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

公元8世纪至11世纪，基督教在欧洲大陆上的传播越来越广。在大多数情况下，信仰基督并不是圣徒传道的结果，而是出于别的原因。查理大帝就是凭借手中的利剑让撒克逊异教徒改信基督的，不过他却因此成为基督教的功臣。腓特烈一世非常崇拜查理大帝。12世纪，他让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伪教皇将查理大帝封为圣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教会又从圣人名册里除了他的名，以表示教会不赞成用如此血腥的方式劝人入教——但并没有不允许人们继续崇拜他。今天，在比利时、法国北部及德国北部，人们仍然会举行庆祝活动来纪念他。

大多数时候，信仰的颠覆都是自上而下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国王决定成为基督徒，那么整个国家就都得信奉基督教。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克洛维，各国的大公们之所以改变信仰，地缘政治是很重要的原因。从公元9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就分为两极：一边是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另一边是拜占庭帝国。为了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双方都盯上了不信这些教的君主们，将传教士派到了他们身边。公元861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一世（BorisⅠ）选择了拜占庭的基督教。同一时期，塞尔维亚大公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波兰大公梅什科一世（MieszkoⅠ）的妻子来自波西米亚，本就信奉天主教，再加上神圣罗马帝国就是他的近邻，公元966年，梅什科一世接受了罗马基督教的洗礼。1000年左右，匈牙利国王伊什特万一世（Stephen Ⅰ）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就这样，随着各国出于战略的考虑或结盟的需求做出选择，一道长长的“楚河汉界”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形成了，它一直延续至今。

民间传说总是会把国王大公们的选择描绘成真诚的精神意愿，有的时候几乎都用到了市场营销学中的标杆分析法[2]。公元9世纪，一群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西部来到今天的乌克兰。他们联合斯拉夫人建立了一个小国——基辅罗斯公国。这个公国被认为是今俄罗斯的摇篮。公元10世纪末，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还没有信仰，他想选一种宗教。据说，他让人叫来了当时所有教派的代表：巴格达的哈里发派来了穆斯林，笃信犹太教的哈扎尔人从黑海附近赶来，教皇也派了使者。弗拉基米尔将这些宗教一一拒绝，因为伊斯兰教禁止饮酒，犹太教的信徒过于分散，罗马的基督教太过严苛。就这样，伟大的弗拉基米尔一世选出了最美好、最虔诚、最令人愉悦的东正教。至今，很多俄罗斯的东正教信徒依然在讲述着这样的故事。历史学家则更愿意指出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基辅小国与拜占庭帝国在军事和贸易上都有往来，而且拜占庭帝国还为弗拉基米尔准备了一份他难以拒绝的皈依大礼。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接受了洗礼，随后，他不仅得到了一座城池，而且迎娶了皇帝的亲妹妹安娜·波菲罗耶尼塔（Anna Porphyrogenita）。Porphyrogenita的意思是“出身皇族”。这场婚姻夯实了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为几个世纪后俄罗斯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国王大公皈依基督教后，他的整个国家又是如何改变自己的信仰的呢？这一点如今当然很难考证了。史书中通常都记载着一些集体受洗的奇闻，但实际上，世事总会有不那么顺利的时候。公元10世纪初，在今天的挪威有一位维京族的国王。他有几位姻亲兄弟在今天的英国地区当国王。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位挪威国王信奉了基督教。回国后，他就想让全国的子民都成为基督徒。这个想法为他的国家带来了数十载的动乱。教堂被烧毁，教士被驱逐，人们用尽各种方法来抵制这个他们极度排斥的宗教。但是到最后，挪威人还是成了基督徒。

其他地方是否也像这般阻力重重呢？我们不知道。在历史记忆中，这样的抗争即便发生过也早已被遗忘、早已被掩盖了。在人们的记忆中，国王大公们的战略选择都是天意，百姓一呼百应也归功于上帝的指引。随着时间的推移，弗拉基米尔这个受洗者成为整个俄罗斯的施洗者，伊什特万一世之于匈牙利，梅什科一世之于波兰，墨洛温王朝的克洛维之于法兰西，概莫如是。在所有蛮族中，法兰克人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在卡佩王朝时代，罗马教廷甚至称法国为“教会长女”。