尔科巴萨修道院。这座修道院位于波尔图和里斯本之间，其外墙在18世纪重建成了巴洛克风格，但中殿仍是典型的中世纪风格。这座修道院所在的位置原本是国王的土地，国王将其送给西多会。院内高耸的立柱、明亮的空间、朴素的装潢正是西多会喜欢的风格。“死去的王后”伊内丝·卡斯特罗（Inês de Castro，1325-1355）之墓至今仍在修道院内。她曾是葡萄牙王子佩德罗（Pedro）的未婚妻。佩德罗非常爱她。但出于政治原因，国王派人将她杀害。佩德罗即位后，立刻命人将爱人从墓中挖出。他让伊内丝的尸身和自己并排坐在宝座上，并要每一位参与谋害她的人上前亲吻她的手。

也许阿尔科巴萨修道院承载了太多的世俗纠葛。如果您更喜欢纯粹一些的修道院，可去的地方也有很多。从瑞典到加利西亚，从波兰的波美拉尼亚到法国南部，到处都有西多会的修道院[3]。其他的大型修会也都有自己的分布网。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普照四方本就是它们的原则。修道院拥有大片田产，吃穿用度都不需要依靠当地政府，因而修道士们得以专心修行。修道院就这样成为整个基督教的支柱。克吕尼修道院从组建伊始就被明确定为教皇直属修道院。11世纪，为巩固教会在西方的势力，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等推行了“格列高利改革”，克吕尼修道院成为这场改革的中流砥柱。两个世纪后，西托修道院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这两座修道院如今都位于法国境内，但却并没有那么“法国”。西托修道院的第三任院长圣斯蒂芬哈丁（St. Stephen Harding，1050-1134）生于英国，游历于苏格兰，求学于巴黎，朝圣于罗马，最终才定居于西托。与他同一时代的另一个圣人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将西多会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之所以称其为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是因为他在克莱尔沃同几位修士一同建立了西多会的小修道院。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是12世纪最重要、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同所有名人一样，他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西多会修道士，他主张谦卑、收敛，用苦修来平静浮躁之心。另一方面，他经常四处走访，凡事都要插手，到处都是他的声音。听说罗马教廷对教皇的人选争执不下，他便奔赴意大利去支持其中一方。回到法国，他又为国王出谋划策，对反驳他的人大发雷霆。就连罗马帝国的皇帝都要听他讲道。为了教导世人，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大地。

当时的教会以福音书为名，将维护和平作为自己的使命，或者说至少是想让人们的道德行为变得平和一些。它逐步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遏制战争，如规定每周有几天是禁战的，鼓励有武器的人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平民免受战争之苦。“庇护权”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古代，它使一些地方独立于战场之外不受侵犯。中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将庇护权用在了自己身上。人们可以在那里受到上帝的保护。就这样，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基督教扮演了“文明传播者”的角色，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柔和的协调方式可能会是事倍功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